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9/2015              

茆家升: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下)

作者: 茆家升 茆家升

 
 四、当前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在台港及海外华人圈,在大陆处境如何?兼述海峡两岸文化差异的历史根源。

 

记得从上世记90年代,就在炒作要振兴国学了,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毕竟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嘛,它已经陪伴我们的先人几千年了,不能就这么荒废了。说着争论着,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情况如何呢?

 

我想可以从三个层面上,介绍一点概况:

 

先说在国际上,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是说儒学的研究,当下有过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吗?出现过被世界公认的儒学大师吗?儒学在华人圈子之外,被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作为一种显学,被研究被敬重吗?似乎都未听说过。倒是作为国学向海外推广的标志性事件,即大量外建的孔子学院,纷纷关门大吉。什么孔子文化奖第一期颁给杜维明,还算是给了-位学者,2011年第二期孔子和平奖给了普京,闹了个国际笑话。评委中居然还有赞赏文革中毁孔庙的‘孔三妈’孔庆东,真乃不伦不类,网上-片骂声,普特勒与孔子有一毛钱关系吗?就这普大人也未说过孔夫子一句好话。近一期更不像话,居然给了古巴的卡斯特罗,评委中还有孔庆东。我真怀疑老卡知道什么是儒学谁是孔子吗?老卡也不给面子,面对如此“巨大”荣誉,连家属也不来-个,就让-个留学生代领了。对此网上有人调侃,说下-期该颁给金三了。你别说真的给了金三,也比给普京和老卡靠谱多了。起码金家三代世袭,就很符合中国封建的宗法制度的核心价值:“嫡长继承制”。你能说绵延数千年的宗法制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混乱,说明了什么呢?在封建帝制的国家,纷纷向民主制转型的当今世界,还有多少人对什么三纲五常,君权天授念念不忘呢?

 

第二个层面是大陆以外的华人圈,尤其是台港,其中台湾的意义更为重要。可以这么说,台湾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地区,换个角度说,就是中国的文脉,只有在台湾从未中断过。49年之后,大批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去了台湾,使那里一直有传统文化的繁荣。功绩最大者当数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熊十力的熊门三弟子: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成就最大。他们师徒与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和方东美,合称新儒学八大家。不能不说的是,留在大陆的熊十力与国学大师陈寅恪马一孚,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钱锺书明哲保身;梁漱溟被口诛笔伐;郭沫若投靠,冯友兰被投靠。中国大陆的文脉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了。

 

据凤凰博报载文“台湾大陆文化对比”所言:“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对民族的忠诚却显示出天壤之别。民国给大陆留下了200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信守“仁义礼智信”的民族精英。经历了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之后,这批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被消灭,从此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士阶层”不复存在。炎、黄二帝被中华民族奉为始祖,他们同样难逃厄运。文革期间,“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黄帝陵号称“天下第一陵”,亦被永久性的毁灭。1966年11月,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谭厚兰掘开曲阜孔子陵墓,孔子遗骸和遗物惨遭游街示众,并被焚毁。有资料统计说,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毁坏石碑千余块,捣毁文物六千余件,焚毁书籍十万余册,砍伐古代松柏五千余株,盗掘陵墓二千余座。”

 

而由熊门三弟子和钱穆张君劢们领衔的中国传统文化维护者,一直在台湾活跃着。“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是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几乎都出自台湾。杜维明为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余英时为迁居台湾的钱穆弟子;成中英和刘述先都毕业于台湾大学。台湾培养的国学巨子不止于此,还有:在大陆有广泛影响的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的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著名老庄研究专家陈鼓应……。台湾的经典文化还孕育出了不少优秀的艺术作品。”

 

他们和以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殷海光雷震们为主线的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后继者们之间,数十年来,一直在争辩着也交流着,组成了台湾地区-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有一次徐复观主持-次学术讨论会,还请来了胡适。由于意见不合,当场吵起来了。这样的“争吵”,十分难得,它的意义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表达了学术自由,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学术争议远离了权力的控制,难能可贵。

 

这么说台湾的那些传统文化维护者们,是不是都承认儒学包括“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都是合理的,都要坚守?都反对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想新理念,和当下大陆某些所谓学者所鼓噪的,坚决反对西方的普适价值,甚至如摩罗近日所言,谁引进了西方文化,谁就是汉奸?

