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15/2015              

康正果:毛共的现形和蜕变——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一)

作者: 康正果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毛泽东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此路是行不通的。……这个体制实际上是腐烂了……
                                     ————赵紫阳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习近平



毛泽东带领中共打天下的史实已如上述,这六大章内容前后连贯,构成本书的主体。为贯通昔共与今共的关联及对比,本书特别后缀一章,对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的概况浓缩综述,作一增补性的说明。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这一段中共执政史被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和毛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毛泽东时代可定性为党天下逐步确立及其遭到毛天下冲击的年代,毛后的这三十多年则是党天下重新修补和发生蜕变的年代。中共这六十多年的执政历程仍贯串了殷海光所谓“一、多、常、变”四点特征,那就是采取各种手段维持和强化其党天下的统治,通过不同的寄生方式扩张壮大中共集团及其既得利益。但中共无论诡变到何等地步,他们至今都未能解决其一党专政与中国人民要求实现民主宪政的矛盾,更难以消除其僵化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因而至今仍未改变其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本质。

一、阶级灭绝和政治种姓

暴力夺取的政权势必延续暴力的惯性,解放军乘其歼灭国军余部的军事强势,同时对全国各地约有二百万人数的地方武装展开全面清剿。成王败寇,自古皆然。昔日的共匪如今已是官军,被清剿的地方武装全都被冠以匪名。从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六大本解放军五十年代在全国“大剿匪”的纪实读物(《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可以看出,那些地方武装未必全都与国民党有什么联系,也不尽是没能被共军收编的土匪团伙,其中有不少发自民间的抗暴义举都是为守卫家乡、保护私有财产和各自的宗教信仰而遭到了解放军血腥的镇压。纵观历代王朝,不管哪一家得天下,都不吝与固有的地方势力维持共存共治的局面。毛泽东的“开国有功”则一反往常,他要靠他阶级斗争的武器彻底终结华夏数千年的历史,在清除旧社会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有目的有计划地摧毁了民间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生态。按照他“能歼灭者一定歼灭之”的指令,解放军穷追猛打,连“剿匪”带镇反,再结合上工作队一批批深入农村大搞土改,中共趁机大开杀戒,顺势树立了新政府极具震慑的威权。三个运动就这样迭加穿插在一起,制造了比清兵入关的镇压规模更加深广和惨绝的红色恐怖。毛泽东一再发令督促,追加杀人指标,将近二百万反革命分子,包括大批曾浴血抗击日寇的国军退伍官兵在内,都被他大笔一挥,划入了“非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列。1死于活埋、缢杀、肢解和枪毙的地主又多达二百万人,遭受批斗折磨的农民不下三千万。2 经此“阶级灭绝”的浩劫,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乡村自治彻底瓦解,华夏族群中血性刚烈的人口成分遭到毁灭性的清洗,乡土中国悠久的民德保障体系被连根铲除,从此为党天下的建立打下全新的基础。
    经过土改运动,毛泽东早年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作的阶级划分,终得以从纸上论述落实到全中国每一个家庭及其成员的身上。地主和富农被划为阶级敌人,贫下中农则被划归党所依靠的对象。这种对立的阶级成分本来是按经济情况划分的,但土改后固定下来的家庭成分则被中共强化为新中国特有的“政治种姓”。地富已失去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子女仍得背上地富成分的黑锅。贫农已分得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子女却还承袭贫农成分的荣名。地富因此横遭种姓迫害,而贫下中农则享有种姓特权,大量的积极分子、党团员和基层干部,都从这群党组织所信赖的人力资源中培养和选拔出来,由他们重组农村社会全新的权力体系。这样看来,土改固然以重新分配土地为出发点,但平分土地只是中共颠覆价值阶序工程的一个阶段性手段,运动的结局则是摧毁乡村社会固有的民德基础,把构筑党天下最得力的人物整个地置换进来。这类人并非因其出身贫穷便个个都是曾在旧社会无辜受害的良民,他们的贫穷也未必是地主剥削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盖因不善经营或愚笨弱智,乃至好逸恶劳才堕入了贫困。他们不但不代表村社群体的优秀成分,甚至混杂了大量劣质的农村人口。土改所推行的唯家庭成分论政策显然与毛泽东搞湖南农民运动时的流氓手段一脉相承,工作队在全面煽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之同时,也激发出乡村社会潜在的恶力。这股恶力的蔓延尤易形成小人得势和无赖逞凶的政治气候,大量的“乌龟王八蛋人物”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混入农村各级干部的队伍,其贻害余毒至今犹难以完全清除。其实在广大的贫下中农成员中,本分老实的农户本属主体,中共的唯家庭成分论政策坏就坏在它极具分化离间的恶力,经过一波波坏人整好人的政治运动,全体农户都被拖入荒谬的盲动和互斗。表面上看,党似乎提高了穷人及其积极分子的社会地位,实际上闹到后来,他们与地主富农都一起陷入贫困,遭到各级干部的奴役。新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于是在“政治种姓”的掩饰下被建制起来,党天下的各级干部组成新社会的统治阶级,全体农民很快都落入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境地。更为不幸的是,旧社会再坏,还有富户和豪强出面对抗官府,穷人尚可得到荫庇;新社会是共产党的天下,全体农户只有面对远比封建官府强悍的党政干部了。

