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2014              

秦永敏:建设性反对派的战略机遇期

作者: 秦永敏 秦永敏

“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今日中国,正处于建设性反对派成长的战略机遇期。这是由当局长期顽固拒绝政治改革,其高压政策导致了社会逐步失控决定的。眼下,一方面是社会矛盾大爆发的同时经济增长迅速下滑,一方面是连搞革命起家的当局也无法回避其开始面临被革命命运的可能性。因此,主张和平转型的建设性反对派虽然继续处在打压之下,却因为特定的社会矛盾的阴阳消长,正迎来极佳的战略机遇期。                                   

一、回顾


三年前坐牢出来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当今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要经历四个阶段,其中指出,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民主力量尚无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当局仍然在重点打压,重要的是,民主力量已经能够持续发展了。

第三个阶段已经从邓小平死后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个阶段,对当局来说,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他们终于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1997年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他们不执行签署了的人权公约,但是签署本身已经充分表明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被迫向世界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甚至可以说投降。这些做法,在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到什么效果,但由于他们已经在观念上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因此,这两个文件的签署对中国渐进的走向民主时代,其长远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战略僵持,僵持的结果是民主力量的胜利和专制统治的崩溃,僵持的过程则是多元化民主力量的加速度增长和专制统治的循环衰竭。从1997年到今天,多元化民主力量加速度增长十多年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既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念和做法,也形成了很多战线和很多团队。我们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全面掌握现在的政治生态,明白每一种做法的价值所在。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所有的做法,从最激进的到最缓进的做法(包括下跪),都是有意义的,都在瓦解专制。我们当然不鼓励下跪,也不一概的反对或者支持革命,而必须弄清它们在当前特定历史情况下所发挥的特定作用——从转型看,他们都是有价值的。当然,对我们来说,这些做法并不都是可取的。但是,我们必须站在建设性反对派的高度,对这些现象加以分析研究和合理引导。

过去的十余年,有人视为江的闷声发大财导致制度彻底腐败时期,有人视为胡温的停滞时期,有人视为周永康的大维稳时期,其实,从转型角度看,却是公民力量大发展时期,是政治领域大分化时期,是官民之间“攻守异势”的时期。当前的中国正处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社会演进方向有很多选择,有很多可能性。包括天下大乱实行军管,或者军阀割据,或者黑社会横行,兵痞跟黑社会混杂一起,像索马里那样的局面;也包括统治者分裂成几个大的板块,抛弃现有的一元化统治来瓜分当代中国的政治版图(这一种可能性其实是最大的),当然了,还有很多种可能性,我在许多文章中做了全面的探讨。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则是,目前的形势为我们建设性反对派提供了通过“对话”促使中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转型的战略性机遇。

二、简评

有人说,你的《和平宪章》提出了二十年,至今没有结果,证明你的和平转型愿望落空了。对此,我要告诉大家,事实恰好相反!

1993年至今,当局是在和平转型与不转型之间二者择一,为了利益最大化,它当然选择不转型。

斗转星移,万象更新,从今开始,当局只能在和平转型和非和平转型以及暴力革命中三者择一,这样,和平转型对它已经是最有利的选择了。

如前所述,这个阶段总的格局是:“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民主力量尚无合法地位。与此同时,当局仍然在重点打压,民主力量已经能够持续发展”。

经过十五六年的历史演进,在市场经济大发展和信息技术大飞跃的推动下,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已经全方位的成长起来,举国上下都因为利益高度分化而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各个种类、各个层次的公民共同体,它们谁也不会再屈从于由最高统治者冒充的“代表”,全都需要推出各自的政治代表和利益相关方进行博弈。至宪党的出现表明,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因为无法摆平各大派别的观念矛盾尤其是利益纠纷,正在不可避免的分裂成多个政治组织。这样,当局当然更无法将民间的各种政治力量打压下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只能一方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重点打击那些缺乏实力又想一下子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激进做法,重点打击举国上下太出头冒尖的运作,一方面开始考虑历史的出路,寻找为自己解套的办法。

