【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2013              

康正果:军党中苏之纠结及其间的权斗——从井冈山到陕北(下)

作者: 康正果



博古本名秦邦宪,字则民,江苏无锡人。1925年9月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加入中共,留学苏联莫斯科 中山大学,回国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他的临时中央负责人之职属于临危受命。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紧接着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潜伏 城市的中共党组织顿遭破坏,活动在白区的共产党员被大批捕杀。中共中央领导人冒险在上海为共产国际做传声筒的日子已很难再混下去。周恩来逃往苏区,王明飞 往莫斯科。他们俩临行前,在一家小酒店召来博古和卢福坦开会,议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康生等六人组成。共产国际不久复电批准,指 定24岁的博古为总负责人。像博古这样在党内毫无资历的年轻人一朝擢拔为中共中央的头号人物,远在苏区“打仗消灭敌人”的毛泽东等人也许会感到特别意外。 其实就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获选条件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让博古干这个工作,至少比他的前任向忠发要称职多了。

通 常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博古特别精通俄语和马列理论,口头和笔头表达也很不错,而且能紧跟共产国际的步调,忠实传达那里发来的指示,让他承担莫 斯科传声筒的任务,可谓再合适不过,遍苏区的老革命中也很难找出如此干练的人才。毛泽东早在年轻时就约过陶毅去苏联学俄语,只可惜他并没去留学,后来就形 成了他与“洋房子先生”们那可恼的差距。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守在顾顺章被捕后的上海,共产党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捕杀,博古干这个中央 总负责人的工作,所冒的风险比起在苏区打仗可要大得多了。那时候能逃离的各领导都已逃光,直到上海实在待不下去,博古与陈云才最后一批逃到中央苏区。博古 到苏区一年之后,中共中央于1934年1月15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改选政治局,毛泽东正在闹情绪,没出席大会,但他还是被选入 12个政治局委员之列。政治局的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项英四人组成,总负责人博古随之就任总书记之职。关于“总书记”这个 名分,周恩来起初是不赞成设立的,他坚持博古仍维持“总负责人”的称号。但由于项英和张闻天主张立即正名,以便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后经共产国际批准,博古 的名分最终总算完成了法定手续。后来党史上一直把博古称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沿袭了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看法。 35

以博古为首的国际派后来被毛泽东戴上教条主义的帽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他们在中央苏区所搞的一系列建制,也属于一种马列主 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而且结合得比毛泽东那一套更早。尽管其中照搬移植的成分很大,却在中共政权的建制上更具有奠基的贡献。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称和政 府各机构的组成,到有关法令的颁布,到财务机构,军备训练,文化教育设施,群众组织,文艺活动和宣传工作,无不显示出主持创办人效仿苏联的特色。据蔡孝干 所述,苏区建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列宁师范学校等学校;创办了《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报刊三十四种;另有工农剧社 和蓝衫团等文艺演出团体以及红色体育运动,还有扫盲识字班和妇女、少先队等组织……毛泽东“养病”期间,所有这一切红色的新事物都开展得轰轰烈烈。36 在狭小的苏区内,高华在其论著中所嘲讽为“苏式社会”或“俄化气氛”的情况恰恰说明,正是国际派的移花接木,初步搭起了中共红色政权特有的架子。这雏形后 来到延安更得到充实和扩张,在1949年中共执政后进一步推广和定型,遂形成中共政教文宣的庞大机构,也在历次运动中成为毛泽东整肃的对象。

至 于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失败了,从官方党史到个人论著,就都把检讨的重点指向李德和博古的决策失误,过错和罪责一股脑都归诸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似乎当初若 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可能转危为安,打出胜仗。那时候毛泽东怄气他被剥夺了军权,被“搞得臭得很”,他一直为自己没能参与指挥那一场战斗而耿耿于怀。 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检讨已往,假使当初就让毛泽东留在军内主持工作,由他全权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让我们看一看其结果又会如何?

1933 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这一次他请了德国军事顾问,不再像上几次那样长驱直入,轻敌妄动,而是采取持久消耗红军的堡垒战术,对苏区作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围攻。红军当时的口号是“不丧失一寸土地”,主打进攻性的防御战,用少数兵力和火器守备堡垒,让主力发动短促的突击或袭击,趁机消灭 堡垒外的敌人。这类勉为其难的打法也打过不少小型的胜仗,但战士的伤亡越来越大,终难扭转被动防御的劣势。

至于毛泽东,他虽未参与指挥, 却仍时有建议提出。9月初,陈诚带兵在抚河、硝石一带集结,不日即将进攻黎川这个苏区东北部的门户。朱德对此早有警惕,他已令萧劲光调动部队在黎川严阵以 待。毛泽东趁便给他这位新民学会的老同乡出了个主意,建议萧最好放弃黎川,采取诱敌深入的故技,把敌人牵引到建宁一带围击歼灭。朱德和周恩来当然不会接受 毛泽东这种建议。蒋介石手下的军官难道都是傻子?他们在前四次围剿中已吃够“诱敌深入”的大亏,这一次全军统一采取步步为营的打法,如今又是刚踏入苏区的 边界,带兵的怎肯率大军贸然深入?连一向追随毛泽东的林彪都明确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 法了。” 37但萧劲光还是听从老毛的建议,并没按周恩来的吩咐重兵把守黎川。他想拿黎川做诱饵,只留少数兵力守城,却把主力集结在黎川以北和以东的硝石等地,企图 从侧翼伏击进攻黎川的敌军。毛泽东在一边促使萧劲光按他的计划去做,甚至在9月24日把电话打到闽赣省委、省苏维埃,叫那里的干部从黎川城内从速撤出。9 月28日,陈诚的军队包围硝石,猛攻黎川,萧劲光部不敌攻势,只好带领极少数守城兵力弃城而逃。次日,硝石也被国军轻易攻占。黎川失守,不但隔绝了中央苏 区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也使广昌失去屏障。第五次反围剿一开战,红军便陷于被动。38 这一场败仗究其根源,不能说与毛泽东自以为是的馊主意毫无关系。

