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 】  时间: 6/21/2014              

康正果: 頭號戰犯毛澤東——從國共和談到血腥内戰(一)

作者: 康正果 康正果

(参与2014年6月21日讯)

頭號戰犯毛澤東
——從國共和談到血腥内戰
康正果

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這桃子就是勝利果實。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利。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同志們,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至於蔣介石呢,他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是人民抗戰的絆腳石。現在這塊絆腳石卻要出來壟斷勝利果實,要使抗戰勝利後的中國仍然回到抗戰前的老樣子,不許有絲毫的改變。這樣就發生了鬥爭。同志們,這是一場很嚴重的鬥爭。
    ——毛澤東
  
 你縱可矇世人於一時,騙個別人於一世,但休想把天下人永遠矇騙下去。
      ——亞伯拉罕•林肯

一 從“桃子該由誰摘”說起

 毛澤東有關“桃子該由誰摘”的狡辯在中國大陸流傳甚廣,凡受過小學教育的學生,大概都在語文課堂上朗讀過“偉大領袖”這篇義正詞嚴的聲明。那時候我們小學生誰會懷疑毛主席說假話,都以爲八年抗戰中,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官兵確實躲在峨眉山上,而侵華的日本鬼子,當然就像小説和電影上演義的那樣,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遊擊隊發動地道戰和地雷戰打垮的了。針對毛信口胡謅的“峨眉山”,毛選編者更予以坐空落實,詳為註釋說,那山“實際上泛指中國西南、西北部的山區。自1938年武漢被日軍侵佔以後,蔣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揮的很大一部分軍隊就躲在這些山區裏,坐視解放區軍民同日本侵略者作艱苦的鬥爭。”1 此類在毛時代矇騙國人的讕言早已不攻自破,2005年大陸隆重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連胡錦濤總書記都不得不在他的講話中宣稱,“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對國民黨的抗戰功績,從向來的完全否認轉變到開始承認,中共的宣傳口徑畢竟調整到稍有進步的程度。但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具體戰績到底如何,胡錦濤的表述仍讓人覺得含混其詞和過於籠統。時至今日,官方版的黨史已敗露得千瘡百孔,再繼續重復國民黨消極抗日的論調,無異於反諷中共自己,對他們來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多做些掩蓋自身抗戰劣跡的工作。官方因此對國軍的抗戰功績開始作有限度的表彰,好顺便把共軍也拉進去評功論賞,平分秋色。這就是中共今日修補歷史,以維持其合法地位的詭變伎倆。


毛澤東當初的那些講話不管多麽強詞奪理,置諸今日的語境,已很難抵賴擺在我們面前的統計數字。數字的對比就是不言自明的結論。國軍在正面戰場上與日軍激烈會戰多達二十二次,大型戰役一千多次,其他戰鬥近四萬次。正是通過這些傷亡慘重的戰鬥,中國的抗日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硬是把一場被認爲打不贏的戰爭撐到了最後的勝利。中共在敵後作戰,其目的在於建立根據地和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他們固然也發揮過牽制敵軍,挫傷日偽,輔助正面戰場的作用,抵禦過不少由他們那些偷襲日軍的小動作招致的大掃蕩,但無論是蒙受的犧牲還是獲得的戰果,都遠不足以同國軍相比。國軍在抗戰中陣亡官兵一百三十二萬,其中包括二百零六位將軍。共軍陣亡約十六萬,地位較高的將領中僅有二人陣亡。至於中國軍隊總共斃傷了多少日軍,國共兩方面的統計數字均有不少水分,尤其是敵我雙方負傷人員的數字,尤難作出確切的統計,故在此均可存而不論。參考日方公佈的日軍死亡總數二百一十二萬,除去被美軍、英軍和蘇軍擊斃的人數,中國軍隊擊斃日軍約為四十七萬,其中為共軍所斃者至多五萬。與通行的統計數字相比,這一數字很可能被認爲偏低,但卻更接近實情。2 至於雙方擊斃的日軍中各有多少人爲高級將領,不同的統計數字出入更大,行文中實難以繁瑣細究,但總的來說,同樣是死於國軍之手者遠多於共軍。這樣看來,無論就雙方犧牲的人數而言,還是就各自擊斃的日軍人數而言,國軍都比共軍多八倍以上。

數字畢竟是勝於雄辯的,毛澤東憑什麽說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軍隊“袖手旁觀”,“一擔水也不挑”?又憑什麽貪天之功以爲己有,說共產黨八年來“解放了大量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僞軍”?毛澤東最爲詭詐的反動修辭便是處處拿“人民”這個用語做遮謊的盾牌,並自封為人民的代表,而且自始至終,都把中共的利益和勝算一律冒充在中國人民的名下。他所謂“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勝利應當是人民的勝利,抗戰的果實應當歸於人民”這一連串狡賴的説法,便明顯把中共集團以外的抗日力量排除在他所謂的人民之外,而真正作爲人民大衆的四萬萬沉默群體,反倒被毛澤東瞞天過海,任他們中共集團全面掉包。難道只有共軍中打仗的官兵來自“人民”,國軍的官兵都來自大地主、大資本家,因而不屬於“人民”嗎?“人民”這一彌天的冠冕已把中國人民蒙蔽得太深太久,對毛澤東此類反動修辭,我們處處都應從“反面”讀解。這就是說,凡是他声言“人民”如何如何,實際上都是在包裝他們中共集團。


