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23/2015              

康正果:毛共的现形和蜕变——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二)

作者: 康正果 康正果

黑猫白猫理论(作者:变态辣椒)
七、毛泽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随着军方人员从中央到地方明显得势,一贯把持军党大权的毛泽东逐渐敏感到枪指挥党的危机。长期泡病号的林彪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被毛一拉再拉,勉强卷入党内权斗的,作为毛的“亲密战友”,他其实谈不上有多大的个人野心。林引起毛反感的主要有两件事情。其一是“九大”后林彪与周恩来一致主张发展经济,发展国防,尽快结束文革。但毛泽东沉湎乱局,内斗得欲罢不休,还想把“斗批改”继续延长下去。谁倡言发展经济,谁就忤逆了他的旨意。即使是被打倒的刘、邓司令部,当初也谈不上有意架空主席,他们的犯忌,不过是抓紧了毛抓不到手的经济工作。其二是有关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对毛来说,此事的要害并非究竟让谁当这个主席的问题,而是在废掉刘少奇之后,毛不打算再设国家主席。因此设国家主席的提议本身就犯了毛的大忌。所谓“毛天下”,就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他毛主席一人手中的天下。在毛的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只被作为共产党权力的一个外部表现,连国家本身都是党权的影子,还有什么必要再设置国家主席!天上从来没有两个太阳,怎能容许党主席外另立个国家主席!
毛泽东说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他曾多次以此话嘲讽他所蔑视的反动派人物。林彪的“九•一三”事件正是一块砸到毛脚上的石头,该石头不容辩驳地证实,毛本人也属于他所嘲讽的蠢货。林彪机毁人亡这一砸,差点要了毛的老命,他从此一蹶不振,急剧衰老,大大折损了残存无几的阳寿。“林彪集团”的覆亡固然削弱了枪凌驾党的势力,毛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声誉扫地,从党内到党外,越来越多的人对毛所主导的革命方向开始产生怀疑,特别是读到中央文件中附录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证的言词每一句都说得振聋发聩,说到了老百姓的心里,可谓替他们说出了谁也不敢说的真话。毛泽东如此栽赃林彪,无异于自状其丑,简直是再次搬起一块石头,交给千万人去砸他的臭脚。试读以下片段,不啻为金箍棒打出了毛泽东的白骨精原形。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毛天下的布局已经撕裂,毛泽东不得不回过头修补破绽。他着手笼络众老帅,开始复查干部,重新启用一批靠边站的当权派,把他们所受的冤屈都归罪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身上。为了把他必须否定的“左”与他自己的永远正确的左加以剥离,毛另创新的政治修辞,给林彪套上一个“形左实右”的罪名。批林与批孔于是连在一起,“极左”与“极右”发生了对接。林彪,这位曾经号称主席亲密战友的人物,现在却被描述成一个“克己复礼”的孔老二信徒。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时间大谈儒法斗争,再加上冯友兰之流不惜自毁清名的学者撰文宣讲,领班合唱,在一片口诛笔伐中玩疯了大批判的闹剧。
残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经过两年才修复,1973年8月,中共“十大”提前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身体欠佳,基本上缺席会议,周恩来、王洪文和张春桥诸人出台做傀儡,主持了大会的议程。党章再次修改,凡是与林彪有关的章节全都删除干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幅削减了军方代表,重新启用的老干部大量补充进来。毛这一次让他搬起的林石头砸得不轻,他蹩足蹒跚,不得不大大地后退几步。之所以召回这么多老人,一因“抓革命,促生产”离不开那些干实事的专门家;二是考虑到权力平衡的问题,他得安排老干部牵制和辅佐王洪文之类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新生力量。毛在病榻上费尽心思,结果又陷入搬石砸脚的困境。他一心要扶植的王洪文、江青一伙,一直都扶不起来,因而不得不启用让他很不放心的老帅旧部,于是他又在背后唆使江青找老帅旧部们的岔子,防止他们再向右转。先是“文革派”与周恩来不断闹分歧,接着他们又对邓小平重新主政的局面作种种干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毛也病入膏肓,剩下的时日很有限了。但毛仍担心出现修正主义,一再要全党深入理解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邓小平复出后奋力进行他“全面整顿”的工作,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着手筹建重大的项目,但行进中一直障碍重重。
八、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他平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呢?因为林彪事件弄得他所摆的阵势大煞风景,使“九大”宣告的文革胜利打了很大的折扣。越到后来,毛泽东越看出自己的失道寡助。因此在他临终前才有了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提起文革,他明知“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更清楚他自己来日无多,看不到这第二件大事的最终结果,因而最担心在他死后,他苦心经营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全盘否定。所以他叫来暂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强调发动文革是他执政二十七年来最大的政绩。毛泽东即使不属于那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昏君,也谈不上对妻子儿女的未来命运有多么关心。作为父亲或丈夫,他在亲情上一向比较淡薄,越是到生命的末期,越是摒绝家人,越是退入贴身女侍的温柔乡中。文革中捧出江清,是让她充当所向披靡的闯将(江自己交代:“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把侄子毛远新召到身边参与政务,做他的联络员,是因为觉得身边再无可信赖的人供他驱使。所有的人都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上由他操纵的棋子。他是个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的毛天下构想其实并不同于帝王意识性质的世袭取向,他痴心妄想要传世的东西,只是他的路线和业绩,那怕让两派斗争得一塌糊涂,只要他阴魂不散,尽可能久远地凭附到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之链条中,继续发挥魅惑天下人的作用。因此他不太自信地对华国锋说:“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9