二、公有制的建立及其施行的掠夺经济

自从红军随毛泽东在苏区“打土豪筹款子”闹起暴力革命,中共所搞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无不以他们的掠夺经济为终极目标。所谓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把民众的私产尽可能多地没收为党所控制的“公产”。中共建国之后,毛泽东常嫌刘少奇诸人在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上步子太慢,因此他一再鼓噪阶级斗争,一俟土改中分光了地主的财产,打击的对象很快就转向城镇的私营工商业者。言行不一和出尔反尔乃是毛泽东诡变多端的典型表现,解放军进城不久,他就急着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打算履行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中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承诺。3 由于毛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再加上新政权建立初期,极度缺乏资金,需要从民间搜刮更多的钱财,搜刮完乡村土地主的财产,自然就轮到城市的私营工商业主。“三反”和“五反”运动于是接连发起,共产党一面大肆丑化资本家,一面制造劳资双方的对立,骚扰得私营业主动辄得咎。两场运动的成果相当可观,新政府仅从私营业主手中攫取的罚款即达二十亿美元。那时正值韩战打响,全靠这笔勒索来的巨款,“抗美援朝”的花费才有了着落。4 私营业主受到政府多方限制和刁难,生意很难再做下去,他们只有紧跟形势,响应党的号召,向政府乖乖献出各自的资产。截至1956年,包括沿街叫卖的个体小商贩在内,全都在公私合营大潮的冲击下纳入党国体制。至此,中共在全国城镇构建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得以大功告成。

毛泽东自以为做了笔很合算的买卖,国营资产随之剧增,私营业主及所属从业人员从此都安顿到由党组织统一管理的单位。然而生产管理与毛泽东擅长的“打仗消灭敌人” 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强行改变生产关系,未必就能立即起到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毛泽东只知道扩张公有制大包大揽的强势,却未考虑到包揽后可能产生的负担。私营并入国营,原有的竞争性能和创优潜力不只丧失殆尽,而且一步步陷入国营企业的惰性漩涡。特别是大量的个体经营者,一旦吃上大锅饭,便都散漫懈怠起来,日渐成为党国体制难以甩掉的包袱。

如上所述,自红军建立苏区军事割据和延安边区政府,中共即已形成它侵蚀小农经济利益的剥夺型体制。毛泽东所戏言的“进京赶考”,实质上就是将此剥夺型体制带入城市,把一切利益和权力都抓到共产党手中。中央首先派大批党政干部全面接收旧政权的各级机构和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接下来论功行赏,更把大量的转业军人及其家属优先安排到政府机构和国营企业工作。包括追随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人士,各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以及旧政府留用人员,也都跟上党政军核心利益集团沾了光,被纳入享有生活保障的党国体制。这个正在构建的党天下以公有制的大锅饭包养整个城镇人口,并以严密的户籍制分割城乡,造成梁漱溟所谓“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城乡差别。其实工人与农民相比,也很难说在九天之上,真正在九天之上的只有极少数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新生的阶级构成是统治阶级——“干部”——与被统治阶级——“群众”——的两极对立。羊毛出在羊身上,广大农民始终处于“群众”的底层,工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特别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只不过比底层农民优越一两个等级罢了。

土改之后,地主被消灭,富农受限制,正在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杜绝私人营销粮食的门路,城乡间原有的农产品供给体系由此而遭到前所未有的干扰。党国体制仍在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呈直线上升之势,至1953年,仅凭官方主导的供销合作社已难以满足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政府的包养能力仅可维持职工低收入的生活水平,因此既要防止私营粮商高抬市价,又要从农民手中征购更多的低价粮食。政务院几经商讨,最后颁布了“统购统销”——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字将余粮售给国家”——的命令。明确地说,就是政府单方面制定法令,强行以低于市价的统一价格征购农民本可用以自给或以优惠价出售的余粮。此外,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更是政府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大量出口,换取工业设备的主要商品。毛泽东当时推行“一边倒”的国策,中国受到欧美国家的封锁和制裁,不可能像改革开放后那样吸收来自西方的投资,便只有尽量榨取农民的收获来优先发展苏联模式的重工业。这是中共在土改后对全体农户初次施行的严酷剥夺。

三、合作化以及冒进浮夸之风的动力根源

新政策在农村引起普遍的不满,致使不少地方暴发抗粮骚乱,逼死人命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毛泽东及其他党政领导这才发现,面对遍布全国的单干农户,征收公购粮并不是一项运转容易的工作。正是基于征购任务严峻的现状,合作化运动才作为应急的对策提上议事日程。红军从苏区起事直到内战获胜,其间的种种诡变多迫于他们幸存的危机。对毛泽东及中共各级领导来说,如今面临的经济问题远比“打仗消灭敌人”复杂和棘手。往往是解决了这一方面的问题,又会相应地引起那一方面的问题,很多应急的对策都难免造成新的麻烦,致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常出于被动,结果受害最深的总是体制外的农民。如能从这一角度来检讨毛泽东二十七年的执政情况,我们便不难看出,很多前后脱节的政策都是为补救前此的失误或估计不足而被迫作出的应对,由此又引起党内的路线分歧和权斗。毛泽东与其他相关的决策人总是顾此而失彼,他们 “赶考”的成绩也就越考越糟。

关于合作化运动,中共官方更突出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宗旨,政策上总是强调,党要全体农户加入合作社,为的是带领他们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既然政府要通过推广合作化来补救土改的不足,那就说明,消灭了地主,平分了土地,人多地少和农村剩余劳力无从转移所造成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毛泽东过早终止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全面打击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既堵塞农村剩余劳力转向工商业的去路,又摧毁城乡间自然发展起来的农产品供销体系,其结果反而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境况。然而毛泽东并不去检讨失误,纠正其偏差,反而自以为是,偏要鼓动农民走“穷过渡”的合作化道路。他所说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就是驱使贫下中农去共人家富裕农户的财产,助长低下者喜欢把任何事物的水平都从高向低拉的劣化倾向。在急速发展的合作化运动中,上中农和富农的骡马车辆及大型农具就这样被迫入社,一夜间变成了全体社员共享的东西。这一共产趋势显然对占人口多数的贫下中农更有吸引力,因此中央一声令下,互助组很快就合并成初级社,紧接着升为高级社,随后在大跃进的狂潮推动下更扩大为人民公社。

