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鸣 】  时间: 7/6/2014              

裴毅然:中共为何出不了贤君名臣?

作者: 裴毅然


中共享国六十五年,三个“万恶国民党”的执政时间了,且无外敌入侵,承平岁月,按说应该出点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贤君名臣了。

先说“君”

毛泽东当然完了,此人最大的愚蠢是在折腾出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人祸”后,居然还惦着“流芳百世”!尽管中共要求国人对老毛“三七开”,海内外绝大多数士民则早已“十○开”。很简单,老毛掌国后可办过一件“站得住脚”的事儿?所谓“开国有功”,那仅仅是对一党,对国家来说则是“有史以来最大暴君”(方毅语)──一九四九年后直接整死六千万国人!一九五○至七○年代,全体国人(包括林彪、周恩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上演了多少前无古人的人间惨剧。“实绩”在此,凭什么让后人“纪念”他?

邓小平解冻有功,改革开放,“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当然强於乌托邦的马列主义,总算让亿万可怜生民名正言顺有一点活命私产.按说完成这样重大的“转弯子”,泽被百姓,很有希望接获贤名,奈何六四枪声断送小平同志的“历史英名”。改革开放功劳再大,也遮不住这滩突破底线的大污点.江泽民、胡锦涛两位守成之君,好像没什么值得一说的重大政绩。他俩执柄的二十多年,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渐渐脱贫,但最多“及格”,因为另一头人文领域的民主建设毫无业绩,政改纹丝不动,还将非暴力异议者刘晓波送进监狱,无有人文实绩可“名”。至於华国锋拿下“四人帮”、胡锦涛拿下薄熙来,党内权争耳,虽然体现了历史“正能量”,但不可能凭藉“剷除魏忠贤”名垂青史。

惟一两位贤君都是被“打倒”的──胡耀邦、赵紫阳,而且他俩的“贤”恰恰是被打倒的原因。有什么办法,可爱的中国实在也是苦难的中国。“伟大的党”做点“贤事”,实在不易。实话实说,既以“阶级学说”为指导思想,大方向偏误,想出贤君,南辕北辙,非为“太难”,实为不能也。“打左灯向右行”的国家悖论,不打“左灯”无法“右行”,不打“左灯”不能成为“接班人”,形成这一历史尴尬与现实难局,总赖不上“美蒋反动派”吧?

再说“臣”

那么,容易一点的名臣呢?如今中央及省部级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红二代红三代,一个个也都硕士博士,按说能出几位名臣。当然,名臣是有标准的,不是当到省部级就是名臣,得有一点文治武功的实绩。具体标准:一、“正能量”政绩,至少造福一方;二、名篇传世,立有言功。远的不说,晚清名臣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范例是也。退一步,传世名篇的“立言”较难,至少得有拿得出手的政绩。如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曾国藩的剿灭发逆、张之洞的办洋务废科举劝留学.否则,百姓为什么要记得你?历史凭什么铭记你?

改革开放之初,倒是出了两位驰名一时的人物──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但仅仅解决基本温饱的“名臣”,标准是不是也太低了?而且,解决百姓吃米吃粮就可荣登“名臣”,好像并不能为“伟光正”增光添彩。“解放”三十多年,“伟光正”里才有人开始解决吃米吃粮,有什么值得夸耀?似乎还是“倒撬边”(沪语,倒帮忙),不是称颂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险“恶攻”。

无法得到一流人才

出不了名臣,首在选吏制度无法得到一流人才。一把手说了算的集权制,怎么可能避免“武大郎开店”?怎么可能做到“公开公正”?一位大学同学,北京退休副厅女干部,日前来沪闲聊:“目前体制下,凭实力可以干到处级,凭运气可以干到厅级。”至於省部级,她说都没说,似已不在“考虑范围”。

大陆国人无不明白如今仍是“朝中有人好当官”。一流青年英俊,书读得好,能考上硕士博士,能拿到欧美名校奖学金,谁还有勇气拿一生去赌“逆淘汰”态势下的官运?早早自我“淘汰”、转向了。家长更明白什么是“理性选择”。笔者一手带出来的上海财大首届经济新闻本科班,如今毕业十年了,两名品学皆优的男女二骏仍“英俊沉下僚”,其中一位就职文化界的男生信心早失,四、五年前就从一家沪上名报转行证券业,奔财不奔官了。仕途风险太大呵,还是实惠第一吧!

透析组织部长

李森林(一九五七~,红二代),二○一一年落马的开封市委组织部长,受贿一千五百万元,一审判决无期徒刑。查实一百六十九人贿送九百八十四万余人民币,还有美金、英镑、银行卡、十二根金条、劳力士手錶、苹果电脑……,李部长的另一爱好是女人。

被“双规”后,办公桌抽屉里翻出一摞县市干部自荐信。其中一份很真情,很能反映万千基层官员心声:

敬爱的李部长:

我作为一名长期在XX县任职的副局长,我深知作为组织部长你的难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提拔谁好呢?在基层,像我这样级别的官员真的是太多了,也不乏清官好官有能力的官,那么为什么我们长期得不到提拔呢?所以,希望你能多来下面走走,尤其是到我们局来看看,作重要讲话,我们局长已届退休年龄,而我正当年富力强之时,真心希望得到领导的重视……。