毛与华国锋这次谈话是在天安门“四五事件”发生之后。他虽然欣赏江青一伙所向披靡的闯劲,但他也深知,这伙人能乱天下,却治不了天下,在他死后,他们难以独当一面。他曾明确告诫江青:“我在我说了算,我不在老帅说了算。”召回邓小平这位“柔中寓刚”的人物,就是为了让邓的“钢铁公司”与文革派形成对立中的统一之势,牵制住军方,好维持可能取得的平衡。30 
因为邓在流放中一再通过汪东兴向毛写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他肯定文革的成就,并保证“永不翻案”,毛才有所放心,再次起用邓主管政务。但邓小平主政后却拒绝作肯定文革的决议,江清和毛远新又把天安门事件的主谋推到邓的头上,弄得毛眼中的邓小平一时间成了纳吉式的人物。毛泽东再次废黜邓小平,但仍给邓留有出路,保留了邓的党籍。在没有最佳选择的情况下,毛只有让他认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的华国锋代理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勉强接了他的班。华国锋无论是资历或才能都远不能与邓小平相比,他将来是否能顶住党内外非议文化大革命的势力,毛此刻就拿不准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毛之将死,其言却凶,让人联想到汉高祖为戚夫人楚歌时的徒唤奈何。
借着哀悼某一党国亡灵来发泄对党国的不满,这是中共暴政下民众表达不满和营造集会唯一可选择的方式。大家已经受够了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折腾,周恩来毕竟是党国领导中分量很重人物,他的病逝正好给民众带来了“用死人压活人”的良机。围绕着广场上的追悼活动,悲愤的群众对江青一伙的罪行进行公开的预审,这一敲山震虎的行动明显敲响了毛泽东的丧钟。毛当时已奄奄一息,在那个曾经山呼他万岁的广场上,民众正在以诗句中的“妖魔”、“豺狼”等字眼隐喻毛泽东及其帮凶,向中南海发去了清明时节的四面楚歌。他们哀悼周总理,实际上也是给毛主席提前送葬。毛听到毛远新对现场情况的汇报,立即签署镇压令,把民众的哀悼活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明确指出,那“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31 
汪东兴曾告诉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毛的心目中,只有毛一个人不能死,谁死了也无关大局,毛自有解决问题的办法……”32 但毛泽东如今死到临头,他已无法亲手解决他所制造的众多问题了。而李医生及其抢救小组也回天无力,只能干瞪眼送主席上路,去找他常提说要见的马克思。
正是:地下若逢马克思,恐遭导师抽教鞭。
九、拨乱反正: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分歧
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遗嘱实为天大的讽刺,人死了还没过五期,“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就干出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好事。主席生前反修防修,整整闹腾了十年,主要目标是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闹来闹去,最后竟让人家揪到他老婆头上。华国锋并无意背叛毛主席,他抓捕“四人帮”,应该说是江青一伙夺权心切,硬把他逼到了那一地步。好在有军方全力协作,并没“血雨腥风”动干戈,就干净利落地交待了毛的“遗产”及其遗孀。军方两位最主要的同谋者一个是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另一个是中央警卫团总管汪东兴。据传,叶帅乃是毛临终时拉住手托孤的顾命大臣,汪曾信誓旦旦,跪在主席面前表示效忠。33 结果正是由这两位握有实权的军头伙同华国锋宫廷政变,把毛妻毛侄抓了个正着。这一切真应了聂绀弩给毛所下的盖棺论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34
更为可悲的是,他人死后不能入土为安,丧事不由家属做主,而是由他折腾了一辈子的党组织反过来摆弄他的尸首,把那具僵尸做成“人肉毛像”,横陈在纪念堂里充当镇守红色江山的魇胜物。毛泽东生前一直担忧他的形象被人利用,早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毛即提及他的亲密战友“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唯恐他“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多次向张玉凤抱怨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35 然而身后是非谁管得……只要共产党还在台上,党就会把毛泽东当做偶像和钟馗利用下去。
仗着他手中有“照过去(既定)方针办”那句最后的最高指示,华国锋依旧执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并把批邓的余波延续了一段时日。在他此后主导中央工作的两年中,一直靠“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给自己撑腰壮威,还被加冕上“英明领袖”的称号,俨然摆出毛二世的架势。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否决了华国锋一伙“凡是派”的路线,此后的政局才出现了“拨乱反正”的转机。
