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3/2014              

黎建军:1919年南北和谈的破裂——民国尽头是党国之二

作者: 黎建军 黎建军

1919年2月,在南北和谈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刻,北京政府的和谈总代表朱启钤来到南京看望江苏督军李纯。当时,李纯不但是北洋派系的重要将领,长江三督(指当时的江苏、湖北、江西三省督军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的带头大哥,也是1919年南北和谈的关键人物和主要推手。他们两人见面时聊了很多关于南北议和的问题,当朱启钤告辞的时候,李纯亲自起身相送,或许是由于天冷路滑,或许是出于对南北和谈命运的担忧而导致的心事重重,李纯在送朱启钤出督军府的途中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一跤之后李纯即一病不起,而由他推动的南北和谈最终也胎死腹中。

一、南北分裂局面的形成

1917年7月12日,张勋复辟帝制以失败告终,段琪瑞重新组阁。这次与段一起讨伐张勋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被段邀请进入内阁,同时内阁成员范源濂、汪大燮也都是温和宪政派人士,范源濂还是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学生。梁启超认为由宪政派主导民国政党政治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建议段琪瑞解散国会,重新召集临时参议院,1917年7月30日,《申报》曾记载了梁启超采取这种做法的初衷: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
然而令梁启超始料不及的是,解散国会重新召集临时参议院,在当时的局势下无异于打开了南北内斗的潘多拉魔盒。这一做法立即召致西南实力派的强烈反对,1917年8月1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拥护临时约法,广西督军陆荣廷也表态支持护法,民国南北之间出现分裂趋势。

不仅西南实力派反对解散国会,当时全国舆论也对立宪派的这一做法大加抨击,梁启超的广东同乡姚雨平曾给他去信一封,姚说:阅报载执事有极端主张召集临时参议院之说,深以为异。夫今日召集临时参议院,于法律实不可通,中外各报诸多论列,而于天津《大公报》本月十九日冷观社论剖辨尤详,岂能徇一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时局纠纷由于离法,去法愈远,时局愈纷,与其谓以政治救济法律,毋宁以法律救济政治,法律本义在于固定。前筹安会发生时,执事曾以贤者不得逾法律而为善,责杨晢子(指杨度),今如报载,执事意在改良约法与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种种,故有此举,岂今日则贤者可逾法律而为善乎?

梁启超的老师,在政治上已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康有为更是对梁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至于民主立宪,全以人民为主体,以法律为帝天,压抑人民,违反法律,即为大逆不道,共和先例具在也。……千夫所指,不病已死,袁皇帝崩,共和复活,国会再生。生(指梁启超)乃不知悔,复与汤(指汤化龙)设种种毒计,结合国会中无智识无气节之政客,非破坏国会不止。挑动武人,倚重外力,于是已安已静之中国,不一月恶云满天,洪波腾海,叛军朝起,议士夕散。绍轩(指张勋)约余复议,以为假共和祸患无已期,何如真立宪民命可保。生又借口政体,视此为投机事业,拥兵入京,遂攫大位。使生真为共和,余无可言矣。乃恶旧国会不利于己,扬言曰民国已亡,生与段氏复造之,当别召临时参议院,改约法,定议宪机关,更国会选举法,千奇百怪之谬论,皆生与汤为自便计。不知此议果行,中国自此破碎,宪法永无成期,内乱纠纷,流血千里。生固不惜外力平乱,特苦我民永陷万劫不可复苏之孽海。……(《梁启超年谱长编》536—537页)

而梁启超这一做法最大的恶果,则是让已在民国政坛销声匿迹多年,已逐渐丧失影响力的孙文咸鱼翻身,以护法为名,在民国历史上又掀起了一股滔天恶浪。

1913年8月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及其追随者再次逃往日本,这一去就是三年。1916年5月1日,在全国反袁世凯称帝即将胜利之时,孙文从日本回到上海。而在这之前,他曾要支持他的美国人戴德利帮他筹款,孙文的目的是趁着国内局势不稳先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由他出任元首,由于戴德利没有筹到钱,孙文也只有梦想成空。以至于1916年7月5日在给戴德利的信中他还在抱怨:袁世凯死后,局势已完全改观。……如果当初我能有那笔急需的款项,我本可早在袁世凯死前就成立临时政府,而现在也不会有南北妥协的问题出现。袁世凯死后,根据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黎元洪继任总统。黎对孙文非常尊重,孙也到处吹嘘一切国家大事和国际事务,政府都向他谘询,他虽没有职务,但影响力却非常大。但即使这样,孙文还是寂寞难耐,没过多久,他又准备革命。

