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独立中文笔会 】  时间: 6/9/2008              

13亿幸存者:向死而生

作者: 王怡 王怡

晓坝中心村三组村民杨军(左),张忠林在收油菜籽。

题记:

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

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

——《旧约。雅歌》

5月23日,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了绵阳文物局。除了对生命失丧的哀恸外,这个国家被大地震刺痛的,还有两样,一是改革30年后,当代社会对民主政治、社会参与和个人生命权利与尊严的痛切呼唤;二是中国文化古老源头的毁坏与重生。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实在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駹国版图内。如果说大地震发生在佛诞节,只是一个文化的巧合。那么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几个源头被毁,对这个族群的深层影响,和孩子们已逝的鲜活生命一样,都叫人悲切,难以自抑。

羌族的意义,并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一个氏族名称,中华族群和巴蜀文明最古老的源头之一。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此次大地震的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的故乡。但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另一个源头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则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中已经消失。

5月12日之后,我们不但在突如其来的一场灾难面前是幸存者。我们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文化是社会的灵魂,政治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我们活在其中的,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产物,当一部分人在灾变中失去生命时,我们不但失去了他们,我们也失去了自身灵魂的一部分。

于是灾难总是反思与革新的契机。当大地忽然摇动时,一个人一辈子积攒的不动产,一个国家30年来的GDP崇拜,都开始显出荒谬。当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时,就像当初几十万川军出去抗战,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日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就被怀疑。这些可爱的志愿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灾民的同情,和救援的道德热情;我们看到的,更是一种生命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我们在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并非对英雄的否定,恰恰相反,所谓英雄,就是他在某个时刻的抉择,高度藐视和否定了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因此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政体与文化的变迁。512之前,我们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我们的价值排序应该有所不同了。我们是幸存者,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

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象征着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的一次重生。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每一种民间力量,每一个行政和文化的区域,都应当得到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但不是为着重建一个刻舟求剑的冉駹国,而是为着一个宪政转型的共和国,积累社会重建的伟大经验。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其实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但我们看过太多的灾难了,我们甚至也看过太多灾难之后短暂的热情、善良、勇敢和高尚的志向。这一次是否不同,这一次灾难是否大到足以叫我们从此活得不一样?叫我们未来的生活,是向死而生。

向灵魂低头

帕斯卡尔的名言,可作为这场地震搜救工作的一个注脚。“人是一根芦苇,大自然的一点力量,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但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认识死亡,认识世界对他具有的优势,世界却对此一无所知”。

作为幸存者,要特别感恩的是,这一次,当个体生命在自然力量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于反过来赢得了国家力量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的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而令人安慰的。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遇难者经确认是外国人的,遗体由中国殡葬协会进行防腐处理”,对中国公民不能确认身份而进行火化或土葬的,特别“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意见》更特别提出,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志愿者们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尊敬死者。这是否表明我们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就是灵魂或人格;或者说,人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也不能拿走的。否则,在巨大而普遍的死亡面前,没有人可以继续有希望地活下去,因为生命的意义,不能建立在碰恰没有地震的偶然性上。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是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对普通公民的尊敬。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这种尊重与他(她)的身份无关,而与个体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值得纪念的突破。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次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政治哲学的新起点,就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时;这个国家开始低于灵魂,否定了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个体生命本身,开始真正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的副馆长,谈到地震博物馆时,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上面要有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终于应该有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了。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一个不缺地刻在上面,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从这一天起,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我们低下头去,其实不是我们给了他们什么,而是他们给了我们。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个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堵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不过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在日常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的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了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发生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出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彷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甚至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了,但他活着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于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状态,是对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恶的一种冲击。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非要刺痛我们的,才能把我们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512当晚,成都处于惊慌之中,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一幕。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一个共和国历史上的高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明明暗暗的信仰群体,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这次赈灾救援的一个亮点。

同时,温家宝总理的言行,和新闻信息的开放度,也几乎在极短时间内重塑了一个新的政府形象。连《成都商报》这样的本地媒体,记者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咄咄逼人地追问地震局对大量震前异象的了解情况。这一次,爱和勇气一起增长,政府和民间遭遇了相互的感动,彼此都让对方意外。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幕。因为近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去年,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孤儿,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美国全国领养理事会的查克。约翰逊解释说:“在美国,父母对子女的爱无须源于血缘关系;而在许多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尽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指出:“跨国收养应当是确认儿童不能安置于国内寄养、收养,或不能以任何方式在儿童原籍国加以照料的一种替代办法”。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但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512之后,在这个国家,人人都献出了平日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地驶进了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然而,这种对道德的自我圣化,其实仍然是对死者灵魂的不敬。一篇典型的救灾报道,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名单,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单。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平均每年都有一次,平均一次最多持续一个月。

不错,我们的确看到了一种极其匮乏的爱,在社会上被空前激发,我们也盼望这次和以前不同,这一次我们对同胞的爱,是对自我中心、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和人类中心的价值观的一次重创。我们实在太希望这种“无须源于血缘关系”的爱,可以恒久忍耐,永不止息。

