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4/2014              

秦永敏:无规则的博弈使中共走向何方(上)

作者: 秦永敏 秦永敏

前言

本来,长期统治中国的中共就没有始终一贯的宗旨,没有始终如一的党内规则,也不承认宪政。现在它已经既没有理想,也没有弄出公开公平公正的领导人产生规范,可以说,除了执政带来的利益之外,它们什么共同点都没有,目前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讧内斗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无规则的博弈会使它走向何方?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就是如洪门会之类的黑社会帮会组织,也只能靠始终如一的帮规才能长久维持。家规、帮规、国法,从人类学角度看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法规、法度、规则、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更不成气候,至少不可能长久维持——没有这些就是人治,人治的结果必然是人亡政息。

法规、法度、规则、规矩还有个执行问题,只有能严格执行,才能起到维护该社会群体——团队、国家——长久的健康生存的强有力工具的作用,故韩非子指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有规矩,而且能够严格执行,也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律的权威是法治的关键,而法律的优良是法治的根基。真正的法治,不但要求“法律被普遍的服从”,而且“被服从的法律应当是良法”。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管理,是从无法无天、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首先向王法秩序过渡,再由王法秩序向宪政秩序过渡的过程。王法,就是法律由最高统治者在顾及社会需要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根本利益制定并由此形成的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但后来英国人首先发现,法在王下,王就会干危害全社会的事情,于是他们在忍无可忍中强迫国王签订协定“国王不得为非”,这样,王也就在法的管辖之下了。由此再进步,就形成了一切人权利平等的宪政秩序。也只有这种一切人权利平等的秩序,才能使一个团队兴旺发达,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

人类为什么要有王法?王法为什么会进化成宪政?西哲早已指出,如果人类像绵羊一样温顺,那就不需要管理。可是,人却是一种个个都要出头冒尖争名夺利的富有进取心的动物,若非如此,就不会进化成人类了。帮规也罢,王法也罢,宪政也罢,无非是使人和人之间的出头冒尖争名夺利规范化、理性化、人道化。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群和人群之间持续的互相交往争夺就是博弈,说白了,由王法向宪政的过渡,也就是使博弈以越来越规范化、理性化、人道化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说,国家的最高权力,永远是个人和团队极力争夺的对象。迄今为止,最稳定的国家权力更替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帝制时代家天下的长子继承制,一种是定期普选的宪政民主制,其他制度都无法长治久安,而帝制时代家天下的长子继承制也经常失灵,这种情况下权力更替也动辄血流成河,民主制度下,因为有了宪政,争夺才文明化。历史地看,国家最高权力的更替形式,就是从帝制时代家天下的长子继承制,向定期普选的宪政民主制过渡的过程,其他国家最高权力的更替形式通通不过是这种过渡的表现。

没有行之有效的内部规则,使中共党内出头冒尖争名夺利的博弈始终无法理性化、人性化,这样,在其内部矛盾大爆发的如今,我们就从全面回顾中共顶层的权力运作和更替入手,看看中共正一步步走向哪里。

一、从民主决策到军事独裁(1921-1935)


回顾中共历史,理想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凭着一腔热情幻想把人间变成天堂,又把苏联当成了天堂样板。与此同时,还受当时已经蔚然成风的民主思想熏陶,从1921年成立到1927年,他们的党内生活曾经是民主化的,虽然陈独秀有一点权威,也不是靠强力维持,而是靠思想的力量和很高的威望。但是,他们的民主作风只是一种由社会生活带进党内的习惯,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严格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形势剧变后开始组织党军,你死我活的外部斗争也就必然要反映到党内。