毛這場延安幹部會議上的“摘桃”動員報告作於1945年8月13日,身為莫斯科耳目的弗拉基米洛夫隨即做出迅速的反應,弗氏次日便在日記中狠批毛的詭詐,說毛“盡可以天天説謊,年年説謊,但卻不可能永遠說謊下去。”弗氏同時還指出,“這場震撼中國的大革命本身即含有求真的奮鬥,”他說他深信,“中國人民一定會獲取其所求。” 3時至今日,曾一度修煉成精的毛澤東已逐漸露出其卑劣的原形,包括筆者“還原毛共”的工程在内,近年來大量評毛批毛和重寫黨史的論著所持續從事的,可以說即屬於中國人民求真的奮鬥。真相的顯示猶如撥雲見日,真相一旦光照天下,成精的妖孽自然會在現出原形後撲地而滅。

二 搶先發動“摘桃戰”

那一年8月6日,美軍投下原子彈轟炸廣島,兩天之後,蘇聯即對日宣戰。蘇聯紅軍趁勢出兵東北,在十數日的猛烈進攻中,對七十五萬關東軍發動了毀滅性的打擊。原子彈的致命一擊和蘇軍參戰極大地加速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天皇及其政府不敢再堅持他們那“一億總玉碎”的頑抗,在8月15日宣佈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盟軍中受降的中方代表當然是中華民國政府,而非並無合法地位的中共集團。但一向“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並不理會盟軍在美國“密蘇里”戰艦上履行的那一套手續,他向他的黨軍宣稱,中國人民已經把解放他們的“權力委託給能代表他們的、能忠實為他們辦事的”共產黨了。因此在8月13日的動員報告中,他及時發佈命令,敦促共軍搶先去摘能摘到手的那“一批中小桃子”。毛澤東作報告寫文章,慣於操持煽動慫恿性的比喻,所謂“摘桃子”,就是搶先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具體的做法是:突擊行動,與國民黨爭奪受降權,盡量從日軍手中繳獲先進武器,佔領更多的地盤,把共軍在抗戰中從未間斷的“鬣狗行動”急劇升級,擴大為“解放全國人民”的正義之戰。毛澤東現在已有恃無恐,他多次揚言,“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二百多萬民兵。”強大的槍桿子已撐硬了他的腰桿,他一面擺出敢打内戰的強勢姿態,一面發動爭民主求和平的宣傳攻勢,同時把挑起内戰的罪責全推到蔣介石身上。抗戰八年中從未間斷的“摩擦”和“打頑”如今改稱“摘桃”,鬥爭的形式也從被動還擊轉向主動進攻。抗戰終於結束,廝殺卻並未停止,一場更血腥的“摘桃戰”就這樣在國共兩軍間惡性互動起來,把美蘇最擔心發生的,國共兩黨内很多人士都試圖避免的,全國人民特別反對的内戰一步步推向全面爆發的邊緣。

對毛澤東來說,抗戰勝利的偉大意義並不在於國家與民族的浴血重生,不在於基本上終結了自晚清以來遭受列強欺淩的國恥,也不在於全國人民和各黨派團結一致,努力實現戰後的和平建國綱領,而在於中共集團已轉危爲安,由弱變強,具備了抗衡國民黨的軍事、政治力量,擁有了進一步乘勝追擊,打天下坐江山的革命資本。早在1944年12月20日,毛澤東就在閲讀一份報告時隨手批示道:“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那正是國軍與日軍在貴州和廣西一帶鏖戰的日子,中國大地上砲火連天,血肉橫飛,抗戰的勝敗尚未見分曉,穩坐延安窯洞的毛澤東已急不可待,把他摘桃的手伸得老長老長。在六屆七中全會上,毛公然告訴與會者說,美國記者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都認爲“天下是我們的”。接著他預測出未來的三種可能性,特別強調第三種可能性是以中共為中心,並向與會者詳加描述說,“我們有一百五十萬軍隊,一億五千萬人民時,在蔣介石更加削弱無聯合可能時,就要如此做。這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和規律,我們要建設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在討論黨的七大路綫時,毛澤東更明確提出“解放全國人民”的“人民戰爭”。他說:“所謂人民大衆,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所謂人民戰爭,就是農民戰爭。基本上主要的就是農民戰爭。忘記了農民,就沒有中國民主革命,也就沒有一切革命。” 4 正是本著他利用“農民軍”打天下的一貫戰略和終極目標,對於國民黨方面讓共軍“就原地駐防待命”的指令,毛澤東立即回電批駁,拒絕執行。原來的“抗日根據地”,他現在一律改稱“解放區”,大大小小的解放區那時已遍及從遼寧到廣東,從山東到陝甘的十九省之多。在蘇聯出兵東北之後,毛更於8月20日命令華北根據地抽調大量兵力,儘快開赴東北,乘紅軍佔領東北之機,領先奪取東北的各大城市。自從逃出蘇區,踏上西竄之路,毛澤東從未斷絕“打通蘇聯”和爭取“飛機大炮”的念頭,只要能一舉顛覆國民黨的政權,他隨時都做好了與蘇聯紅軍裏應外合的準備。在佈置進軍東北的同時,毛還向華中局和華北局發令,要求前者組織數百萬農民武裝起義,配合新四軍奪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求後者組織北平、天津等地的市民武裝起義,配合八路軍奪取平津一帶的城市。5 那時候毛澤東實在是摘桃心切,其猴急的情狀一時間達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他明知道沒有外援和機械化武器裝備是共軍嚴重的缺陷,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奪權衝動,又想搞一次軍事冒險,以期儘快佔領更多的大城市。6 偏不巧就在毛頭腦發熱之日,莫斯科發來一封電報,斯大林再次給他當頭潑了盆冷水,弄得他十分惱火,卻又倍感無奈。
該電文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實際上傳達的是斯大林的旨意。

