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0/2015              

王德邦:谁见过共产党的领导?

作者: 王德邦 王德邦

 曼谷姜野飞作品 (来源:博讯)
 

几年前,我曾经当面问国保:“中国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吗?”他们吃惊地看了我一阵,才回答说:“当然是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他们说:“我不这么理解。我认为今天中国是权贵的领导。因为你们作为共产党员,对于这个国家大政方针事实是没有发言权的,且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也都跟我们普通公民一样是没有发言权的。现在甚至中央领导想改革都推不动,那能说是共产党领导吗?而那些权贵却可以将任何改革举措最后变成他们谋利手段,所以他们才是左右中国发展者,他们才是中国的真正领导者。”

 

上面的陈述虽然是过于简单,但只要回顾一下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质疑是符合事实的。

 

现在不管民间还是官方,常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来表示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1949年至1976年的28年中,谁都知道是毛泽东说了算。看看那个时期的口号“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抵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不过夜,当天晚上说话,连夜就得传达,以致全国各地民众常常连夜敲锣打鼓地宣传毛泽东某句临时性讲话。我想古时的皇帝的圣旨也不过如此而已了。再看看,从开国元勋的元帅、将军们被打倒,到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批斗,哪个是经过党员们同意的?就是党代会都没有召开讨论。常常是人早已批倒批臭了,甚至死不见尸了,才开会追认批斗的正确。那个时代,在中国除了毛泽东的话,还有谁的声音能被听到?那个时代里,除了听到见到并且只相信毛泽东的领导,谁又见到过共产党的领导?

 

至于到邓小平时代,是否就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只要看看邓小平托人给陈云带话:“只能有一个婆婆”,以及他跟第三代首领说:我在我说了算,我死后你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些话说明中国是家长制(婆婆说了算),而不是什么政党制。在他邓大人领导下,一切由他做主。对此,我们只要再看看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会发现总书记下台是在邓小平先生的家庭作出的决定,而不是经过党代会的表决。由此可见,邓小平时代是实实在在邓小平说了算的时代,是邓小平领导的时代,而看不到重大决策中共产党的影子。

 

再说到了第三代,好像没有那么个人领导化了,但是只要看看随后被设计的“九龙治水”,至今被查出的徐才厚、周永康等等案子,会发现就算第三代名义上退休了,但实际上通过制造、操纵各种“铁帽子王”,养成各种权贵贪腐集团,形成权力割据,来达到自己太上皇掌控权力,左右政局之目的,以致现在还接连传出他以各种形式来试图影响政局,大有人不死则弄权不息之作派。由这种阴谋设置,到致死不休,也可以看出这个第三代仍然坚持自己说了算。这种干政弄权,使得中国今日政局极其诡异,以致至今中国事实仍挣扎在第三代掌控的阴影中。

 

中国近六十多年的历史,力证出是权力最高者个体的领导,而没有什么党的集体领导的现实,说明这个国家个人权力凌驾于国家、民族与党之上,是典型的人治。这种人治事实在世界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是如此。看看朝鲜,现在仍然是金氏家族统治,由金一代、金二代、金三代世袭,金家还企图要千万代统治。这与中国秦朝始皇帝到秦二世的模式是何极相似。对此,就是西方的古巴,卡斯特罗家族也仍然没有脱离家族制而达成政党制。

 

如果一个国家是党治,至少也有个严格议事程序的集体决议机制。而人类历史上一切的集体决议机制,都必然有着多数与少数的表决性民主机制在其中。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想脱离人治,真正实现党治,至少得有严格的党内民主议事规程,即“民主”是实现党治的前提与基础。虽然这种“民主”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可能相距甚远,但如果连这种民主也不能做到,那么家长制(婆婆说了算)模式就是必然,而党的领导就只能是空头口号,是用来装饰的外衣。

 

中国为了摆脱家长式人治制度,达成真正意义的党治制,其实有许多人作出过努力,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最典型的是1986年在一次讨论中共十三大准备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围绕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而展开的交锋,集中显示出人治向党治转化的艰难。

 

据前胡耀邦先生的秘书林牧先生在《我所知道的习仲勋》一文中写道:1986年,在一次讨论中共十三大准备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胡乔木首先说:“我们党内,像邓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邓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认为在我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邓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宋任穷,支持胡乔木的意见。赵紫阳在邓小平指名要他表态时,不得不违心地说:“我们还需要小平同志掌舵。”胡耀邦、聂荣臻、习仲勋、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小平退下来。

 

习仲勋的发言,讲得最为尖锐和精辟。他说:“我昨天同一位政治学专家谈了话,他对我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今天这个会就是在今天和明天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分配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就是活到一百岁也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问题”。王震打断习的话说:你的意思是要否定权威,否定邓小平同志的权威。万里说:“我们不能树立个人权威,要树立集体的权威,树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权威。”习仲勋接着说:“要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带头退出中央,实行退休体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然而,这次会后,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小平点点头。 而坚持劝邓小平退休的习仲勋,马上在 1986 9 24 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排斥出局,离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这次为废除领导终身制所展开的斗争,集中而经典地再现出了个人凌驾于党之上的中国家长式人治制的现实。听听那“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的话,哪里有一点共产党领导民主议事的影子?

 

中国半个多世纪来为什么沦陷在如此一种家长制人治之下?对此,习仲勋先生所说的“要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就极其精辟地点明了中国家长制人治的封建专制实质,并且指明了中国走出这种家长制人治的法治路径。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半个多世纪来只看到一个个最高掌权者领导统治中国,而事实上看不到所谓共产党的领导。可见,在中国毋庸说实现宪政民主,就是要想真正落实共产党的领导都非常遥远而艰辛。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起码的民主议事程序,没有基本的法治精神与架构,就连一党制的领导都是空话,都无法落实,而最后只能是家长制的人治。

 

中国今日宪法中明文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现实中一切决议与文件几乎都冠以共产党的领导,而民主机制与法治原则却被拒斥门外,被视同洪水猛兽,那么中国就无法摆脱人治以实现党治,中国就只能“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分配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就是活到一百岁也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问题”。

 

面对中国的现实,在此我们权且不谈什么普世价值,也先不谈什么宪政民主,就先谈如何消除家长制人治而实现真正的党治,让中国不要生活在一代代个体最高掌权者意志的阴影中,而能够看到党之中集体决策的样式。就此而言,我们理解呼吁党内民主制改革者的良苦用心,乐见党内先公开民主起来,以摆脱人治魅影。

 

孙立平先生指出:“对于权贵恶政,我以前有过概括。要看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停滞时期,权贵集团不仅大肆掠夺社会和民众财富,而且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恶政。这种恶政的三大表现就是:维稳、强拆、纵容贪腐。由此造成四大灾难: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而从体制要素看,表现为三要素:无所不在的总体性权力,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双重机制,暴力与阴损招数并用的治理手段。只有在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体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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