中共搞南昌起义后,其组织体系一度呈二元结构,一方面是搞军事斗争的人在殊死搏斗,一方面是中共中央首脑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养尊处优。固然,从形式看其首脑机关是因为被破获无法再在上海安身,但究其本质而言,还是手握军权的人绝对不会始终听命于几个远在异地只会夸夸其谈的落魄文人。而中共中央首脑机构迁进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其大权几经争夺,最后落入最高军事首脑之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然,由于历史的惯性,进入苏区的中共中央首脑机构一度还十分民主,决定事务要开会讨论,重大问题还要经过士兵大会通过。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从上海来的落魄文人李立三、瞿秋白、博古、王明也开始了在中共党内和军内大开杀戒,形式上他们仿效苏联共产党搞“肃清反革命”,实质也是向手握军权的人争夺领导权。就在1929年至1935年间,中共党内被他们自己残杀的党徒就是数十万,其中有些地方自己人杀死的自己人居然高达三分之一!这些落魄文人在军事指挥上当然也几乎一无是处,他们按照苏联的指示攻打大城市导致中共军队损失严重。于是,他们自己很快成为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为代表的一类军内实力派的打击对象,并在败逃北上中于遵义会议上被最后一次民主的决策清洗。

遵义会议确立了老好人张闻天的领袖地位,而军事指挥权则交给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不仅迅速夺取了党的实际领袖地位,而且按照军事斗争法则推行了高度极权化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一种类似君主专制的制度——会议上,众人可以各抒己见,会后一切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二、从军事独裁到绝对君主(1935-1976)


1935年的中共正处于全军覆没的阴影之中,为了摆脱困境,它不能不推出一个最有军事指挥才能的人来做统率。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毛泽东其实还有一个当时不为人知的特长,那就是他同时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权术大师,这样,通过民主选举掌握军权以后,他很快就把中共所有领导人都逐一控制在手,当然,这是靠把那些不听命他的人置于死地作为辅助手段才做到的。

在长征路上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险些火并以后,到达陕北时只有几千人的一方面军被迫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而此时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则有几万人。生恐会师后四方面军吃掉一方面军,毛泽东以中共军委的名义下令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作为“西路军”北上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在行进途中,故意让四方面军在甘肃河西走廊陷入马步芳骑兵部队的分割包围任意宰杀的境地。

此时,四方面军有大量的的机会突围,并打到中苏边境取得苏联提供的战略物资。为了达到毁灭四方面军的目的,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不停地乱发命令让四方面军在被动挨打中动弹不得,为了滞留四方面军,毛泽东居然在四方面军准备突围时下令其原地待命“等待政治解决”,而“政治解决”在毛泽东的字典里早有定论“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不可能得到”。徐向前本准备违抗命令继续北上,但陈昌浩已经被“路线错误”的帽子吓破了胆,就这样,困在河西走廊的四方面军被彻底打败,仅有一两千人分散突围回到陕北。

明明是毛泽东自己借刀杀人,他却还要对突围回陕北的四方面军将领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让他们人人过关,检讨跟随张国焘犯下的路线错误造成四方面军的全军覆没。愤怒中,一些被关押批判的四方面军将领准备逃出陕北回南方打游击,事败后当然要接受军法处置。可是,狡猾的毛泽东这时候亲自出面了,他一个个找他们谈话,终于使他们死心塌地的臣服自己。其中最典型的是许世友,毛泽东找他时,这个大老粗本以为自己要枪毙了,毛泽东却对他和颜悦色的说:张国焘的问题和你有什么关系?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光有我不行,光有你也不行,“文武打天下”,我再给你一支队伍,今后你就跟我好好干吧!听此一席话,许世友感激得立刻给毛泽东下跪,磕头如捣蒜的说从今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就是大量施展这种帝王心术,到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的绝对统治者,并由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由此中共高官开始把毛泽东送上神坛,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这么造神的结果,就是把自己送上屠场。此后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毛泽东也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甚至比秦始皇还专制一百倍。他昔日的战友被他一批批的以“路线斗争”名义整倒整死,先是高岗饶漱石,然后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再轮到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陈云、陶铸等一系列,最后是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对于宪法的态度非常有代表性,这也正是迄今为止中国为什么有宪法却无宪政的根本原因。1955年中共政权的第一部宪法出来以后,毛泽东说宪法是制定出来了,执不执行还要看我们自己,国民党有宪法也被我们打跑了,如果为了执行宪法丢政权我们就是大傻瓜。说白了,宪法对中共政权就是一个点缀,面对当今世界,它不制定说不过去,为了不择手段的独裁专制和维持政权,要它遵守宪法也是难上加难(我不说不可能)的。

