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1/2008              

联邦制: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

作者: 王天成 王天成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为2008年3月30日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台湾大选,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研讨会准备的发言稿全文)


讨论西藏问题, 我们至少需要面对两个似乎一定会有深远影响的事实, 一个是中国内地的民众普遍反对西藏独立, 任何支持西藏独立的人, 都会遭到厌恶, 会被认为是卖国贼;另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些年轻的流亡藏人不同意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已不屑于争取自治,而要求西藏独立。

自从3月10号西藏发生街头抗议以来,和在座的各位朋友一样,我一直在关注事态的进展,尤其是真相,包括政府对和平抗议者的抓捕,藏民是否袭击了无辜的汉民等。我还特意上一些大网站了解中国内地网民的看法。我发现,网民们普遍反对西藏独立,不在乎西藏独立的人很少,至于支持西藏独立的就更少了。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没有什么新意可言,它体现了中国内地民众根深蒂固的希望维持国家统一的态度,但也正是因为这是根深蒂固的一贯态度,其政治含义不可忽视。

达赖喇嘛多次重申他谋求的是西藏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但他这一立场并不是流亡藏人的共识,越来越多的、较年轻一些的流亡藏人寻求的是西藏的独立。3月11号,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听了两位流亡藏人的讲座, 一个是活动家, 一个是学者, 在回答听众提问时, 他们字斟句酌,反复申明要求的不是“自治”,而是“自由西藏”。这次西藏危机发生后,年轻的流亡藏人激烈地批评了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间道路。年轻的而不是年纪较大的达赖喇嘛要谋求独立,其未来的政治含义是什么,不能不令人深思。

坦率地说,我对于对西藏抵抗运动趋于激进化感到很不安,包括以独立取代自治的诉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谴责任何对于藏族同胞人权和宗教文化的践踏,我谴责现在在西藏所实行的欺世盗名的假自治,赞赏藏族同胞反抗暴政、争取自由所作的努力,但我也对西藏抵抗运动趋于激进化感到不安,我希望藏族同胞坚持达赖喇嘛和平温和、以自治为诉求的中间道路。

客观地看, 西藏问题的性质并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迫,也就是说并不是汉族联合起来压迫藏族,而是一种荒谬、野蛮的极端势力,在通过暴力取得政权后数十年来压迫中国境内所有国民与民族的行为表现。只是,由于这个政权并不是西藏高原本土的政权,它远在北京发号施令,西藏人民对它没有民族认同,它所实施的侵犯人权的政策和行为,例如,对信仰自由的侵犯,虽然在中国境内是普遍的,但在西藏却获得了双重的含义,意味着双重的侵害,也就是不仅侵害了个体的人权,也伤害了藏族同胞的民族自尊和民族荣誉。实际上,这个政权对中国内地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破坏要更严重。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这个政权辩护,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想要说明的是一个希望,也就是希望藏族同胞的抗争不要只关心西藏的自治,而要成为整个中国自由事业的重要的一部分。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清楚,西藏问题在中国的民主化来临之前是不可能解决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但是,等到中国的民主化来临的时候,我希望藏族同胞的领袖们依然能坚持达赖喇嘛只寻求自治的中间道路。中国民主化来临的时候,是中国新纪元的开始,也是中国领土完整最脆弱的时候。许多人担心一旦民主化国家会分裂,这是妨碍民主化的一大心理障碍。不少知识分子,主张将来中国要联邦化,以联邦制的方式实现各部分的自由、良好的治理和国家的统一。我认为,以联邦制的方式实现西藏自治、藏人治藏,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

以联邦制实现西藏自治,其基本设想是:西藏的内部事务将由西藏人民以民主程序自行决定,全国政府只管理国防、外交、省际关系;只有超出西藏范围的事,才划归联邦管理,联邦只起一个补充作用。西藏可以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刑法、民法,有自己的法律体系。西藏的雪山狮子旗可以与联邦国旗一起在青藏高原上空迎风飘扬。

这里要特别明确的一点,是联邦制不同于邦联制。邦联只是国家之间的联盟,并不是国家,参加成员有退出的权利和权能。邦联制是脆弱、不稳定、不能持久的。从历史经验看,邦联似乎只有两种前途:要么瓦解,要么过渡为联邦。美国就从邦联制转变而来,如果没有1787年宪法将邦联制改为联邦制,它肯定早就解体了。

联邦制是一种国家形态,介于中央集权与邦联制之间的一种国家形态。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中央集权之下,由于经验和知识的局限,不少人往往带着中央集权的偏见解读联邦制,例如,他们把美国的州看作地方政府,因为在中国,全国政府是中央政府,其它都是地方政府。但是,美国的州其实并不是地方政府,与华盛顿的联邦政府并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并列的、各有职责范围的政府间关系。它们之间有合作,但不是命令与服从的上下级关系。联邦制与中央集权或者说单一制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联邦是多中心的,而单一制却只有一个中心。美国有50个州,外加联邦,所以一共有51个中心。