农村地区的基层干部在这一连串的冒进中始终都起到推波助澜,变本加厉的作用。他们是一群土改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其中乡级以上的领导属于国家干部,因其收入来自政府所发的薪水,自然不太顾及农民的切身利益。为迎合上级旨意,他们常会把下达的指标提得更高,任何政治任务一经他们向下推行,总会把事情搞过头。村一级的干部均未脱产,在经济利益上与其他单干农户并无本质差别。只因成立合作社便于他们获得比单干时更多的权势和利益,故而他们比其他单干户更热衷投入合作化运动。农村基层组织中这种盲从的动力作用一经毛泽东号召,立即从下边掀起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很快就高涨到连主管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等中央领导都感到十分被动的地步。

毛泽东头脑中总是联翩的浮想多,周密明确的计划少。他治国的思路颇如他读《伦理学原理》时见缝插针写批注的手笔,每当他面对自以为大好的形势,最容易跟着群众运动掀起的热潮头脑发热,以致昏热到追随群众,进而怂恿他们的狂热举动,结果总是弄得中央大员迟疑错愕,跟不上形势。对毛泽东的号召,基层干部的反应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官方《毛泽东传》所说,他们“往往在互相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出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5 这段话尽管在替毛的头脑发热打圆场,我们仍可从中看出,在“脱离实际”的问题上,毛泽东不只难辞其始作俑者之咎,而且每当冒进风刮起,他还唯恐天下不左,总喜欢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读一下他在1958年8月视察河北徐水县人民公社的有关报道,就可想见伟大领袖当时与无知群众互相讨好,交叉感染到何等荒谬的地步。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本来就偏好虚张声势,他自然喜欢听基层干部的浮夸言辞。在徐水视察期间,他不但没质疑干部谎报的“卫星田”高产数字,一听说农民丰收的粮食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他竟乐观得李自成进京后让部下天天过年一般胡闹,建议乡亲们一天吃五顿饭。6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催逼地方,地方瞒哄中央,党组织和群众一起把“共产风”、“浮夸风”刮到了举国上下共陶醉同狂喜的地步。你不能说主席毫无常识,丝毫没看出那些谎报数字的水分,也不能说他相信群众相信到宁愿受骗的地步。他的问题是唯意志论的想象在头脑里作祟,自以为发起全国范围的军事动员,就能干成前人和外国人干不出来的宏业壮举。按照毛泽东的革命逻辑看问题,既然解放军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全民动手的土法炼钢就有可能在短期内超英赶美。没有人胆敢违抗毛主席“只争朝夕”指令,中央领导随声附和,基层干部热烈响应,上面和下面交相糊弄,满以为痴念妄想膨胀到一定的程度,事物就可从量变飞跃到质变,魔术般创造出人间奇迹。毛更看重的是由他挂帅上阵所造成的革命声势,至于最终的实际收效到底如何,他起初并不十分在意。他甚至在党的会议上不负责任地放话:“只要真正鼓足了干劲,指标没完成也没有关系。”7 越是浮夸的特大喜讯,越能喂养毛泽东的联翩浮想,也就越加滋长他不愿面对现实的偏执,偏执到听不进去任何异议和批评。

除了捣鼓得举国上下都“鼓足干劲”以外,大跃进没能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成绩。它毁了农业、工业、贸易和自然生态,造成大饥荒,饿死了三、四千万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那一套胡闹确实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他带领共产党“进京赶考”的这一次临场表现充分暴露出他们粗鄙低劣的原形。在庐山会议上,他拒不承认自己头脑发热,大多数与会者只好跟着毛一起睁眼说瞎话,始终坚持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之比。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曾与毛狂热共舞,犯过类似的错误,包括刘少奇、谭震林等人在内,都有过绝不次于毛的浮夸言行。所以他们都替毛泽东文过饰非,在维护毛主席权威的同时,也逃避了他们自己的罪责。刘少奇等人那时候若真有见识和魄力拧成一股绳支持彭德怀,毛也许就没可能胡闹到文革,不至于乖戾到打倒他们一大片当权派的地步。

直到1962年初,原来的冒进政策经过艰难的调整,生产才缓慢恢复,而饥荒还没有完全消除。“七千人大会”上全党检讨大跃进造成的恶果,毛泽东不顾尚未复原的大地疮痍,竟然要把粮食征购的指标恢复到大跃进时期的高峰数字。因为当时除了大量出口农产品,国家实在拿不出其他可用以交换工业化急需设备的商品。毛泽东始终强调“出口高于内需,必须保证出口”。他甚至扬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敦促基层干部抢在农民吃新粮之前把国家需要的粮食征购到手。8

毛所主宰的党天下何以能做到“先下手为强”呢?经过土改和镇反,地主被打倒,地方豪强已杀光,党国强权终于彻底清除了梗阻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及其纳税农户之间的“中介力量”,做成了历代王朝一直想做,都从未做成的事情。共产党现在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庄园主,身为人民公社的社员,不管是地富还是贫下中农,从此都束缚在公社的土地上,做了党国的农奴。他们只有在基层干部的带领下听凭毛主席予取予求:哪怕是忍饥或饿毙,也得向党的“指令经济”献出的他们仅有的口粮。