大老闆警告毛澤東說:“中國一定不能打内戰,如果打内戰,中華民族就要毀滅。”來電並要求毛接受蔣介石的邀請,迅速去重慶與國民黨談判。7 蘇聯紅軍反攻柏林途中,解放了一批東歐國家,其中有不少共產黨領導的反法西斯遊擊隊都在紅軍扶植下奪取了政權。法西斯在歐洲敗陣後出現的這一“新生事物”對毛澤東大有鼓舞,他也盼望蘇聯紅軍能像援助保加利亞共產黨那樣武裝介入,直接幫中共武裝奪權。沒想到莫斯科這封電令突如其來,展開一看,聖意難違,一下子打消了毛澤東興奮的狂想。斯大林顯然是要中共步法國共產黨的後塵,放下武器去走議會道路。這正是毛所說的三種可能性中最不樂觀的那一種:中共得向蔣介石交出軍隊,毛及其同僚都要去聯合政府内當官。斯大林的干預和指令讓毛十分生氣,以致他多年後提起此事仍耿耿於懷,多次把史大林此舉作為“整他”的實例,抱怨斯“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並把斯比成不許阿Q革命的趙太爺。由此可以想見,毛澤東當初被迫到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心裏頭曾經何等的窩火。

三 美蘇軍援及其對國共的牽制

作為一個外國人,史大林現在何以表現得比毛澤東還更加關心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呢?就毛不惜打一場內戰的蠢動而言,毛的缺乏國家民族關懷是顯而易見的,他因而對史大林的關懷頗感意外,一時間尚摸不透大老闆的用意。毛澤東囿於其延安窯洞的土見識,講話中一再貶抑原子彈的威力,把日本的迅速投降多歸功於蘇聯的出兵東北。毛誇大蘇軍功勞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他指望蘇軍佔領下的東北能從速轉到共軍手中。有關美、英、蘇三國雅爾塔會議的情況,毛其實早有所聞,那時候他一味為共軍可開到東北與蘇軍並肩作戰而高興,並不在乎蘇聯對中國的主權侵犯到多麽嚴重的地步。8 至於剛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他顯然尚不完全清楚其内容,更不知道斯大林對他們毛共和國民黨政府分別持什麽態度。雅爾塔會議後,赫爾利反美途中曾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面,斯大林答應赫爾利同美國一起“支持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國民政府”,並表示“無論戰時戰後都願尊重蔣主席在中國的領導地位”。至於中共,斯大林指責他們“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而是土地改革者”。 9 由此可見,至少在斯大林與美國人圖謀“雅爾塔密約”那一段時間内,莫斯科並無扶植中共全面奪權的計劃。幾個月之後,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成功爆炸,核威力的確威震了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頭子。他有他通觀全局,權衡利弊的頭腦,其深遠的思慮豈是好説大話的毛澤東所可企及!那時候斯大林實在擔心,美國和蘇聯若因介入中國的内戰而互起衝突,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連俄羅斯民族也難免遭到毀滅的厄運。斯大林其實更比美國人害怕被拖入國共内戰的漩渦,應該說,這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關懷。


中國自晚清以降,根本的問題在於自身的積貧積弱和内部的分裂,各個武裝化的政治集團都在為壯大自身的勢力爭取外援,分別去投靠他們可以依賴的列強。從孫中山聯俄到中共甘當共產國際的在華支部,再到蔣介石親美,都是在既缺錢又少武器的情況下不得不向外伸手。日本侵華後,國民政府無力單獨對付強敵,只好四處求援,竭力去聯合國際上可能爭取到的反日力量,不幸在得到外援的同時也受到援助國多方面的牽制和困擾。因爲國際間的援助和示好並非出自單純的慈善人道或私自的情誼,每一項外援都與援助國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抗戰初起,英美均無意軍援中國,國民政府之所以獨能得到蘇聯的援助——低息貸款二億五千萬美元,提供飛機一千架,派遣約兩千名飛行員和五百名軍事顧問——,完全是因爲那時候幫助中國對蘇方大大有益。中國的抗日戰爭打得越激烈,蘇聯的遠東地區便越安全。日軍深陷中國戰場的泥潭,蘇聯才得以抽出兵力去集中對付來自歐洲的戰爭威脅。莫斯科唯恐蔣介石與日本謀和,因此才逼迫中共與國民黨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綫。從國家利益出發的外交原則向來都很講究實際,不容你弱國有絲毫爭辯,面對強權世界的冷酷現實,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都只能徒喚奈何,生他們各自的悶氣。