但中心无论有多少,联邦依然是国家。政府可以经常更迭,国家是不能轻易更换的,应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

联邦的字面含义是“联合而成的国家”,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复合国家”或者“复合共和国”。所谓“复合共和国”,也就是一批小共和国在不完全放弃自己的国家特征的前提下,结合成一个大的共和国;它是政出多门的,可以说是“国外有国”、“国中有国”。我的一位朋友、一位深入思考过联邦制的人,形象地把联邦制比喻成“一个大盒子中间装着许多小盒子”。

中国由来的传统是大一统,联邦制则是多元一统。

当一些较小的共和政治体既想保有自治,又希望在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国家中时,联邦制就产生了。

下面我简单谈谈为什么联邦制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

第一、选择联邦制,不仅能实现自治,也是选择和平与安定,以及以和平为前提的普通民众的福祉,避免战争与动荡;选择联邦制能较好地体现藏人治藏的愿望, 也符合内地民众希望维持国家统一的愿望, 有希望得到多数知识分子、政治人物、普通民众的支持。

对于今天生活在中国内地的绝大多数人,一说到西藏,他们想到的就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区所覆盖的地方,想到那里的雪山、高原,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舆论封锁,他们并不了解西藏流亡政府,不知道它所说的西藏是“大西藏”,不限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人居住区,总面积250多万平方公里。

这样一片广大的区域,大约占中国版图的1/4,要想和平地从中国独立出去,而不经过长期的动荡与冲突,至少是我现在的想象力所难以企及的。或许可以想象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率先独立出去,但是,其他在周边省份的藏区呢?假如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率先分离出去,不大可能是问题的终结,而可能是更多问题的开始,包括领土、侨民等等。例如,独立后的西藏政府所管辖的只是大西藏的一部分,它不会向中国提出对其他藏区的领土要求吗?它可以不鼓励、支持、帮助其他藏区一一从中国分离出去?

想一想这些问题,我相信选择联邦制,也就是选择和平与安定。

第二、西藏留在中国,比分离出去,对西藏的经济发展更有好处。中国现在的面积,和欧洲相差不远,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巨大的经济体,它的经济在快速增长,将来的前景也是远大的。西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等原因,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都与外界非常隔绝,如果从中国分离出去,虽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封闭,但却有可能比现在封闭,这对西藏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第三、一些藏族同胞主张独立,希望建立藏族同胞自己的国家,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从世界历史的经验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主张迄今为止并不是太成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信条,它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在二十世纪达到高潮。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欧洲曾用这一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威尔逊原则”重划版图,试图使国家的地理界线与民族、语言的疆界一致。但这一努力失败了。依据这一原则建立或调整而来的国家,例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等,依然是多民族国家。过去的少数民族在新的国家中成为多数民族,民族冲突、民族压迫的悲剧又继续上映。为了纯洁国家的民族构成,种族屠杀、种族清洗、种族驱逐频频发生。“巴尔干半岛”,这个在世界现代史上著名的地方,遍布着血和泪。

回顾历史,我认为致力于建立民主、共和、宪政的制度,才是个人与民族的自由和尊严的更好保障;致力于以联邦制实行分权自治,不失为实现各民族和睦相处的较好选择。

第四、国家的独立与个人的自由不是一回事,人民的自由并不一定与国家独立伴随而来,这方面历史上有很多先例。但是,如果整个中国民主化了,变成了一个民主共和国,西藏的政体也一定会是民主共和政体。那个时候,在联邦制框架下,西藏人民的自由将获得双重保障,一是联邦宪法的保障,二是西藏自治宪法的保障。

英国19世纪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叫阿克顿,他有一句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知道的名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阿克顿是不赞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主张的,他说在同一个国家中多个民族共存,不仅是对自由的一种考验,也是对自由的最好保障。

我相信,藏族同胞现在所进行的抗争,如果是在寻求自治而不是独立,那么实际上不仅是在为自己的自由做出贡献,也是在为整个中国的自由做出贡献。在将来中国民主化以后,藏族同胞依然是守护自由的重要力量,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更敏感,更容易团结起来。

同样,内地的人民不仅可以为自己的自由做出贡献,也可以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作出贡献,就像我刚才所说,如果整个中国民主化了,留在中国境内的西藏不可能不民主化。如果整个中国是自由的,西藏也不可能倒退到没有自由的状态。

上面我坦率地表达了我的观点和分析,希望能就教于今天在座的各位藏族朋友。美国有几位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国父写过一本书,政治学的经典之作,叫《联邦党人文集》,开头论述的就是各个州联合起来维护和平、繁荣经济、取得国防外交优势等方面的好处,我觉得这些在今天是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把最后一句话留给在北京的领导人:如果继续坚持现在的政治制度,继续侵犯压制全体国民、各民族的自由与人权,不放弃专制走向民主、共和、宪政,中国境内的民族怨恨与民族矛盾一定会更加深刻、更加激烈,未来中国获得和平和安定的机会也将越来越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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