 

当然不是,如果那样,在已转型成功的台湾民主社会,早已没了新儒家们的一席之地。他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客观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从来不反对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也无人要坚持专制制度,这就与胡适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在大道上殊途同归了。还须指出,他们的清醒与客观,不是在民主传型之后才有的,而是早在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合发表的“文化宣言”中,就向人们告白的。所以他们才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对传统文化的繁衍,能那么经久不衰。当然这也不能代表,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起码表明他们都是不受权力控制的独立学者,所以就有了自由宣扬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至于“文化宣言”中都说了些什么,稍后将作简约的介绍。

 

上述凤凰博报的文章还说到:“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此言是否过激了,可以讨论。

 

第三个层面说一点大陆的情况。反观当下,不禁要问,1949年之后,大陆谁是新儒家?对此虽说还是议论纷纭,但近日共识网上,一位署名清茗先生的文章:“大陆新儒家之起源和现状”,我觉得说的比较中肯。他说“回顾其起源,大陆从1949年至1970年代晚期为止因“浩劫”不允许产生新儒家,所存者乃产生于民国后幸存于大陆的儒家如梁漱溟等等。大陆民国时期产生的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学术和文化运动在台湾和香港持续发展。1970年代晚期他们的著作开始流传于大陆,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之而成为儒家。最早的大陆新儒家是罗义俊先生、邓小军先生、蒋庆先生(不完全统计)。此三位先生皆直接深受现代新儒家的影响,其中邓小军教授还直承梁漱溟、熊十力之高足在大陆的传承。罗义俊是现代新儒家的弘扬者。蒋庆早年也深受唐牟诸子影响且曾经崇拜之。这是大陆新儒家的起源。蒋庆之独开另一门户则是后事。”

 

事实应该就是这样,民国时期大陆有一批如熊十力、马一孚、梁漱溟、冯友兰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但49年之后大陆经过“浩劫”凋落了,但散枝于台港与海外,毛死后海外境外的又流回大陆。这么说大陆的新儒家,虽然中断过数十年,还算是有师承,有根基,与学脉未断海外又有交流,在一片振兴国学声势中,应有快速发展,重量级学术大师辈出,才合道理。

 

然而,现实却令人失望。如果按清茗先生划定的三个标准,细划一下,一,“学派标准”是很高的标准,其要有立派和传世的学术水平和能力。就大陆新儒家现状而言,还没有学派。只有传统学派之流传。二,“学说标准”也高,即:其必须有依学问而构成一家之说的水平和能力。放眼当代大陆,喊口号的多,可谓“儒分为八”。然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体系很少。三,“思想标准”相对低一些,即:只要观念中有学问因素且形成一家之说即可,不必纯粹从学问里成一家之说。

 

按这三个标准,来鉴定一下,当下大陆广受关注的所谓新儒家们,如陈明的“公民儒教”,蒋庆的“政治儒学”,还有妄言要“儒化共产党”的康晓光,及“马列主义儒学权威”方克立等,都属于哪一个标准的呢?也许他们都不承认这三个标准,信奉马列主义者,宇宙真理在手,自视是尊于儒学的。有人也想自立门派,那也要等你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时再谈,不要急功近利成为儒学的异数才好。

 

乘此机会想说一点刚离世的大学者汤一介教授的事,其家学渊源,生前担任过孔子研究会会长等很多重要职务,算是新儒家领军人物了。乃父汤用彤,北大名教授,与胡适关系密切,1954年在参加社区组织的一次批胡适会议之后,思想紧张,当晚发生脑溢血,不知此事对其子有何影响。汤一先生的最大成就,应该是主编《儒藏》了,动辙多少亿字,大概要等到有人能活到二百岁以上时,才会有人读完它。不过记得有一位叫文怀沙的老人,也干过类似的事,被横批一顿之后,销声匿迹了。批他也就说他东拼西凑。多少亿字数的书籍,不抄不拼能办成吗?不知汤的《儒藏》,比文怀沙高在哪里?不过有一点人们还纪得,凭文怀沙那点本钱,是不够资格进“梁效”这样声名显赫写作组的。所以文老头尽管有种种不是,起码他未害过人,也未听说有人因他而死。而汤一介大教授,还有名头比他更响的冯友兰、魏建功等大学者,当年在“梁效”里何其威风,如汤本人所言“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2006年,78岁高龄的汤一介如是说。(中华读书报 2006年2月8日《 汤一介和"梁效"》)批林批孔时你们作恶还少吗?你们别说是被迫的,也别说你们未直接害过人。但“子未杀伯仁,伯仁却因你而死”,梁效这伙恶人,文革中罪恶照彰,你们能独善其身?后人不能要求你们能像吴宓教授那样,在批林批孔时大声疾呼:“头可断,孔不可批!”为此惨遭凌辱与迫害。你们这些犬儒们,混迹在“梁效”里时,有过一点独立思考的表示吗?能说文革肆无忌惮疯狂地毁灭中华传统文化时,你们能没有一定责任吗?文革后见到过你们的忏悔吗?现在与时俱进了,又大力提倡儒学了,谁知道梁效里的汤一介,和编《儒藏》的汤一介,谁是真实的汤一介呢?我这么说并非对汤一介先生有何成见,我和他八竿子打不着。举他的例子,是因为他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批判,就没有继承的话,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意见;那在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后,那些鼓吹国学的人,是不是先要做一点个人的反思,不要任它风云变幻,你就是墨索里尼,永远有理。