1959年,农村一片荒芜,饿殍盈野,这一年中国共出口粮食420万吨,各地方政府通过无情的征购,尽力完成了周恩来掌握的79亿元出口指标。9 正是有鉴于前几年的过量征购饿死了那么多农民,与会的多数代表都不同意毛在大会上的提议,毛不得已才收回了他那个全无心肝的指令。毛从此与几乎全党的各级干部结下了私怨。10 特别是想起刘少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那句警告,毛泽东感到威胁至深。他害怕党内会有人也像赫鲁晓夫批斯大林那样在他死后揭他的老底,更担心还有人像勃列日涅夫驱逐赫鲁晓夫那样,等不到他死就夺走他屁股下的主席宝座。就这样蓄谋筹划到1965年,毛泽东从退却转向复出,他一面拉拢军方势力,一面组织文痞班底,决心要扭转他被捧得很高,却也被架得很空的处境。

四、中共“八大”与毛泽东的“权力恐惧症”症结

毛泽东感到十分别扭的被架空感其实由来已久。被架空即意味着丧失权力,这对毛来说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他一生不断介入路线斗争,为的就是逞能争权,党内的什么事都得由他做主。从苏区力争军党权到延安全控军权,在中共打天下的整个过程中,毛一直参与或主宰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决策,充分发挥了他身为军党统帅的主导作用。其间虽有过不少失误,也沾光了朱德等职业军人大量的战绩,但就中共最终武装夺权成功这一点来说,毛的“开国有功”毕竟盖过全党,被公认为位居第一。然而中共夺权后的局面则另当别论,就毛泽东熟读《水浒》、披览《通鉴》那样陈旧的知识水平来说,处理起治国的大事便难免捉襟见肘,根本跟不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形势。毛泽东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而对夺权后抓生产搞建设所凭借的物质基础——现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一无所知。由于他自己无知,所以最担心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产生复杂的社会分工,各种专业人才在各自的领域发挥才能,像他这类专搞“政治挂帅”的党政领导会英雄无用武之地,最终遭到技术官僚的淘汰。这是毛泽东“权力恐惧症”的症结,也是大量“进城赶考”的土八路在不同部门担任党委书记所面临的危机。外行管内行的矛盾即由此而起。

早在1953年,毛泽东因发现有些直接送交刘少奇和周恩来审批的文件未经他审阅即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情况,曾对当时的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严加指责,视其为破坏纪律。由此可见,他内心不安,以及对其他领导时有不满,多源于他极欲大权独揽和个人能力十分有限的冲突,这一症结更催发了新的路线斗争。紧接着发生的高岗事件更加刺激了毛对刘、周等人的戒心。毛先是看出高岗与刘少奇和周恩来有分歧和冲突,接着便暗中怂恿高岗以左的姿态反刘、周诸人“右倾”的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路线。哪知高岗手段低劣,搞权斗并非刘、周的对手,结果反被对方整成反党集团。毛为掩盖自己那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只好牺牲掉行事鲁莽的高岗,反过来连手刘、周,最终把高岗置之死地。高岗的垮台显示了刘、周在中共高层的势力和人望,经此有惊无险的闪失,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看到,他自“七大”以来组建的毛共山头已明显出现分化,眼前的这批官僚甚至比延安时期王明那一伙教条主义者更难对付。

受苏共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苏方对中共搞所谓“毛泽东思想”那一套一直有所疑虑,因而在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时修改党章,主事者顺势删除了党章内“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并明确表示,全党同志都“厌弃对个人的神化”。11 面对这些明显有所针对和限制的新规则,毛泽东大势所趋下只好勉强接受。但大会刚一结束,他就对来访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12 毛似乎要告知外界,他已主动放权,让年轻能干的同僚去负重任。但他明显是话中有话,失落情绪已溢于言表。想当年“七大”召开,毛做了统掌全局的导演,刘、周诸人为他做演员,他就满意和高兴。如今“八大”召开,眼看他们台上演主角,而他自己则坐在台下听讲,毛的猴脾气就沉不住气了。

毛泽东的问题是,明明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和商业,也不懂文艺和教育,却偏要伸手乱抓,强行干预别人的专职工作。单少杰对毛这种“抢戏”的作风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说:“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别人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手的方面发展。” 单少杰将此界定为“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13 毛这种好“抢戏”的作风正是他一再强调“政治挂帅”,狠批“白专”道路的根源,因为他只有这一出拿手好戏可登台上演。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因负责具体的事务,必须努力做建设性的工作,每遇到毛乱插手破坏秩序,他们只好委曲求全,尽量抵消毛所造成的干扰。“八大”决议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遏制毛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路线,把全党工作转向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

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矛盾的实质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归结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4 透过中央文件惯于四平八稳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矛盾在当时所蕴含的危机。经济上的问题是增长十分有限,物资及生活供应极其不足。现行的统购统销政策过度剥夺农民,造成农村普遍的贫困。所谓“统销”,还涉及粮油棉布的配给制,即按照政府所发的各种票证定量供应,致使城镇居民在吃喝穿戴上受到供应紧缺的限制。文化控制的日益趋紧,几乎全系毛泽东一手造成。毛在党政事务方面插不上手,就转移到文艺战线上寻衅滋事,圈定了一个又一个打击目标。自1951年挑起批电影《武训传》的事端,毛泽东一直发号司令,限制学术与创作的自由,先后主导了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一系列运动,在整个文化界设立禁区,制造压力,搅扰得学者作家一片惊慌。决议说“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所强调的就是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活动均处于贫乏的境况。就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全国各地暴发不少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事件,很多省份还相继出现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明确地说,乃是中共强行推广的公有制与合作化运动束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矛盾,工农业产值与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难以迅速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毛一再搞阶级斗争,推行冒进政策的结果。决议提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明显具有扼制“冒进”和淡化“政治挂帅”的用意。据官方毛传所述,毛泽东对决议的这几点表述“表示怀疑”,他不赞成拿中共先进的制度与中国实际存在的落后情况进行对比,而是按照他对列宁文章的错误理解,硬要拿中国现行制度的“先进”对比资本主义制度的“落后”。15

