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东方早报 】  时间: 6/6/2008              

愿死者记得我们

作者: 王怡 王怡

在四川,当情感和内心的慌乱、灾难的尖锐性、余震的回响,甚至悲伤和怜悯的高潮都开始沉淀时,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已在活着的众人面前记录了这场灾难,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在历史中记录这场灾难?我们又将如何惊魂未定地,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切?

告诉他们天灾多为人祸?告诉他们这是绝对的偶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归零?或者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者说,人定胜天,我们最终会战胜大自然?还是告诉他们,其实爸爸妈妈和你一样无知,一样渴求答案,一样盼望奇迹。

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陆地上发生过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这种灾难面前,每个人的价值观、每种文化的回答、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我们怎么去记录和讲述呢,连我们的语言都开始被震动了。

每一个证据勘验的故事里,高超的法医都会这样说,“死人是会说话的”。死者将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的事。当我看见瓦砾下孩子们尸体的照片,就不可抑制地想到了法医的信心。近9万个死亡和失踪的生命,在这个鼎盛的时代,以各种姿势一起横陈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卧,或蜷曲,或跪立;他们的面容或镇静,或哀伤,或惊恐。我们若不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如何记录,如何讲述?我们在死者面前,只是自言自语,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话。

如果“5.12”之后,何祚庥院士仍坚持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那这场地震对他而言,就没有意义。如果“5.12”之后,一位将军依然崇拜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那么数万遇难者对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后,成都还坚持要在彭州兴建80万吨乙烯工程,那这场8.0级的地震对成都而言,仍然显得太轻微。

一个公民僵硬的尸体,要一个国家学会敬畏生命;一张死去的脸,要生者学习敬畏人的灵魂;一个死在教学楼里的孩子,则叫我们敬畏民族的未来;一座被摧毁的城市,要我们重新敬畏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星空;一片劫后重生的灾区,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当灾难来自大地或天空的深处时,人通常有两种相反的回应。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为我们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毁去了一个县份超过650年的财政积累。但感恩是为我们得到的。在一场没有逻辑、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灾难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难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像一个遇害者临死前拼命在地上画一个符号来告诉法医。那就是无论我们多么骄傲,多么强大,多么发达,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消失,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所拥有这一切的主人。“生命是一份应当去感激的礼物,不是一份紧紧抓在手中的财产。”

1990年,一位苏格兰人陶兰斯,来到这次大地震的主要灾区,也是今天硕果仅存的30万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往巴比伦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四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华人学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中东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献祭。作为中国族裔的古老源头之一,羌人的献祭,不但饱含了对“天佑中华”的敬畏,也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他们称天为“灵父”,根据陶兰斯的记载,羌族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

羔羊是无辜的。用羔羊献祭,表达的是人在造物主面前对自身罪过的承认和对救赎的盼望。尽管陶兰斯的观点,在历史上有较大的争议性。但这次大地震降临到羌族聚居的地区,令我无法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献祭,和他们心中某种古老的原罪感。这种因着对生命、对宇宙秩序的敬畏,而产生的谦卑和对人心中的罪性与黑暗(台湾学者张灏称之为幽黯意识)的体认,在中国的当代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地球,还是地球对不起我们?像一位诗人为受难孩子写的那样,“连地球也像一个知道闯了祸的孩子,和我们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当敬畏感仅仅指向人类自身的性命时,灾难会带来一种对人的道德的圣化,连经历灾难也成为人类骄傲的本钱。在一些关于救灾抗震的报道里,我已看见这种对经历苦难的圣化,对战胜灾难的骄傲是怎样弥漫的。一面,地震局反复强调说,这是无法预测的“不可抗力”,英文的意思就是“Act of GOD”;另一面,我们却依然大力宣扬着“抗震”、“抗灾”的英雄主义。当敬畏感不能与原罪感相调和时,真正的悲悯,和对人类种种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被高音喇叭吞没了。