1916年10月31日,被派赴北京视察返回上海的胡汉民向孙文报告北上的经过,并陈述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大部分为宋教仁所创之国民党成员。)有举孙文出任副总统的提议,孙文听后非常不快,他对胡汉民说:你同仲恺在北京要当心一点。我将要造反了,北京当局现勾结帝国主义者有解散国会的意思,对于国家有掏乱的行为,我便要讨伐他们,你们要小心。(《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 1010页)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逃亡到日本不久之后,孙文就准备在国内进行第三次革命。1913年10月7日,孙文找到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希望通过他寻求日本政府帮他发动所谓第三次革命,但遭到涩泽的当面拒绝。涩泽荣一奉劝孙文并表示他反对孙文起兵讨伐袁世凯,他认为中华民国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形式上已是立宪国家,只要国会机关完备,则不战自胜之日很快就会到来,因此再举兵革命不合时宜;同时他也劝告孙文面对时局应该隐忍持重。

在日本的近三年时间里,尽管孙文不断通过犬养毅、头山满等人想争取到日本政府对他的支持,但最终却不能如愿,因此,虽然国内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早已打响,孙文也只能作壁上观。护国战争以袁世凯的死亡而宣告胜利结束,但它也有非常巨大的负面后果。护国战争结束后,那些跟随蔡锷一起兴兵反袁的西南将领不但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很快掌握了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几省的军政实权,而中国历史最让人感慨不已的是,在历史最紧要的关头,最关键的人物又突然撒手而去。1916年10月31日和11月8日,近代史上的两位巨人黄兴和蔡锷相继离世,蔡锷与黄兴的影响力都在当时的南方,特别是蔡锷的离去使西南一禺顿时如野马脱掉了缰绳,唐继尧、陆荣廷这些西南地方实力派人物,与民国中央政府的离心力日益增大,也让孙文的造反行动有了可乘之机,1917年7月,在上海蛰伏一年多的孙文来到广州,他发动了谋划多年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发起的另一场革命,中共版的历史书将它称之为护法战争。

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孙文以护法为名反对民国中央政府,但他自己又从不把《临时约法》当回事。当时的民国代总统冯国璋是依《临时约法》在总统黎元洪去职后就任的,陆荣廷等人或许想借所谓护法来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但当他们看到孙文要召开非常国会并组建军政府时,却明确表示反对。陆荣廷说: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当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对于孙文另组所谓军政府并自任大元帅,陆荣廷与唐继尧都表示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
而带着130多名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参与护法运动的民国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也坚决反对孙文另组政府选举自己做大总统。吴景濂是宋教仁1912年组建的国民党的九大理事之一,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并非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而是一个持温和立场的立宪派。吴是出于对段琪瑞解散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公然破坏宪政秩序的不满而南下的,而孙文欲召集非常国会,选举自己做大总统,组建另一个中央政府,在吴景濂眼里跟段琪瑞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后来吴景濂有“国中军阀,无论南北,俱是一丘之貉”的感慨,当然,在吴景濂眼里孙文也不过一个军阀而已。也正是因为吴景濂反对孙文做总统,导致吴景濂和孙文在政治上从此彻底分道扬镳。

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有参议员274名,众议员596名,共计870名。1917年8月25日 孙文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第一次会议,出席的两院议员共150名,只占议员总数的17%。而9月1日搞的大元帅选举会,出席的议员更只有91名,刚过10%。由此可见,即使是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拒绝承认孙文搞的所谓军政府。