作为毛泽东的帮凶,刘少奇协助毛泽东整死了大批中共官员,1966年12月,当毛泽东要把他往死里整的时候,他却忽然想起了宪法,在被批斗殴打之后,他挥舞着宪法激动万分的说,你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我还是国家主席,我还有公民权利!值得指出的是,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赵紫阳,其他大小官员更不必说,都是被中共自己逼到绝路之后,才明白这个不讲规则、将宪法和法律作为玩物的政权,究竟是多么残酷卑劣。例如最近出版的邱会作回忆录,就又是一个明证,对外宣传他们要搞政变、谋害毛泽东、逃出中国,提审中却只字不提,刑满之后准备申诉,却连原籍都长期不准回去只能在被控制的地方等死!

不遵守宪法,没有一贯性的规则的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任毛泽东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也靠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力维持党内平衡,维持对中国的独裁专制。

三、力量对比和阴谋权术决定权力转移(1976-1978)

由于中共没有任何关于权力交接的一贯规则,至此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力交接规则,毛泽东临死前,私自把中共及其政权交给了资历极浅的华国锋。有传闻称,幕后的原因其实只是因为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私生子,这个传闻能够解释很多不解之谜,但是,确认它需要历史学家考证了。

华国锋不仅没有资历,也没有什么能力,更没有自己的党羽,加上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已经使经济破产天怒人怨,这样,无法控制局面的他在左右为难中接受了叶剑英的辅佐,抓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行文至此,恰好看到评价剧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文章介绍,中共门户网站上为此刊文《华国锋揭秘抓捕四人帮内幕,不抓一定打内战》。这也说明,没有任何规则的中共,只要最高层在争权夺利中处于两派力量相对平衡,谁也吃不了谁的时候,暴力解决党内斗争就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只能让文革中整下去中共高官一个拉一个地站出来。中共政权毕竟不是毛泽东的家天下,并没有形成毛泽东是唯一有权决定后世掌权人的帝制时代的规矩,因此,无论他活着时权力多大,死了以后他的意愿就一钱不值,甚至连他的老婆和亲人都保不住。所以,毛泽东本人虽然是唯一没有受中共无规则之害的人,但是,他的家人江青、毛远新最后都难逃牢狱之灾乃至死于非命。

这样,即和治国的基本观念高度相关,也是无规则的博弈所决定,没有根基的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粉粹他自己,经过几番激烈博弈,新四人帮华国锋、汪东兴、陈永贵等人只好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为条件自动辞职。而老谋深算的邓小平则不仅驱逐了华国锋,也褫夺了他的老战友叶剑英的军权,并且以仅次于毛泽东的高明权术完全控制了仍然未能摆脱造神心态的中共全党。邓小平比毛泽东高明的两点是:第一懂得世界大势,知道市场经济是唯一出路;第二不做外行领袖,宁可退居二线以避开争议。这就使他以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大方向获得了内外好评的同时对任何操作失误不负责任,同时以此赢得了夺取中共和中国统治权后的舆情。

最近当局自己发掘这段历史时声称,当年华国锋不抓“四人帮”就必然发生内战,这就说明,中共最高当局只要达不成平衡,就必然发生战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共的权力交接永远处于危机之中,原因只在于没有规则不守法度。而华国锋之所以下台则是因为在中共内部的力量对比情况变化中他逐渐处于绝对劣势。之所以会发生这个变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愚昧低能的华国锋在权术方面完全不是老谋深算的邓小平的对手。

四、邓小平使中国回到“垂帘听政”时代(1978-1997)

晋朝名士阮籍曾感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历史往往会重复,只要是文化大毁灭时代过去,再出来的“英雄”总难免是时势所造——刘项原来不读书!被中共吹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只不过是改革开放的“总允许师”,所有制度创新都来自民间,也都是从资本原始积累做起,然后依靠商业文明的后发优势而全方位的学习、借鉴、仿造、侵权、剽窃、抄袭先进国家,从而获得了经济高速增长动力。历史地看,“邓小平理论”不过是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实用主义(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拜金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俾斯麦主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大杂烩,这些毫无新意甚至也没有什么思想的陈词滥调,居然成了十几亿中国人走向新千年的指导思想!