至於美國,畢竟遠處大洋彼岸,對發生在東亞的戰事,自然在最初持孤立主義的態度。只是隨著日軍的軍事行動日益損及美國在華的利益,美國才聯絡英、法兩國,公開向日本強硬表態,堅稱要維護他們在遠東的權利和義務。1941年4月,蘇聯為免遭日本與德國的東西夾攻,暗中與日本簽署中立協定,宣佈“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公然侵犯中國主權,轉眼間就背棄了國民政府。接著蘇德戰爭爆發,蘇聯自顧不暇,更不願得罪日本,隨即終止了對華物資援助。《日蘇中立條約》的簽署也解除了日軍在遠東的後顧之憂,直接促成日軍大舉南下的行動。隨著日軍南下進犯東南亞各國,明顯擺出與英美決戰的姿態,美國對抗日本的態度才進一步明朗。經國民政府反復遊説,羅斯福始對華有所親善,簽署了支援中國的《租借法案》,開始有限度地軍援中國。但與此同時,美國仍在與日本商討“日美諒解臨時協定”,打算對日作出某些讓步,明顯有“犧牲中國、綏靖日本”的傾向。由於此協定也損及英國的利益,遭到英國的強烈反對,美國對日的態度才被迫轉爲強硬,對該協定作出修改,要求日本從中囯和印度支那全面撤兵,放棄在中國的特權,最終激發了日本對英美不宣而戰的決定。緊接著珍珠港在年底挨炸,美國終於在對日宣戰後正式與中國結盟。因爲美軍要在中國修建很多機場,要從中囯起飛去轟炸日本,還指望中國戰場拖住更多的日本兵力,更要把國民黨最精銳的部隊調遣到緬甸協同英軍作戰。國軍一面以血肉長城死戰日本,蔣介石及其政府一面為配合美國和蘇聯的需求而被掣肘在十分彆扭的對外關係之中。

就以上的事實來看,美蘇兩國在援華事務上顯然都基於各自的利益,而且都是在戰事一步步惡化的形勢下迫不得已,一時間被拖入了援華的事務。對國民政府來説,在那種危急時刻,能爭取到貸款和軍火已屬很不錯的結果,哪還顧得上爭辯其中的是非與曲直?但比較而言,蘇聯在處理敵對還是結盟的問題上缺失起碼的道德底綫,因而常玩弄兩面派的手段。美國則態度明朗,敢做敢當,一旦介入戰事,就堅守不與邪惡軸心集團妥協勾結的立場。斯大林的行事卻與之相反,他不惜背信棄義,為趨利避害而兩頭遊走,隨風轉舵。總的來看,對比英國的極度自私和漠視中國,以及蘇聯的包藏禍心和反復無常,反觀美國在援華事務上的不少作爲,應該說還算比較切實,多少有那麽幾分仗義。如果不是羅斯福一再推舉和竭力斡旋,開羅會議上根本就不可能有蔣介石的席位,中國更無緣躋身世界“四強”之列。在蔣介石絆絆磕磕,勉強參與了開羅會議的整個過程中,邱吉爾始終都在竭力阻撓,一再抵制,斯大林更因不屑與中國平起平坐而缺席了那次重要的會議。由於受到羅斯福的全力扶助,蔣介石總算為中華民國爭取到國際上的那點名分,並趁勢為國家討回了自晚清以來喪失的部分主權。不幸他代表的這個大國那時候實在是太貧太弱,致使他在整個會議期間,身處名不副實的窘境,隱忍了滿腹難言的辛酸。10


美國人對中國的仗義畢竟有他們的限度,“雅爾塔密約”的達成就是一個明證。三巨頭雅爾塔會首時,研發中的原子彈是否能派上用場尚屬未知。這就是說,要徹底擊潰日軍,美軍勢必要登陸中國或日本本土作持久的血戰。為避免美國子弟兵陸戰中付出太多的傷亡代價,美國政府一直要求蘇軍出兵遠東戰場。斯大林似乎不像羅斯福那樣捨不得犧牲自己的軍隊,但他對美國人的交易提出了很高的要價。從蘇聯自身的利益來看,斯大林當時並沒有漫天要價,因爲日本佔領下的東北原先就有他認爲本屬於蘇俄的利益,而外蒙古事實上已由蘇俄控制多年。羅斯福爲爭取蘇聯出兵,在並未通知蔣介石的情況下就自作主張,拿中國的主權與蘇俄作了交易。這就是臭名昭著的“雅爾塔密約”:蘇聯租借旅順軍港;大連商港國際化;中蘇共管經營中東、南滿鐵路;蘇聯在東北的特別利益應予保障等等。這個密約的内容對國共内戰全面展開後的戰局影響深遠,縱觀後來的事態發展,不能不令人在此再作一“反事實”的假説:假使沒有蘇聯紅軍出兵東北那回事,解放軍靠“小米加步槍”打勝内戰的光輝歷史就要全部改寫了。

四 蔣要毛先交出軍隊,毛要蔣先放棄政權

蘇聯和美國在援華抗日事務上的貢獻固然功不可沒,在制止國共内戰上所作的努力也不容否認。不幸在事態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國内局勢在國際局勢的牽扯下蒼黃反復,友邦的插手常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致使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對美蘇的介入有各自的不滿,所有這一切真應了“恩多怨多”那句古老的俗話。那一系列恩怨恩來怨去,最終竟導致兩個截然不同的後果,讓讀史論史者對歷史的或然性甚感迷惘,很難就是非成敗作出簡單絕對的分辨。蘇聯促成的“聯蔣抗日”統一戰綫的確緩解了蘇聯的遠東危機,最終也幫了中共的大忙,而美國一廂情願的聯合政府以及一再介入的調停和談卻出力不討好,反給國民黨幫了倒忙。