这些国会议员又是怎么来的呢?据1919年4月23日廖仲凯(孙文军政府的财政部长)致唐绍仪函称,廖仲凯所经手的现款共1392700元,军政府成立前用于海军方面400000元,招待国会议员南下费用共600000元。(《双清文集》上卷121页)而海军和150名国会议员就是支持孙文到广州护法的几乎全部力量。150名国会议员花了600000元,每人花了4000元大洋,这与曹锟后来花钱买选票并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孙文贿赂议员的行为比曹锟更早,后果也更加恶劣。

孙文在日本时并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经费支持,那他如此巨大的款项从何而来?据史料记载,早在1917年3、4月间,德国政府鉴于段琪瑞内阁对德宣战,遂决定支持孙文发起倒段运动。孙文对德国人联合自己倒段非常兴奋,他一再对德国人表示,自己对日本政府中部分要员有影响力,并要求德国出资200万元帮他收买倒段力量。此后,唐绍仪与海军南下及孙文在广州建立所谓护法军政府,都是德国人帮他活动而成,孙文甚至邀请德国人与他一起到广州,但德国人认为与孙文一道去广州对双方均不利,故没有接受孙文的邀请。当时德国人在上海给了孙文150万德国马克。1918年5月底,孙文离开广州之后不久,又派曹亚伯赴德国柏林试图再次争取德国对自己的援助,然而当1918年12月1日曹亚伯把孙文的联德建议书交到德国政府手上时,德国已是战败国,他们已没有兴趣帮助孙文来打击段琪瑞了。

孙文广州军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南北分裂局面的正式形成,此后,南北军队为争夺地盘相互开战,民国宪政秩序遭受严重摧毁。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文立即发表通电,他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而离开广州军政府后,他更表示北京政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广州政府也同样不能代表中国。(《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 台北1975年版 338页)言下之意,只有他孙文才能代表法律、民意甚至国家。

二、和平呼声的高涨

其实西南实力派的目的并非想另组中央政府而造成南北分裂,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借护法为名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像陆荣廷的目标就是两广巡阅使加民国副总统,因此,他们与孙文另立一个中央政府以与北京政府对抗的目的并不一样。1917年10月,江苏督军李纯倡办和平救国会,邀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共作南北停战的调停人,得到陆荣廷的响应。1917年12月24日,李纯的幕僚李廷玉在发给湖北督军王占元的电报中阐述了陆荣廷对时局的立场:尊重法律。拥戴河间(指冯国璋),始终如一。段阁倒后,无他问题,只在双方撒兵,赶速恢复国会,俾黄陂(指黎元洪)正式辞职,河间依法继任,一切善后处置,静待中央解决,遵令而行。连次电止湘粤进兵,并劝两粤取消自主,以示同心排解,早息阋墙。(《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1—2页)这之后不久,陆荣廷即在广东、广西取消自主,南方首领们向北京政府表达了实现全国和平的诚意。

到了1918年,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同年10月,立宪派领袖张謇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实现和平:事至今日,尚安有意气可争,智术可用?哀我小民,命悬于南北当局之手,地处局外,势不能左右取重其间。但野老之愚,惟知和平两字为圣神,亦愿诸公根除虚矫一切之门面。与其忘远虑而重近忧,不如推诚心而布公道,明示双方悔觉,有如辛亥唐、伍二公在沪会议前事,直接解决种种滞碍。(《张季直主和通电》民国日报1918年10月6日)

10月23日,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谷钟秀、徐佛苏、梁善济,籍忠寅、周自齐、孙宝琦等24人列名发起和平期成会,他们在公开的电文上说:希龄等外察大势,内观舆情,瞻前顾后,义难缄默,拟组织一和平期成会,为同情之呼吁,促大局之和平。他们还特地声明和平期成会一不带政治臭味,二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三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熊希龄等拟组和平期成会电》申报1918年10月26日)。当然,他们所指的野心家是不是孙文之流不得而知。12月18日,由北京、天冿商学各界发起组织的有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代表参加的全国和平联合会在北京京师总商会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四十余人,代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蔡元培在成立大会上称,该会以代表真正民意,要求于此次和平会议定永久和平之计划,取武人政客所妄夺巧取之国权而举以还之于国民为宗旨。(《全国和平联合会宣言》 晨报 1918年12月22日)