萧 劲光由于丢城和逃跑,军内要处他以极刑,官方《毛泽东传》只宣扬毛泽东如何救萧劲光于刀下,如何让贺子珍探监,如何宽解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部署的问 题,甚至说萧劲光“应该撤退,做的对”,却只字未提毛泽东在敌方攻打黎川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毛泽东说萧劲光做的对,也就是坚持他的馊主意很正确。《毛泽东 传》的叙述不只掩盖了毛在救人行动中挽救他自己过失的动机,而且把萧劲光描述成博古等人反“罗明路线”的受害者。

毛泽东出主意献计策,常 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按照张国焘的描述,“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张之所述,大约就是指这类匪夷所思的情 况。39 通常,若是毛带领自己管辖的部队打仗,或他部下的人去打仗,他多倾向于做出保守的决策,诸如打圈圈,诱敌深入,到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开辟战场等等。但轮到其 他人带兵,而毛身处局外的时候,他提起建议,就好抛出大胆冒险的计划,刻意显示他想象丰富,高瞻远瞩的气魄。黎川失守后,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发动反蒋事变, 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不得不抽调围剿红军的一部分兵力讨伐十九路军。一向反对外线出击的毛泽东忽然生出奇异的想法,他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官 方《毛泽东传》似乎很赞赏毛泽东这一思路不羁的提议,进而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失败归罪于博古和李德没接受毛泽东这一良策。40 就凭红军当时那样的装备、兵力和后勤,怎么能够“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那不过是毛泽东不久前受“立三路线”感染,曾吟咏 过“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等打油诗句的进行曲狂想而已。试问:江浙一带一无群众基础,二无地形优势,三无更大的回旋余地, 让红军的主力贸然开进国民党后方的中心地带,若敌方随即切断后路,红军一旦遇到阻击或合围,他们的全部人马该如何撤回?多亏中央拒绝了毛泽东那破釜沉舟的 提议,红一方面军才幸免于冒失出征的危险。可笑的是,红军后来逃窜到延安,毛泽东仍不忘他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谋略,竟将其加以发挥,作为一则战略布局 的范例,写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广昌失守后,李德已看出,红军不可能在苏区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他认为,红军“应 该选择主力突围的方针,以便获得广阔的作战空间,并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其次,在主力撤退之时,安排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在主要战线上牵制和骚扰敌人。李德 的意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但毛泽东依然反对突围,认为这样做为时尚早。他甚至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进发,把围剿军引走,以解苏区之围,从湘中、湘南打几 个圈圈后,消灭了追尾的敌军,再杀回苏区。这是毛泽东6月间向博古提出的建议,曾说得博古和周恩来一头雾水。从李德的描述不难看出,毛与别人谈问题,总喜 欢抬杠、顶牛,惯于在高层议决问题时挑起争端,常弄得会议上争论不休,议而难决,最后造成领导层分裂,甚至闹得中革军委陷于瘫痪状态。41

中 央苏区的溃灭已成狂澜之倒势,红军不管怎样打,也回天无力。追究任何决策者的失误,都无助于我们对问题症结的洞察。“国必自毁而后人毁之。”蒋介石的围剿 只是个外因,苏维埃运动的倒行逆施才是苏区政权难以持久的内因。革命的面貌不管多么正义,革命者的热情尽管有其一定的可歌可泣之处,但苏区的人力和物力资 源毕竟有限,等维持到第五次反围剿之日,苏维埃政府已对苏区人民搜刮榨取到穷竭的地步。蒋介石即使不来驱赶,红军在那里也难以继续寄生下去。



谈 起博古中央执行极左路线的错误,通常的论述多将此一时期的毛泽东描述为该路线的反对者和受害者。不可否认,毛泽东按人口分田的政策是比周恩来“消灭地主, 反对富农”的政策稍温和些,他的苏区经济建设规划也有其一定的现实合理之处。但从整体上看,毛泽东仍未能免左,在极左路线气势汹汹的总趋势中,他一直都在 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危害并不次于其他人之所为。须知,他的中执委主席职位乃负责苏维埃政府的全盘工作,所谓“发动群众”,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从苏区民众中 招募青壮,为伤亡严重的红军补充兵员;搜集粮食和钱财,维持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全体人员的吃穿用度。在穷竭苏区的人力和物力这两大资源的工作上,他这个政府 主席是没有什么仁政可讲的。

1986年,杨尚昆在接受一次正式访谈时就说过:“毛主席在瑞金也有没有‘左’呢?比如说查田运动,你们现在看看有个档,那是很‘左’的,那是毛主席主持搞的呀。那时总的当然他不当权,但是他做具体工作,他这个查田运动就是‘左’的。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接着,坐在一边的张闻天遗孀刘英插话说:“我在雩都第二次扩红,他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 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一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我是觉得‘左’的。后来是洛甫(张闻天)来了一封信,说反对扩红的不 一定是反革命。我们才把这些人放了。” 杨尚昆接着刘英的话又说:“那么在这种高压下就扩红,创造红军一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然扩红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事实上等于抽丁,像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42