我是说像冯友兰和汤一介他们这样名重一时的学者,不仅要治学方面,做好中青年学者的引路人,更要在做人这方面,做个榜样,不要文过饰非,自欺欺人,让后来人无所适从。说得更苛刻点,是不要做个坏榜样,让学术成为投机分子的敲门砖。或如钱理群教授所言,我们的大学在培养一批精致的个人主义者。钱教授所言的“精致”,就是那些见风使舵、八面方圆、千方百计,甚或厚颜无耻去图谋最大利益的人吧。

 

汤一介先生的境遇,或许对我们理解当下,所谓振兴国学而形成的乱局,有一点帮助,那就是要“从道不从君”,不要曲学阿世,或去做什么“谏臣”。做什么都不如先做一个独立的学者强。

 

而要做一个独立的学者,必须有一点批判意识,所谓没有批判,就没有继承。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至少有两层含意。

 

一是在如何看待49年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大陆的知识分子,不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科技人员,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遭际如何?尤其是文革中,在破四旧和反对封、资、修的高潮中,受 到的空前劫难,对这-切应该做怎样的反思与批判,尽管这样做有种种困难与风险。

 

二是对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的问题,哪一些该批判摒弃的,哪一些该继承的,应该有-个客观的分析与批判。面对如此严肃重大的问题,再不能用搞政治运动那样的办法了。一会儿全国“批林批孔”;一会儿又大兴国学,少儿也要读经了。安徽一街头居然出现了“郭巨埋儿”,这种大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宣传画,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所谓国学热的乱局。还有山东曲埠居然给每个村,派驻儒学宣传员。这么搞国学就能振兴吗?

 

当下在国学研究上,出现如此凌乱局面,我想康晓光先生的“儒化共产党”之言,倒颇值得玩味。这句话要是倒过来说,即“党化儒”,就像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经过儒学重组为禅宗一样,应该更贴近现实。就是权力对儒学研究的主宰、控制、导向、渗透,甚至包办,应是值得关注的。记得前不久,网上报导了杜维明先生和中山大学袁伟时先生,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谈记录。主持人曾直言不讳地问过杜维明先生,发言的背后,是否站着“权力”?杜先生虽未明确回答,但读者大都清楚,杜先生作为徐复观和牟宗三的高足,当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以后在美国大学里研究工作多年,其学术成就一定是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取得的。为何这样说,可能因为杜先生倡导的新儒学,与美国社会奉行的普世价值,不是那么合拍,一些论点或许格格不入。但杜先生的研究,应该未受到干扰与阻碍,始终是独立的学者,才能成绩裴然。我们也衷心希望杜先生现在回国就任北大高等人文学院院长,还能不改初衷,依然遵循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一文中所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开创出中国新儒学的新局面;如果做不到这-点,倒不如回去做你的独立学者。还是可以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做出-定贡献的。

 

话说远了,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讨论一下蔡元培废止“尊孔读经”是对是非的话题上来,或是说蔡元培和毛泽东,究竟谁在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其实看看海峡两岸当今,再追溯1949年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实际状况,只要不带偏见,就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答案。

 

蔡元培以降,历届民国政府,包括退守台湾以后的统治者,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都没有变更过,所以台湾才可能既民主转型成功,又很好地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再反观毛时代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的毁灭性灾难,“最热爱毛主席的摩罗”,真的弄不清谁在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吗?!