在毛澤東親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之前,國共雙方早已有過多次談判,和談的目的始終都是為制止武力衝突。西安事變前,國共即開始談判,那時候紅軍困處陝北,中共迫切要求建立抗日統一戰綫,完全是為了擺脫蔣介石的圍剿。蔣則堅決要求收編紅軍後再一致對外。後來發生西安事變,僅造成紅軍與國軍形式上聯合的局面,不只從未實現軍令、政令的統一,反倒給中共營造了寄生的溫床,致使其武裝力量“滋蔓”到“蔓難圖也”的地步。從此以後,此起彼伏的“摩擦”中穿插上大大小小的國共談判,雙方一直在中共的兵力應保存多少個師的問題上討價還價,扯皮不休。形勢有利於國民黨時,蔣介石就把價壓得很低;形勢有利於共產黨時,毛澤東就把價提得很高。雙方就這樣談來談去,從蔣介石同意合編共軍十個師一直糾纏到毛澤東非堅持保留四十八個師不可。國民黨的如意算盤是想通過和談削減以至取消中共的武力,可惜越談判下去,中共的兵力越發壯大起來。在整個的和談過程中,毛和蔣都把事態的前景看得十分清楚。毛堅信,“中國的事,歷來是有槍為大”,“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他在重慶談判時即對民社黨領袖蔣勻田明言:“老實說,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蔣因此斷定,中共的“野心在逐步奪取政權,欲放棄既擁之武裝及侵佔割據之地盤,真正服從軍令、政令,勢不可能。” 11 鄧野把這一和談的怪圈稱之爲“民國的政治邏輯”,他明確指出,“和談本身就是武力的產物,然而,和談的本質卻又在制止武力,這樣,也就產生了一個頭足倒置的關係:以武力的產物——和談——反過來剝奪這個產物賴以存在的依據——武力。”12 結果是和談不但未能消除武力對抗,反而在不斷加劇對抗的趨勢。


針對國民黨合編共軍的軍隊國家化方案,中共堅持政治民主化的主張,反過來要改造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在民主改革的問題上,國民黨一直處於守勢,因而顯得很被動,受到的挑戰遠大於中共。羅斯福早在開羅會見蔣介石時即建議蔣與共產黨以及其他黨派搞聯合政府,後來赫爾利又跑到延安與毛澤東見面,拿美國人的頭腦理解共產黨的民主訴求,結果粗心大意,落入毛的圈套,草草與中共簽署了那五條協定草案。中共於是藉勢美國政府的支持,一時間擺出領軍民主的高姿態,他們發宣言,提建議,大肆操縱輿論,蠱惑得美國人和國内各民主黨派都相信,似乎真有那麽一個理想的政治結構可經和談建立起來,而且最終能夠把中共連同他們的武力容納進去。國民黨遲遲不實施憲政,扼制各黨派的民主要求,全都確屬事實。但必須指出,中共的民主訴求卻另有他圖,與其他民主黨派所理想的那種局面不只相差甚遠,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民主黨派並沒看出,民主只是中共爭取輿論支持的攻堅策略。中共的立場向來都是丈八的燈台,只照遠不照近,他們的民主牌純粹是單方面打給國民黨政府的。在赫爾利所簽的延安協定草案中,第三條有關民主自由的規定,基本上抄襲了羅斯福獲選總統後在國情咨文中的内容,赫爾利等於把美國人自由民主的觀念授權給中共公開發表,讓中共接掌民主咒語的利器,一下子把蔣介石詛咒得招架不住,無從還手。

協定中的條文的確說得不錯,什麽“確立正義、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請求平反冤抑的權利、人身自由與居住自由”,什麽“免除威脅的自由和免除貧困的自由”(照抄羅斯福語)等等……這些要求站在共產黨代表人民的位置上向國民黨進言,當然理直氣壯,誰也不能說那要求不合理不對頭。然而如果把他們說盡的好話收回來,交給早先蘇區和當時根據地内一切受中共壓迫剝奪的民衆,還有進入延安受到打壓迫害的知識分子,以及黨内受排擠的幹部,讓他們也去向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提出同樣的要求,也嚴正地要求他們的種種自由和權利,那又會是什麽情景?會得到什麽反應?美國人和民主黨派顯然不曉得延安整風時毛澤東整頓《解放日報》的情況,毛氏新聞學五條原則中的每一條都嚴厲限制言論、思想和出版的自由,都是打壓黨内外幹部以及人民大衆自由表達的緊箍咒。更不要說在多次肅反運動中,毛澤東都一手策劃,有計劃地製造了大量的冤抑。中央蘇區的經濟以及平民生活遭到紅軍巨大破壞的情況已如上述,可以說紅軍打到哪裏,就給哪裏製造了貧困。包括當時邊區政府統治下的人民在内,也根本談不上有所謂“免除貧困的自由”。對生活在“解放區”的居民來説, “解放”一詞不啻為極大的諷刺。細讀蕭軍的日記,即可找到很多作者親歷的見證。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蕭軍攜妻子兒女,到距離延安十幾里地的川口區碾莊等村莊,做了四個月農民。在這塊“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區土地上,他們看到的農村景象以及農民對邊區政府和共產黨的印象被如實反映如下: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個女孩沒褲子穿。