五、从反右到大跃进:毛共初露其卑劣原形

面对上述矛盾所蕴含的危机,毛泽东不但无意从“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克服眼前的困难,反而故伎重施,还打算沿用延安整风学习的那一套办法解决问题。长期以来,开会,特别是开大会和开长会,总是可供毛搞党内外斗争的最佳场合。一开起大会,他就可高踞讲坛,出语惊人,大发其压倒全场的雄辩。1957年春,毛泽东又大发高谈阔论的兴致,他开始召集各类会议,借主持会议之机,宣讲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矛盾论”新解。为借助党外的舆论冲击他一时尚无从下手整治的官僚集团,毛泽东特别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新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毛最初的言谈和态度来看,似乎还谈不上有意要搞什么“阳谋”。他只是想另找机会,重选场地,唱一些与“八大”决议不同的调子,发泄他在那个大会上“被跑龙套”的不满,好补演他没能尽兴的主讲人角色。与应招前来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在一起座谈,他一副哗众取宠的表现,明显是要摆出他比其他中央领导人更民主、更开明、更放松言论管制的姿态,好让与会者形成毛主席特别靠拢他们,愿意虚心倾听他们检讨共产党执政得失的印象。所谓把“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法,就是鼓动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放纵他们公开议论执政党的是非功过,欢迎他们在会上倾吐憋在心里的气话。通观毛泽东在鸣放初起时的一系列安排,他似乎满以为自己一旦高姿态站在党外人士一边,鼓励他们发表批评官僚主义的言论,这一群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就会跟随他的指令发言表态,发挥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积极作用。确切地说,就是把党外批评的风头引向刘少奇系统和周恩来等人主管的部门。按照毛个人的估计,共产党执政八年来威望很高,政绩不错,纵令铺天盖地的大鸣大放在党内外形成较大的压力,也不至于闹到天下大乱的地步。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曾说:“毛一方面想发现真相,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容忍任何对他讲真话的人。”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吊诡的毛泽东现象呢?就毛泽东平日的行事来看,他所欲发现的真相其实并非他常说的“实事求是”,而是一个高高在上者唯恐受到蒙蔽,总是想知道别人向他隐瞒了什么看法,背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的真相求知欲颇似侦探破案,意在找线索抓罪证。因为他从来都不愿意面对与他的意志和想象相反的现实,谁对他讲了真话,谁就触犯了他的禁忌。当他发现鸣放的走势逐渐失控,突破设限,直戳到中共的政治逆鳞,他转眼便翻脸不认人了。特别是那些针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批评,如批评中共“以党代政”、“党党相护”、“党天下”、“外行管内行”等说法,远比当年的延安整风来势凶猛,每一条尖锐的批评都打中毛泽东的七寸。党天下是一种党-国二元结构的统治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并不成其为国家,它只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的一个外部表现,国内任何部门的业务管理都要受党组书记的领导和监督。即使是毛泽东要抢戏的行业领导,也都很难说是真正的专门家,其中大量的领导都是文化程度很低的转业军人。就他们猜忌教授、学者、专家、工程师等专业人员不服管教的心虚和过敏而言,全党同志都与毛泽东同仇敌忾,一个鼻孔出气。毛开始在党内的会议上大谈“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普遍规律”,说“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还特别为安东机器厂的工人题写“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嘉奖。16 纵观这些经不起推敲的浑话,我们即可看出毛泽东如何使用其“反动修辞”来诬蔑对立面的流氓无赖劲头。他在春天催放的百花才开到五月,现在却由着他恶语伤人,全都咒骂成毒草。

必须指出,共产党起初并没做出多少让民众看好的事情,是因为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太不被民众看好,海内外华人才把盼好的眼光转向打胜内战的共产党身上。共产党说他们解放了全中国,老百姓也就人云亦云,自以为获得了解放。等这“解放后”的日子过到1957年,中共的面目日渐显露,民主党派这班人才体味到党国体制下受人包养的窘境。因此就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这一方来看,与其说他们被引蛇出洞,中了毛的阳谋,倒不如说他们眼看着共产党食言自肥,忍不住要吐一口怨气,发一些书生议政的激切言词。1949年9月政协会议上制定的“共同纲领”言犹在耳,他们只是要求中共履行其中的承诺,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非份之举。真正被刺激得现出毒蛇原形的乃是毛泽东其人,以及中共从高层到基层的各级领导。毛共的赫然现形终于证实了殷海光当年对民主党派痛切的警告。17 与几年前镇压地主和反革命沿用的迫害方式基本相同,划定右派分子的指标也都按定额分发下去。按照通行的说法,约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随着反右运动进一步扩大化,被转化成敌我矛盾的人员实际上远远超过原定的指标。18