需要辨析的是,邓小平和胡耀邦两人都反对“两个凡是”的说法,都发挥了清除“凡是派”的主导作用,但两个人的出发点却有很大的差别。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但并未彻底跳出“凡是”的窠臼。为了与“凡是派”划清界线而又不偏离毛泽东的路线,邓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邓小平不敢离经叛道,只好用“完整准确”的说辞把 “凡是派”从毛泽东的路线上剥离出去。毛泽东当初批刘、邓,幸好没用整刘的手段整邓,他特别对邓手下留情,无形中也为中共的幸存留下一条活路。邓不愧毛的“钢铁公司”之称,他从再次复出迈开第一步直至咽气为止,都坚决压制民主自由,严守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照旧拿毛泽东做共产党的钟馗。他所致力的“拨乱反正”只做到消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所造成的乱局,回归党天下的正统为止。全面检讨一下邓的言谈举措及其政绩,实在说不出有多少真正属于思想解放的东西。
在“拨乱反正”方面,胡耀邦与邓小平的本质区别在于,胡一起步即首倡“思想解放”,力图把“四人帮”——实际上也包括毛泽东——颠倒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正是由胡在任职中央党校期间组织写作班子,开展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的讨论,当时的理论界才突现冲出思想牢笼的风气,把毛泽东思想的设限暂时搁置到一边。胡进而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大胆提出“两个不管”的表态。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改正过来。”当有人疑难他说:“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也毫不含糊地回答:“照样平反。”他因此大发感慨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一个是组织枷锁,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压得抬不起头,无法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36 只需对比一下胡与邓批评“凡是派”的众多言论,即不难看出,胡的“思想解放”已冲出党八股的思想牢笼,而邓却不放手毛的衣钵,始终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左右摇摆,跳着他半进半退的机会主义皮筋舞,慎重地修补让毛泽东捣乱坏了的党天下。
保守派以陈云等幸存的元老为核心,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个理论党棍仗着众元老的支持,在党内外 “思想解放”的整个过程中处处制造障碍,四出充当打手,多次起到拉扯邓小平向左转的作用。改革派最先由胡耀邦领军,早在粉粹“四人帮”一周年之日,胡即令《人民日报》刊发在他指导下写成的一篇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呼吁中央立即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文章发表后引起各方反响,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胡耀邦迅即在全国范围内推展起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揭开了“凡是派”紧捂在文革酱缸上的盖子。
胡耀邦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大量任用文革中挨整的干部做艰难的甄别工作,对中共自夺取政权以来在各个时期和不同领域制造的冤假错案一律进行快刀斩乱麻的清查,迅速给予平反,上自中共各级干部,下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包括资本家、宗教界、归国华侨及国民党投共人员,千百万含冤受害者在平反后重见天日,恢复工作,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后来的官方叙事却片面突出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功劳,在国人模糊影响的印象中,大都忽略了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先锋作用。不可否认,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得以顺利进展,的确与邓小平这样的实权人物大力支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由于邓在某些方面插手干预,也使得平反工作的成绩打了很大的折扣。据《人民日报》前总编、社长胡绩伟回忆,胡耀邦在为五十五万右派平反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即来自当年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邓小平仍旧坚持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拒绝改变“反右派斗争运动”的定性,只承认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胡耀邦尽管绕开邓所设置的坎坎,摘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却没完成他本来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计划,更没能落实“一切不实之词,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的主张。在中央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后,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平反的重要意义〉的社论,但受胡乔木百般干扰,并经邓小平支持,题目后来竟被迫改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对原文作了大量删改,结果把毛泽东的罪责全都推到“四人帮”身上。胡绩伟因此指责邓小平“限制了平反冤案的广度和深度,并留下了极其严重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后遗症和禁区。”37