不仅如此,英、美、法、意、日五国驻华公使几经商议,也决定共同对中国进行调停劝告,其劝告书有如下内容:是以前记五国政府深愿北京政府及南方各首领勿以个人感情用事,勿拘法规枝节,凡有障害于树立平和之一切举措,亟须力避,以便速为无隔意之协议。更以顾念理法大则与中国民福之感情为基础,以举中国国内和平统一之实为要。劝告书还表示:五国政府并无何等干涉之企图,更无指示何等特殊条件以左右之之意。是等妥协条件,纯欲由中国人士自行协定。(《五国劝告南北调和》 晨报 1918年12月3日)

对于南北和谈主张最力的当属时任江苏督军的李纯。自1917年10月倡办和平救国会之后,李纯不仅与冯国障、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这些支持和谈的北洋将领函电沟通,也致电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要求北京政府与南方进行和谈。同时李纯还与南方的实力派人物陆荣廷、唐继尧、陈炳焜、刘显世、岑春煊、谭延闿甚至孙文都有函电往来,希望他们以国为重,进行和谈。和平期成会成立后,李纯也曾致电其中的领袖人物熊希龄和张謇,希望诚得两公约合在野同志诸贤,顺风而呼,千里可应,较之军政各界请求呼应,为效更速而神。盖共和政体,民为主人,护法诸君,必尊民意,舆论之裁判,苟居多数,各方面皆不难牺牲己见,以相从也。由此可见,李纯对熊希龄、张謇等人也寄予了厚望。在相关的南北和谈期间的历史资料中,李纯为南北和谈而发出和收到的各种函电就达120多份。特别是李纯与北方和谈总代表朱启钤之间函电往来就更多。朱启钤不仅向李纯通报和谈的细节、进程,对怎样与南方进行沟通,朱启鈐也多与李纯商讨。

1919年5月13日,南北和谈最后破裂,第二天,朱启钤就给李纯去电,并派人专程赶赴南京,向李纯陈述南北和谈破裂的详细情形,由此可见李纯在南北和谈中的份量。而李纯无法面对自己倾尽全部心力促成的南北和谈竟以破裂收场,在身患腰疾卧床一年多之后的1920年10月11日晚,李纯吞枪自尽,在其遗书中,李纯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深深失望:和平统一,寸效未见。杀纯一身,爱国爱民,素愿皆空。求同胞勿事权利,救我将亡国家,纯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纯别言十月十日

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安福国会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因为本非西南深恶痛绝之武人,且又德望兼全为众口所推戴,而其主张素倾向于和平方面,所以并不为西南首领们拒绝。而且徐世昌上任之初即抱有极高的政治抱负: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徐世昌认为要想中国立于世界而成国,首先要实现南北统一,而统一南北的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召开和会进行谈判。1918年10月24日,在其上任之初,徐世昌就颁布了尊重和平令,阐明中国因兵事纠纷,四方耗斁,庶政搁滞,百业凋残,南北双方只是政见偶有异同,北京政府对西南无畛域之分,呼吁南北双方应该释小嫌而共匡大计。1918年11月15日又召集各省督军、全体国务员、参谋总长、参战督办在京开会,讨论南北停战撤兵等问题。同日徐世昌还颁布了停战令: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并由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军撤退,派朱启钤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南北和谈在徐世昌的操作下成为可能。

三、南北和谈的破裂

1918年5月21日,南北分裂局面的直接制造者孙文离开广州,这为南北和谈的开启提供了可能。孙文在广州时,为了自己一己之私利,坚决反对和谈,1917年12月16日,李纯的代表李廷玉到广州会晤孙文,申述解决时局的主张,同时希望孙文赞成和谈,孙文却对李廷玉说:余自信为中国最爱和平之一人,唯余所酷爱之,和平非一时的乃永久的。除去一切共和之障碍及为乱之种子,使国家大法得能确定,不然迁就言和平,非余所乐闻也。

