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 】  时间: 11/17/2014              

裴毅然:毛御笔死忠不改

作者: 裴毅然

投机文革成为御用棍子,不知道害死多少人的戚本禹,近年在香港出版文集,不仅毫无忏悔之意,竟大骂改革开放是反共反毛的右派,遗憾当年没有消灭他们。
 

●戚本禹。
文革流星戚本禹(1931~),蹲秦城十八年,一九八六年出狱,蛰伏上海图书馆收藏部,“演出”早已结束。偏偏他最看不上的资本主义渊薮香港,还有出版社惦着他的“峥嵘岁月”。天地图书公司二○一一年出版他的《评李秀成》,收入他一九六四年搅出“叛徒”大潮的两篇文章及〈李秀成自述〉(包括影印原件)。
八旬出集,还是这种惹出政治大祸的文字,按说多少会有一点“晚年悔少”,至少应该有点总结历史的态度。可出於“阶级立场”,戚氏并无此意,仍以毛泽东“十六字批语”为自己撑腰,坚持阶级斗争、农民起义等赤左逻辑,还在运行文革思维.二○○九年撰写的序文,以坚决捍毛形象自居。序文尾句:是啊,对待这些反华、反共、反毛的右派,我们是太缺乏警惕了!
香港出版社真正尊重作者“言论自由”,没删去这些“反动言论”,使国人与闻这位文革弄潮儿的晚年真声——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他的毛主席。他最后的遗憾是当年对“右派”太缺乏警惕,未能宜将剩勇追穷寇,将他们彻底消灭,以致“右派”翻转坐大,搞出今天的“改革开放”——资本主义真的复辟了。
一九六四年笔者十岁,与闻戚名与他这篇评太平天国大作。稍长成,不解陈糠烂穀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何以那么热。这次精读戚集,尤其读此氏两篇“成名之作”,恍若隔世。当年那么神圣发光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无产阶级革命”??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矣!不过,这位当年的戚御笔却还在熟练操用赤左意识形态,还以毛左斗士自豪,提醒国人“警惕叛徒”!
批李秀成,为老毛倒刘所用
戚文〈评李秀成自述〉载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历史研究》,引起争议后,毛泽东於一九六四年春批出“十六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毛泽东因势利导,借题发挥,晚年一招一式,无一不服务於“党内阶级斗争”。掺乎李秀成叛徒问题,当然是看上“农民起义”、“叛徒”、“晚节不忠”这些与中共的暗合处。
一九六四年,老毛已下决心扳倒刘少奇,已在酝酿政治大动作,开始将“反修”定为全党中心任务。名义上反苏修赫鲁晓夫,实质“意在刘公”。但刘少奇根基深厚,其白区地下党大多知识份子出身,多为中央或省市大员.毛当然知道抗战前刘少奇的北方局有六十一人写了反共自首书出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杨之华、廖鲁言、魏文伯、冯基平??白区多叛徒,抓“叛徒”,正好符合倒刘的“挖墙角”,正合朕意。评古寓今,用“叛徒”说事儿,抽紧那批写过自首书的白区干部脊梁骨!
戚文正好赶上毛的政治节拍,就像毛泽东需要王进喜证明“工人阶级火车头”、需要陈永贵证明人民公社优越性、需要吴桂贤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需要王洪文这样的文革干部??否则,怎么会突然看上这位高中生小秘?只有成为毛棋盘上的棋子,才可能有接下来的“知遇之恩”——毛泽东对戚说:“我写了那本《新民主主义论》,这本《文化大革命论》要由你来写了!”戚的锋头一时盖过张春桥、姚文元,迅速窜红,出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副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大秘。陈伯达、康生要见毛都得通过他,权重一时.文革初期,北京民族文化宫武斗,吴德去了都制止不了,反困其中,戚本禹一个秘书找了两派头头,一报身分,武斗立停。吴德感慨:“我一个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说话还不如人家的一个秘书顶用。”(《吴德口述》第41页)
戚本禹当年不清楚毛的政治部署,今天则无论如何都清楚了,但他对此就是不着一字,仍以文革逻辑作结,奈何?