 

当然,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传统的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不可能不伤及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那些内容。用我们当医生的行话来说,就是患者在接受药物或手术治疗时,在产生疗效的同时或继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和不必要的损伤。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要切除病变的兰尾和肿瘤时,你得先切开未患病的皮肤肌肉。用药也是的,任何药品都会有副作用,即使是做到了对症下药,也还会有副作用产生。我们当医生的责任,也只能是在确定手术和药物治疗方案时,尽量少-些不必要的损伤和副作用而已。如果因噎废食,畏首畏尾,听任疾病肆虐肌体,那还要医生何为?当然,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比起医生治病,要复杂多了,我也只是打个比方而已。

 

五,1958年元旦,四位新儒学大师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述,是比较理性客观公正的,也有待商榷之处。

 

这份宣言的产生,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大陆的国学热们。

 

宣言开宗明义写道1957年,唐君毅到美国访问,他在与张君劢谈及欧美学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及观点多有不当时,拟联名发表一份文件以纠正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偏见。后由张君劢致函在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征求意见,然后由唐君毅负责起草,寄给张君劢、牟宗三过目,二人未表示其他意见就签署了。当寄给徐复观时,徐作了两点修正,一是关于政治方面,徐复观认为要将中国文化精神中可以与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导出来,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观点很明确,发宣言就是要推动民主政治。

 

宣言文本很长,过去读过,这次重读,有一点新的感悟。宣言连前言共十二章,涉及问题很多,不可能--列举,但值得当下关注国学研究者认真一读。现就大家共同关注的若干问题,做一点摘录,并略做评述。

 

第七章、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

 

“然则中国文化、历史何以能如此长久?这不能如斯宾格勒之以中国文化自汉以后即停滞不进来作解说。因汉以后,中国文化并非停滞不进,若其真系停滞不进,即未有不归于死亡消灭者。”

 

中国文化一直在行进中,至于走过怎样曲折的路,可以讨论,但不是死文化。(斜体为简评,下同)“照我们的了解,则一民族之文化,为其精神生命之表现,而以学术思想为其核心。

 

与其说因中国文化偏重保守,致其生活皆习故蹈常,不须多耗气力,不如说中国之思想,自来即要求人不只把力气向外表现,而耗竭净尽,更要求人把气力向内收敛,以识取并培养生命力气的生生之原。”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内敛的,决定了它的闭塞与保守。这与绵延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农耕文明及宗法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位新儒家代表人物,坦承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治学谨严,和对待问题的理性与科学态度,值得敬重!

 

“周代的周公,即是深切认识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于周之无常,由是而对周之民族,特别谆谆诰诫,求如何延续其宗祀的。此即是求民族文化之“久”的思想,而周代亦竟为中国朝代中之最久者。此中不能说没有周公之反省诰诫之功。”

传统文化起源于周,肇始之日即与皇权密不可分。

 

“老子中有要人法“天地长久”及“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观念。易传、中庸、老子,皆成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一切最不能久的时代。而此时代正是久之哲学观念,在儒家道家思想中同时被提出的时代。可知求久先是中国古人之自觉的垮的思想中的事,而此后之汉唐宋等朝代之各能久至数百年,皆由其政治上文化上的措施,有各种如何求久的努力。而中国整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久,则由于中国人之各种求久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至于这些思想之以儒家形态而表现的,则儒家亦有要人把自然生命之力气加以内敛之一方面,其动机初是要成就人与人之间之礼。儒家承周之礼教,以温其如玉表示君子之德,”

 

儒学来源于周。儒家提倡的温良恭俭让,礼义仁智信,是与儒学共生的。

“在西方伦理学上谈道德,多谈道德规则,道德行为,道德之社会价值及宗教价值,但很少有人特别着重道德之彻底变化我们自然生命存在之气质,”

 

对东西方文化伦理上的差异,只谈了-点点。“至于孔子之宗周攘夷,及历代中国儒者之要讲夷夏之辨,固然是一事实。但此中亦有“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的思想。”

 

又谈了一点所谓夷夏之辨。不再重复清末民初时,遗老遗少们鼓噪的什么的以夏制夷,承认“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将面临变革的时代潮流。诸位新儒家们,既皆学术大家,又非食古不化者。有他们领衔,台湾的传统文化持久昌盛,决非偶然。

 

第八章,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

 

“这亦就是说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亦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中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但是其所以需要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乃所以使中国人在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体之外,兼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活动的主体。

 

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科学,及现代之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

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来即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

 

这几段应当是“文化宣言”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论述。那时诸位新儒家大师们,已认识到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亦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中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但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和西方科学和各种实用技术,所以中国未能真正现代工业化。

