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网 】  时间: 12/6/2014              

吴祚来:地主的“贡献”与牺牲(下)

作者: 吴祚来 吴祚来


中共在土地之上一直做足政治与经济文章:以土地换农民进城,以土地换经济增长。
 

 

中共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以城市为中心,利用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但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农民运动的成功,这是毛泽东的创举,也是他赢得共产国际与苏联支持的原因。毛泽东最了解农民,他充分地利用了农民的弱点,使其成为革命的主力,在农民心中,最具价值的是粮食与土地,耕者有其田,土地之上成长着中国农民千年的梦想。

承诺给予土地、换取人心,换取人命,换取革命的本钱,土地(改革)是中共革命成功的生命线。中共在土地之上,做足了政治与经济文章,而这篇大文章,现在还一直在做,以土地换农民进城,以土地换经济增长,以土地换国家与地方政府利益平衡,有人骂中共是“土共”,说的是共产党是土匪,但也可以理解为“土地共产”,土地与中共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土,就没有共。

中共把地主的土地通过暴力分配的方式,强行给了农民,换取农民对中共革命的奉献与牺牲,中共当政后的土改,则又将农民土地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这使中共面临双重背信弃义:如果按中共现行的尊重私有财产的法律,过去与现在拥有私有土地或财富的个人,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应该把剥夺的地主土地归还给地主;而按革命的法则,中共以分配土地的方式,换取了农民对中共的牺牲与拥护,那么,中共应该将集体化国有化的土地还给农民,因为毛泽东的新土改是激进的,违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诺。

无论基于怎样的法律或社会伦理,土地都应该归还给原地主或五十年代的原业主,而将土地国有化集体化,是非法的。现实中人们看到的,土地并不属于集体,而是属于官僚,只有村支书或其它领导有权处置集体土地。

所谓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经济大革命,经济大革命是党的领导之下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维护党的统治,经济大革命之前,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被领袖化、神圣化,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革命是什么?是土地大革命。对中国影响最大、造成的破坏最巨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土地革命。因为土地革命从根子上破坏了中国民间社会生态,从道德生态到经济生态到政治生态,中国民间社会本来底层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形态的,属于民间自治状态,但有了土地革命之后,中国底层农村也政治化了,村支书与党员介入基层,成为殖民地意义上的统治堡垒。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次土地换人心、土地换人命的方式,换取了中国农民对中共的经济与生命的支持,1950年中共建政之后,即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其实质是土地革命,为什么说它是革命呢?因为它革了地主的命,也革了传统中国农业生态的命,土地改革运动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建政之后的中共政权因此得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国家暴力第一次全面干预了底层民间社会的财富分配。

国家不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也不可能保护其它人的私有财富,但农民们得到了土地,不会考虑其它。在毛泽东的政治计划里,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只是权宜之计,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到了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这一决定至今未变,农村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土地的使用权。

这里,我们要追问一个问题,既然中共在建政前已决定将全国农业土地集体化,为什么不直接从地主手中将其集体化,而是要转一次农民的手,然后由农民将土地“上交”给集体?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法,多数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毛泽东坚决反对,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也说过,中央坚决反对党和政府将土地恩赐给农民。

毛泽东、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为什么不用最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呢?因为中共中央要看到农民从地主口中夺食,要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以此撕裂民间社会,这样地主的仇恨对像就不仅是党和政府,而更多的是对底层村民,当这两种力量在农村形成对立时,中共的基层组织就有了群众基础。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像,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馀起。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广东地处偏远,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烈景像?因为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所以派员督促,造成血案无数。1948年开始的农村土改,中国有四百万户(2188万人口)被划为地主,如果按毛泽东指示的百分之十的予以镇压,则有上百万地主被镇压。剥夺财产的同时,也被剥夺了生命。

阶级斗争,分裂人民,这是中共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那里学到的最致命的政治技术,它比法西斯的集中营焚尸炉还邪恶,法西斯通过集中关押与集体屠杀,受害者一死了之,但毛泽东分裂人民,让人民成为一部分政治贱民的监狱,连同他们的子女亲属。地主富农是农业社会中的精英阶层,这是最底层最朴素的精英阶层,悉皆被消灭。谁为“新中国”奉献与牺牲最大?共产党人,是的,还有数百万地主富农阶级。

千古奇绝的国家悲剧大幕,被红色魔手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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