●戚本禹以极左文章投机,文革成为毛身边金棍子害人无数,近年又借毛热出风头,无视大量史实狂热捧毛。
毛林刘在文革初期。
毛擅改党史,抓叛徒整死人无数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奸佞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一九三六年报纸影印件。毛未批复,留中不发.此时,毛对刘虽已亮剑,但彻底倒刘时机尚未成熟,仍须“清君侧”,刘在各省市的根鬚尚未完全打倒。
“六十一人自首出狱”,经当时中共一把手张闻天批准,完全合乎手续的“组织行为”。当红卫兵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周恩来以中央名义复电:“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审批,附信:“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
但为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复〈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及附件,将此前已定性的“自首出狱”重新定性“自首叛变”,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发至全国,各地旋即颳风“揪叛徒”,从北京到省市地县成立各级专案组,大揪叛徒。四月,华东局将“着名党员”陈琏(陈布雷之女)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十一月十七日陈琏遭大会批斗,十九日深夜从十一楼跳下自杀。全国至少六千余中高级干部受审查,农业部长廖鲁言、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瞿秋白妻杨之华等被折磨至死。文革初期,戚本禹亦积极参与“揪叛徒”。
《评李秀成》戚序对文革无一悔语,对当年依靠政治暴力压服论敌,亦无一字忏悔,还在声讨周扬“太霸道”,陶醉於“能引起两大革命领袖(毛周)的关注,值了”。只在“附录·说明”中对当年为他所伤的罗尔纲(1901~1997)稍稍示歉,但不涉政治,只说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的一些具体考订。尽管戚翁未言其他,但谁都明白这短短十余行字,乃戚翁对罗尔纲的“最后姿态”。在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看来,能够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弯腰示意,已经很有风度很那个了。
罗尔纲一生研治太平天国,功力深巨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后耗时四十九年,戚本禹不过一“革命战士”,阶级感情有余,沉淀研学不足,出狱后也未继续太平天国研究。失却政治动力,小戚已无兴趣再研究太平天国,李秀成是不是叛徒亦无关宏旨。当年因学术问题政治化,小戚显赫一时,一颗文革小流星吧?
痛斥李志绥,否定大饥荒
按说,戚氏短短四年“人生得意”换来十八年秦城铁窗——“请假检讨”,以及晚年负名“文革余孽”,所遭之罪并不低於“右派”“叛徒”“走资派”,也是极左思潮受害者,对极左赤潮应该有所反思。尤其对杀伤力甚大的“少作”,应该有点认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红旗》第十三期〈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戚攻击翦伯赞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乃“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讚。
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红旗》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九六七年第五期《红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当年小戚“佳作”迭迭呵!可戚氏就是咬定赤潮不放松,晚年仍“阶级立场”坚定,打烂屁股还提裤护毛(毛御批送他入秦城),认定邓小平叛徒一个,中国已资本主义复辟,坚决要求回到毛时代。还要人们“警惕呀”,好像还有人会认同他的马列主义与“继续革命”理论。
《明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六月号载〈御笔痛批御医〉,戚本禹在痛批李志绥的同时既否定大饥荒,也否定毛独裁——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
沉舟侧畔千帆过,且不说文革,马克思主义都已金光黯淡,旗折魂失。阶级斗争、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暴力革命,这些赤货已被实践证谬,绝大多数赤国赤党都修正抛弃。难道历史还可能转回戚氏当年的“峥嵘岁月”么?虽说一代有一代的思想,每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像戚氏这样坚定保持“革命者气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算一道文革遗景吧?
李秀成叛徒问题:毛的极左史观
根据《自述》,李秀成押禁囚笼,奉承乞活,“心悔未及”,以招降长江两岸太平军残部求赦,气节有亏,确为事实。不过,要求面对屠刀面不改色心不跳,要求李秀成拥有“无产阶级革命者气节”,既超越人性本能也超越历史可能。罗尔纲的“诈降说”,也是当年赤潮高压下逼出来的产物——必须为负面农民暴乱寻找正面论据,英雄人物更不能蒙尘,必须通体金光闪闪.周扬等人最初就是持此逻辑批驳戚本禹,周扬打报导给周恩来要求批戚,论据之一:“李秀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领袖,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来的。??要改变对他的评价,是带政治性的问题”。(页8)当年政治高压下,罗尔纲即便意识到李秀成最后“忠王不忠”,也不敢指为叛徒,担心会背上污蔑天朝英雄的罪名。罗尔纲处处为太平天国及李秀成曲意护短,“《李秀成自述原稿》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与强烈的革命的感情。”阶级分析事实上成为罗尔纲这部心血巨着的“时代硬伤”,后人只能给予“同情式理解”。
今天,太平天国种种暴行一一裸露,神光不再,恢复原评“一场阻拦中国现代化车轮的暴乱”,连整个农民起义都神圣不再,阶级斗争的“合法性”都坍掉了,“阶级分析”徒留笑柄。李秀成是不是叛徒,价值微渺,谁还有兴趣在这儿折腾纠结?惟当年何以折腾出如此动荡,或值后辈史家留足稍顾。
戚氏到底气度不大,这本集子未收入当年批戚文章与相关资料,只有“半壁江山”——他自己的一篇,读者一时难窥全豹。当然,这处“细节”也暴露这路赤色人物的一贯作派——无视对方的“不同声音”。
关键字: 戚本禹
文章点击数: 1691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