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8/2013              

付勇:毛泽东是残害中国人民的大暴君

作者: 付勇 付勇


与其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大灾星;与其说毛泽东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不如说让中国人民都沦为奴仆;与其说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如说让中国人民爬得更艰难了!毛泽东不仅用“共产”的虚幻理想,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成功地变成誓死捍卫他个人的卫兵,还以“人民民主专政”的诱饵,还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幌子,还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借独裁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而将所有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工具的斗争,致使国家的运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而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以致毛泽东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愚弄得晕头转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可悲的是,对于毛泽东的人格,对于毛泽东的品行,对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至今还有一些信徒执迷不悟,不仅仍然把他视若神明,还借他诞辰120周年大肆炒作,因此有必要摘掉毛泽东头上的光环,有必要抹去毛泽东脸上的浓妆,有必要刮去毛泽东身上的金粉,既力争把他还原,也力争还原他的权极统治,以便不仅认清他的独裁面目,还看清他的暴君风貌,更了解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从他加入共产党起,先用马列主义蛊惑民众,并用无产阶级革命煽动百姓,还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诱饵,诱使广大农民上当受骗,然后借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通过武装斗争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而在濒临灭亡之际,毛泽东采用阴谋的手段,在逃亡途中,利用张闻天和王稼祥夺取中共领导权,率领不足一万人的红军到陕北后,顺势充分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借助西安事变,接受国民政府招安收编,以至不但生存下来,还不断扩充武装力量,不断扩展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内战打下坚实的基础。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又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招摇撞骗,并用土地革命和其他激励措施等笼络收买人心,最终骗取广大民众支持,取得内战胜利而夺取国家政权。

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夕,毛泽东不但高调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还高调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更高调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可事实证明建立的并不是人民共和国,而是一党专政的党国,因此,毛泽东不仅欺骗了中国百姓,也欺骗了整个国际社会,非但没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非但没让中国百姓成为国家的主人,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致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当轿夫做奴仆,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躏,一次又一次饱尝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体会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参演政治悲剧,一次又一次尝遍政治磨难!

尽管蒋介石以激进的措施推行独裁统治,但既没签署卖国条约,又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和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以更激进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以致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最后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用自己的独裁取代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以至于不仅签署卖国条约,也取消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还通过“三大改造”等,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结果非但没让中国百姓当家做主,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首先,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签署卖国条约。1949年周恩来通过签署中苏友好条约,不但向苏俄割让大片国地,也割让外蒙古而承认其独立,还承认早前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卖国条约。而条约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乌苏里江江北64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4、乌苏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南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

其次,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肆意践踏公民生命权。中共建政之初,全国各地与欢庆锣鼓声同时响起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枪杀声。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土改法》,实行“和平土改”。可是,至12月毛泽东突然推翻《土改法》,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使毛的“土改”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地铺开,导致全国各地不仅对地主,也对富农乱捕、乱打、乱杀,可以说“村村流血,户户斗争”。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镇反”指示,强调“严厉制裁”,开展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但未提出严惩标准。指示要求依照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而此时政务院却未有条例公布。1951年,毛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不论是土改杀地主斗富农,还是镇反,都是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抓就抓,想杀就杀。据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镇反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人。所杀人数已达到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超出了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而实际遇害人数(包括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分子)至少在500万人以上。而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处死,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种非人道的屠杀,不限于中共建政之初。到了“文革”期间,打人、杀人之风更是风靡全国,其中,北京大兴县与广西武宣县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就是两个典型。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报告,“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武斗中死亡人数不在此内)。另据专家对中国县志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达773万人。

此外,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高举“共产”的旗帜,利用制度化彻底剥夺全体公民的财产权,一方面借助土改不仅剥夺了地主拥有的土地,也剥夺了个体农民的土地;一方面通过“三大改造”不但剥夺了私人企业主的资本,也剥夺了手工业者的资本,以至把每个公民手中的生产资料剥夺得一干二净;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经租房”政策剥夺了所有公民的私人房产权。而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不仅体现在对公民拥有的静态财物的剥夺,还表现在对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产、自由消费的权利的全面剥夺。而经过这种对财产权的全面剥夺后,除了极少数享受特供的高级干部外,其他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准30年间始终被控制在勉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一部分勉强度日,一部分连度日都艰难。

再者,就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酿成的迫害来讲,从中共建政开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就从未停息,尤其是1957年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迫害,更让人触目惊心,而实质是以暴力驯服知识分子,摧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根除党国的隐患。如今,“反右”的研究已成显学,可中共还在极力掩饰,既没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国人道歉,以求得谅解与和解,也没有给予“右派”及其家属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以修复历史创伤。当年右派人数据《争鸣》2006年第1期对“反右运动档案解密”所披露的数字是3178470人,而这个数字是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即使按55万来计算,加上右派的家属、子女,乃至亲友无不受到株连,实际受害人数至少也超过100万。