真正的右派精英多已在大陆易帜之际逃到台湾和避居海外其他地区了,他们观微知渐,忧患预警,果断选择了去此危邦的上策。留在大陆当了右派分子的倒霉鬼其实多属偏于左倾的人物,特别是民主党派中某些领军人物和当年号称“进步”的作家学者,他们的右派遭遇多少都有些咎由自取的成分,可谓右罪多为左倾误,扑灯蛾投奔光明,反火葬了自己。共产党向国民党打民主牌时,他们追随共产党,积极充当激扬声势的外围,满以为共产党打了胜仗,他们理当分享民主的果实。追随到后来才发现,共产党分给他们的杯羹乃是党国体制下受包养的待遇,是一种近乎“倡优所畜”的处境,不过拿他们做民主集中制的摆设,粉饰中共礼贤下士的形象而已。从毛泽东羞辱梁漱溟那一大篇喋喋不休的言辞不难看出,对知识分子的多嘴,毛早就很不耐烦。从前不得志时,他对这类人仅怀羡憎交织的情意结,现在他身为党国主席,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已完全变脸,纯粹是睥睨贱视的态度了。19 士可杀,不可辱,梁漱溟若真有血性,宁死也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然而他并没走他父亲梁济那样自杀以明志的绝路,而是继续端上中共赏赐的饭碗,苟活到毛泽东死后。晚年他回首往事,不但不批毛,反而自我批评说,他对主席的“态度不好”云云,并特别为他“政协委员照当”的优待而对毛感恩戴德。20 这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知识分子一旦接受党国包养,不只失去争自由求民主的立身基础,进而连人格也暗遭阉割,再也独立不起来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右斗争的胜利也意味着毛泽东冲击党内官僚集团的小动作意外受挫。但毛决不甘心他的失算,趁反右运动造成的政治强势,他更加强化阶级斗争的暴政。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大谈政治战线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的问题,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而且对“八大”文件上“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表示不满,又是把他压倒全场的雄辩讲得滔滔不绝,言谈间大有推翻“八大”决议之势。21 毛泽东政治家凌驾专门家的势头就这样又逐渐占了上风。他言谈中始终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任何违背他的人或事,均被他武断为资产阶级路线。接下来在次年一月和三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特别是在成都会议上,他严厉批评刘、周诸人的“反冒进”政策,指责他们“右倾”。一大批与会者曲意迎合毛的旨意,会场上一时间形成毛天下的阵势。成都会议之后,毛泽东意气风发,他以挂帅上阵的姿态东巡南下,乘坐江轮出三峡,下武汉,再经长沙,飞往广州,一路上召见各省大员,反“冒进”的风头在他操控下越刮越猛,“大跃进”的浪潮随之步步高涨。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颂扬毛泽东思想的论调再度叫响,喧闹会场。毛几经周折,至此才把抓生产管经济的好戏抢到自己手中。刘、周等人在“八大”后刚着手进行的调整工作被迫中断,全党全国随后就由着毛泽东瞎带头胡闹了四年,结果闹出了饿殍遍野的“人祸”。毛在“七千人大会”上被迫作了检讨,但事后又上下其翻云覆雨之手,多次出尔反尔,先是反击右倾反翻案风,后来又大搞四清运动,直闹腾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高层批到基层,从党内反到党外,整个国家都让他一介独夫的妄想偏执狂闹得彻底失序,全党全民陷入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浩劫。

毛泽东曾指责“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就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的所做所为来看,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才最合适不过。如今事过境迁后一切都水落石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恰恰就是毛泽东终其一生诡变多端,从不认输的胡闹逻辑。

六、建立毛天下:大乱求大治

毛泽东临终前回顾平生,自负他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国民党,夺得政权;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仅就毛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的表述来看,即可见他对党内对手的敌意之深,以及党内路线斗争在其革命生涯中的意义之重大。对毛来说,国民党、日寇及美帝只是阶段性的敌人,一旦打了胜仗,他宁可对国军降将和日本战犯施以优渥的待遇,以便在日后多方勾结,充分利用。而与党内争权的政敌斗起来,毛泽东却心狠手辣,不留余地,非斗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不可。他手中预制了一顶反党的大帽子,谁反对他就等于反党,为清除党内妨碍他独掌大权的势力,哪怕搞垮了党组织,他也在所不惜。这样看来,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头号反党分子。他强化党组织,旨在约束党内的其他成员,而一旦党组织强化到束缚了他的手脚,他立即就搞起清除障碍的反党活动。如上所述,毛在“八大”后借党外批评以整党内对手的举动便是一则实例。只可惜搞到后来,得不偿失,整出那么多右派分子,无形中暴露了他们毛共集团的蛇蝎原形。

1957年毕竟去旧社会不远,不管怎么说,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总算是民国世代的过来人,不少人身上还都存养着未被新社会侵蚀净尽的民国底气。他们最初看好共产党,虽说左得幼稚,却还不失其纯真的爱国情怀和民主信念。毛泽东不但未能把他们操纵成自己反党的打手,反而迫于形势,只好回过头与党内同僚连手反击党外的批评。这一教训自然更加强化了毛的阶级斗争意识。他此后继续打击知识分子,同时加强全民的阶级斗争教育,决意为实践他的不断革命论培养新生的战斗力量。这一股新生力量以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群为主,特别是在校的青年学生。灌输在他们头脑里的旧社会一团漆黑,对旧社会的唾弃,对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整个地浓缩成那一代人所喝的政教“狼奶”。阶级仇恨一方面斫丧了他们固有的人性,革命传统教育又从另一方面赋予他们爱党和崇拜毛主席的狂热。他们被教育得越是缺乏人性,便越富有革命精神,两种成分的“狼奶”混合在一起,最终哺育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强有力的群众基础和打闹先锋。后来随着运动的发展,就是由这批新生力量组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工宣队、军管组,以及十年浩劫中形形色色为毛天下猛冲狠打的骨干。

