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31/2014              

巩磊:拿法制做挡箭牌的政府法制办

作者: 巩磊 巩磊

造裤头的

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常常会问:政府法制办是干什么的?是政法委吗?是纪检委吗?是普法办吗?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吗?是城管执法队吗?是质监局吗?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党政机关带有“法”的部门太多了,看它们的名字似乎和“法”贴边,有的有那么点会意,但是都不是。法制办的同仁们往往解释起来也是一下子说不清楚,就干脆说“我们法制局是造裤头的”当然,你须是熟人才这样告诉你。

话直白粗俗,但是这却是在法制办工作的人们多年来说的最有文化水平和法学理论素养的一句话。因为它的理论基础却来自革命导师列宁的“资产阶级的法律都是遮羞布”这一英明论断,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姜瑜女士也有一个理论延伸,说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

从法制办的造裤头,到姜女士的挡箭牌,可见中国法律的价值和作用比不了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也比不了超模的比基尼。政府法制办所说的“造裤头”首先是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个裤头就是执政党领导立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律具体化,强加给社会的全体公民遵守。所以“依法治国”就是穿上裤头这个遮羞布,来维持其专制统治。裤头制造的越多,公民被束缚得越紧。

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造裤头的行业面临一次大的发展机遇。从各行政部门到县乡政府,条条块块都在站在政治和社会管理转型的高度申请扩大编制,像发展经济一样超常规发展,可以预见,机构膨胀和“产能过剩”的局面马上来临。

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法制办严格意义上是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权力机关,没有权力造裤头,这是违宪违法行为。法制国家不应该只约束公民,同样约束管理者。而现在制造裤头的模式仍然是党领导下的人治的模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每件裤头都是恶法,散发着专制的恶臭。

俞梅荪先生曾感慨:“如今,各种法律法规数千件,法律从业人员百万之众,何其高楼林立,公民的基本权利反而更被随意剥夺。有法不依,反法而制,无所不用其极,竟比无法可依更为恐怖。”

兽性大发

生活之树常绿,理论之树是灰色的,对法制办的人来说,法是死的人是活的。造裤头的人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法制、理性虽然挂在嘴边,但是也不能祛除人的非理性甚至兽性,有的还很低级很人渣。

过去,济南市公用事业公司的水电煤等费用需要人工挨家挨户的每月查收。被派到省府机关几个宿舍区的收水费的、收电费的、收煤气费的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漂亮女孩,甜甜的,乖乖的,以博取大领导们的好感,树立其企业形象。虽然她们是来收费的,但是她们的到来仍然给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晦暗的宿舍区带来一线新鲜的生趣。可是有一次到省政府法制办的宿舍,到了张而啸家的时候,那女孩刚敲开门就被张而啸拦腰抱住摁到床上,那女孩拼命反抗......

此时发生后极其轰动,整个宿舍区都感到震惊。济南市自来水公司的、供电公司、煤气公司等联合上告,但是因为张而啸是法制办主任的把兄弟,得到百般呵护,没有任何结果。

济南市公用事业公司下属的水电煤公司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以暴制暴,以丑换美,其报复手段是派到省政府机关宿舍收费的都换成又老又丑的泼妇型女人,她们睁大着警惕的审视的眼睛,几句话说不好就会祖宗三圈的骂。让生活在机关大院的人颜面尽失,人人都在为张而啸的兽性大发而忍气吞声,背负上沉重的原罪。

那个省政府法制办的张而啸,从小以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张啸林为榜样,是社会上的混混,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因为和原法制办主任狼狈为奸,竟然升为正处级干部,听说他现在仍然积极要求进步,向副厅级的省高级干部行列进发。

被卖肉的追砍

过去省府北门西侧胡同有个小农贸市场,法制办的王处长下班路过那里买猪肉。在摊位前,他似乎很有优越感,盛气凌人的对肉贩说“我是省府法制办的,给便宜点,给够称,给好的”。那肉贩可能本来就恨社会的不平不公,看到这样的一个横行霸道的小官,就气不打一处来,突然发飙,拿起刀就向他挥来,骂着“我砍的就是狗日的法制办的”,吓的老王魂飞魄散气喘吁吁地跑回法制办,大家听了他的诉说都幸灾乐祸,哄堂大笑。

个别有正义感的说“就该砍,看看法制办都干的什么事,不是加强管理,扩机构,就是处罚、审批、许可证、城管等等恶政法制办为虎作伥,难逃其责,不把老百姓治草鸡是不罢休,都砍净了,老百姓日子就好过了”。

别以为法制办是清水衙门,在中国,只要是体制内的,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都能找出权力寻租的机会,关键看你的运用之妙和有没有良心。中国的立法体制和官员任命是一样的自上而下,领导法随口出,那么自上而下的行动起来。这和世界上通行的法律起草的动议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法律的制定完全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而我国的立法目的完全是为了执政党的利益,为了“加强管理”,对公民是有罪推定,把公民权利关进笼子里。立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形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法定化。过去几十年,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市场化了,权力也市场化了。现在我们看到部门权力已经变成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几乎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是怎么约束百姓,怎么管理、收费、设置管理机构,罚款、许可证制度、审批制度、稽查、年检等 ,都涉及机构、管理权限、经费、处罚措施等权利认定和设置,而这些权利是否得到,能否上升到地方性法规的政府规章的程面,法制办无疑是第一道关口,所以这是法制办经办人员卡拿索要的关键。