可以把当局迄今为止的应对方法做一个概括,那就是“以空间换时间”,也就是不断地被迫出让一些公民活动空间,以此来延缓民怨的爆发。其目的虽然是用软性办法来苟延专制统治,其实,也正因此,使得建设性反对派有了越来越大的历史性活动空间,并且为良性互动提供了条件。

这里要做几点说明:首先,今日中国的政治活动空间乃至公民活动空间都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而是靠勇于斗争、不怕牺牲——至少是抓捕——打出来的,其次,这个条件下的良性互动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互不做绝,公民虽然顽强的坚持行使人权,但一时也不提出那些过高或者过于敏感的要求,当局虽然打压,却不至于镇压,并且被迫一点点退让, 第三,建设性反对派因此能在柔性抗争中成长壮大,并且因为经受住打压而使其内部日益坚强,从而形成坚强的团队。

三、强调

在这个战略相持阶段,我们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1、中国的民主进程,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会波浪式的发展,阶段性的跳跃前进。这个过程将伴随着一系列社会动荡——底层民众大觉醒,公民团队大崛起,社会利益大碰撞,统治集团大分化,以及接连不断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专制势力因此一步步的衰弱,民主力量相应的一步步壮大起来。

不管一元化统治多么牢固,它的基础正在一点点的被销蚀,因此,它正不可避免的一点点的走向崩溃。崩溃点在哪里,是无法预料的。但是崩溃点的距离长短是可变的,其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国健康力量的努力,包括我们团队的努力。我们建设性反对派目前虽然还很微小,还是豆芽菜,但是,老子早就指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曰,坚强者,死之徒也,柔弱细微,生之徒也。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                                                                                  

现在,整个中国各种势力都在崛起,政治力量多元化的格局已经隐约可见,我们要做的是为建设性反对派集结成一个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打基础,最后把一切努力争取理性的平和的转型的力量都凝聚在一起,可以是他们进来,也可以是我们进他们里面去。   

2,建设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是中国进步的需要,也是反对派成长的需要

无论是民主运动或是人权事业的团队亦或是公民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是靠一步步的建设做起来的。因此,我们作为建设性反对派,要大力开展建设性的工作,只有建设才能做成事业,哪怕有时候需要做一些清理地基的工作,也还是为了建设。

我们所说的建设是全面的建设,既包括商业文明的制度建构和法治建构,也包括炎黄子孙精神家园的意义建构和价值建构,当然更包括和世界主流文明共建全人类的世界公民社会,于我们来说,其基础则是我们团队的建构和整个中国建设性反对派的建构。

3,形势比人强,当局的回旋余地有限

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到了这一步,市民社会逐渐强大,民间力量不断崛起,被当局“逼反”或者说觉醒的公民数量越来越庞大,因而他们即使想倒退也倒退不了哪里去。

十八大的七人结构跟以往有很大不同。只有习李两个是60岁左右的,真正是新人,其他都是65岁以上的,都是以前的权臣,习李两人又被迫提到了最前面,明显是要用那5个人来制约这2个人,使得他们二人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从而为老一代的保留特权提供基础,同时也能避免他们二人采取过于激进的政策,使他们不能轻举妄动——不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按照7人格局的形式,习李二人的重大举措在投票时候根本就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成立了国安会和另外一个会,国安会是完全由习近平掌握的,他就排开了政法委那一套,也排开了政治局常委。这里面有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这两个会的权力会慢慢架空政治局,因此看起来是在走向独裁,但是前面说了,他们五人是在从既得利益集团摸着石头不过河的角度约束习李二人,特别是像刘云山这种人,不学无术,愚蠢无比,一贯反对普世价值,没有任何作为,显然对习李适应新的形势是很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安会就可能有重大积极意义了。稍微懂得一些世界史的人都知道,欧洲许多国家和日本,摆脱封建格局走向现代政治的一个桥梁,就是君主专制。因此,专制集权在特定历史时期,并不总是坏事。包括法国大革命,乱到底了最后推出一个皇帝拿破仑,拿破仑在政治上独裁,但是他在社会发展上为资本主义积极开辟道路。历史对他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正面的——当时拿破仑是民间、市民社会的希望所在。苏联的崩溃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内部专权正是苏东聚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人很长时间以来就在说,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对此目前还不好下结论——他现在正在专权,专权的结果是好是坏还很难说。至于我们,我们的态度是不管他会怎样,可以肯定,回到毛邓时代搞个人独裁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江胡时代的政治平衡也做不下去了。目前的现实是,常委会的平衡已经打破,火并已经开始,全国各地政法委、公安局,都在大换班。他们在内部大清理的时候,是头重脚轻的。这种情况无疑使专制再次被削弱。直接的说,对他们来说,周永康十年大维稳的格局肯定要改变!可以预料,地方当局会对社会上的某些活动会做出严厉的反应,因为越不稳定他就可能越强硬。但也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对可管可不管的就不管了,这些事情他们本来就不应该管,再管下去他们害怕管了不讨好——也就是说,管的越来越少,这应该是个大趋势。