除了这批可供运动的群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胡闹到洪水滔天的地步,也与中共领导层自始至终对毛泽东缺乏制约,一味屈从其旨意,甚至做出助纣为虐之举的情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上自刘少奇,下到基层的党支部书记,几乎所有受打击遭迫害的党政干部也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害人兼害己的活动。毛泽东的确“文革有罪”,应判为那场浩劫的首犯,但中共集团和革命群众也难辞其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均属毛的共犯。即使像刘少奇这样毛文革最大的受害者,也在其受害过程中犯过迫害他人的严重罪行。从学者宋永毅梳理出的史实中不难看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刘少奇(包括其他受迫害的当权派)与毛泽东既无原则性的分歧,也从没做出超出自保以外任何反叛性的抗拒。刘的悲剧在于他事先已被毛认定为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更在于他在意识形态上与毛同属一丘之貉,因此他不可能有任何高超的辩词和壮举足以抗拒毛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结果只能在毛所玩的游戏圈套内力求幸免,玩到最后,也没能逃出劫数。诚如宋永毅所说,刘少奇的悲剧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22 陶铸、林彪等人的下场何尝不也如此!应该明确地看到,刘、邓司令部与毛的冲突只是党天下集体领导制度与毛天下个人独裁的冲突,是在官僚集团控制下推行现代化建设的治国方针与毛泽东一味搞阶级斗争胡捣乱的对立,但在压制民主自由和打击一切党外异己力量方面,他们向来都行动一致,狼狈为奸,每当给毛充当起打手,刘少奇从不比毛泽东手软。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调整、巩固、提高”这类给“大跃进”灾难擦屁股的事务都丢给刘、周诸人去处理,他自己则带上随行人员乘坐毛专列四处巡游,筹划如何运用“反右运动”的遗产,对“走资派”来一次全面打击。这个遗产就是被毛称之为“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23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远在杭州遥控操作的“五•一六通知”。 细读“通知”中毛特意添加的那两段话,毛决意要打倒刘少奇的暗示已跃然纸上。24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刘居然没提任何异议,即随众赞同了毛对自己的判决。为转移讨伐的目标,刘竟不惜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嫁祸到他的老部下彭真身上。毛泽东远在天边看耍猴,身陷局中的刘少奇不知爱惜羽毛,还在最后的挣扎中耀武扬威,作恶多端。“五•一六通知”正式公布后,正是经过毛泽东首肯,最早的两队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刘少奇随后才向各学校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并亲自领导了揪斗“黑帮”,狠批“三家村”等一系列代理毛泽东行凶的迫害活动。刘少奇上下齐打击,干部群众全挨整,直到毛返回北京,指责刘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紧接着在八月初发表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跌入圈套的刘少奇才失去整人的大权,被排挤到靠边站的地位。明明是毛泽东自己“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却血口喷人到他要打倒的刘少奇及其他当权派头上。他们错就错在仍奉行毛泽东反右运动的旧策略,对批评党委的群众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打击。不幸毛泽东这一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引出洞的“蛇”已暗中置换为刘少奇及其他当权派了。青年学生如今是奉旨造反,因此一上阵就有恃无恐,比如聂元梓等人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经康生授意才贴出来的。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遣词造句上一仍他早年煽动农运的语言暴力和延安整风时泼妇骂街的文风,为此后的大字报文体示范了粗俗恶劣的政治判决书表达方式,从此拉开了革命与反革命迭相变换的大混战。正如他在那一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黑信中所言,他要把正在开展的运动搞成“一场全国性的演习”,让“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25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尚未确定那场运动发展的具体步骤,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不惜拿全国人民的身家性命做一场大演习的试验品。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发起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纵容所有的参与者在大混战中为所欲为,各显招式,最后都失足落入毛所划定的左、中、右框框。毛深知反右运动积怨知识分子,大跃进的人祸引起全民不满,他现在放纵群众造反各级党委,不只可达到打倒刘少奇黑线上一系列人物的目的,同时也顺势把他自己应负的罪责都分散转移到走资派身上,还可让长期以来倍受压制的群众发泄怨愤,趁机报复了他们所憎恨的领导。

除了利用大字报制造大批判大揭发的声势,毛泽东还支持青年学生建立红卫兵组织,鼓励他们冲出学校“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革命造反扩向全社会。语言暴力进而升级为行动暴力,湖南农运中的“痞子运动”和中央苏区打劫土豪的种种暴行如今多作为革命传统的样板被重演成从北京迅速遍及全国的红色恐怖。对红卫兵打砸抢的暴行,毛泽东不但不发令限制,还多次流露出纵容鼓励的言论。他曾说:“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运动初起,毛嫌“北京乱得不厉害”,不让公安部门干涉红卫兵的暴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于是迎合主席的旨意,公开对北京的警察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听说红卫兵的暴行导致很多人受辱后含冤自杀,毛泽东的反应竟如此冷血,他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这么几个人……”26 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印发了一份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参考数据,所列出的首都红卫兵战果即包括打死一千七百多人和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等数字。这群狂热打砸抢的红卫兵多由读中学的革干革军子弟组成,他们一身红军着装,并以“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互相标榜。他们的抢劫行为有中央支持,有居委会报信,有派出所带路,其有目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再次暴露了中共一贯实行掠夺经济的惯匪本性。如果说毛带领解放军进城初期,因碍于那“进京赶考”的角色而没能放纵军队去干本来想干的惯匪营生,红卫兵现在的抄家暴行就是替革命行道,补偿他们父辈的缺憾了。就拿掠夺浮财来说,北京的红卫兵仅在“红八月”期间即从“黑五类”家庭中抄出“黄金10.3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全国红卫兵共没收了118.8万两(约65吨)黄金。” 正所谓“革命自有后来人”,他们翻版红军打家劫舍的手段,实践中共的革命传统,雄赳赳完成了“老子共匪儿暴徒”的接班事业。为嘉奖红卫兵的战果,周恩来宣布用没收的财物支付他们大串联的花费。27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其实革不出任何新东西,除了把不断出现的党内权斗顺延到党外,就是变换着方式扩大打击面,对尽可能榨取的民间资源进行野蛮的掠夺。