所 谓“扩红”,就是为扩大红军而强行征兵,战争对血税的需求没有止境,苏区的青壮劳力最后被征召殆尽。那时候被迫入伍者开小差的人特别多,达到成群结队的程 度。因推行毛泽东“谁反对扩红的就杀”的极左政策,有些开小差的头目就被抓起来公审后枪毙,威吓得大批回乡的逃兵都立即归队。蔡孝干当时被派到兴国去做扩 红的工作,所目睹的惨状见证了强行扩红的恶果。据他所述,兴国城郊有一青年农民,是五口之家唯一的劳力,扩红运动中被迫参军。不久他逃入山中躲藏起来,乡 苏维埃就抓走他母亲和妻子。他只好下山到乡苏维埃报到。他母亲和妻子刚一获释,他就当众用菜刀剁断四个手指,并宣布他再也当不成兵:一个“新丰折臂翁”的 古老惨剧竟在苏区血淋淋现场重演。他最后被判处做苦役半年。扩红甚至改变了苏区妇女嫁人的标准,有些年轻的红军妻子在丈夫战死后宁改嫁五十岁的老头,也不 再选择青壮男子。43

苏维埃政权不但强迫征兵,还强行派民夫为红军服劳役。中革军委机关报的记者报道,他在康都到黎川的路上见到一队为红 军服劳役的挑夫,共计43人,均属地方政府强行派出,其中竟有四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和一名十四岁的小孩。老人向记者诉苦,说话间竟痛哭起来。他说他们那里 乡苏维埃干部的威风都很大,总是打人,派谁做挑夫谁要是不去,就说要拉去枪毙。44 那干部强派民夫的口气,与毛泽东下给刘英的命令可谓上呼下应。由此可见,在执行极左路线的事务上,从苏区中央到地方干部,全都是沆瀣一气的。

1933年2月,毛泽东以中执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训令,他指出:“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是战时的紧急办法。富农有捐助战费之义务,不得抗拒政府命令。征募方法是要一方面劝导,同时要带强迫性的。”三月,毛又发布关于调解民食接济军粮的命令,向苏区人民全面搜集粮食。45

训 令中话虽说“劝导”,但那“强迫性”的指令一布置下去,不知多少稍微富裕的家庭就会被作为富农对待,遭到地方干部更加严苛的诛求。据龚楚所讲, 1933年7月,他在“查田运动”时路经瑞金郊外名叫龚坊的村庄,在一处农家喝水歇息。那家人因听说他是红军司令员,老农妇就与她的两个儿媳及三个孙子共 六口人一齐向他下跪求情,让他亲眼目睹了向富农强迫募捐令下达后所发生的惨剧。农妇向龚楚诉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 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六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元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 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 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龚楚当即答应替农妇一家人想办法,但他始终没找到机会向中央报告他所见的实情。大势所趋下,连一个司令员都没胆量为民请 命,可见苏维埃苛政暴虐到何种程度。那时候龚楚本人也是戴罪之身,他曾因主张“中立富农,以稳定农村生产”,在会议上顶撞了周恩来的极左政策,不久前才受 过批斗和处分。他若贸然为这家人求情,恐怕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至于调解民食接济军粮的政策,龚楚也在回忆录中作了令人惊恐的披露,原来 中共执政后严格推行的统购统销和口粮定量限制的政策,早在苏区已有所实施。龚楚说:中共除了在苏区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治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 法。在苏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余的就是余粮,统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工段,来搜刮 人民全部所有,这是红军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

此外,在苏区的土豪彻底消灭之后,红军为筹款还时常到白区去打土豪,不但抢走富裕人 家的粮食和浮财,还掳掠人质,勒索赎金。46 虽说只是到白区去打土豪,但红军中的盲动主义行动也常会殃及一般群众,甚至逗引起赤区的民众跟随到白区趁火打劫,乱中发财。从湖南农运到苏维埃军事割据, 中共的暴力革命无时不在引爆贫穷的乡村社会人群中野蛮、贪婪和残暴的势力。红军与赤区民众到白区施暴,白区民众也侵入赤区凶恶报复,再加上国民党和地方武 装全力支持,结果形成恶性互动的赤白对立,两边杀来杀去,完全超出阶级斗争的范围,结下了地域性的世仇。47

按照龚楚的看法,中国农民 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基本上都是“爱和平、重道德、敬业乐群、乐天知命的。对于中共的激烈斗争政策,并不感兴趣。”乡村社会中深藏的野蛮、贪婪和残暴 势力,主要集中表现在每一处村庄都多少会有的流氓地痞身上。在社会稳定,民风淳厚的太平年代,此类社会渣滓被压制在社会底层,他们纵有为非作歹的机会,也 仅可小打小闹,成不了太大的气候。但中共发动农运,又搞起苏维埃军事割据,突然翻天的革命狂潮终于给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群造成了气候。龚楚说:只有地方 上一般游手好闲的流氓地痞,却喜欢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中共也看中了他们,认为他们是贫苦工农成分。其实,这些人早已脱离了生产,趁着“打土豪分 田地”的机会,来满足他们发财的妄想。他们唯中共之命是听,并且还做得更为激烈,以表示他们的忠诚,于是,这些流氓地痞便被中共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更 尽量的吸收到党里面来,不断的加以提拔,单单地将他们捧上统治阶级的宝座。……他们大多数成为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或农会工会的主席。一旦掌握了地 方政权,或领导着民众组织,他们当然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善良的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怨泄 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又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升为富农,极尽其敲诈勒索的 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农村中年轻美貌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 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下横受蹂躏,而一些坚贞不屈的便牺牲了生命。48