最高检察院主办的《检察风云》评曰:

(李森林)他要提拔的,绝对不可能是靠着这样的自荐信就能上任的干部,他要提拔的无非是两种人,要么是“上级领导的指定产品”,要么就是他的小兄弟。①

同期《检察风云》还有一篇写中共官场的:

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等於进了班子。

(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罗荫国网罗二百多名官员,在当地交织成一个“权力共有、财富共享”的相互庇护的关系网.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二十四人、县处级干部二百一十八人,波及党政部门一百零五个,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

据北京人民网一项调查,八千二百余名调查对象,百分之八十五点零四认为身边领导有“小圈子”;百分之七十五点七认为领导“小圈”里的小兄弟“心术不正、趋炎附势”;百分之八十七点一六认为结交“小兄弟”是因为“具有某种共同利益”。

二○一三年一月《检察日报》载文《地方官员进京潮揭秘,只有融入那个圈子才有提拔机会》。湖南某市秘书长说:

来京办会、跑项目,无非想让组织部门、部委和一些领导看见自己的政绩、认识一下,在地方人事格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借会议来京探路,也是人之常情、常规手段。②

选吏合理性还不如前清

说来不信,中共选吏合理性还不如前清。集权制决定中共不可能得到人才。因为各级官员原本就不是按“人才”路线走上来的,既不知如何辨才,更不知如何选才,说不定从心里还害怕“人才”。

晚清名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其成长过程很能说明清廷得才的合理性。张之洞四岁入塾、十三岁秀才、十五岁中举、十九岁考取官学教习;二十三岁入山东巡抚幕府,二十五岁入河南巡抚幕府;二十六岁探花,翰林院编修;三十岁浙江乡试副主考、湖北学政;三十三岁翰林院教习;三十六岁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三十九岁文渊阁校理;四十二岁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四十三岁翰林院侍读兼礼部侍郎;四十四岁山西巡抚;四十七岁两广总督;五十二岁湖广总督,五十七岁兼署两江总督;六十四岁遥领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新务机构);六十五岁兼督办商务大臣;七十岁军机大臣;七十二岁铁路大臣;七十三岁,德宗(光绪)实录修纂总教官;同年逝世。③林则徐的成才道路与张之洞亦类似。

清廷对张之洞、林则徐的成功使用,首在科举“发现”,使张之洞、林则徐十来岁就进入“第三梯队”,中举后均入巡抚幕府实习。林则徐中举后入闽抚张师诚幕府五年。实习期间,熟悉朝廷掌故及兵刑礼乐,历练官场,为入仕进行必要的准备。中进士后,先在中枢翰林院沉一沉,既提高对朝廷的向心力、忠诚度,也培养他们的“全域观念”,然后外放“厅局级”;有了一定从政经验与实绩,再调回中枢,四十岁后上省部级,五十岁左右再上一品总督(当时全国共九总督),六十岁后则倚为干城,进入军机(相当今天政治局常委),收穫他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为国服务。

中共现行吏治全无定规,既无明清成定制的从秀才到进士的考选台阶,确保选才优秀,亦无几上几下成熟的“培养”机制。公务员考试只是最低门槛,再往上就全靠人脉运气了。能否被提拔,全靠上级“赏识”。如胡锦涛的上位,全赖小平同志一句话。最最要命的是“潜规则”──宁用奴才不用人才。一流英俊必有个性,而稍有个性便永远不可能“成才”,因为在上级看来永远不可能“成熟”了。因此,在全靠个人品质遏止贪欲的集权制下,得提拔者必须“会来事”,必为阿谀奉承者。如此这般,出现层层茬茬的贪官也就成了“客观规律”。赵紫阳晚年反思:

自己过去认为腐败是由於人的素质不行,或用人不当,以及社会风气不好造成的。其实不然,腐败的产生乃是制度的产物。由於是公有制,没有产权约束,由於是集权,权力不受制约,由於没有公开监督,形成了体制性的腐败,所谓“领导带头,层层分配,人人下水,个个沾光”,这是灾难性的。④

再从政治局委员退休后的着述来看,中共高干队伍的文化层次确实不高。不难明白中共大员之所以怕记者,因为很怕记者提出文化方面的问题,他们动辄露馅,每次都成为各国记者最期待的“笑点”。

中共至少还没出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这样有建树的名臣。就是次一级的晚清名臣──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他们不仅各有业绩,帐下还带出一批批人物。当然,满清应该推翻,但就官吏识选角度,由於规随前朝,遵守传统经验,反而比打破一切的中共更接近历史理性,收穫到“名臣”。中共标榜“敢叫日月换新天”、“如今我谓昆仑”,太阳从我脚下升起,蔑弃一切历史经验,出不了名臣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注:①魏斌:《变态部长李森林》,载《检察风云》(上海,二○一四年第五期,页23-24.)

②四宾:《伤及官场生态的圈子文化》,载《检察风云》(上海,二○一四年第五期,页20-21.)

③陈山榜评注:《劝学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一一年六月第一版,前言,页7-9.)

④宗凤鸣辑录:《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开放出版社,香港,2007年版,页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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