只平反个案而不追究元凶,不彻查造成众多冤假错案的制度性根源,那一纸平反书只能恩赐给含冤受屈者一种基于特殊政治需要而行使的政策性赦免,不过终止他们遭受已久的惩罚而已。但等到事过境迁,执政当局又有了新的政治需求,冤假错案还会再度发生,有些人甚至在平反后会再次获罪。38 多年之后,连胡耀邦本人都因反“自由化”不力,被邓小平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就胡耀邦在平反工作中表现的认真负责和宽厚正直来看,他人性中高于党性的成分固然值得特别肯定,但必须看到,胡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改革派当时积极平反冤假错案,首先是从“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个基点上出发的。他们的旧部同僚,亲友熟人,文革中被打倒了一大片,要全面清除“凡是派”,自然亟需启用这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把他们补充进来,来个大换班底的全面调整。平反干部在当时乃是特殊的政治人事需求,是拨乱反正的动力,自然属于第一优先。至于右派等其他获得平反的含冤受屈者,不过跟着平反老干部沾光罢了。十年动乱,大学关门,拨乱反正的年代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党亟需召回被贬黜到乡野矿山的知识分子填补岗位空缺,因此才把他们一五一十地平反后纳入体制,重新包养下去,好让他们为“四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十、邓与胡走向决裂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出尔反尔,诡变多端。需要民众支持他上台时,邓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那时候西单民主墙贴出大量抨击“凡是派”的大字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上台掌权,邓因此公开宣称“群众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说共产党“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39 邓上台之后,国内外形势突生变化,他发现大字报的矛头指向一党专政和他的个人独裁,翻脸甚至比反右时的毛泽东还快,立即下令取缔西单民主墙,逮捕法办了魏京生等一大批异议分子。一边平反旧的冤假错案,一边又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就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的两手操作。幸存的众元老文革中都有过挨整遭罪的经历,他们深知“四大自由”的颠覆作用,岂能容忍毛泽东留下的这一遗产继续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政权稳定!1980年8月人大开会修宪,邓小平首先指令删除宪法中允许民众参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邓此后再不提民主,只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与幸存的众元老文革余悸犹存,怀有严重的被迫害偏执,他们畏惧乱憎恶乱,自取缔了西单民主墙,一直都坚持执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期间虽未再搞大型的群众运动,但小规模的整人运动从未间断。1983年,邓小平听凭胡乔木一伙搞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从批判“人道主义”、“异化”等纯理论问题入手的运动很快就扩大到全面整顿社会秩序的“严打”。有些人仅因参加地下舞会,便以“流氓团伙”罪论处,不到一年的“严打”,判处死刑者竟达两万四千人之多。
平反冤假错案突出了“四人帮”的罪恶,也为正式评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开启了通道。在邓小平的主使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再修改,直到修改得完全符合邓的旨意,才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说这场运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并把发动和领导该运动的责任归结到毛泽东头上,认为毛在运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邓小平坚持要作补救性的说明,〈决议〉的结论强词夺理,似是而非,竟把毛的错误定性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而且特别肯定毛“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尽管有不少与会者提出尖锐的非毛言论,邓小平仍力排众议,非要保住毛泽东的中共党父地位不可。
苏共当初之所以能够一举推倒斯大林这个偶像,不只归功赫鲁晓夫敢做敢为,更为本质的因素是,苏共本来就有列宁做他们的党父,否定了斯大林,也无损于布尔什维克的光荣历史及其执政的合法性。毛泽东固然该像斯大林那样被彻底否定,但否定了毛,中共的党父灵位即告空缺,他们的“伟光正”形象就失去脊梁骨的支撑。批毛即等于批共,毛若全错,邓小平以及与会的各级领导也就随之全错。邓可以强行树立起毛的列宁地位,却难以完全抹去毛身上浓厚的斯大林阴影,致使他所支撑的毛偶像半红半黑,挺而不坚,在整个的后毛时代败露出中共的权力阳痿症状。邓因此特别告诫与会者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邓小平一片藏污纳垢的苦心终于说服全党同志,抹平了会上的异议。因为对中共集团来说,党性毕竟高于人性,党格更高于人格。共产党员在讲求党性和党格的情况下是无需讲求人性和人格的,这乃是中共得以幸存的根基,也是他们能玩转其诡变多端的要妙之道。他们全都很明白,若真要以人品要求共产党人,党员的资格就很难保持下去。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专制国只需要恐怖,不需要共和国讲求的品德和君主国重视的荣誉。改革开放发展到如今,之所以出现无官不贪,全党腐败,乃至全民腐败的现象,其根源即在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并不彻底,在于他继续维持毛时代的是非颠倒,恪守既定的价值错位,把毛泽东这样的罪魁祸首仍高供在党父国父的牌位上。