龚楚是苏区从建立到崩溃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 者,面对苏维埃政权残害苏区人民的暴行,他人性深处的良心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挑战,残酷的现实逐渐动摇了他对“革命”的信念。也正因为他心里发生了变化,表 露到言行上,便被认为右倾,从而招致党组织对他作出处罚。红军撤出苏区前,中共内部再次展开清洗,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出身、背景和现实表现有问题的党 政干部和红军官兵严酷审核,大肆屠杀。

龚楚所熟知的林野毕业于黄埔军校,是中共党员,参加革命已久,曾在第四军军部任少校参谋。就因他出 身地主家庭,父母已在当地农民暴动中遇害,故被怀疑立场不够坚定,中共内部遂决定将他秘密处决。此时适值他妻子从上海来苏区探亲,政治保卫局分局长谭震林 一手安排,谎称分配他去红军军校学习,派两名赤卫队员护送夫妇俩前往,顺便在途中将他们乱刀砍死。一个野猪林式的谋杀在苏区血腥重演,苍天纵有眼,其奈深 山老林中无鲁智深之类的人物前来搭救何!林野被杀前,谭震林预先向龚楚通知组织的决定。龚楚很想挽救林野,便去项英处探问此事。项英很庄重地告诉龚楚: “谭震林的意见很对,在这个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朱德也曾对龚楚说:“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 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在龚楚的印象中,项英和朱德还都算处事和善,待人宽厚的红军领导,没想到他们对内部残杀的现象竟持如此“物化”的态度。兔死狐 悲,目睹革命阵营内接二连三的血腥屠杀,还有苏区老百姓所受的种种荼毒,龚楚最终对中共的革命彻底失望,对自己所陷入的歧途幡然悔悟。在红军主力突围后的 一个黑夜,他撇下那令他伤心和愤怒的革命队伍,独自逃出了大地疮痍的苏区。



与龚楚逃出苏区的仓惶行色颇 为相近,中央红军也是乘蒋介石围剿大军不备之机摸黑溜出苏区的。1934年10月16日黄昏,中央纵队从雩都宽田出发,林彪和彭德怀所率领的军团已先一日 上路做开路先锋。出发令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签发,挂着苏维埃政府主席空牌子的毛泽东随军而行,他没能参与高层的机密会议,以致事前连这次大转移行 动的具体细节都不太清楚。临行前,毛与留守苏区的项英在小山头凄然握别,让从远处看在眼中的蔡孝干颇感生离死别的悲戚。那时候红军称这一战略大转移的行动 为“突围西进”,上上下下,只晓得大方向是向西逃窜,打算在可能落脚的区域再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们先是准备到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继续扩红和筹粮,后来 又打算挺进到川黔边界,再后来决定留在四川西部发展,直到最后才跌跌绊绊,歪打正着到从未料想到的陕北黄土高原。而“长征”这个辉煌的命名,则是晚在 1935年12月27日于陕北瓦窑堡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才由毛泽东作报告时首次响亮地叫出。他豪迈地宣称:“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 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史播种机。……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 对毛泽东的高调颂扬,林彪私下曾轻蔑地说:“屌!”在他看来,那一连串长途跋涉的转战只是“一场败仗之后的溃逃”。

本来按中央决定,大转 移一定要轻装上阵,因此要求机关人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行动,不便长途行军的人员和对象统统疏散、转移,交给留守军团处理。但后来在毛泽东与张闻天强烈要 求以下,才把包括毛和张在内的军委和中央党政机关人员集中编队,组成两个野战纵队,而很多笨重对象也择其重要者由挑夫和驮马累赘地拖带上路。这一大队人马 及辎重被戏称为两顶“轿子”,在途中极大地拖累了大军的后腿,也成为强渡湘江遭到惨重损失的因素之一。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成为中央纵队的核心人物,他 们与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中央领导“三人团”屡现冲突,在纵队中一时以“小三人团”之称流传人口。为加快行军速度,中央曾责成叶剑英指令中央纵队丢弃 辎重,遣散挑夫,发路费给部分不宜继续随行的人员,打发他们回家。但这命令受到“小三人团”抵制,叶剑英也不便执行,以致两顶“轿子”继续拖拖拉拉,严重 拖累了行军速度。直到路途暴露目标,遭遇飞机轰炸,影响到全军安全渡江的时刻,才在朱德强令下扔掉所有的“坛坛罐罐”,把迟到的中央纵队护送过湘江。湘江 之战的损失极其惨重,八万多人的大军渡江后只剩下三万,而中央纵队的损失更加严重,伤亡达百分之八十。

