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4/7/2015              

廖亦武:上帝是红色的-上帝是恐惧的

作者: 廖亦武 廖亦武

上个世纪末,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第三次出狱不久,他在严密的监视中,透过家人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谈到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被民众迅速遗忘,“因为致命的恐惧,”他写道,“曾经引导或试图引导民主运动的社会精英们,都不约而同沉默。”
“历史没有必然。”他继续写道,“二千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也就是上十字架的耶稣——更是偶然。人类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体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我捏着几页信纸,呆立在故乡的寒风中,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不算普及,从北京寄一封信到成都需要一个星期,而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需要两天两夜。1989年6月4日,这两个相距几千公里的城市,还有其它数十个城市,都发生了游行示威以及暴力镇压,区别只是死亡人数,北京死亡近3000人,成都死亡近10人。恐惧深入骨髓,数万人被捕,刘晓波和我也在其中。
出狱后我开始流浪卖艺,而刘晓波开始起草《公开信》。他第三次入狱,正是因为一封呼吁当局《汲取六四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公开信。我也是签名者,并被关押二十多天,刚刚释放,我就给他妻子刘霞打电话,不通;我又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忠忠打电话,他四处寻找,终于回电。当晚我秘密记道:“今天上午,忠忠终于找到刘霞,一道从北京打来电话,刘霞在那边从头哭到尾,只有一句‘他们不让我见’。我说不出半句像样的安慰话。
“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迹般出现。这样的轮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对一场场生命的劫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或许,我没从任何人的诗中,读出此刻宿命的恐惧。刘晓波精力充沛地反抗这种恐惧,他将自己融入众多历史事件,他名声大,朋友多,嗅觉灵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没有。他已坐了两次牢,这次也许要去黑龙江,隔一条河就是前苏联远东地区,有点十二月党人的味儿。”
神往耶稣的刘晓波,还有因无路可走蜕变为基督徒的诗人兼民运战士李必丰、刘贤斌、郭飞熊、学者许志永、律师高智晟等等,都一次次坐牢,成千上万的人一次次坐牢,但独裁并没有丝毫改变,独裁下的经济倒是“腾飞”了。21世纪以降,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市场,全世界都需要看中国政府脸色,否则就赚不了中国的钱。恐惧,加上对未来的绝望,促使许多类似刘晓波的政治异见者“受洗归主”,在民间知识界造成深远的震荡。
我的朋友王怡,著名意见领袖,写了许多针砭时弊的檄文,其中最有影响的,叫《冷兵器时代的政治》,因影响巨大,令警察们头疼,于是警方就安排线人,长期打匿名电话给王怡妻子,骚扰、纠缠加威胁,最后让夫妻俩濒临精神崩溃。岂料在此关口,余杰夫妇,我的另一对朋友,上门向他们传播福音——他们毫不犹豫地抓住这根信仰的稻草,于是绝境裂出一道天光,在上帝永恒的天平上,独裁政权制造的种种恐惧刹那失去了分量。他们随之走进家庭教会,公开做见证,并公开为天安门大屠杀的亡灵们祷告。终于,王怡成了教会专职牧师。当我完成并出版《上帝是红色的》时,王怡觉得这件事“荣耀了主”,就从海外“违法偷运”若干本,首开此书“盗版”;不久,许多家庭教会都跟着“盗印”,《上帝是红色的》顿时成为中国地下市场“第一畅销书”。
许多地下读者反馈,称赞这是“上帝在中国”的最佳历史启蒙书。我书中人物之一的李林山,患食道癌,在死亡逼近之际信主,由于《上帝是红色的》传播甚广,美国湾区“人道中国”的张前进牧师发起捐款为之治病。我逃离中国前夕,突然接到李林山的临终电话,他向我诀别,希望我信主,那样的话,他就盼着在上帝的膝下与我重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他却哽咽着笑了。
由于底层禁书的采集和写作,我被搜查和抓走许多次。有一次天还没亮,电话就铃铃铃响了五分钟,接着房门又咣当当响了十分钟,整个屋子剧烈动荡。我打开门,十几个警察就猛扑过来,当时我刚从被窝钻出,浑身赤裸。还有一次,我听凭整个屋子剧烈动荡,没开门,而从厨房翻窗逃跑。可当我坐火车狂奔至千里之外的云南,警察却在出站口堵住了我,接着是连夜审讯,勒令我交出某次敏感采访的录音。王怡夫妇及余杰夫妇,是最为勤勉的传道人,每次劫难之后,他们都苦苦规劝我“受洗归主”,免除世俗恐惧,我谢绝,直到《上帝是红色的》诞生,王怡才若有所思:阿门,原来上帝他老人家另有安排啊。
也许上帝真会安排芸芸众生?在独裁中国,上帝通过共产党的撒旦之手,驱赶惊慌失措的人们,如迷途羔羊一般投入祂的怀抱,大伙儿相互抱团取暖,在群体祈祷中医治身心的创伤。已经远逝的张应荣长老接受我的采访时感慨万千:如果没有1949年之后的彻底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福音,监禁和杀害大量本土传道人,就没有1979年之后“十字架重新发光运动”;以此推论,如果没有天安门大屠杀所造成的国家恐怖和个人绝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也不会如此年年递增,据说已达八千多万。
正写着这篇文章,电话响了,不是警察,是我书中的另一人物孙医生。他在缅甸佤邦,那儿正进行内战,许多人的头颅被砍掉,而他却参加国际救援组织,天天忙着救死扶伤。“老威,”他像几年前那样叫道,“这儿的可怕灾难都是若干年前毛泽东种下的恶果。您应该来写啊。”
“我的上帝!”我惊呼道,“孙医生您的确是我的上帝。没您的引路,就没《上帝是红色的》。可眼下,您离我太远了。”
“在往事中我们很近。”孙医生沉吟道。“是啊是啊,没有《上帝是红色的》,警察就不会千方百计找到我,关起门审讯我一周,逼我交待和你一起干了多少反革命勾当。我惊恐万分,一遍接一遍祷告,终于历经曲折,逃离游医十几年的云南山区。缅甸和云南相似,山脉是红色的,人的模样和人的贫穷也相似,而疾病和伤痕不分国界,所以我在这儿没错。替中共赎罪嘛,当年他们输出革命,现在我输出医药。”
“跟150多年前的西方传教士差不多。”
“差远了。他们不远万里,举目无亲,去语言不通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干什么?水土不服,年纪轻轻就客死他乡,又为什么?那些穷山恶水,至今不通公路,甚至不通电话和电灯,可上帝的种子播进土里,生根发芽,已蔓延成望不透的森林。独裁政权一次次砍伐、焚烧、杀戮,上帝的种子却一次次破土,驱散人们的恐惧。”
我心潮起伏,却无言以对。孙医生挂断了电话。“他大概与我同龄,从未结过婚,孤身一人四处漂泊、行善,也算当代传教士了。”我想,“而现在不少西方人,也许其中有150多年前的传教士后代,去中国的目的,却是不惜一切赚钱,甚至为了赚钱而出卖祖先留下的属灵的价值观,同独裁政权同流合污。”
“东西方的传统标准不一样。”在雾霾笼罩的北京如鱼得水的一位欧洲汉学家如是说,“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乃至上帝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
 
2015年3月13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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