暴力夺权必然导致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独裁。邓小平吃了毛泽东独裁的苦头,在复出执政初期,他也曾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批评了诸如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决心要改革毛泽东留下的个人集权领导制度。但在两个“左王”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蛊惑下,邓的此类讲话最终都未能公开发表,仅流于内部的空谈。他自上台即牢控军党大权,一直稳坐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交椅,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总书记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他们自始至终在邓的威权下照章办事,胳膊扭不过大腿。中共高层内很少有胡耀邦这样坚持个人独立思考的人物,但他在任总书记期间也无法正面抵制邓小平一个人说了算的任何决定,只能尽力做些艰难迂回的调整工作,以免受邓的牵制,退回毛泽东的极左路线。
比如在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与会者对《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行表决,陆定一踊跃发言,要求删除《决议》中“反自由化”的一段表述,邓小平当即对陆的提议严加批评,并扬言反对自由化要反二十年,会后更补充说,再加五十年,直反到下个世纪。会后不久,上海、合肥和北京等地相继发生学生集会游行的事件,邓小平和保守派元老主张坚决镇压,邓当时就发布命令说:“不惜流血,天安门广场来一个抓一个!”对于天安门广场上被捕的学生,胡耀邦则命令公安部全部释放,在做了他身为总书记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之后,他写信给邓小平,提出辞职。结果邓给胡扣上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由邓在自己家中主持所谓的“生活会”,把胡批斗了整整七天,胡最终被迫下台。40 两年多之后,胡耀邦在郁闷中病逝,为他在关键时刻作出人性高于党性的抉择而付出了难以避免的代价。
十一、双轨制、官倒和八九民运
中共集团从成长到壮大,每一步都建立在剥夺人民的基础上:先是靠剥夺千百万人的生命而打胜了内战,继而靠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工商业者的资产建立起公有制体系,最终靠剥夺全民的各项权利维持其极权统治。只是到后来生产队养活不起农民,也贡献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中共集团,而工矿企业也养活不起吃大锅饭的职工时,政府才不得不允许各地生产队效法小岗村十八户人家冒险闯出的包产到户做法,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挽救农业,并放任他们转移多余的劳力创办乡镇企业,为此后的民企创业铺垫起通道;才勉强许可职工离开国营单位去自谋生路,搞个体经营,发挥他们要过上好日子的积极性;才不得不开放自己无力开拓的空间,让民营和外资企业插进来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机会,为政府贡献高额的税收。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务院下文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其实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所谓“计划外市场价格”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早已自发产生,为民间的自由经营开通了渠道。改革的路子首先是在体制外的经济领域闯出来的,是在民间自力更生的实践活动打破禁区,开创出新天地之后,官方的政策才跟了上来,赞助体制内的权力去揩体制外改革效益的油。说来说去,都是因政府背不起经济的重担,为缓解前三十年折腾造成的窘境,权力垄断者才被迫向民众让出了一部分市场的自由。这是毛泽东人亡政息后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邓小平顺水推舟,勇于与时俱进而已。把他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未免夸大了他的功劳。他的功劳在于顶住了陈云等 “鸟笼经济” 派的压力,坚决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解放生产力的主张,以不争论姓社姓资的模糊态度推行了给老百姓松绑的新经济政策。
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来说,这一“进步”只能算是被迫的撤退,充其量退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所许诺的包容程度。但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撤退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即所有制的还原问题:国营企业如何转换成私营?原来从私人手中没收的房地产该以何种方式退还给原主?对中共集团来说,这一还原的难度正如胡平所云,就好比要把鱼汤还原成鱼。如果把地主的土地都退还给地主,把原先的私营工商产业都归还各家业主,岂不等于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一下退到了“解放前”的旧社会?这正是毛泽东担忧的资本主义复辟,也是陈云等保守派一直抵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正因为一下子难以解决公有制如何转型为私有制的问题,邓小平被迫撤退的“进步”尺度仅限于渐进的社会转型步伐,他从起步即全力反对自由化,唯恐改革的进程走得太远,会走到“转型正义”那样恐怖的地步。只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不倒,失败的公有制就很难还原回固有的私有制。土地虽包产到户,土地的所有权却仍悬置在集体名下。民营企业虽开办起来,国营企业仍是党国骄子,占据绝对压倒的优势。归根结底,不彻底改造公有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被公有制扭曲的价格不只难以合理纠正,反而会在坏的市场条件下被更加扭曲。