再者,就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催化的“大跃进”和饥荒而言,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搬开两块石头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块是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派主张按比例、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反对冒进。而这同毛充满浪漫情怀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发展的非理性思路发生了冲突。后来,毛泽东还发明了“跃进”,说我们是跃进,不是“冒进”,不仅取得了话语的主动,还厉声批周恩来:“右倾保守”,“非马克思主义”,“离右派只有50米了”等。周恩来作了几次检查才恢复了总理职务。一块是知识分子,而通过反右,他们不可能对中共说三道四了,因为反右让知识分子都失声了。结果致使“大跃进”不但是大倒退,也是大惨败,还衍生1959—1962的饥荒。可是,过去中共蒙骗国人的宣传说辞竟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其实,这一说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被刘少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一说所否定。那几年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这是由气象资料证明了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带有估计性的,统计方法与数字也不一致。据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2005年的研究成果显示,1959—1961年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计324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全国各市县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冒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另一位研究者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1959年以来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80年代后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的研究结果,认为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高达3546.6万人。这同曹树基提供的数据相近。特别需要说明,这三年发生大饥荒,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能力。如果加上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饿死的人口数(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则大饥荒饿死人约为3700万。

由于毛泽东彻底消除了独立的媒体,以致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致使整个社会变得鸦雀无声,以致就在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期间,全国所有的媒体上非但没有齐心抨击,反倒全都高唱颂歌,以致全国各地连一点的杂音都听不到。过去,中国大量饿死人在其他朝代也曾发生过,但是能让数亿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对导致3000多万同胞饿死的专政制度齐声高唱赞歌,不但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创举,更是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

再者,就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掀起“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浩劫来讲,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全体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基本政治权利,以至不仅党代会毛泽东说开就开,说不开就不开。而且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如果毛泽东看谁不顺眼,那不仅成为千夫指,还会下地狱,结果连不少战功卓著的将军都被整得生不如死,连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被整成遭人狠批的钳工,连毛的亲密战友、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整得死在监狱里。相反,如果毛泽东相中谁,那不仅会被捧成榜样,还会扶摇上天,以至连文痞都能变成国家的栋梁,连大字不识几个的人,都能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连无赖都能成为国家领导人。

除此之外,所有公民不仅被要求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清除头脑中的任何私欲和杂念,以致仅凭私人信件、日记和私下言论定罪,通过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相互揭发和告密,致使中国人最后的一点内在自由,也被连根铲除了。换个角度说,毛泽东不仅把权力的触角伸到全国每个角落,不仅伸到农村的田间地头,伸到厂矿机关班组,伸到每个家庭,而且,不管谁的日常生活,不管谁的思想言行,不管谁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酷的限定,有些还受到严密的监视。结果导致毛泽东不仅凌驾于人民头上,也凌驾与国家头上,还凌驾于民族头上,以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封杀异己,还采取高压愚民政策,不断发起整人运动,不断大搞个人崇拜,不断加强自身独裁,以致毛泽东一伤风,中国共产党就会感冒,而党一感冒,不管是国家,还是民族;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等方面;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学生群众,都会跟着发烧!
 
总而言之,不管哪个独裁者的辉煌业绩,都通过剥夺国民的权利来实现,而对国民的权利剥夺得越彻底,自己就越强大;反之国民的权利保留得越多,自己的强悍和辉煌也就相应减弱。而毛泽东不仅仅深谙此道,还用“共产”的虚幻理想,还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还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都成功地变成誓死捍卫他个人的卫兵,更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借独裁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而将所有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工具的斗争,致使国家的运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而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以致毛泽东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愚弄得晕头转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以至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成吉思汗,不论是康熙乾隆,还是慈禧太后,总之不论是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上数百个皇帝中的哪一个,都无法望其项背,都无法与之抗衡,都无不相形见绌!

结果不但致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发展机遇,也致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腾飞机会,更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当轿夫做奴仆,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躏,一次又一次饱尝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体会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参演政治悲剧,一次又一次尝遍政治磨难!
 
综上所述,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自古以来都或多或少地遭受政治灾害,相比而言,毛泽东通过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造成的政治灾害,不管是危害强度,还是损失程度,还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不仅无出其右,还简直无以复加;不仅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更让历代皇帝望尘莫及;不仅造成的危害比历代皇帝严重,连造成的损失也比历代皇帝惨重,而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历代皇帝更深更广更远更大!

更加不幸的是,毛泽东通过一党专政造成的政治灾害所衍生的次生灾害层出不穷,不仅致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也致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腾飞机会,更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导致一代又一代百姓饱尝一波接一波的苦难,饱受一回接一回的屈辱,饱经一轮接一轮的摧残。直到现在,中国都无法挣脱毛泽东的束缚,都无法砸开毛泽东打造的锁链,无法清除毛泽东主义的流毒。

胡平先生说得好:“毛泽东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和后人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希特拉死去六十年了,有关希特拉的论文和书籍至今仍层出不穷,也有个别人为希特拉作翻案文章,但是那不会改变世人对希特拉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同样地,毛泽东是暴君这一基本结论也是不可改变的。”

2013年12月23日
关键字: 付勇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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