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3/2014              

秦永敏:中国政权黑社会化问题简论(上)

作者: 秦永敏 秦永敏


目录
一、政权黑社会化是邓小平政策的两大历史性恶果之一
二、专制政权和政权黑社会化的关系
三、中国政权黑社会化的由来
四、中国政权黑社会化的三种形式
五、广泛设立黑监狱
六、大陆政权黑社会化祸及香港
七、黑社会化现象的背后是巨大的非法利益
八、中国政权黑社会化的恶果
九、社会正义力量必须高度重视理性面对政权黑社会化问题


中国政权黑社会化问题简论(上)



一、政权黑社会化是邓小平政策的两大历史性恶果之一


本文专门致力剖析中国政权黑社会化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如何消除正在式微的一元化专制统治。也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政权黑社会化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政权已经高度黑社会化,这就使即使在一元化专制统治结束之后,中国也不可能顺利迎来政治清平的民主社会,黑恶势力会长期当道,社会正义力量将不得不长期在黑恶势力横行的状态下进行普世价值、民主制度、人权保障、高雅文化的艰难建构。

中国政权黑社会化问题,和一党专政尤其是毛泽东的全面专政有一定关系,但是,直接地说,主要是邓小平造成的。毛泽东以“全面专政”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代,邓小平时代则一手制造了中国政权黑社会化问题。我并不否认,也不低估邓小平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促进作用。但是,由他的“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走向自由化虽然在短时间内使中国上下都受其利,从长期说,其后果其实比毛泽东的政策对中国和中国社会大众的危害更甚百倍。

邓小平以“四项基本原则”的伪意识形态、六四大屠杀的政策实践、以及没有任何价值原则的“猫论”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没有人性底线的权贵资本主义,由此带来了两大影响极为长远的危害:

首先是对中国自然财富的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极大——为此,不久前我曾撰文《神州将成垃圾场》,指出其GDP增长至上的国家政策体系,已经行将掏空由祖上留下来并且还需要为子孙万代享用的不可再生的中国自然财富,并且严重的、常常是永久性的污染全国的地下、地表和空气,彻底毁灭了中国原本健康的生态系统,极大的危及着当代中国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这难道是毛泽东政策的危害能够比拟的吗?

其二就是在“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没有价值追求的实用主义观念指导下,以及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公然动用反人类手段的六四大屠杀做出的政策垂范,在一党专政带来的“党(委)大于法”的现实基础上,使中共的一切党政机构乃至一切大小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不惜采取任何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虽然由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促成的多元化局面使中共政权的极权专制性质迅速瓦解,致使“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日益严重,却因为各级政权和大小官员的无法无天使中国的中基层政权普遍黑社会化,由此带来了更难克服的社会问题。

我认为,这种情况导致的社会大溃烂,已经使中国社会至少在今后几十年无法改变“人相食”局面,其恶果流传之广远,恐怕远非当代人所能预料,因此,不能不予以极大的重视。

二、专制政权和政权黑社会化的关系

古人说,见日月不为目明,闻雷声不为耳聪。常人的思维一般都具有滞后性,故不知风起于青萍之末而狂飙将至,不知微澜泛泛而海啸将临。回归本旨,我的意思是,在反专制营垒中,至今还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批共产主义,却不知今日中国最反对共产主义的恰恰是大小中共党徒。同样道理,一般人通常唯知指责今日当局如何专制,其实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中共的政治专制已经式微。

那么,今日中国除了残存的专制问题外,更严重也更恶劣的问题是什么呢?正是整个中国的现政权在全面的黑社会化。政权的专制和黑社会化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专制是一个政治问题,现代专制总是和一种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相关,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国家制度和政府组织三个层面。在专制统治下,社会空间被大大压缩,压得几乎没有。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全部被斩断了,统统被统治者以权力金字塔垂直的控制着,正因此,我们才称之为专制,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尤其是今日的朝鲜,都是典型。在专制统治下,为恶的主要是统治权力,一旦统治权力瓦解,社会就很容易恢复正常,公民社会能迅速的成长和成熟。

政权黑社会化则即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并且首先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这个段子很形象地说明了政权黑社会化造成的现象:“1、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2、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 3、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4、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5、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6、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7、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8、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9、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显然,这种情况下一切道理、一切政策、一切法律、一切道德都屈服于钱、权和黑势力的勾结,因而使所有的规则都发生巨大的变形,甚至完全归于无效。

也正因此,在这种社会里,任何重大社会矛盾发生后,包括处理这些问题的大小官员在内,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不是事实如何,道理如何,政策、法律、道德怎么规定,而是有哪些钱、权和黑势力因素在起作用,该怎么按照钱、权和黑势力三者的组合去实现自己的本位利益最大化。用行文至此当天(2014.9.29),京华时报微博公布的《习近平讲话文稿》题目开头的六个字说就是“不打点不办事”,用该文中的说法则是“过去讲‘有理走遍天下’,现在有理的也到处找人”。这样一个举国上下无处说理,一切人只能任凭钱、权、黑势力三者的合力摆布的现实,不就是整个社会黑恶化的写照吗?