价格双轨制的设想本来是为了从计划经济稳步转入市场经济,而正式执行后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公有制的压倒优势为权力的市场化提供了方便。因为价格差异造成巨大的寻租空间,当倒腾原材料的买卖要比平日用计划供应的原材料生产产品获利更多时,国营厂家便纷纷干起了倒卖原材料的商业炒作。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只需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或个人,便可轻而易举地发一笔横财。这些靠出卖审批权发财的政府官员及其亲属,以及相关的办事人员因而被民众称为“官倒”。按照吴庸提供的资料,“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党政军群机关及附属事业单位所办从事倒卖活动的公司近30万户(包括分支机构则近50万户)……1988年全部控制商品价差1500亿元以上,利差1138亿元以上,汇差930亿元以上,加上税金流失、地租流失、进口许可证体现的价差等,共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41 这就是党政军群体转业干起奸商行径,搜刮国民财富的第一桶金。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理论,那多是他审时度势,在谈话中即兴流露的决策性表达。此类被传为警句的片言只语既缺乏明确的界定,也未必经得起认真的推敲。比如他最有影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句话,就没说明到底是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没有主语的“让”字伸缩性也就被放得很大,到底是谁让谁先富起来呢?结果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全都让有权有势有门路的人物捷足先登,占据了“先富起来”的地盘。八九民运初起,学生反官倒的讨伐目标十分明显和具体,首当其冲的就是邓家老大邓朴方任董事长,高干子弟扎成堆的康华公司,还有因倒卖彩电而被风传全国的赵家诸公子。学生当时揪官倒反腐败,只限于反对权力滥用,只要求与政府领导人对话,远未激进到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地步。他们的行动表达的是社会公愤,反映了民众对物价飞涨的不满,因此得到包括普通党员和干部在内的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很快就从北京波及全国各个城市。
学生运动先是一波波游行示威,后来发展到广场上绝食静坐,学校停课,各地学生大串联,文化精英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推行政治改革,其来势之汹涌澎湃,恍若文革再起。邓小平及其元老集团本来就深染文革恐惧症,这场初起的运动首先让他们联想到打倒当权派的造反行动。早在4月25日,邓小平就在他家里向前去汇报情况的李鹏、杨尚昆等人严肃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42 对比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对李鹏那番态度温和的叮嘱——“尽量避免流血……对学生积极疏导,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各种形式的对话”,可以明显看出,正是邓小平上纲上线的定调措辞太强硬,才把以“反官倒”为主的游行逼到了绝食学生进占天安门广场那样的规模。针对学生占领广场的现状,邓小平的定调再次升级,据网传《李鹏六四日记》电子版所记,邓觉得“现在好像是来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此他便对李鹏等人讲:“实际上,对方不止那些学生,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根本口号就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可见,邓小平“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决心早已铁定,在“能歼灭者一定歼灭之”的这一杀戮取向上,邓始终都是紧跟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他的确不愧毛的“钢铁公司”之称。
其次,铁腕镇压也是文革后幸存诸元老的共识,在他们眼中,占领广场的学生无异文革造反派在新时期的再现,他们文革中窝了满肚子仇恨报复的坏水,也正好到了疮破流脓的时刻。因此邓一拍板,中顾委众元老均无异议。现在回过头去看,戒严令颁布之后,学生们曾寄望老帅们出面缓颊的动议该是多么天真!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保守派众元老背后鼓动起来的,作为中共元老院的执行官,邓不得不为那恶毒的共谋承担罪责。
中共高层中像赵紫阳那样在造次颠沛中人性强过党性的个人毕竟十分稀少,他能够一直抵制邓小平开枪镇压的决定,乃至被邓罢黜后既不后悔,也没写一个字的检讨,已属难能可贵,值得称赞了。至于有些人发议论,遗憾赵错失了扮演叶利钦那样角色的机会,实属不切实际的臆想。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具备叶利钦登上坦克振臂一呼时的那种条件,更何况赵紫阳本人既无叶氏的魄力,也毫无反党的念头。他始终受制于他那个给邓小平当总书记的弱势权限,他个人的思想境界也远未达到要终结中共一党专政的高度。习近平讥笑苏共“更无一个是男儿”,实际上中共的满朝文武才“更无一个是男儿”呢!过去如此,至今依然。
十二、毛共的蜕变
邓小平调集解放军装甲部队长驱进京,坦克上街,人群中乱枪扫射,光天化日下屠杀和平抗议的平民,那一股子凶残还真应了毛泽东临终前“血雨腥风”的预估。邓以他镇压群众运动的铁腕呼应了毛泽东运动群众的流氓,毛的捣乱与邓的戡乱看似完全对立,其残贼百姓的本性实则相辅相成。诚如余英时所说,无论用西方现代人权语言或中国传统文化中公认的道理来判定,天安门屠杀都是“绝不可饶恕的罪行”,是“中国共产党政权犯了残害人类的滔天罪行”。43 说他们终于卸妆画皮,露出血盆大口的原形,丝毫都没有妖魔化他们的成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那是毛及其毛共人模人样,修炼成精的高峰景象。随后的一系列运动闹得民不聊生,直闹到林彪坠机,清明节天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恩来,毛泽东人民大救星的假面始一层层剥落,最终败露出他祸国殃民大灾星的真相。但即使毛共作孽害人到那步田地,国人对共产党的本质仍未完全认清,没能彻底看透。