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其实是无数冷漠的灵魂,无数缺乏在爱中委身的家庭,一个匮乏的公民社会,一个对个人表达、汇聚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存在重重阻碍的制度。我们的心灵、文化与政治,就像被几千座大坝层层割断的河流。这一次,在6万多个生命,几百万被苦难抹去表情的灾民,和广大的废墟面前,我们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冷漠和麻木的确是被刺痛了。事实上,我们被刺痛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爱才可能持续到什么地步。

短短一周,人们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道,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其实这一切使我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就是512之前我们一直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就像在什邡县红白镇,志愿者陈有伟不愿记者报道村里物资分配的不公,担心“影响全国救灾的团结氛围”,但又不忍见到灾民在匮乏中忍受不公。他说:“我们的确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国社会原来的问题因为一场地震就全部变好了”。

真正的大爱,是怎样才能使收养地震孤儿的热情能够持续,使国内收养从此成为源源不断的爱的河流,成为全国500万孤弃儿的祝福。怎样才能使一百万志愿者的热情能够持续,开启民间非盈利的结社浪潮,成为对一个公民社会的祝福。怎样才能使灾区的重建,成为重塑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契机;成为重建基层民主和农村自治的契机;成为一个选举社会、开放社会的试验田。又怎样使温家宝总理的个人形象,成为重塑政府乃至政体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使这一次国内媒体在传播史上的成功突破,成为不断走向新闻自由、信息公开的一个里程碑。

当我们知道,美国普通家庭领养的中国孤儿,已超过全国福利院收养的孤儿总数;当我们知道,秘鲁为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降半旗,设全国哀悼日,而这竟然是秘鲁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哀悼日。“大爱”两个字,我们怎么说得出口。

我们中间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我们没有大爱,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善良的,但我们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之前更不如,我们其实并没有真的学会向死而生。

彩虹之约

5月23日,温家宝来到北川中学复课点,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几年前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曾提到李鸿章1901年写给慈禧的遗折,“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这话出自《左传。昭公四年》中的“或多难以固其国”。从此一百年间,从李鸿章到孙中山,从周恩来到温家宝,每一轮的民族苦难,“多难兴邦”一语,就像刘德华的歌声“老天爱笨小孩”一样,都会作为一个民族的愿景,被政治家反复提及。1915年,青年周恩来写下《或多难以固邦国论》,说读到此语,“不禁深致服膺”。1966年中国陷入浩劫,邢台地震中周恩来再次提到“多难兴邦”,以鼓舞士气。

这次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涌现出两个盛行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中华)”,一是“祈福”。一家周刊甚至用了“世界为中国祷告”的标题。和温总理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始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佛教徒和基督徒的身影,也成为一个插曲。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也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圣经中记载大洪水之后,空中出现彩虹,作为造物主与人立约的标志。人类在这盟约中,有祝福,也有职责。这个责任就是怀着感恩的心,爱惜这个地球,以良善的法则治理看顾这个世界。我们的经济腾飞了,城市改造了,但在这一人类的使命上,基本上仍是一个失败者和渎职者。我们缺乏一个理性的和民主的公共空间,和一个自由、多元的信仰和思想的价值平台,叫我们去反思、甚至去痛恨和忏悔我们对这片土地犯下的一切罪孽,对自然的漠视,对环境的破坏,对耕地的掠夺,这一切与对个人生命的轻视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港台和海外的一个通用语是“赈灾”,而内地的习惯用语是“抗震”甚至“抗灾”。从中也能看到人定胜天思想的根深蒂固。

截至5月23日的统计,大地震已造成长江流域2300多座水库受损。今天的中国建造在九万座大坝之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甚至在一些院士的口中,仍能听到“万里长江滚滚流,流的都是煤和油”的论调。

在2008年,13亿幸存者活在大地震的废墟上。若不能举目仰望,看见空中的彩虹之约,看见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多灾多难就不能兴邦,而只是一条不归路。如果民间社会不能先以管家的心态,交帐的心态,当仁不让地与政府一道,去参与治理这个社会;那么民间的奉献、捐助、献血、关怀和一切志愿者行动,就仍然停留在一个好人的心态上,满足的只是自我的道德感。

当初紫坪铺水库的建造,因离都江堰太近,和几乎所有大坝一样,受到过民间环保组织的反对和置疑。其实中国从不缺乏反对的声音,缺乏的是一个自由的表达空间、温和的观念博弈,和一个容纳反对派的民主决策程序。地震之后传来消息,同样受到民间置疑的彭州80万吨聚乙烯工程,有望得到四川和成都两级政府的重新论证。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大地震迫使我们看见一个民主与开放社会的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是管家,每个人的一生都要交帐。这是一个新版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令人期许的是,在救灾过程中,政府对此表现出了值得赞扬的开明和宽仁,如果民间能表现得比政府更棒,那么“多难兴邦”、重现彩虹之约,就将是中国社会一个真实的愿景。就是一份长命无绝衰的宪约,一种如死之坚强的爱。

为此祝福四川,祝福政府,祝福中国。

2008-5-25

为《南方人物周刊》所写特稿,刊出时有删节,独立中文笔会网所刊为全文。

关键字: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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