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没有规则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会被引导向何方?

当然,邓小平上台以后,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中国缺乏法治的巨大危害,这样,上台伊始,他就叫人大搞出了《刑法》,并誓言要建立法治,对领导体制也一再强调要党政分开。但是,问题在于,只要建立法治,党政分开,最终就要使他本人的权力受到制约,甚至要他下台。这样,当1989年的学潮直接要把他送进历史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宁可做让无辜青年血流成河也绝不交出权力的独裁者。

对邓小平的专制独裁面目,我们民主墙人士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方面,我们最早尝到他的卑劣无耻专横跋扈;另一方面,我们也最早注意到他一遇到和自己利益攸关的事情就和毛泽东一样毫不讲理。

1979年前,中国社会还停留在毛泽东的幽灵控制之下,邓小平还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因此,民主墙初期,他在1978年11月22日对外国记者说“现在外面有人贴大字报,有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当毛泽东的余威大半扫地之后,他立刻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强调“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是回到了毛泽东“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因为他已经领导了党。不仅如此,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冤案高岗饶漱石案,中共党内很多人出于正义感要求平反,他却力排众议维持原有决定,因为这个冤案正是他制造的。此外,邓小平独揽大权之后还把几十名知道他底细的中共中基层公安人员秘密处死 ,这就更可见出他的屠夫人格了。

受害复出后,邓小平从一个法治倡导者走向一个肆无忌惮的统治者,其原因在于,专制制度下,只要爬到顶层成为最高统治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就自以为天下人莫余毒也,因此,从前的教训全都可以忘光,对民主自由的承诺全都归于无效。其实,这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是多次重复的事情。当年袁世凯如此,蒋介石如此,甚至毛泽东也是如此。现在邓小平还是如此,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新鲜,邓小平并不比袁世凯、蒋介石更好。考虑到历史退馈应该带来的进步,邓小平在一百年后还重蹈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那一套,其历史定位就更不堪问问。顺便指出,最高统治者往往只有下台之后饱受压迫了才会彻底转过弯来否定这种独裁统治,苏联的赫鲁晓夫是如此,中国的刘少奇是如此,从彻底认识的角度说,赵紫阳也是如此。因此,若非极为超脱的思想家,一般人都是屁股决定脑袋,邓小平在这方面也没有两样。

这样,邓小平独揽大权后,在他活着的时候,虽然不直接出面,却用牢牢掌握最高军权的方式控制局面,也就是1978年到1997年,整整二十年里,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都不过是他的儿皇帝,只要他一不顺心就毫不留情的换傀儡皇帝。

五、江泽民靠分赃式的利益平衡维持统治(1997-2002)

尽管1989年就因为发国难财成为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弱智低能的江泽民在邓小平在世时只能做最典型的儿皇帝,战战兢兢的按照垂死的邓小平的意志办事,就这样也几次差点被邓小平赶下台。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邓小平一言九鼎,以个人淫威加上和几个元老做些妥协就能平衡政局,这样,本来叫各方都不满意的江泽民才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终于等到了邓小平的死讯。8年过去,元老死去大半,江泽民也有了羽翼,这样,邓小平辞世后,他终于坐稳了第一把交椅。