1917年11月15日,主张以武力统一全国的段琪瑞呈请辞去内阁总理职务,南北和谈的可能性大增。孙文预感到南北和谈局面将对自己非常不利,于是于11月18日一日之内连发两份通电,一份《对于时局的通电》,一份《申张讨逆护法令》。在这两份电文里,孙文强调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和谈。他说:惟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在同日给其追随者孙洪伊的函电中,孙文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上海孙伯兰先生鉴:密。段逆既倒,议和在即。惟吾人护法讨逆,原以恢复约法效力及旧国会目的,舍此不提,则吾人此次举义,即成无意识之举动。是以北方将士,苟其以大局平和为重,当以取消非法机关恢复旧国会,为惟一无二之条件。倘仍段逆故智,则吾人一息尚存,决不与违法叛国者共戴。区区之意,谅执事定有同情。尚祈努力鼓吹,坚持到底,无任盼望。

孙文当然知道,段琪瑞一派坚决反对恢复约法及旧国会,而在当时的北京政权中,段珙瑞势力最大,以恢复约法及旧国会为南北和谈的唯一条件,无异于直接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孙文的行径让盼望和平的国人忧心忡忡,就在1919年新年即将来临的前一天,《字林西报》的时评说:时届新年,而中国诸政治家仍在沪宁道上仆仆不息。南方新到诸代表,意见亦非一致。而北方代表见及南方国会之失势,意料此次会议仅属南北和好之导线。不幸中间尚有意图阻碍和平者之形迹,似亦未可忽视也。(《字林西报》时评 1918年12月31日)

1919年1月2日,北方议和代表抵达南京,而南方由于在陕闽问题上同北方发生僵持,连代表团都还没有组成。这时全国舆论压力都指向南方。1月12日,申报刊发了熊希龄、蔡元培联合致西南的电文:欧洲和会将开,我国不能不速统一,以冀国际上得到列席发言之地位。如果失此千载一时之机,将使吾国吾民永无出死入生之日。如今北方代表已抵南京,而南方代表诸君姓名尚未宣布,何时到会亦未得知,务乞电促军政府即将各代表姓名电布,并促即日首途,克期集会,俾和议早开一日,国家人民即早安一日。

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倡导和平的各阶层人士一年多的不懈努力下,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谈的双方代表终于坐到了谈判桌上。但我们从南北和谈双方代表名单的组成,就可知和谈进程的不易。北方和谈代表团共有代表10人,却代表着7个不同的派系;而南方和谈代表团11人,分别代表了10个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且当北方代表名单公布后,安福系由于其首领王揖唐没有获选,便大发牢骚,并向总统徐世昌施压要求把王增补进去。

和谈开始时,段琪瑞已经下野,孙文也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居住了半年多时间。表面上看起来,阻止和谈的两大障碍都已消除,国人享受和平的愿望应该能够得以实现。但正如加拿大华裔学者陈志让在其《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一书中所说,从绅士们的立场看来,南北之争是拥护保卫宪法之争;从军事首领的立场来看,那是北方想用武力统一,南方想用武力保护既得利益之争。争夺的对象是土地,用土地来养武装的人民。于是南北之争跟中国其他的内战一样,是军人、团练、土匪的地盘之争。1919年1月10日的申报更这样评论当时的南北之争:他们或为当局争体面,或为督军争地盘,或更为国会议员留饭碗,而绝未闻为被扰各省之人民谋所以救济之者,夫其所争而但为己也。1919年3月23日,被南北和谈双方派往陕西监督停战的代表张瑞玑给和谈会议发来电文一封,他说:瑞玑入关,所经市阛,比户墟落断烟,闻西路尤甚。陕南已收括无遗,陕北则糜烂殆尽。父老相见,捁手失声,咸谓兵火之惨,十倍回乱。但愿自今以后,再勿多生伟人英雄,使愚民得稍稍安集,于愿已足。若欲恢复元气,非三十年后未易言也。其言甚怆,闻之恻然。(《和议停顿中之消息》 晨报 1919年3月26日)南北战争给民众造成的痛苦如此之巨,但和谈双方此时却因一些枝节问题有争议而使和谈无法进行下去。