 

“我们须先承认中国古代之文化,分明是注重实用技术的,故传说中之圣王,都是器物的发明者。而儒家亦素有形上之道见于形下之器的思想,而重“正德”“利用”“厚生”。天文数学医学之智识,中国亦发达甚早。

 

“我们仍承认中国的文化,缺乏西方科学者,则以我们承认西方科学之根本精神,乃超实用技术动机之上者。西方科学精神,实导原于希腊人之为求知而求知。

 

“因而其理论科学不能继续发展。而实用术之知识,亦不能继续扩充。遂使中国人之以实用技术,利用厚生之活动,亦不能尽量伸展。中国人之缺此种科学精神,其根本上之症结所在,则中国思想之过过重道德的实践,恒使其不能暂保留对于客观世界之价值的判断,于是由此判断,即直接的过渡至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实际的实用活动,此即由“正德”直接过渡至“利用厚生”。而正德与利用厚生之间,少了一个理论科学知识之扩充。

 

由是而在明末之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遂同感到此道德主体只是向内收缩之毛病,而认识到此主体有向外通之必要。”

 

应该说诸位新儒家代表人物,也是能睁开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承认中国古代之文化,分明是注重实用技术的,儒家亦素有形上之道见于形下之器的思想。那么看重铜鼎玉石,秦砖汉瓦,古瓷古画。它们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呢?至今还在喋喋不休。而徐复观们早已看清西方科学之根本精神,乃超实用技术动机之上者。实导原于希腊人之为求知而求知。

 

重读“宣言”还让我们知道,早在明末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已感到此道德主体只是向内收缩之毛病,而认识到此主体有向外通之必要。可惜四百年后的今天,一些所谓新儒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还落后于前人。还在那里习故蹈常,自说自话。

 

“宣言”中又说到:“------遂只以求知此书籍文物,而对之作考证训诂之功为能事,终乃精神僵固于此文物书籍之中。内既失宋明儒对于道德主体之觉悟,外亦不能正德以利用厚生,遂产生中国文化精神之更大闭塞。”

 

对此宣言中也开出了药方:“中国人欲具备此西方理论科学精神,则却又须中国人之能暂收敛其实用的活动,与道德的目标,而此点则终未为明末以来之思想家所认清。”

 

这两段话大可商榷。宣言中既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闭塞的原因,也开出了疗治的药方。它说“内既失宋明儒对于道德主体之觉悟,”此言为何?我的理解,诸位大家们说到底,是不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三纲五常”本位上来,还是要依旧遵循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那明末思想家们未认清的道理,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们,认清了吗!现在的杜维明林毓生陈仲英刘述先王财贵汤一介、陈明、蒋庆们,认识清了吗?

 

它或许正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以胡适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们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与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维护者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上述诸位大师们,很多人都驾鹤西游了,好在皆后继有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已经延续一百多年了,看来还会持续争论下去。

 

争议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呢?简约点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绵延数千年帝制的关系。自由派说,中国传统文化主旋律,遵循的是“三纲五常”和“白虎通.三纲六纪”,为帝制服务的,因而是历史的糟粕,必须废弃。要国家强大,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奉行普适价值,走民主宪政的光明大道。而新儒家们究竟在维护什么,真有点说不清,牟宗三徐复观那一代人态度很明朗,58宣言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既要走民主建国的路,也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这些都是亮点,但在传统文化与帝制关系上,态度并不明朗,还可以在继续讨论中求同存异。第二代如杜维明余英时们,承继的基本上是徐复观牟宗三那一代人的衣钵,因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思想先进多了,作为自由派学人,各有成就,他们应该是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擎旗人。最看不清的是大陆当下的所谓振兴国学的鼓噪者们,既说不清他们的师承流派,找不出代表性的人物,也拿不出像样的学术成果,更不理解他们为何要振兴国学,难道振兴国学就是要对抗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的所谓普适价值,或曰西方文化价值观吗?其实头脑清楚一点的人都知道,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是千年追求文明进步得来的结果,是人类共有的,并不是谁的专利。

 

最后奉劝那些食古不化,乃至狂言要用所谓东方文化,实质就是“三纲六纪”那一套,去占领世界的无知无畏者们,不妨读几句马克思的话,或许能开-点窍。

马克思曾经幸灾乐祸地点评鸦片战争:“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的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全文完)

 

2015年2-3月初稿,2015年4月二稿

关键字: 茆家升l 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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