其实,江泽民在邓小平死后也想有所作为,曾经要求加强法治,提出依法治国主张。正因此,中国在1997年到1998年曾经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政治之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创办了中国人权观察,并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持续向全世界发出中国人权信息的民间人权组织。正因为地气迅速回暖,我又参加了中国民主党冲击党禁的活动,并且因此判刑12年。1998年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虽然也是反民主人权的做法,并且仅仅用20天就搞完了拘留、逮捕到判决,但好歹还走完了法律程序。1999年法轮功包围中南海进行示威后,江泽民就完全抛开了一切法律,对法轮功的镇压没有任何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至此,中共政权文革后第二次重建法治的努力完全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时值中国经济起飞,江泽民又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威望和党内斗争手段,只好放开高官为恶,公然鼓吹“有财大家发”,任凭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作为穷棒子党的中共本来把全国人都搞成了穷光蛋,本来也宣称“越穷越光荣”,这种情况下它的官员个个出身贫寒,现在忽然给了他们发财的机会,还能不个个如同饿了十天半个月的老虎见了肉一样贪得无厌?略有现代政治家气息的朱镕基算是“右派”余英,故曾有过准备一百口棺材给贪官和自己的豪言壮语,但是据说他自己家族也并没有因此不加入大肆贪腐的行列。

正是这种分赃式的利益平衡,使因炫耀“德治”而被视为小丑的江泽民不仅维持住了自己的权力,而且在卸任后还仿效邓小平垂帘听政,甚至指望一直将这种做法维持到他指定的太孙上台之后。

六、胡锦涛时代的恐怖平衡(2002-2012)

中国历史上,皇帝也只制定自己的直接继承人,由于害怕没有继承规则而发生暴力争权导致崩溃,邓小平在世时居然先指定了王兆国为太孙,以后又不知为何改为扶植胡锦涛。这样,接班人的问题一时是解决了,但是,接班之后会怎么样?

胡锦涛平民出生,1959年17岁时考入清华大学,1964年加入中共并任政治辅导员,文革中就升任甘肃省建委秘书,因此文革后作为“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进入团中央一直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这样一个一没有红色家族背景、二没有革命经历背景、三没有军方背景的技术官僚,仅仅靠在西藏大镇压中戴着钢盔上个街,就能平衡得了一个个如狼似虎的中共要员吗?尤其是面对太上皇江泽民的幕后遥控权力,他能如何应对?胡锦涛十年曾被吹嘘为“辉煌的十年”,事实上到底如何?胡锦涛自己在交权的最后一刻进行的发泄说明了一切。18大一中全会开完后,七名常委举行国际记者会之前,他突然强烈抗议退休的老人干政,并且宣布自己裸腿,全力支持习近平和新常委独立开展工作。就这样,江泽民像邓小平一样作为太上皇遥控政局导致他无所作为的事实昭然若揭。

当然,现在可以说一切真相大白。胡锦涛时代,中共上层靠什么平衡?典型的恐怖平衡!江泽民在中共16-17大的政治局里安排了大量自己的人,现在完全曝光的就有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徐才厚、郭伯雄,尤其是主管全国政法系统,直接控制全国警察部队的周永康。胡锦涛说起来是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却没有任何权力过问军队和政法系统的事情,这样一个没有爪牙的龙头老大,却要面对一群爪牙齐全的虎豹豺狼,其结果会是什么?

大家知道,胡锦涛上台后迫于压力绝地反击,把上海帮的陈良宇送进了监狱,这也算是给江泽民一个警告——不要把我逼急了!加上有邓小平遗诏,江泽民、周永康、徐才厚无法废黜元首胡锦涛,否则天下大乱不说,他们也未必能占得到便宜。胡锦涛毕竟没有任何强力手段,也根本无法除掉他们,只好在给他们颜色看了以后,在确保自己基本安全的前提下,满足于和他们保持不公开搏杀的同床异梦。

说白了,胡锦涛时代中共最高层已经完全靠恐怖维持权力平衡。这样的危局,首先从王立军和薄熙来的关系中见出——本来劣主恶仆狼狈为奸,做尽坏事,一旦劣主要除掉恶仆,恶仆立刻借用美国之力使中共搞掉恶主。由于事涉薄熙来、周永康打算搞政变让薄熙来取代习近平的企图,一切才在习近平时代公开化。
(未完待续)

2014年8月16日
关键字: 秦永敏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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