这样,中长期看,总的形势越来越好是无疑的,因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使权力必然大分散,专权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他们要适应新的形势,就不能不在加强对统治集团的控制的同时,对社会进行放权以增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我的看法总趋势还是会向好的方向慢慢改变。

当然,在最后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盲目乐观。只能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努力使建设性反对派的工作如行云流水,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

4,建设性反对派是历史的需要

中国必须回归世界文明主流,否则就会有中美大战,这是专制派从反面证明了的,他们的逻辑就是“中美之间终有一战”。中国必须和平转型,否则底层社会揭竿而起也只是时间问题,专制循环就是从载舟到覆舟,这是任何一个稍懂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的。因此,宏观上说,建设性反对派是历史的需要。因为只有建设性反对派,才能化解社会矛盾,消弥中国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大伙并,也只有建设性反对派的崛起,才能使中国和世界和解,消解中美冲突的内在因素。因此,建设性反对派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步所必需的一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健康力量,它的前景是极其光明极其辉煌的。这绝不是说,建设性反对派面前有一条铺着红地毯并且撒满鲜花的平坦大道,恰好相反,就目前来说还连路都没有,需要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因此,不管做的多好,都不能过分乐观,因为要把建设性反对派做起来,并且完成和平转型重任,对我们来说道路还太遥远!但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长处。这一点,仅仅从现在有很多体制内或者体制边缘的人找我就可以看出——我们高举的建设性反对派的旗子,正是他们的希望所在。此外众所周知,当前社会上的团队很多,各个领域都在崛起,网上的各种团队就更多了,有的甚至达到了多少万人。所有这些一个个的政治团队都具有各不相同的长处,有的有着许多高端人才,有的有着庞大的队伍,还有的有很好的经济基础。

所以,现在是公民团队在体制内外全面在崛起,如何把体制内外全面崛起的大小团队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建设性反对派,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四,高屋建瓴

建设性反对派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当今中国的政治全局,必须进行生态学研究。走向民主的过程就是一个政治生态从人工造林恢复为自然森林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各种对一元化统治而言千奇百怪的政治诉求、政治群落、政治团队都会应运而生,我们不仅要见怪不怪,而且要视为常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在这种逐步恢复常态的生态中,把建设性反对派建构成为足以引领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建设性反对派无疑会面临强大的竞争,我们所面临的竞争,包括各种政治反对派层面之间的竞争。就社会上的状况而论,我们要正视,从激进的到缓进的,都有其意义。激进派们与我们是一种佯攻与主攻的关系,激进派可能否定我们,但我们永远也不要否定那些激进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当局迟迟不进行和平转型,一味地镇压,那么很有可能逼得整个社会全面爆发,整个国家就崩溃了。如果社会转型走到那一步,我们的和平转型就是佯攻,他们就成了主攻。在此之前,他们在进行佯攻,火力越猛对当局的压力越大,当局接受我们的主张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我们一定要处理好跟他们的关系,同时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建设性的反对派,给当局留余地,给我们自己留余地,也给激进派留下余地。我们的前提是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好,这就涉及到近期的各种策略问题。

搞政治的人,提出的要求都是通过争取可以实现的。你可以漫天要价,但这个要价还是需要一定的合理性,或者说前提是你得货必须是有强烈需求的,这样,尽管可能达不到目的,但是总还有人虚妄和你谈价钱。反之,如果你的货没有市场,那么要价再低也没人理睬,当然更普遍的问题是虽然有市场你得价格说出来让人家觉得根本不现实,因而无法给你答复。