晚飯後到村長家,他那個小兒子問我:“你又來要什麼來了啊?”……孩子這話給了我啟示,這說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沒有給予。

看到農民們辛苦的獲得一粒糧食,由早到晚,卻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細吃了,這使我非常痛恨。

離延安僅十幾裡路的村莊,竟像隔了千百里,這裡的人民除開送糧草的義務以外,似乎什麼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傳也接不到,看不出他們和這革命政府有什麼思想、感情等聯繫。沒有報紙,沒有經常的宣傳,一句話,看不到政府的工作,黨的工作在哪裡。

我很不敢問一些人們的生活情形,因為他們總是訴說公糧的數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糧的人。

這裡的居民只感到對公家盡義務的負擔,卻不見權利的享受,……這裡的人民對於共產黨和政府是沒有思想、感情上的連結的,他們只感 到“誰坐皇帝給誰納稅!”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貸金---這是李老漢的納糧。他是李鼎銘的孫子輩。13

蕭軍目睹的誅求和剝奪,完全是中共軍事割據造成的惡果,他們卻把人民的貧困處境和遭受威脅的賬都算到國民政府的頭上,更挺起爲民請命的胸膛,要求國民黨為收拾他們的爛攤子而施行仁政。

五 中共的革命法統外在於中國的歷史進程

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作了題爲《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他以專斷的口氣說:“中國共産黨是中國人民最忠實的代言人,誰要是不尊重中國共産黨,誰就是在實際上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 共產黨憑什麽代言中國人民?是人民選舉他們做代表的嗎?毛澤東從不考慮有多少選民會選他們代言的問題,因爲他相信槍桿子可以製造一切。僅據他說出的這些大話,即可證明他無視民主的原則,只是在盜用和濫用民主,慣於拿“民主”和“人民”之類的説辭威脅敵對勢力罷了。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聯合政府是什麽性質的政府,按照毛的界定,那“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綫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爲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所謂“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之類的用語,和“人民”一樣,在毛澤東口中,都是共產黨的替代詞。包括中共對外宣傳的解放區政府 “三三制”——根據地政權的成員中,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也都是爲統戰而做的表面文章,根本談不上有什麽民主因素。羅隆基那時即指出,“解放區的民選政權”純係“共產黨包辦”。一個一切都由黨中央操縱,靠軍隊維持的政府,一旦搞起運動,即可無法無天地整人和殺人,你還能指望他們會有什麽真正的民主!不要說在延安,就是在陪都重慶,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都不容異己的言論,試圖推行其話語霸權。針對此初露的猙獰頭角,殷海光當時就預言說:“若共產黨一旦掌握中國政權,他們所能毫不吝惜地給予我們人民的唯一民主自由,就是‘無條件地贊成共產黨底一切’。順吾者存,逆吾者亡!”因此,殷海光斷言,“無論從理論上考察,或從實踐上考察,共產黨本身是不民主的,共產黨本身不民主,可見他們口口聲聲說‘實行民主政治’,完全是騙人的。”14 毛澤東也不諱言中共的長遠目標,他承認新民主主義只是暫時的過渡,並在七大報告中明言,“我們將來的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宇宙觀,明確地指出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5 


 正是這個被毛澤東描繪得“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在後來的實施中敗露出罪惡的原形,烏托邦噩夢導致千百萬地主、富農被鬥被殺,近百萬人被蓄意打成右派,三四千萬人活活餓死。早在與蘇方代表簽署宣言之日,孫中山就聲明共產黨的最高綱領不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蔣介石訪蘇歸來,即已看透蘇俄扶植中共的包藏禍心。中共的來源和本質既已如此,因而不管談判多少次,也不管談判到什麽程度,都很難組成一個可將他們容納進去的聯合政府。這也是蔣介石及其中央軍能夠不斷收編各路軍閥,一步步統一了政令和軍令,卻始終難以收編共軍,也不可能把他的政令和軍令統一到共產黨身上的根本原因。所有這些武裝化的政治集團都曾被梁啟超斥為“亂暴勢力”,梁之所以在所有的“亂暴勢力”中唯獨對中共斥責最兇,揭露最深,就是因爲他發現中共製造的動亂處處都與蘇俄的陰謀聯係在一起,預見到“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
前些年網上曾流傳兩個局外人的系列對話,這兩位對談者精辟地指出,“中共革命的法統不是在中國國內產生的,它來自國外,它成立的依據不是中國政治史,而是世界歷史。它不是立起來的,而是從外面加諸於中國之上的。”這個“共產革命的法統是全然與這個具體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的歷史無關的。”因此把共產革命強加給中國社會,只會造成一種“無機的歷史過程”。16 他們揭示的這一點非常重要,用加繆批評蘇聯的話來説,中共在中國所作的事情也是“把革命注射到歷史的進程中”。毛澤東至死也沒懂得馬克思發表的共產主義宣言乃是資本主義在歐洲發展初期諸多社會病症所激發的抗體及其發熱發冷的症狀。它内在於資本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副作用現象,只有在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它的某些理念才間或起到過有益的調解作用。中國的困境正如馬克思所說,是“既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而要走出此困境,首先得解決那個“不發展”的問題,即在發展的過程中化解由“不發展”到“發展”產生的種種麻煩。毛澤東及其毛共卻急於只爭朝夕,企圖跨越資本主義,帶領農民軍窮過渡到現代化的社會。結果是胡亂挪用了西方病症的抗生素來救中國的貧弱病,把蘇俄人爲的歷史設計強行移植到中國,切斷了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本可以自發自為演化的歷史脈絡。從北洋政府到各地軍閥,直到國民政府,所代表的法統均屬於辛亥革命的法統,實為中國社會從前代狀況延伸到現代的有機鏈條,其間的起落分合不管多麽“半封建、半殖民地”,其貧弱混亂的局面不管被當時的有識之士批評得多麽一無是處,那一切弊病全都内在於中國社會,最終都會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得到漸進的改善,發生自新的變化。費正清在他最後一部討論中國歷史的著作中便發出“非事實”假設的慨嘆說,“若不是日本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府統治下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17