中共集团内毕竟还有周恩来那样深获公众好感的总理,紧接着又出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众多的共罪便全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幸存的众元老在中共内部再次剥离出能够容身的人事空间,推演出可抚慰国人的新时期美好前景,邓小平正是在国人的这一期望下顺应时势,复出上台。他厉行的“拨乱反正”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毛时代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把执政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增长,又倡言凝聚全民共识的致富许诺,一时间竟营造出新时期特别令人兴奋的气象,以致学生在游行队伍中曾高举“小平您好”的标语。“六四”枪声完全打消了邓上台以来国人眼前重新浮现的美好希望,他一手操控的军事镇压彻底暴露了中共集团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本质。海外舆论泛起一片讨伐中共罪恶的呼声,连中共党内个别良知未泯之士都奋起谴责,愤然退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共宣布经济制裁,按照当时不少反共人士的乐观估计,中共政权的垮台指日可待。
然而中共并没垮台,不但没垮台,反而变得更加强大。邓小平似乎一直都在等待一个拿学生运动开刀的机会,他在屠城后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就明确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坚决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
就是抓住了这个等待已久的杀机,邓肃清了党内的改革派,屠城后又狂捕参与“动乱”的人士及所谓“六四暴徒”,枪毙一批,关押判刑一批,通缉中逃往海外一批,覆巢之下几无完卵,恐怖肃杀笼罩全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从此雪封冰冻。完成镇压学运的大手笔之后,邓小平惊魂初定,退而“韬光养晦”两三年之久。他在垂下的竹帘后惊瞥到柏林墙拆除,苏联瓦解,东欧巨变,很为他主持的中共党天下躲过国际“大气候”促成的这一劫而暗自叫好,深感惬意。
但邓小平并没因完成了削平右派的工程,从此便彻底“韬光养晦”下去,而是紧接着又“有所作为”的。他深知,“右可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九二南巡”途中所讲的话。那一年年初,他视察深圳、珠海特区,返程中特别在上海过年,就是他指使朱镕基主导的“皇甫平”写作班子发表文章,向保守派打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招呼。按照流行的说法,邓的南巡意在排除陈云等保守派制造的障碍,扭转李鹏“治理整顿”造成的经济下滑,他一路上的谈话经过媒体及时的报导,直接促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急起猛进,再次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南巡回京,由邓一手筹划,召开了中共十四大。会议通过了不再设置中顾委的决议,迫使众元老退出政坛。原有的保守派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宋平——和“左王”邓力群全部落选,邓小平接着又迫使杨家将交出军权,最终由他一手把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于一身的江泽民扶上第三代核心领导的高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写入党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遂交给江泽民全面宣讲,全权推行,后来更由邓所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继续推行下去。邓小平从此垂帘静观,全身而退,他把毛泽东那些胡闹的“遗产”偷梁换柱,整个掏空,大踏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晚死者有条件修正早死者的后发优势:“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了。
流行的说法也许夸大了邓小平南巡的功劳。也有明眼人透过那新闻所报导的表面现象一瞥到事情深处的黑洞,评论家胡平有一篇文章就点出了问题的要害。44 左派与右派这组用语及其间的划分本出自西方,在西方语境中向来都泾渭分明,名实相符。但一经苏共沿用,再引入中共的语境,多少年口水仗斗下来,已搅浑得左右含混,似是而非。幸存的众元老保守派固然左,但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他们的左与毛泽东原教旨意义上的“左”已有很大的不同。那种“左”的原汁原味恐怕只有在被赶出政治局,发配回原产地大寨的陈永贵和秦城关押多年后释放出来的姚文元等没落左派遗老身上还顽固残存,包括“乌有之乡”那群人在内,他们均属一小撮脑残左派。保守派众元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一直享有优渥的特权,他们的“左”只是左在为维护其既有特权而坚守一党专政的那个基本点上。一旦涉及到他们右手中紧攥的个人特权和家族利益,元老们就未必来真个的“左”了。邓小平本人尤其如此。如上所述,学生反官倒首先点名邓、赵两家的儿子,赵紫阳因而及时致信中央,表示可首先从自己家人查起,还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专机、专列和蜂拥警卫”;并要求人大常委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后来在他的《改革历程》录音访谈中更特别指责邓小平,说“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赵这些话绝非私下抹黑邓小平之辞,据时任总书记秘书的鲍彤回忆,学运发生前,邓家女儿曾找上门要求他出手制止社会上“彻查康华”的动议,鲍当即一口回绝。邓女一气之下,给鲍丢了句 “老娘不高兴”的粗话,便扬长而去。两相对比,赵的“右”显然右得很开放,邓的“左”却左得够虚伪。