说白了,这个社会任何人要讲道理、讲政策、讲法律、讲道德,都不能不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反而成为道理、政策、法律、道德的牺牲品,例如孙志刚和以孙志刚案件推动收审制度终结的许志永都是这方面典型。只有那些不讲道理、不讲政策、不讲法律、不讲道德的邪恶卑劣之徒,比如杀妻之后还能当公安部长和政法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嘴里大骂美国却里通外国的芮成钢,鼓吹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拼命“唱红”却大量杀人并且开办尸体工厂的薄熙来,才能在这个国家要雨得雨要风得风。也就是说,北岛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只说对了一半,今日中国,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邪恶是邪恶者的通行证,正义是正义者的墓志铭”。

这个社会已经无法讲道理、讲政策、讲法律、讲道德,那么它能讲什么呢?只能讲“潜规则”。由上可知, “潜规则”就是卑鄙,“潜规则”就是邪恶。就是由最高当局“稳定压倒一切”带来的“授权作恶”造成的一切官场问题和社会问题。古人说“人而无脸百事可为”,“授权作恶”使官以财立政以贿成,权色交易遍布官场,以此形成的“提钱进步、日后提拔”带给全社会的邪恶风气使官民人等、举国上下没有了任何底线。因为官德为风,民德为草,风吹草动,邪恶之风几十年这么不断的刮过来,已经使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在中国的人包括国际大公司都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被邪恶左右。这样,今天和今后的中国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制度多么邪恶,而且是社会多么邪恶,人心多么邪恶。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历史地看,就中国来说,这个政权从专制走向黑社会化是必然的。原因在于,第一它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在掌握政权后必然因为陷入王朝循环而纤毫毕现,打天下时要埋葬的,恰恰是它坐天下后终将要享受的,第二它不讲规则不尊法度,因此其内外博弈无限的趋向于丛林法则。二者的叠加就是这个政权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没有任何法律可言,没有任何正义要持守,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教义要坚持,当然也没有任何道德可言。这就是邓小平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也就是统治权高于一切),江泽民的“稳定压倒一切”(还是维持统治高于一切),以及今天的“让红色基因永远传承”(仍然是打下了江山就要永远坐江山)。所有这一切,无非是秦始皇“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的翻版。

但是,帝制时代,权力和天下是皇室一家的,继承有法定秩序,基本秩序就非常稳固。中共统治下,权力和天下是中共一党大小头目的,继承没有规则可言,因此,历史越长,参与权力争夺的方面就越多,行使权力的方法则无所不用其极,走向黑社会化也就比不可免——这正是它作为皇权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却无法维持专制主义而必然成为黑社会化政权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也是一个专制征服腐败、腐败又化解专制的循环,结合以上情况,这个政权除了传统的“腐败化解专制”过程之外,还增加了个权力的行使分散化、无规则化和黑恶化的过程——中低级政权和官僚在行使权力的方式方法上有着越来越大的任意性,也就是“黑社会化瓦解专制”的过程。

导致政权黑社会化的具体原因,正是89民运被血腥镇压以后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进一步强化“一手抓经济,一手抓镇压”的政策——用经济高速增长来使社会大众利益均沾的同时,用放纵各级政权大小官员不择手段的镇压民众和贪污腐败的办法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

三、中国政权黑社会化的由来

邓小平在镇压89民运后靠向层层官僚“授权作恶”来维持政权、以黑恶方式治国的问题,李昌平《我给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有大量揭露。例如:“一个中央、省领导特别关注的地方,竟然在3个月内(政府非法关押无辜的小黑屋)死了4条人命,这是值得认真深思的。一、干部作风恶劣是直接原因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城郊乡政府有一个‘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般打手……,直属乡主要领导,备有橡皮棍、电棍、手铐等警具。”(p327)

“上面说‘稳定压倒一切’,下面就花钱买稳定,即使出了大案子,也压案不报。一切从领导高兴出发,以图上级表扬为目的。……一级蒙一级,一直蒙到玉皇大帝。”(p136)

“90年代,随着‘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的建立,人权、事权、财权分离,人事计划权下放,劳动、人事、组织部、编制委员会分家办公,农转非成为地方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各单位用人自主权扩大,安排人‘吃皇粮’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状况。”(平07)