对于1919年的中国人来说,大多知道辛亥革命时的南北和谈,其中的一些人还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缔造者。像南方政府的和谈总代表唐绍仪当年就是南北和谈的总代表之一,只不过那时他代表的是北方的袁世凯。1918年10月,当年的另一位南北和谈主要推手张謇通电希望现在的南北政府能像辛亥时的南北方一样放下成见、达成妥协,促成南北和平局面的形成,但是张謇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当年的袁世凯、立宪派、革命党三方之所以能放下自己的部分利益,是因为大家的面前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清王朝,只要清王朝不倒,他们各自的利益都将得不到保障,因此他们之间能舍弃部分利益与其他方达成妥协以求对付共同的敌人。而现在时过境迁,北京政府和南方首领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敌人,他们认为,那怕自己只放弃一丁点利益,也都会壮大对方而削弱自己,他们之间除了争斗已没有互相妥协的前提。

1919年4月20日,当时在福建与北方军队作战的许崇智给孙文去电告之前方困难之极,已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此时南北正在和谈,孙文不但没有要许崇智马上撤军,反而说以后吾人之生存成功,皆靠冒险,能之则生,不能则死,其为了一己之私利誓不妥协的本性跃然纸上。

1919年5月13日,南北和谈宣告破裂,对于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但北洋系内的强硬派徐树铮却不这么认为,他在5月15日给北方和谈代表吴鼎昌的电文中说:夫以交通、北洋、安福三派实力,戴东海之德望,据二十四省区之大地……稍从根本整理,何患不气吞欧亚,若五省之就范,直瞬息间事耳!

然而历史却并没有像徐树铮想象的那样演绎下去,就在南北和谈破裂前10天,北京爆发了一场学生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南北和谈的破裂虽不是这一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但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宪政秩序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国人所期盼的强大国家不但没有出现,反而离自己越来越远,自甲午战争以来所积聚的失望和怨恨情绪此时空前膨胀开来,导致五四之后,整个国家越来越激进。1919年4月28日,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当时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中最叱咤风云的人物陈独秀针对正在进行的南北和谈发出评论,他的观点是《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新国会议员说南北代表无权解决法律问题,我也以为诚然不错。不但法律问题,就是裁兵、废督问题,将来也不过议决几个空言的议案,实际上都不是他们能够解决得了的。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象那二十个毫无力量的代表,是湖南人说的话“没得寸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 391页 三联书店 84年版)无独有偶,和陈独秀一起开创中国二十世纪党天下的孙文也在其后说:南北新旧国会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免致他再出来捣乱,从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申报》1919年10月23日)

当然,新国家是出现了,但它不是国民所有的国家,而是一党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

四、结语

南北和谈破裂后,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北洋派对南方政权的态度分歧最终导致北洋派系的不断分裂,1920年7月,北洋系内的直、皖两派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不到5年时间,北洋势力迅速衰落。而对于1920年代的中华民国来说,北洋系势力的消亡无异于国之长城的倒塌。总体来说,北洋派对内坚持用武力统一国家,对外则维护国家主权,而且北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言论钳制最为宽松的时代,连中共御用的历史文人都不得不说北洋政权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说法虽然印证了这些御用文人的无知,但也恰恰说明民国短暂的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1920年代,在苏俄极权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的关键时刻,北洋派势力却日益分化没落,北洋派的衰亡,使中华民国失去了一支对抗苏俄扶持的孙文极端势力的最强大的制衡力量。就像1917年11月16日段琪瑞准备辞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之时给北洋系将领发的一份密电所说的那样: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当然,段琪瑞所指的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1928年6月,孙文的党军攻入北京,中华民国从此灭亡。而曾经要在瞬息间灭掉南方五省的徐树铮,已早在1925年死于派系之间的仇杀。而令徐树铮万万想不到的是,南北和谈破裂,并没有使北洋派团结起来,彼此之间的矛盾反而越来越深,裂缝也越来越大,最后连他们自己也深陷这种历史漩涡之中而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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