渡过湘江之后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和 李德在前进的去向上争论不休。李德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力主西进,要挥师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他们先是在湖南通道争持,毛 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支持,后来到了黎平,李德仍坚持北上去湘西开辟根据地。毛泽东坚决抵制李德的意见,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到底哪 个地方更合适,哪条路线更顺利,他们各说各的道理,最终由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拍板决定,采取了毛的建议。因为西进途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行军宿 营,常议论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决策失误,他们“小三人团”基本上已取得抵制李德的共识,再加上毛泽东在军队中散布不满情绪,更争取到 不少指战员的呼应,支持他们的声音遂呈上升之势,连朱德也私下向周恩来表示应该支持毛的意见。在大小三人团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朱德的表态至关重要,他 偏向哪一方,哪一方的分量就立即加重。此时此刻,周恩来才惊觉到李德和博古不得人心的现状。为避免自己跟那两个同遭唾弃,他随机应变,听取了朱德的建议, 决定让毛泽东在往后的长途上多发挥积极作用。周在黎平会议上对李德拍了桌子,会议最后通过了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区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紧接着红军强渡乌 江,在1935年1月7日攻占了遵义城。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对长途逃窜中的普通一兵来说,那十来天的城市生活过得轻松愉快,如同度 假。他们同当地学生开联欢会,唱歌跳舞,到饭馆点菜吃饭,到百货商店采购日用品,买光了三家书店内的小说和笔记本。红军官兵身上不乏打土豪发放的银两,遵 义城内有的是他们花钱的场合,自从红军进城,各家店铺无不利市三倍。在他们后来书写的个人回忆录中,难忘的是摆脱追剿拦截后欢畅的休闲,是在城里花钱买到 的种种享受。至于中央领导闭门举行什么重要会议,他们那时候所知极少,也轮不上他们去关心和打听。直到党史编订的集体记忆正式公布,被指定为他们学习的文 件,他们才从文本上得知,就是在他们下馆子逛商店的日子里,中央领导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义的遵义会议。

这是一次发表不满意见和互相指责的 会议,早在开会前,与会者心中已确定了各自要指责的人和事。博古重点要追究渡湘江失散人马的责任。毛泽东想清算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路线,罢免“最 高三人团”,把不懂军事的中央领导清除出去。周恩来想把李德排斥在外,把毛泽东拉进来。张闻天想叫博古下台,他自己取而代之。李德更想当着更多党政军负责 人的面驳斥毛泽东,把他的主意讲清楚。可惜他要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他想知道别人说了什么话,全都得经过伍修权翻译。翻来倒去,他能接收到的信息常让他觉得 挂一漏万,以致他有时死盯住周围人的脸色和手势,猜测哪些人到底说了他什么坏话。就是在这种各有打算的情况下,毛泽东拉进了更多的军队领导来参加会议。据 李德所述,1935年1月7-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应邀出席者有三十五到四十人之多,其中有一大半都不是中央委员。他进而指出,毛泽东企图通过这 个会议对他历次所受的打压和批评实行总的报复,重新掌握军队,迫使党服从他的意志。

至于为什么正好要在遵义走这一步,李德提出三点:一、 突围后党的工作几乎完全集中在军队里,而军队几乎由职业军人指挥下的农民组成,毛得到他们的支持,并煽动了他们在突围转移过程中的不满情绪。二、党的重要 领导人或牺牲或不在场,除周恩来以外,当前的领导人都过于年轻,在军队中缺乏影响和支持,毛正好有机可乘。三、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多出于偶然,在当时与 国际不通消息的情况下,毛泽东恰好成为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和民族情绪的代言人,故得以掀起风浪,制造影响。李德说他和博古都希望大家坐下来务实地讨论当前 的形势,商量如何解决党和红军面临的困难。但毛泽东只要谈两件大事,一是批评他们最高三人团的错误,二是更换领导。49

周恩来在开会前已 认清形势,他知道他们最高三人团的组合很难再维持下去,换班子的要求非常强烈,毛泽东势必被重新启用。按照顾则徐的描述和分析,朱德在会前已私下给周恩来 做了工作,向周推举毛入围。朱德这样做,与其说是全心全意支持毛,不如说是为了挽留周。他看到“三人团”已失去人心,他们在将要召开的会议上必垮无疑,如 今他巧妙地拉周恩来一把,是要叫他继续留在军事决策圈内,好对毛泽东形成一定的牵制。朱对毛再了解不过,深知他一朝掌了权,便把令来行。留下周与毛合作, 至少可避免毛独断独行。周恩来自然领会总司令的用意,他现在若能把毛泽东拉进来,也对他暂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有所裨益。

经过这事先的沟 通,周恩来一上会就掌控住会议的导向。按照李德的观察,周在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用不易觉察的方式”把自己与博古和他分开,致使毛泽东得以向他们两人集 中开火,却把周庇护在一旁。毛最后对他的发言做出总结,给博古戴上三顶帽子,他指责博古“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 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张闻天接着发言,进一步指责博古不懂军事却独揽指挥决策大权的种种作为,呼吁重建党、军分开的体制,为毛泽东 被排斥在军事决策圈外叫屈,并建议毛回到军队领导岗位上。在场的王稼祥大力支持,杨尚昆和陈云也跟着表态赞同,但彭德怀则始终沉默以对。唯独凯丰坚决支持 博古,激烈驳斥张闻天的发言。第三天的会议上,凯丰再次长篇发言,他一是强调博古身为中央领导,一贯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使判定博古执行了 “左倾本位主义”的政治路线,那他也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的。接着他罗列了临时中央成立以来建立苏区,壮大红军,搞土地革命等方面的成绩,强调不应因 第五次围剿的失败而抹煞中央的所有成绩,更不应把所有失策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周恩来开口即作检讨,不但接受大家对中央的批评,而且坦然承担责任,要求 撤换他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