比如高速公路收费管理办法,要首先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起草,他们首先把自己该得到的利益、该争取得到的利益全部进行固化,在收费数额上,每车每公里多收一分钱,全省每天就是几个亿,对审查法规的人来说,对报送者来说,就有了博弈的焦点。什么钱物、国内国外考察、孩子亲属工作安排、甚至送住房、别墅等都不惜代价的,而这点毛毛雨又算得了什么。

只要和法制办打过交道的人,都领教了法制办的准确的刻毒,文雅的阴险,彬彬有礼的无法无天,冠冕堂皇的暗藏不露。他们懂得怎样规避法律的制裁,他们懂得反侦探,他们懂得攻守同盟。

砍,因为和他们没有道理可讲,和他们没有法律可循;砍,因为没有地方说理,也只有直接砍。

自己砍自己

省政府法制办有个姓陈的,整天酗酒,酒后发酒疯,组织上也知道他得过神经病。精神极不正常。四十多岁的人,高兴起来像个天真的孩子,口无遮拦,发起无名火就浑身发抖,抢天呼地,不分场合。见了厅局里和各地的来人,一律要酒喝,整天传播谣言和八卦,业务能力当然好不了。有年省人大听取省政府实施《刑法》20周年汇报,省长的报告中竟为《刑法》加了一条,人大的老头也有明白的,马上质问省长:山东也太胆大包天了,竟然给《刑法》加一条。省长在主席台上大方脸腾的就红的像个紫茄子,那个人丢的,真恨不得钻地缝里去。这个稿子就是这个陈的杰作,一战成名。整个省府大院都对他敬而远之。

但是他提拔得特快,一步不落,现在竟以副厅级退休,列入山东省高干行列。他升官的秘诀就是闹。比如他升副处的时候,他算着该轮到他了却没有他。这还了得,牛已经吹出去了,庆功酒也备好了。他在晚上喝了酒,醉醺醺的拿把菜刀到了一把手家里。一把手全家哪见过这阵势,都吓得惊慌失措。陈说,你们不要怕,我不砍你们,我赖自己不争气,我砍我自己。他就真的一刀一刀的往身上抡,全家人惊恐万状,一把手无可奈何,说老陈老陈求求你别砍了,我明天就开会讨论你的任命问题。这样的消息传的很快。第二天一上班,那些常和老陈开玩笑的人围着他看他身上那里有砍伤,严不严重。老陈以不屑的神情自负地说“看什么看,受伤还算本事,你们都还嫩了点”有人用揶揄抑或是羡慕的语气说“老陈,你这砍功夫能当省长,一不小心也可能当总理。”掌握法律的人耍起流氓来,那就是任何流氓都无法相比的。

民主生活会

有些党政机关每星期都会安排半天的民主生活会,读文件,谈心得,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以相互监督,共同提高。一般会议开始还很严肃念念文件,讲讲工作。但是一有人接电话、泡茶等,会议马上就成为天南海北的娱乐八卦黄段子小道消息贪污腐败交流会了, 而最近几年的民主生活则有意无意的成为攻守同盟官官相护的警示会沟通会,会议传播着这样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并且确实在这次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中见到了效果。

民主生活会上,领导和心里有鬼的人经常地反复地讲这样的寓言似的故事:据说省里建设最高宾馆在建设过程的共抓了五波负责基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因为建设资金不到位,数额都是很大的,开发商以自有资金投到工程里,又先向领导和工作人员支付了回扣,但是工程款却一直不到位,开发商被逼的跳楼什么的,最后实在到了绝境,就举报拿了回扣的人。于是,搞基建的干部抓了一波,再换一波,直到换了五波,才把楼建完。

其中有一个处级干部表现突出,他任何人都不交代,任何领导都不牵连,在审查中甚至在狱中他都宁死不屈,像刘胡兰一样。奇迹发生了:他在职时想把大学毕业的孩子想安排到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上班,送礼托关系都没有去成,现在他人在监狱,家人告诉他儿子已经如愿去上班了;老婆企业破产下岗在家,突然变成事业编制,在家拿高薪却不用去上班。他在监狱里也很快减刑,没有待多长时间就自由了,像英雄一样。这样现成的案例很多,都是不要交代而好心得到好报的励志故事。

还有的补充说审案子的人最讨厌怂包软蛋,佩服那些宁死不屈的硬汉,有的人还没有上刑就什么都吐噜了,审案子的人就会提醒他向下说不要向上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胡说。