该文介绍:“徐州遣送站”工作人员对被非法关押者咆哮:“这儿是徐州遣送站!我们这儿是比黑社会还要黑的地方,如果谁不听话,打死你!”(P277)

李昌平以上历史实录是最好的说明,表明89民运被镇压后中共政权实行“授权作恶”的政策,把人权、事权、财权都交给了中基层政权,任凭它们随意扩大编制几十倍以便强化统治,让它们掌握了敲骨吸髓的任意赋税权力,并且授予他们为无度敛财而非法抢劫农民财产,强拆农民房屋,抓捕、关押、殴打甚至折磨死农民的作恶权力。

以煽动农民暴力夺权起家、自称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反过来任意强夺和残害农民,这个政权还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为自己的行径辩护吗?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其实城市和全国各地也都一样)中基层政权和无限膨胀的官员队伍还有谁是在单纯地为中央政权和最高统治者的意愿服务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和“共产主义理想”、“小康社会目标”、“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有什么关系呢?显然,中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其实只是在为中共政权提供统治稳定的同时,以黑社会方式不择手段的为自己谋取罪恶的私利。

1989年时我正好出狱,所以对这几年城市的社会变化有着直观的体验,而城市黑社会化问题的大爆发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开始的。既要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又不给予任何制约,那些从事直接管理的基层政权的职能部门,如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车管所之类,以“工作难做,不好管理”为由,大量雇佣在当地称王称霸的市井无赖、地痞流氓、扒手惯盗、吸毒贩毒人员去收费,去“维持秩序”。

这里举两个身边的例子。一是我的同校同级同学王月才“知青”下放时就因为作恶多端而被人送他一个绰号“恶棍”,以后三兄弟长期在青山区红卫路一带称霸,到九十年代初,那一带的工商所居然就把市场收费权承包了他,从此他就是那一带市场的霸主。二是1993年我因为发起《和平宪章》运动被劳教,一个家在汉口的劳教人员小名“光光”的扒手就得意的谈起他进来前的事情:“这个世道真是变了,我们这些皮匠(小偷)现在也都可以当官管人了!我们本来每天拿皮子(偷钱包),三天两头总要被派出所找点事,没想到几个月前,户籍主动找到我,说现在市场的治安秩序不好管,给我个‘治安’的红袖章要我去执勤,一个月几百块钱(这在当时比一般打工者不低),还发个bb机别在腰上!我们个个皮匠(小偷)没的事了就你呼我我呼你,一说哪里机会好都去了……”

原因是市场开放以后,个体户数量大增,当时钱也好挣,他们都不把政府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的管理人员放在眼里,认为只要我不犯法这些人就不能把我怎么样。这样,习惯于颐指气使的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的管理人员为了压服个体户,立即开始本能的“还击”——大量雇佣小偷、流氓、恶霸来管理市场。

在那之后,中基层政权越走越远,直到大量官员开始染指所有赚钱的行当,将那些好赚钱的生意都抓在自己手上,不仅对一切正当生意寻租设租,甚至直接插手经营赌博、卖淫、贩毒等黑道生意,成为黑道人物和势力的保护伞,一步步走到今天,地方政权甚至开始直接经营黑社会组织——无人不知,今日中国打着“保安公司”和“拆迁公司”名义为恶的,都是合法的黑帮。
 
难怪公民李仲景感叹:“打人抓人,铲车压死,半夜把拆迁户抛在坟头,丧尽天良,无奇不有,暴力执法,刑讯逼供,制造了大量的 冤假错案,为了讨回公道,,冤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曲折艰难的上访之路,因为各级有信访部门,同时也有截访队,这种自向矛盾的的体制世界独一无二。访民历经千辛万苦,落得被劳教,关黑屋,打入精神病院,集体喝农药,人财两空。”

一般国家因为一直有自由,也就难免有黑社会。这个国家曾经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元化消灭了社会,也就消灭了黑社会,却因此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只有红色高棉和金家朝鲜和它相当)。当复辟市场经济使社会在中国重生以后,这个国家才开始显现光明。但在邓小平搞了六四大屠杀以后,为了维持统治,只好依靠黑社会化的办法来管理。也就是政府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一遇问题就不讲道理、不讲政策、不讲法律、不讲道德,这不就是以邪恶来压倒正义吗?“世界独一无二”,应该说是很准确地判断: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抗击黑社会的中流砥柱,在这个国家,政府就是黑社会,比黑社会还要黑得多。
(未完待续)
关键字: 秦永敏 中国政权 黑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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