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党中央决议;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博古仍留任他的总书记之职,会后他随即召集中常委安排分工:博古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宣传工作,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至于毛泽东这个政治局常委,当时仅分工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50其实这也差不多正类似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不愿意屈就的那个位置。毛已受够了令他气闷的长期闲置,现在只得顺着杆儿往上爬,接受周恩来有权监督和纠正他 的别扭关系。对他来说,往后的得寸进尺,尚待逐步进行。总而言之,遵义会议之后的毛泽东并非如官方党史夸大的那样一步登天,至少在他接受斯诺访问时,这次 近乎吵闹的会议还没有被改写成官方党史所定调的集体记忆。从《西行漫记》即可以看出这一点,毛只对斯诺说红军主力在1935年1月到达遵义,有关开会的 事,他连一个字都没提。因为就他自己当时的个人记忆而言,会议的决议实在没有多少值得向斯诺夸耀的亮点。毛泽东只不过踏上了掌控中共军事最高领导权的台 阶,他在名义上和法定意义上仍非中共最高领导人。因此就他个人的“权途”而言,仍需在党内斗争的长途上艰难迈进,而且不得不容忍某些难以容忍的事情。这也 就决定了他后来要报复很多很多。

几个月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追究遵义会议的合法性问题,朱德曾劝导张国焘说: “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 了。”51 所谓“内部争论”,不外乎是暗示毛泽东老认为自己的想法高明,总不服气别人盖过了他的锋头。这就是内部争论的焦点,也是毛最基本的根性。朱德不是不知道毛 有这些毛病,但他还是觉得,党政人物中,比来比去,一时尚挑不出像毛这样有资历可染指军事指挥的人物,再加上他们俩井冈山会师以来一直都在合作,毛既然跃 跃欲试,就让他再次上马,试着去干干临场指挥的事情好了。



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重掌军权后首次 亲自指挥土城之战。为重树毛在军党领导层的威信,朱德有意放手让他临场表现一番。只可惜毛不争气,他临场采取了不恰当的作战方式,结果红军惨败,损失了四 千多人。朱德并没从毛手中要回指挥权,而是亲自出马,为毛助阵,奋力扭转了战局,在次日发令西渡赤水,被迫放弃了渡江北上去四川会合四方面军的原定计划。 此即一渡赤水。这一“渡”害得红军在川黔间颠沛迂回,打了好多圈圈。博古不无嘲讽地说毛,“看起来, 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凯丰更当面指责毛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 一渡赤水后,在彭德怀的建议下,红军撤退到云南威信县札西镇整编。据潘汉年所述,在札西整编期间,军委二局一科科长曹祥仁曾向潘吐露,他破译了敌军的密电 码,据此可掌握敌军行军路线和出发时间,毛泽东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指挥行军,甩脱追尾的敌人,犹如神助,接着顺利东渡赤水。是为二渡赤水。但毛和周恩来严控 一科,一面封锁曹祥仁破译密电码之事,一面故弄玄虚,向外界宣扬毛如何用兵神机妙算。52

二渡赤水后,红军进攻防守空虚的娄山关,算是 打了个小小的胜仗,进而再次占据遵义。但即使这场侥幸得利的遭遇战也非出于毛的指挥,而是一、三军团自动配合,殊死相拼赢得的。不过按照彭德怀的批评,这 一仗仍打得有攻坚乱碰之嫌。然而就这么个小有斩获的胜仗,一时间竟冲昏了毛的头脑,他立即大发革命乐观的指令,声称要带领红军赤化整个贵州。3月15日, 毛泽东下令进攻鲁班场,害得红军再次吃了他瞎指挥的败仗,一夜之间又损失两千多人。贵州站不稳脚跟,毛置彭德怀、林彪的反对于不顾,又要带红军入川建立根 据地,于是西渡赤水,是为三渡。但红军刚到对岸,即遭到敌军三面合围,危急中不得不退回赤水以东,向云南方向逃去,是为四渡。所谓“四渡赤水”,仅此而 已。红军在此东闯西窜的过程中之所以还能化险为夷,打了些小小的胜仗,多因有朱德掌舵,有彭德怀、林彪等将领率军拼杀,毛从党政领导手中刚刚夺取的军权立 即在战场的考验下黯然失色。可笑的是,就连这样无头苍蝇般兜圈子的领军行动,几十年之后,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蒙哥马利元帅,竟好意思自夸“四渡赤水”为他平 生的得意之作。

土城之战后,经周恩来劝解,博古辞去中央总书记之职,转交张闻天担任。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周恩来与博古曾有一夕长谈。 他对博古说:“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适合做领袖或主帅。在中国做党的总书记要比联共的总书记难,共产国际和军队、老百姓,这两头的哪一个在摇 头,你都不好受,都得下台。陈独秀、利瓦伊汉、李立三、瞿秋白,不都是先例吗!”周恩来还谈了他对毛泽东的看法。周说他认为毛有打游击战和运动战斗经验, 又擅长搞农民运动,是个“很有智慧的帅才”。但毛“最大的缺点是领袖欲太强,好猜疑,主观,听不进意见。”至于总书记之职,周认为谁当总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53  博古已被解除军权,总书记这个职位对他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周恩来趁机建议,最好让张闻天试着去干这个职务。