所以,虽然山东的贪污腐败是重灾区,但是山东贪腐的案件都是零星的偶然的独立的个案,再也没有断崖式的、崩塌式的窝案、大案,同伙进去了你照样睡大觉就是了,官官相护攻守同盟的传统教育再加上梁山好汉的遗传基因,山东腐败的盖子如同防核辐射一般的严密。

有一次,在互联网上和国务院原秘书俞梅荪先生对话。俞先生说你们法制局骗了我。我一愣,俞先生说你们局长说建设中国法律数据库,我帮助把这个项目报到顾明副秘书长那里,顾秘书长协调国家计委等部门,批了资金,你们却盖了宿舍,完全是骗子。

俞梅荪先生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法制的先驱,曾经在彭真、习仲勋、万里、乔石、彭冲、王汉斌等中共高层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立法工作十年。在中国最早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并且设想建立一个全国最大的法律数据库,把东南亚的法律、欧美法律等全部输入进去。并和钱学森、吴世官等科学家共同倡议建立中国法制的系统工程,为中国的法制进步做好扎实的科学的基础工作。

山东省政府法制办首先听出这是一个要项目要钱的机会,就联系俞梅荪,表示山东一定能干好。俞先生一直在大内,哪里料到人心多诈,积极多方帮助奔走呼吁,顾明也亲自出面协调,很快国家计委给项目给钱。俞先生的中国法律数据库的梦想以为可以在山东建立起来。

这期间,俞先生因为按惯例向专程来京的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张启承、《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捷南,出示《“十四大”征求意见稿》,以便其搞好法治宣传。因一时疏忽,文件被盗印,俞先生在1994年1月被诬陷泄密最被捕。

俞先生说,在三年的冤狱中,他最惦记的、常常梦到的是中国法律数据库该建好了吗?当俞先生恢复自由,打听他的数据库梦想,才知道法制办压根就没有准备搞什么数据库,他们挪用资金盖了宿舍等,倒是为法律数据库建了一个尾巴,以应付检查。而具体负责这件事的人,就是本文中兽性大发的张而啸。他是这个项目的最大受益者。他在购进计算机时为了最大限度的拿回扣,竟然把新计算机的内部零件全换成旧的。

庄严与卑鄙,真诚与欺骗,正义与邪恶,理想与现实,就这样被山东省政府法制办给俞先生重重一击。俞先生说这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

呜呼!国家如是,法制如是,人妖颠倒,长夜漫漫,荼毒生灵!

在法制办附近的商户们

一般商人都把党政机关集中地、公务员群体集聚的宿舍区等称谓富人区。这里的环境设施、城市配套等方面确实高出其他地方很多。它附近的商业门头、商铺的楼面价格和租金也比其他地方高出不少。没有多少经商经验的小商小贩信奉“跟着亿万成千万,跟着千万成百万,跟着穷人喝稀饭”,拼命往里挤,怕失去这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以为这里的富人会拿成捆成捆的人民币在这里消费。殊不知进来后他们都大失所望,十有八九亏损破产,血本无归,落荒而逃。很多商贩对此非常困惑:感叹原来以为他们都是人上之人,都是富可敌国的有权有势的权贵,没有想到他们死活不消费,似乎比穷人还穷。

党政机关公务员肯定比一般居民的收入消费都高大上,他们一直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的主力军。但是他们一般走哪里都习惯装的比谁都穷,无论怎么消费都没有自己掏腰包的习惯。再说他们的消费人们送的都用不了,哪有人自己跑商场买东西,除非迫不得已的应急。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在附近消费,这些小商店小门头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去的都是著名的大商场和购物中心。即使他们走进店里,那审视的目光也和别的消费者差别很大。什么商品产地、质量标准、日期、绿色环保、价格比较、品相等等,问的那个专业仔细,价格压低到肉里,进货价都进不来。临走却往往什么也不买。做老板的都不容易,来个顾客都要当上帝伺候,厌恶的怒火压了再压,陪着无奈的笑脸,迎接着一次次无形中的严格检查,如同参加一场法庭审理。法制办的消费者们以原告的义愤,刁钻的手腕,刻毒的眼光,刻薄的语调一次次打击着小商店经营者的信心,在法制办冷漠严酷的注视下渐渐的坠入破产的深渊。是的,谁想破产的快,请到党政机关的居住区去开商店;谁想破产而又想疯掉,请到法制办附近开店。

内部文件

曾有一老者,在他任省人大常委委员时认识的,属离休干部。他退休后,我和他经常在散步时碰到。说起法制办,他就感慨:这种单位原本可有可无,你不要它,领导怕被指责不重视法制,要它就给老百姓多添个祸害。它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从一成立就名不正言不顺,部分人就变的阴险狡诈刻毒,落井下石,好人受气坏人当道,法制办的坏名声响彻整个省直机关。你们都不知道吧,省里为了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安度晚年,专门给我们这些退休老头子们下达了文件通知:对法制办的人要敬而远之,保持距离和警惕,不要被牵连和拖下水。真的!你别不信,我可以拿给你文件看看。我听了感觉毛骨悚然!无言以对!
关键字: 巩磊 法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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