胡平文中更指出,“六四”后国务院下文“治理整顿”,罗列了七条问题,第一条就牵涉到邓家儿子康华公司的猫腻。邓小平南巡力促改革开放大步前进,与其说是冲着保守派众元老,打击他们的“左”,不如说是拉他们下水,促使他们拐个弯向右转。胡平因此认为,邓小平南巡之际,“当局对腐败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还想有所约束,随后便发现大可不必,到后来干脆大开绿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他们总是把维护他们的专制权力置于首位。” 陈云就曾扬言,“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据此,陈云向邓小平提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 。他提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出一个人的意思就是掌握大权。尽管邓小平在六四学运敏感时期曾高调表示,要让高干子弟退出权力圈子,但屠城后坦克扫平了障碍,他无需再有所顾忌,于是就顺水推舟,默许了陈云的提议。邓小平的路线一向都是左右兼顾,左体右用,现在他索性放手撒把,一任陈云等元老及其家属左右通吃了。
另据新浪网《“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一文所传,正是针对此微妙的新变局势,邓小平在一次非公开的讲话中就问题的症结向众同僚曾作出点穴开窍的指示。他告诉衮衮诸公:“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45  对中共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在放宽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与其让民间的私人资本壮大到挑战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地步,还不如让太子党、红二代、官二代代表党下海经商,通过把国产转为党产的程序,化公为私,实现所有制的辩证性蜕变。邓的意思显然是,让他们的子弟左手抓政权,右手抓财权,才更有利于保住红色江山。按照邓小平内部讲话的精神,高干家庭于是实行起让这个子女从政,让那个子女经商的“一家两制”,李鹏家和习仲勋家就是这种政左经右安排的典型结构。胡平还特别提到,另有位学者陈奎德观微知渐,他指出,早在邓小平南巡之前,陈即在读到一篇号称“太子党纲领”的长文后看出其中的奥妙,并撰文对该纲领作出以下概述:“通观全文,该派太子党实质上为他们掌权后的中国做了如下一些基本的设计,其本质是:
一、以国家主义取代共产主义。
二、以右翼专制主义取代左翼极权主义。
三、以地缘政治原则取代意识形态原则。
四、以现实主义维护权力垄断的执政党取代浪漫主义平民色彩的革命党。
五、以党的所有制取代国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权的强化取代地方主义的趋势。”
读了这六点宏观的概括,再回顾这二十多年来中共党天下发生的变异,我们自不难领会邓小平告诫党内要“特别防止左”的用意,也会更加清楚地看出,邓到底要让哪一部份人先富起来。
中共集团的专制本质固然未变,但其寄生的方式和幸存形态却已发生划时代的诡变,恍若毛毛虫破蛹而出,一展翅蜕变成斑斓的蝴蝶。那蝴蝶并未因其华丽的转身而自我升华,它采花啜蜜,翩翩飞舞,为的是产下更多的虫卵,好繁殖出一代代绝不进化的毛虫。左毛虫与右蝴蝶就这样官商孪生,裙带繁衍,形成了今日腐败难除的权贵资本主义。
正是:左变右时右亦左,私归公后公转私。
注:
29《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1782。
30 鄧小平曾堅決抵制江青的無理取鬧,毛澤東讚賞他的態度,說鄧“開了一個鋼鐵公司。”還說他“柔中寓剛,綿裏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内部是鋼鐵公司。”見阮銘:《鄧小平帝國30年》,玉山社,2009,頁104-105。
31 據網上所傳《張玉鳳回憶錄》。
32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報文化,1994,頁549。
33 1967年9曰8日:“夜,處於彌留狀態。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分組前來告別,依次走到毛澤東病床前,毛澤東以眼神示意,一一握手。同葉劍英握手的時間,比別人都長一些。”腳註特別引葉本人的回憶說:“過了一會兒,護士又把我叫到主席病床前,當時主席看了我一眼,說不出話來,我又退了出來,不久主席心臟就停止跳動了。當時我就想,主席爲什麽要第二次看我呢?還有什麽囑託?”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2013,頁651。主席曾當著汪東興的面說:“我對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後,你會有野心!”汪東興聽後,即跪著向主席發誓,主席才又說:“是我錯責你了。” 見《張玉鳳回憶錄》。
34余世存編:《非常道——一八四—一九九九的中國話語》,2006,天地圖書,頁245。
35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頁1776。
36參看阮銘:《鄧小平帝國30年》,玉山社,2009,頁36、40。阮銘此書徵引翔實,洞見很多,對筆者啓發很大,以下轉引資料及論説多出自該書。特此説明。
37 參看姚監複整理的〈胡績偉論胡趙新政〉一文,見“多維歷史”網(http://history.dwnews.com/news/2014-08-18/59604045.html )。
38 作家石巍的遭遇就是一則實例,他平反後又寫信給胡耀邦批評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政策,結果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鋃鐺入獄。參看石巍:〈我被胡耀邦打成反革命〉一文。見“華夏文摘•文庫” 網(http://www.cnd.org/HXWK/author/SHI-Wei/ )
39轉引自阮銘:《鄧小平帝國30年》,頁33。
40參看《鄧小平帝國30年》,頁123-134。
41 吳庸:《反官倒,反腐敗——八九民運起因初探》,《北京之春》,2004年8月號。
42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上冊,明鏡出版社,2001,頁197。
43 轉引自《鄧小平帝國30年》,頁360。
44 參看胡平:《再議鄧小平九二南巡》,“縱覽中國”網刊(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27660 ),以下徵引多出自該文。
45參看程翔:《二十五年來中共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過程》,《信報》網上論壇(http://forum.hkej.com/node/11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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