正 是为了把总书记甩到一边,牢掌军权,毛进入军事决策圈不久,即建议他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组”,以便及时作出军事决策。好在新上任的总书记张闻 天只满足于做他的政治工作,而王稼祥在三人组中仅为陪衬,毛于是得以与周平起平坐,一举摆脱了“帮助者”的身份。这是毛得寸进尺的第一步。3月4日,红军 重占遵义后,又由中革军委发令,特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朱毛再度领军,周恩来无形中退居圈外。这是毛急起直追的第二步。但毛在四渡 赤水过程中指挥的并不漂亮,军内对他的瞎指挥十分不满,林彪甚至写信要把毛换下来,让彭德怀领军。在会理的会议上,毛回击了林彪,获得周、张、朱等人的支 持。林彪的攻击反把毛推了一把,会议决定恢复中央军委,毛任军委主席,成为中央红军最高领导人。这是毛晋升的第三步。

这样看来,毛泽东之 所以认为“四渡赤水”为他平生的得意之作,很可能是他得意地回想起他在红军“四渡赤水”前后奋勇抓权的往事:那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在川黔山水间四处追剿红 军,危急存亡中,军党领导层顾此失彼,时相抱怨,却给毛泽东的见机行事和趁势插足留出了不少空隙。于是他充分利用他既有的军权不断伸手,遂得以完成他自上 井冈山以来得意的三步跳跃。诚如顾则徐所说,毛泽东并不善于创造机会,但善于利用机会,“他总是可以迅速觉察眼前所发生的事件对他会有什么好处,敏锐地抓 住它们并予以最大化利用。”54

十一


“北上抗日”完全是红军向西逃窜的政治口号,所谓的“长征”,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李德从突围前制定大转移计划,到中途受排斥随军而行,对红军征途上的真实情况,他始终保持着不受官方党史影响的个人记忆。按 照他的描述,“长征越来越像撤退,而有时像真正的逃跑。中央红军尽可能避开战斗,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行走。……时而并行,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迂 回,时而佯攻,有时是原地转圈。”从毛泽东与他的多次交谈中他能听出,有关红军的前途和去向,毛心中根本没底。毛在征途中一旦触景生情,便异想天开,他不 止一次地告诉李德,打算让红军经西康和青海到达新疆,与苏联建立接触,从而获得全面的援助。55

如果说毛泽东和中共军党高层真有什么既 定的长征目标,也许就是那个北上“打通苏联”的计划。据张国焘回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在毛泽东住所开过一个军事会议。会上张闻天告诉与会者,红军 撤离瑞金前曾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让红军在走投无路时向外蒙古靠近,以便取得苏联的接应。但红军撤离苏区后便失去与国际的联系,张闻天在会上提说此事 时,红军的去向尚待确定,高层中正在争论到底应该在西南一带找机会建立根据地,还是继续北上,向他们无产阶级的祖国求援。当时经张闻天那么一说,毛泽东立 即浮想联翩,向其他人乐观地大讲起他“打通苏联”的主意。他说他提出这主意有两个理由:其一,他认为,红军打败仗是吃了蒋介石飞机大炮的亏,部队若能跋涉 到蒙古边界,获得苏联运来的飞机大炮,打败蒋介石就不成问题。其二,即使将来在宁夏一带站不住脚,毛认为,“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 沙漠到外蒙古去”。直到在懋功开会,毛还幻想经过中亚,从苏联得到物资及技术上的帮助。56 毛泽东与张国焘尽管是权斗的对手,但在“打通苏联”的奢望上却目标一致。仅此一点即可见,毛与红军其他领导均处于去向不明的逃窜中,他们只可能走一步看一 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方向。就这一点而言,毛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逃跑主义和机会主义!李德最为不满的是,毛一路上的言行毫无北上抗日的表示,他只想与 国民党打斗,争取在某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新组成的领导班子很快就出现分歧,有了摩擦,毛泽东在李德跟前 抱怨张闻天对他搞阴谋活动,后来两人在强渡金沙江的问题上公开冲突。只是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凭借其人多势众,在党内和军内争夺他和他部下应该拥 有的权力和地位,逼迫得一方面军与政治局开始协作联合,这才由毛泽东带头,对抗起张国焘咄咄逼人的强势。毛与其他领导的冲突暂时缓和,他们一方面削弱张在 两军会师后的势力,一方面争取达到互相让步的结果。有趣的是,两方面之所以得以互相妥协,却是因为他们“在定向中国西北和考虑苏联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不存 在原则分歧。”因此他们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会议上达成决议:“在与国际无产阶级祖国——苏联——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地区,也是当权的中国反动派和帝 国主义最薄弱的地区” 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张国焘终于同意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方针。这一天是1935年8月5日,那时候他们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已久,他们当然不知道,在 此前的8月1日,王明与其他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已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共一致对外,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 府”和“抗日联军”。毛泽东诸人在此国难当头之日,仍指望苏联军援他们去打蒋介石,真是不识时务之至了!难怪站在苏联政府立场上的李德痛斥毛泽东图谋“坐 山观虎斗”,说他包藏祸心,想要把苏联拖入与日本或蒋介石政府的战争。57

张国焘和他的四方面军与中共中央及其一方面军一会师即发生冲 突,乃是党权执意要指挥枪和强势的军权试图凌驾于党的一场对决。为什么中央红军要在川黔一带迂回很久,甚至要到云南发展?有论者认为,是毛泽东等人有意回 避或延迟与四方面军会师。那时候张国焘的人马四万多,号称八万。一方面军在与张国焘部会师时仅余一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武器残缺。靠一方面军撑腰的中共中 央自觉其根底薄弱,担心两军合并后张国焘部在权力上占取优势。因此会合之初,毛泽东就横挑四方面军的问题,给他们乱扣路线错误的帽子,试图挫其锐气,以扭 转一方面军的劣势。张部尽管人多势众,一时还无法在中央领导层占据优势。