在建设性反对派自身的整合有了一定的规模以后,竞争对手会随着形势的好转发生改变,那时我们的对手可能会是体制内或者体制边缘氤氲化生的团队,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的竞争对手会是由统治者转化成的对象——竞争关系是建立在平等主体基础上的,这样我们今天和统治者虽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博弈关系,却不是平等关系。从这种角度说,中国的全部政治生态就都可以纳入眼帘了,那就是,形势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还要把包括统治集团转化成的各种政治力量和今天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各种势力(花瓶党)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的政治力量的各种作用都考虑进来——这正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大中国的政治生态格局。

对当今中国的政治走势,必须从转型的大时段进行把握。这要求我们根据历史必然性占据几个战略制高点。最高点当然是宪政和全民制宪,但是,仅有这是不够的,另几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制高点是;对话与和解,建构和合法。

我们提出“对话”,要求和平转型,都是一种和解姿态,这和无社会历史基础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话是任何形式的转型都需要的,和平转型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符合绝大多数人和整个国家社会的最大利益。就当前来说,由于给当局以符合其目前状态的地位,在压力之下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从全民来说,这个代价最小化的目标是合理的,从长远来说,对话这个目标也是必然可以达到的,因此,我们占据了这个战略制高点,就能够长期持续的做下去。

和平转型是整个国家的出路,也是当局的出路,所以他们必须考虑。他们并不是傻瓜。谁都知道,这个体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因此他要留后路。但是留后路的前提条件是,他今天必须要过下去。你要是让他今天过不去,他就没有什么后路可讲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策略,绝不激化矛盾。当然,事情常常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偶然的突发的事件形成了对峙局面,两军相逢勇者胜,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有担当,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即便如此,举措也必须符合“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原则。

为了和人家对话,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建构自己的团队。建构自己的团队,就成为对话的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又必须使团队能在中国大陆本土站稳脚跟,这就涉及到如何使之合法化的问题。自从邓小平死后,中国大陆的人权团队就开始了合法化进程,也就是说,处于当局默认其生存权的灰色地带——它不给你注册,但是也不对你进行镇压,你没有合法化地位,但又可以去做,它虽然照旧打压你,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也就能够在承受了打压之后做得更好。看来,纯政治性的团队的成长,也只能如法炮制。

做任何事情都要谋定而后动,必须要有战略战术,必须要按照规划去做,特别是在我们目前这种希望采取直捣黄龙的战略的时候,一定要尽量避免在不必要的地方发生纠葛,把那些可能发生的意外,都要考虑进去。

我们的成败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的建设性工作做得怎么样!所以我们既要有战略部署,也需要把战略化为一个个战役性目标,并且要为达到这些目标把我们的工作日常化。

5,在良性化博弈中建设  

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作为体制外的建设性反对派,应该尽可能的争取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实行良性化的博弈!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有多种。首先,最高当局主张宽容的取向就应该被我们视为一种健康现象,也可以说是健康力量,我们要能洞悉其意向,并且尽力使其发扬光大,而不是一味攻击,致使其破罐子破摔。其次,公开活动的体制内开明派人物是我们致力宪政的战略盟友,我们要尽可能争取他们,比如俞可平、刘亚洲就是这方面一文一武的代表。第三,大量体制内中下层精英正在暗中集结,也和我们频频接触,这些个人和团队在今后也可能在体制内改变体制,也可能从体制内分裂出来成为新兴力量,他们今天是我们的同情者,明天则可能是我们的一部分。第四,几乎所有民主人士都已经发现,目前和我们打交道的强力部门工作人员绝大部分对我们没有个人恶意,在今天,和他们的交往对我们非常重要,总体上、常规上中立他们,典型情况下争取他们偏向甚至倒向民主阵营,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必须指出,我们极其重视和当局的良性化博弈,是从致力宪政大业出发,是为了和平转型,是为了使建设性反对派做大做强,因此,离开了我们的团队建构,离开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大,这一切就无从谈起。反过来,我们之所以必须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良性化博弈,撇开道义上的需要不论,也是因为从当前说除此之外我们无法立足,无法做大做强。作为草根公民,这就是我们所能真正致力的方式,是我们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对于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来进步给民众带来福祉而言,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必须指出,从各方面所取得的信息,都证明当局对此不是无动于衷的,很多来自相对比较高层的说法,都是高度重视建设性反对派的,历史走到今天,他们已经不能不给和平转型留下余地。当然了,我们自己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我们是驯兽师,在猛兽被关进笼子之前,无论他对你表现了怎样的善意,还是随时可能兽性大发,一下子把你拍死,一下子把你吃掉!因此,我们对正面的信息要充分认识其意义价值,以明确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该如何改进。但是,我们也要始终保持必要的警觉,绝对不能用一厢情愿的幻想自己把自己骗了。