其实古文中,一系列以“示”为偏旁的汉字,都残留着先人以羔羊献祭的谦恭敬畏。如“祥”字,“示”部表示献祭和敬拜,“羊”是人献上的祭物。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期盼一个和谐社会,当人献上羔羊为祭时,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灾难劳苦中,我们的确需要被安慰,但我们更需要先知般惊声尖叫、甚至略显偏激的刺耳声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发生后仅两个小时,一位江苏的企业家陈光标,就组织了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车辆和120多人的救灾队伍,决定向着四川星夜兼程,几乎与政府的第一支救灾军队同时到达灾区。

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显示出3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不是GDP,不是高楼与股市,而是民间社会的孵化器。个人与个人,因着营利的、非营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种原因,结合成一个个社团,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的、多元的民间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的强制性管制,在人类共同体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个相反的社会中,离开政府的管制,我们就没有其他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们活在一个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时代。少数人自以为担负着天下的使命,一谈使命,就难免与对他人的支配联系起来。而多数人以极端的个人立场为支点,认为天下滔滔,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两种都是骄傲的版本,也是绝望的版本。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要如何交账?当一个人死在你面前,不是死在别人面前时,他人固然无权对你说,这件事你必须负责;但你也无法对自己说,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

在绵阳三台中学,一位在地震时独自逃生的教师,被学校开除了。而都江堰光亚中学的老师范美忠,因为在网上撰文,述说自己独自逃生的经历,和认为地震时没有义务帮助学生逃生的看法,引起了轩然大波。学校迫于舆论,也已停了范美忠的课。

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仅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在民族的苦难和激情中,发出过许多先知般冷静的声音,并固守着一个个人与群体的边界。然而,这种轻易拒绝了高贵品质的自由主义,却无法在一件具体的苦难中,建立起我与他人、族群在盟约中的生命关系。花了多少年的代价,我们才走出了集体。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地震,却借着无辜者的血,叫我们发现,自由知识分子们正在丧失重新走入集体的勇气。我们可能守住了一个防止强制性闯入的边界,但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以爱的力量自愿打破这个边界的能力。

陈光标和范美忠,是这个时代青黄不接的象征。但在大地震的废墟上,我看见民间社会曾被强奸的使命感,开始死灰复燃。每一双紧闭地下的眼睛,依然看着我们,问:我们死后,你们怎么交账?

在各种地震博物馆的建议里,川籍学者查常平、作家魏明伦、冉云飞、建筑师刘家坤等提出的“5.12”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呼吁。他们反对对地震遗址的深度清理,主张活着的人,付出一个再大也不会比死者更大的代价,来保留这场大地震的遗迹。包括”六大遗址、三座纪念场所、三个中心、两个历史博物馆、一座志愿者空间公园“,形成一个从九寨沟到都江堰的”世界最大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群址“。将我们的死亡、灾难、忧伤和盼望,一一陈列在大地上。

作家萧伯纳曾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

我想死去的人也有权利要求,世界在他(她)死之后,要比他(她)活着的时候更美好。这是一种催生使命感的历史维度,真正的写作、治理、救助、关怀、经营和崛起,都是面向历史的。当年,麦迪逊和杰斐逊曾争论《宪法》是否应该每隔20年就重新制定一次。因为活着的人已经死了,新生的人凭什么要被一群死人统治呢?

如果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不属于一个共同体,如果死去的人不值得我们低头默哀,不值得国旗为他(她)垂落,他(她)的遗体也不值得我们挖掘、埋葬,那么宪法的概念也就不能成立。因为宪法在本质上是一个超越死亡的盟约,历史也是。就如小学五年级的阅读课文中,有一篇《地震中的父与子》,说1989年的洛杉矶大地震中,一位父亲在学校废墟上挖了36个小时,其他孩子的父母都伤心地离开了。他最终救出了儿子和其他14个孩子。这位父亲的信心,并不在于他知道孩子一定活着,而在于他持守的一个誓言。就像他的孩子对同学们说的,“只要我父亲还活着,就一定会来救我。因为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都会和我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的意思,包括了死亡。

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伴随着他(她)独特的苦难。但死亡本身是人类的遗产。换句话说,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遗产,都是死亡留下的。埋在地下的人,告诉后人这是我们的故乡,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破坏埋过自己亲人的大地。换句话说,埋过我们亲人的大地,是不可征服、也不应当去征服的。