张国焘的失策在于他只看重自己的兵力比一方面军强大,却没注意到 一方面军历经险阻,兵员损失虽惨重,保存下来的主要干部却不少。朱德一再提醒张,干部众多是一方面军的强项。张国焘不幸忽视了这个要点,他那时若能争取朱 德,拉拢与毛泽东不合的博古、周恩来等高层领导,把毛泽东孤立出去,后来就不至于出现毛泽东裹挟中央,半夜遁逃的事件。反过来说,博古、张闻天诸人也心眼 太小,没想到如何团结张国焘以削弱毛泽东的权力,反跟上毛泽东起閧,挑剔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们完全忘了项英在突围前与他们分手时的忠告:“毛靠着在干部,特别是军事指挥员中的影响,利用有利条件,想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

张 国焘见自己斗不过毛泽东一伙,便只好消极对抗,为保住他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延迟北上的行动。不久即在北上或南下的取向上产生分歧,最后爆发了分裂。张国焘和 朱德、刘伯承带领的左路军在草地行军中遭遇大雨,为水所阻,迟迟不能北上。由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的右路军北上已走到班佑,该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 方面军的几支部队合编而成,毛泽东与政治局多数成员也在其中。毛泽东从前方一再发电催左路军赶路,张国焘在后面发电要求暂停前进。9月9日晚,张国焘发电 给徐向前和陈昌浩,急令他们率右路军折回去南下。经叶剑英告密于毛泽东,毛对电文做出过敏的解释,认为张国焘有可能加害中央,把张的召徐陈部南下夸大为图 谋兵变。毛于是当机立断,立即带领一方面军的人马和中央领导半夜里拔营北上,以甩脱来自张国焘的军事压力为理由,公然撇下了徐陈率领的四方面军部队。

9 月12日,毛泽东与政治局成员逃奔到俄界开会,在会议决议中一致谴责张国焘拒绝北上是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并将他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界定为“布尔什维主义与 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会议还决定将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 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58 毛泽东现在成为陕甘支队最高的军事领导,一路上指挥彭德怀和林彪的纵队在前面做开路先锋,他自己则诗兴盎然,在甩掉了张国焘这个强大的对手之后,吟咏出 “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诗句。

10月19日,毛泽东带领陕甘支队跨入陕北的第一站吴起镇,在这一片断壁残垣的古战场遗址上,陕北游击队建立 了他们的据点。毛泽东在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中央红军的长征到此结束。此后又发布《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曰:“陕甘支队经过 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他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 打下巩固的基础。” 但这充其量只是部队一时脱险后的暂住,能否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尚为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俄界的整编令 人联想到多年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再次利用事出突变的机会,在钳制力量减少的情况下干起了独当一面的事情。那时候朱德远在张国焘部,周恩来发高烧病倒在担 架上,这一切正好给毛泽东留下了扮演曹操的空子,而被裹挟北上的弱势党中央——张闻天、博古等人——则充当了他的汉献帝,让毛一方面拥有了对抗张国焘的合 法党权,同时又掌控了陕甘支队的军事指挥权。党内斗争的动力作用再次使他得以做出在正常情况下其他领导人未必会同意的行动。此时留在左路军中的朱德和刘伯 承等一方面军的官兵正在承受张部官兵的压力,四方面军对毛泽东的怨气现在都出在了他们的身上。针对毛泽东裹挟党中央北上的行动,张国焘也开大会发电告予以 谴责,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当然不能随便附和张的言论,但他私下还是认为,毛泽东“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当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煞了总司令 部的职权,也没有照顾到徐陈部的安全。”59

毛泽东是这次分裂行动唯一的受益者,一年后红军在保安初步落脚下来,他接受斯诺采访。在谈 到红军草地上闹纠纷的事件时,毛含糊其辞,一笔带过。他显然无意把他在1935年9月9日之夜到10日凌晨制造的那个事件公之于众,因为那时候他尚无权威 和能力编制党的集体记忆,对于他个人记忆中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他暂时还不知道该如何讲述,于是就避而不谈。

2013年10月31日

                                                                                

注:
35参看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2009,页3-20。
36参看蔡孝干《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页74-81、129-137。
37黄道炫《张力和极限: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页225。
38同注35,页60-61。李德正好在黎川失守那天来到苏区,碰上了博古、周恩来为处罚萧劲光之事与毛泽东吵得不可开交。可参看他《中国纪事——李德回忆录》,页48-49对此事的记叙。
39同注11,页253。
40同注17,页321。
41参看《博古和毛泽东》,页91-92;《中国纪事——李德回忆录》,页97-99。
42张培森《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三期。
43同注36,页176-178。
44同注37,页110。
45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394、396。
46同注8,页563-564、407-408。
47参看注37,页339-351。
48同注8,页566-567。
49同注33,页133-136。
50同注35,页114-121。
51同注11,页223。
52同注35,页151-152。
53同上,页124-132。
54同注7,页246。
55同注33,页158、161。
56同注17,页226-227。
57同注33,页170、184。
58参看《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72-474。
59同注11,页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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