六 聯合政府:一閃即逝的歷史虛綫

面對國共雙方軍事實力及其他情況的對比,重慶和談時的毛澤東和中共高層顯然並無打一場勝仗的把握。對他們來說,企圖武力奪權是一回事,能否打一場必勝的內戰又是另一回事。在那個邊打邊談的時刻,共軍儘快搶佔地盤,插手多摘桃子,主要是為了增加他們在談判桌上的籌碼。毛在1943年給彭德懷的電訊中曾說過:“在德意日打倒後,國際國内均會發生根本變化,這一形勢是利於人民不利於獨裁的。蔣在抗戰中有功勞,同時人民心理厭惡戰爭,故我們應爭取在抗戰後與國民黨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適當時機,我準備出去見蔣,以期談判成功。”18  可見隨著形勢的變化,即使在毛澤東左右搖擺的意念中,那個被認爲可能容納中共及其軍隊的聯合政府也曾作爲一條歷史的虛線明滅閃現,觸動過毛試圖去作良性互動的念頭。他在去重慶談判之前的黨内會議上曾向與會的高層領導提說:“我們現在在全國範圍内大體上要走法國道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中國的局面,聯合政府的幾種形式,現在是獨裁加若干民主,並且佔相當長的時期。我們還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這個彎路將使我黨在各方面達到成熟,中國人民更覺悟,然後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19 毛澤東講這些話,顯然是迫於當時的形勢,向與會諸人詮釋斯大林的授意,不得不在嘴裏咀嚼那難以下嚥的苦果,其實在他的心底,從沒有放棄武力奪權——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打算。


但客觀地講,中國之命運並非完全沒有在國共和解的局面下走向民主共和的可能。國民黨此時也正逢還政於民,從訓政轉入憲政的大好機會,而共產黨也有可能在絕對安全的條件下交出軍隊,放下其“軍黨”的重負,在如何嘗試做好議會黨的方向上棄舊圖新,來一個光彩的轉身。這就是說,在國内外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中共陣營不可能總是鐵板一塊,包括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高層領導在内,為顧全國家民族的大局,也都會產生一定的動搖,有可能偏離他們宣稱的“最高綱領”。一黨專政固然是共產黨的本性,也是國民黨政府力圖繼續維持的現狀,但在抗戰勝利後,民衆普遍厭戰,國民經濟亟待恢復和振興,民間知識分子以及各民主黨派和團體紛紛提出民主參政的訴求,美蘇兩國也竭力促使國共和解,所有這一切都迫使國共兩黨不能不退後一步,為贏得輿論而作出捐棄其一黨之私利的表態。儘管一開始都是在作假演戲,但倘若能真正順利地演下去,就有可能演到弄假成真的地步。八年抗戰雖大傷了國家的元氣,留下一片大地瘡痍,那最終的慘勝畢竟消除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亡國亡種的危機,特別是從根子上解除了日本自甲午海戰以來一步步吞併中華的危機。必須看到,中國人民不屈的抗戰固然起到打敗日寇的主要作用,但若沒有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取得勝利,日本不只不會如此迅速地無條件投降,國人為抗戰付出的代價必會更加慘重。美國之始終不願捲入國共内戰,力促建立聯合政府,其中儘管有維護其國家利益的因素,但從大方向上來說,美國顯然是旨在貫徹“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宣言”中反戰爭、反極權和尊重人權的原則,其堅決抵制國共内戰的決策首先是從建立二戰後世界新秩序的立場上出發的。這個新秩序在東亞將體現為中美的聯合,首先徹底清除日本的霸權,其次要遏制蘇俄對中國潛在的威脅及其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同時也會削弱英法對中國自晚清以來的不利影響。國共與其他黨派若在美國支持下建立起聯合政府,贏得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戰後的投資,中國人民不只不會走1949後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彎路,而遲至改革開放後才實現的經濟起飛,應該說早在1945之後就踏上軌道,穩步邁進了。
然而靠“党指揮槍”的原則攀上統帥高位的毛澤東深知,他個人的權力以及中共的勢力全都基於他們擁有的武力,因此他所謂的“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只不過一時間心血來潮,在口頭上講講而已,實際上那類話多是針對國民黨政府講的。毛澤東主要的目的是高舉“民主”與“和平”的大旗,以影響國内外的輿論,通過把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抹得更黑來刷新中共的形象。毛澤東的話不管說得多麽好聽,他説來說去都絕不會為民主的承諾而放棄其黨軍,輕易向政府交出中共的武力,因爲更強大的武力仍掌握在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手裏。那時候國民黨剛打勝抗戰,惰兵驕將,自恃強大,蔣介石及其黨内軍内的強硬派都對共產黨持深遠的敵意,談到國共的關係,他們多堅信,不消滅共匪,必被共匪消滅。毛蔣在一起和談了那麽多天,均無暇在如何建立民主制度以及和平建國的主要問題上作任何建設性的協商,卻始終在幾省幾市的主席副主席、市長副市長的人選分配上,以及軍隊數量比例、受降地區劃分的問題上討價還價,爭持不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收有毛《關於重慶談判》那篇講話,該文的第一條註釋長達兩頁,其中即詳錄了有關軍隊數量比例、地盤劃分及省市長任職分配的内容,從那份極其算計的清單即可看出國共兩黨在瓜分抗戰勝利果實的事情上多麽斤斤計較,互不相讓。毛和蔣任何一方若真心想“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都不至於如此貪心,把“摘桃”的手伸得那麽貪婪和志在必得。正是因毛始終堅持保住其黨軍的底線,而且一定要把他們的解放區作為國中之國維持和發展下去,拒不接受“軍隊國家化”的先決條件,結果使國共和談的進展陷入了僵局。就是在毛蔣重慶和談期間,國共之間的摘桃戰也從未片刻停止。九、十月之間,共軍即在閻錫山部隊駐地搶佔地盤,發動上黨戰役,重創了閻部十個師之多。與此同時,共軍在華北和華中搶佔不少中小城市,在邯鄲阻擊國軍孫連仲部北上打通平漢鐵路,並爭取到約萬人的雜牌軍叛變,有效地攔截了國軍進軍東北的通道。總而言之,國共兩黨都看清了眼前這 “戰難,和亦不易” 的形勢,他們都在雙管齊下:一面爭取和,一面準備戰。上邊在談,下邊在打,“打”一直都在為“談”助威,“談”則為繼續“打”下去作了掩護,不斷擴大的衝突就這樣逐步惡化著局勢,最終完全撕毀了談判桌上達成的所有協議。