一个有历史感的社会,需要改变它的发展方式,需要在其文化中呈现出人类的死亡。对于墓地,流行的逻辑是“不能让死人和活人争地”;对于宗教,流行的逻辑是“今天比永恒更值钱”。不尊重前人的死亡,后人也不会尊重我们的死亡。于是死亡的痕迹不断在历史中被抹去,在一座翻新改造的城市中,人们看不见过去的死亡,也就看不见历史。换言之,死过的人都白死了,将死的人也会如此。

这正是道德衰微、物质主义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老实说,让13亿幸存者永远记得那些遇难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正如一位学者说的:

“让活着的人记住死者,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面对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是亏欠的。我只有恳请无辜的死者记住我,因为,他们活着,永远活着,而我是将死的。我将属于他们,所以恳请他们记住我”。

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记不住死者,死者也不会记住他们的社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发生过的事,最后就当没发生一样。

86岁的乞讨者徐超,向灾区捐出了他积攒的105元。

108岁的景颇族老奶奶梅普格桑,将她为身后事积攒的502元7角3分,捐给了灾区。

这当然是道德上值得褒扬的个人抉择,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两个浸透了末世感的片段。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件使历史的意义遭受重创的事。无数孩子在地震中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只带来一个对学校和建筑商如何调查追究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盼望,被深深刺痛的一个象征。当死亡循序渐进的时候,我们对未来还有一种假想的秩序感,看见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可以抚平三个老人离去的悲哀。我们以为世界就会一直这样,按着固定的程序运转。我们骄傲地以为,历史是源源不断的自来水,绝不会突然停止、转身甚至倾覆。我们把自己赚来的一切想得太重要了,想当然地以为,连天地和造物主都应该和必须尊重我们的财产权。其实我们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我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都是建立在这个沙土的根基上的。

但大地震最触目惊心的,是死亡的普遍与突然,刺破了这种科学主义的秩序感。30多年前,一个叫罗马俱乐部的团体,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这一类对世界性灾难的悲观论调,在西方文化中从来没有少过,一方面,这些观点被高歌猛进的社会当作乌鸦嘴;另一方面,却因着好莱坞的电影而充满了全世界的卧室。“5.12”那天,我从无数人那里,听见对地震场景的最多、最贴切的一个描述,就是“好像一部美国大片”。

一个缺乏敬畏感、原罪感和历史感的社会,对于未来,要么过于乐观,要么失去盼望。看过无数好莱坞的灾难片,我们从来都对美国人关于末日的描写嗤之以鼻,仅仅对灾难的场面大呼过瘾。因为中国文化中,从来缺乏一个对末世的启示、描述和警示的传统。我们的世界观是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破口的鸡蛋。所以直到今天,末世都是一个令人恐慌的词,甚至被降低到社会学的意义上,成为与“盛世”对立的、一个叫人家不高兴的概念。

所以中国人无论经过什么灾难,依然是最缺乏末世感的一个族群。我不敢奢望这场大地震的余震,将永远回响在我们灵魂深处,从而有助于改变这一点。事实上,末世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盼望的概念,正如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绝望是生命得救的良药”。对今生的一个彻底的绝望,在永恒的背景下,反而带来对今生的一个积极的拥抱。就像对集体的深刻的绝望,回到个体性的救赎道路上,反而会带来对集体的一个重新的爱的接纳。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怀着永恒的盼望,亲手栽下一棵小树苗。”

已死去的孩子,已在天堂歌唱。或许他们很想差一个回来,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真实地记录和讲述这一切,才不会到那一天悔恨莫及。但生死有命,人鬼殊途。不是我们无法挽回他们,是他们已无法劝说我们。我们只能祈祷,愿死者永远记得我们,记得“5.12”之后这个国家做了和没做的一切,所发生的全部改变或死不改变,记得我们的愧疚、忧伤和敬畏,记得我们从此之后的生活方式,和各人或长或短的一生。

让活着的人被死者记住,让我们值得被他们记住。这是我在默哀中的誓愿。

2008-6-3

关键字: 王怡
文章点击数: 1276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