6,战略机遇期的时间长度大约在十年内外

历史留给和平转型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留给建设性反对派的时间是有限的。因为中国的宪政大业已经不容任何势力无限期拖延,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社会矛盾的激化状态,国际社会的民主化进程,都在促使中国尽快完成历史性巨变,因此,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论建设性反对派是否已经准备成熟,无论顽固派是否死死抵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一元化专制统治的崩溃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区别只在其时间点不同,而这个时间点又是不可捉摸的,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建设性反对派自身需要在专制高压下艰难成长,它不强大到足够的程度,就不足以创造历史,因此,它需要五到十来年时间才可能具有必须的成熟度。另一方面,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也都在成长,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激化,越往以后去,社会对时间的等待会越没有耐心,这样,五到十年以后,激进势力的影响力也会大增。在那种情况下,统治者的选择余地会越来越小。如果统治者向建设性反对派释放较多善意,也就是说,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政治松动和接受不同政治力量存在的事实,并且允许公民和政治团队参加中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那么,激进势力就会被边缘化。相反,如果统治者拒不向建设性反对派释放善意,也就是说,表现出越来越顽固的拒绝不同政治力量存在的倾向,不允许公民和政治团队参加中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那么,局面向爆炸性方向演化的可能性就会大增,一旦局面完全失控,建设性反对派从整体上说也就不可避免的边缘化了。

应该说,以目前社会多元化政治力量全面崛起的局面看,十年内外中国的命运就将被大体决定。也就是说,届时如果建设性反对派能够达到足够的成熟程度,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也能够占到上风,那么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就可以初具雏形,和平转型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应该说,这绝不仅仅是建设性反对派之幸,也绝不仅仅是全民之幸,更是统治者完成华丽转身的唯一机会,至少是其很难再有的软着陆机会。

如果建设性反对派在打压下无法成长壮大,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也无法支配局面,那么,顽固的统治者一旦无法控制局面,整个社会就会随时面临崩盘,届时,军事独裁,军阀混战,黑社会横行,都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重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历史是完全可能的。彼时,梁启超曾经感叹“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与谁语”,今天,我们则可以断言,无论多么混乱,那之后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阵痛,中国终将还是要进入多种政治力量公平竞争的宪政时代。

也就是说,建设性反对派在十年内外的命运,其实就是中国能否少走一二十年弯路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能否以比较顺利的方式完成转型的问题,进一步说,其实就是中国的转型能否避免矛盾激化、社会混乱、军人干政、暴力革命造成的大流血的问题。

7,小结

当代中国向宪政转型过程中,建设性反对派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以1993年我起草并且发起《和平宪章》运动为标志,以2013年我给习近平发出公开信为契机。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又是人为活动的结果,作为自然进程它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人为活动的结果它实现的具体路径有很大不同。顽固的统治者想阻挡这一自然进程纯属螳臂当车,无所作为的梦想家和欲速不达的激进做派则只能延缓这一进程。宪政是建设起来的,法治是建设起来的,民主制度是建设起来的,公民社会是建设起来的,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种公民共同体也是建设起来的,因此,我们认为,对于实现宪政而言,从事以上建设工作比清除专制残余更加有助于加速其实现进程,这就是建设性反对派的立论之基。                  
 
2013年12月21日
关键字: 秦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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