關於中華武德,古代的軍事典籍闡述得十分清楚。《孫子兵法》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臏兵法》更強調,“戰而無義,天下無能以固且強者。”還說:“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更強調,“惡戰者,兵之王器也。”(不好戰,是軍事上的最高原則。)《老子》也說:“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不幸一直在惡性互動中的國共雙方均缺乏“惡戰”意識,高層一邊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地方上的部隊一邊有意或無意地製造摩擦,隨著摩擦越來越厲害,最後從上到下都捲入“樂兵”、“利勝”和“樂殺人”的漩渦。特別是共軍,自從其揭竿而起到逐步壯大,一路走過來,都是在趨向“樂兵”、“利勝”和“樂殺人”的路線。

註釋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的註釋,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135。以下出自該文的引文不再另註。

網絡作者西湖劍客的博文抗戰中日軍在中國戰場死亡人數研究》對此有詳盡的論證,似較可信。關於日軍二戰中戰死的人數,他在該文中總結說:“加上戰後損失,日軍共死亡212萬人,其中被中國軍隊擊斃47萬人,被蘇軍殺死12萬人,在緬甸被英軍擊斃15萬人,而死於太平洋戰場、被美軍擊斃的日軍達138萬人。”“估計八年抗戰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給日軍造成的傷亡總數應不超過20萬人,其中擊斃者應不超過5萬人。”(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2/1379760184114.html 

The Vladimirov Diaries, Yenan, China: 1942-1945p. 499.

參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71377

參看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209-210

毛在會議上說:“我們的武器是步槍,沒有外援,沒有機械化,不能制敵。美國不幫助我們,赫爾利的政策勝利了。蘇聯為了中蘇條約和國際和平,不可能也不適於幫助我們。”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95

同上,頁401

陶涵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一書中指出,美蘇商定“雅爾塔密約”時並未及時照會蔣介石,生怕招致蔣的反對。但斯大林並不擔心“毛澤東是否有異議,他在峰會召開的前一天,才通知毛說有這麽一回事及其目標。”而“會議一結束,斯大林就告訴毛澤東:紅軍要來了!”毛立即大喜過望,號召全黨與國民黨浴血奮戰。見該書頁402-403。對比上述情況,誰只關心本黨奪權,誰更關心中國的主權,不言自明。

參看張憲文等:《中華民國史》,第三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576

10 同上,頁179-180。蔣介石非常感慨地說:“外交之侮辱漸烈,英國對華之遺棄,俄國對華之嫉妒……如我不能自強,則來日受人壓迫,必更難堪”,並言“凡事貴能自立,尤其軍事要能自立,否則不怕你不隨人腳跟。此種精神之痛苦與侮辱,不堪勝言。”這是當時中國的外交窘境與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背景的真實寫照。

11參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486

12 轉引自一篇有關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的書評。

13 《蕭軍日記》下卷,頁270-359。轉引自麥啓評《蕭軍日記》一文。

14 殷海光:《光明前之黑暗》,見《殷海光全集》5,頁38

15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108710621059

16 兩個局外人的對話共計十四篇,原載“世紀中國”網站,該網站已遭中共查封。

17 費正清、戈德曼:《中國新史》(薛絢譯),正中書局,2001,頁356

18蘆笛:《毛澤東用兵真如神?》,頁377

19《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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