随着刘少奇及大小当权派被正式揪斗出来,抄家风暴中出现的过火行为都算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第一波红卫兵运动急剧没落,不少“联动”分子都在他们的“当权派”父母垮台后被打成反革命而遭到短期关押,获释之后,一个个累累若丧家之犬。进入1967年,以造反派为主的第二波红卫兵运动从高校扩展到工厂,暴力逐渐升级为派性之间的武斗。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七十三岁生日宴会上向在座的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狂呼“祝全国全面内战”。文化革命从此演变成奉旨武斗的武化革命,派性分歧引发大大小小的枪战,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坦克和大炮。老帅们群起抗争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造反派大揪“军内一小撮”,致使各个军区的将领及相关机构都受到严重的冲击,最终在武汉闹出了后果严重的“五•一六”事件。中央文革支左的过激行动受到军方强烈的反弹,毛泽东不得不对他放纵的“大演习”稍作收敛。他搞这场运动,一靠林彪及其军方稳住阵脚,二靠他老婆领军的中央文革四处点火,煽动造反派冲锋陷阵。现在造反派把火烧到了为毛充当“长城”的解放军身上,毛只有维护军方,问罪造反派了。随着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正式成立,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到了鸟尽弓藏的结局。革命小将转眼间衰变成耗尽热能的废渣,在1968年底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全都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紧接着在全国展开,打击的对象转向造反派和革委会内部。阶级斗争就是人肉绞肉机,不管你是什么派,一旦卷入其中,便都成了绞肉。周恩来告诫造反派代表说:“你们要揪的坏人不仅仅是走资派,还有你们队伍中的坏人。”毛泽东把这一清除“坏人”的运动比为人体的排泄功能,一大批曾揪斗走资派和参与武斗的积极分子都陆续被清查出打砸抢之类的罪行,随之就作为粪便排泄出革命队伍。他们遭到更加残酷的批斗、殴打、判刑,乃至处死,这期间受害致死的人数远远超过“红八月”的疯狂屠杀。28

延迟已久的中共“九大”直至1969年4月才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正式公布了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将他永远开除出党。在充当了大会的活靶子之后不久,刘即被丢弃到病床上凌迟死去。这种党内同志间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由来已久,一直都在各种运动中反复发作,只不过进入文革 “大演习”,毛泽东突破旧例,改变了迫害方式。从前苏区肃反和延安整风不管斗得多么厉害,全都严格限制在党内,由保卫局的专职人员审讯处罚。这一次毛却把整人大权交给群众专政,所谓的“黑帮”或“走资派”全都由红卫兵造反派任意揪斗。毛当然深知群众对这些共产党干部多有积恨宿怨,他于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背过身不管,一任群众拿那些人报复泄愤。

林彪现在上升为二号人物,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尽管这未必是林彪个人的意愿。“八大”中删除的“毛泽东思想”再次写入新的党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会场。很多“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还在审查监禁中,以林彪为首的军方代表和以中央文革为主的“文革派”大批补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毛泽东总算初步达成其毛天下取代党天下的目标。只可惜他从大乱中攫取的这个“大治”很快就露出裂缝。江青率领的文痞班底与以林彪为首的军方势力不断出现摩擦,周恩来继续操劳其擦屁股的冗务,在两者的多次踫撞中起一些微薄的润滑作用,劳累得自己不久即被诊断出晚期癌症。
(未完待续)


注:

1毛澤東指示:“對於有血債或其他最嚴重的罪行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判處死刑,並迅即執行。”“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只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頁45-46、49-50。

2參看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1945—1957, Bloomsbury Press, 2013, Preface.

3 1949年平津戰役結束後,黃克誠在五月間去北平向毛澤東彙報天津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的情況,毛澤東留他吃飯,他們邊吃邊聊。黃克誠回憶說:突然間,毛澤東停下筷子,問我道:“你認為今後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發展生產。”毛澤東很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我一聽此言,方知自己的想法與毛澤東所考慮的問題有很大差距。在這次當面考試中,我在毛澤東的心目裡是不及格的。現在回想起來,毛澤東在解放以後,仍然以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其一貫性,所以他總是一個接一個地搞運動。見《黃克誠自述》,頁217。

4參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頁13。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17。

6參看馮客(Frank Dikötter):《毛澤東的大饑荒:1959-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郭文襄等譯),INK印刻文學,2012,頁67-68。

7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70。

8毛澤東強調要像戰爭時期解決實際問題那樣“抓緊”和“抓狠”。他甚至如是説:“我們應該少吃。……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毛澤東的大饑荒:1959-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頁103-104。

9《毛澤東的大饑荒:1959-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頁99。

10參看丁學良為《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麥克法誇爾、沈邁克著,關心譯,香港星克爾出版,2009)一書所寫的序言《四十年研磨出這部著作》。

11《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頁534。

12轉引自韋政通:《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頁344。

13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明鏡出版社,2000,頁284、282。毛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自己不懂經濟,他說:“拿我來説,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産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産方面,我的知識很少。”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1203。

14《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頁536-537。

15參看《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頁537。

16《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頁818、798、817。

17殷海光在1945年就指出:“在共產黨新得政權,立足未穩的時候,它是可以分一點政權給其他小黨派的。可是,一旦其勢既成,它一定奪回來,一點也不留的。這是‘辯證的過程’,理之固然,民主同盟度德量力能否與之抗衡?”見《殷海光全集》,5,頁53。

18李唯真指出:“根據解密的中央檔案,反右派運動,全國打出的右派達三百一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加上‘中右’分子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兩者相加,共四百六十一萬多。”見其所著《破解毛澤東晚年之謎》,INK印刻文學,2013,頁59。

19參看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123-132。

20梁漱溟晚年曾去韶山參觀毛澤東故居,崇拜之情溢於言表。後來他在《梁漱溟問答錄》中追悔説:“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組織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21《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頁718-719。

22參看宋永毅《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一文。見宋所主編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田園書屋,2007,頁259-285。以下資料及某些論點多引自該文。

23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中說:“今年這一年,群衆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衆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抓住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就好辦得多了。……以後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98-499。

24 “五一六通知”:“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25 該信節錄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1420。

26 轉引自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105、113、128。

27《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120。

28《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頁25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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