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网 】  时间: 4/29/2015              

闵良臣: 中国人还生活在恐惧时代

作者: 闵良臣 闵良臣

这个国家在六十多年中,总是让一部分中国人整日绷紧神经,紧张兮兮,而这部分人就是喜欢说真话者。“毕姥爷”出事后,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对准了告密者。此人如果存心告密,当然“罪在不赦”,但换种思考,像毕姥爷所谓“不雅视频”这种事,如果出现在法国乃至所有西方民主社会,还怕谁告密吗?还有告密的意义吗?所以说,告密者固然可恨,更可恨的是中国人仍生活在这样一个让你恐惧的时代:即你使私下幽默一句“伟大领袖”,一旦公开,仍属大逆不道,让你瞬间成为一个“罪人”。

毕福剑事件出来后,在网上“义愤填膺”喊打喊杀的一些毛粉跟帖不说,这些人当中就是有几个相比较而言所谓温柔一点的,把心中那份邪恶气做成文章,也直言不讳地认为,“毕福剑如果走在大街上被人认出,一定会挨揍”(还好,没有说会被打死)。这说明在毛粉心中,“伟大领袖”依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依然像文革中所歌所唱的那样,比他们的爹娘还亲。但凡有人对他们的偶像不敬,毛粉们就有可能成为法西斯暴徒,对其实行专政。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清:这就是中国当下国情。在中国,只要毛左的势力不式微,那么,中国的民主自由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毛左们可以借维护“开国领袖”或“共和国缔造者”名义,不顾一切。如果说“社会主义者”出自资本主义的话,那么,由社会主义生出的,一定是法西斯纳粹。
之所以造就了这么一种国情,除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还与1949年后的非民主统治有极大关系。非民主统治有一个特点,就是依靠谎言和洗脑。可这样做的结果,把整个民族给害了。这个民族一路走来,原本就已奴气十足,精神猥琐,说谎成性,自私自利,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而这六十多年特别是前三十年更无人道的统治,又加了一把火,让这个民族彻底不堪下去。像打右派,像文革运动,像越穷越光荣,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一切,都是摧毁天地良心,不仅在中国,就是在整个人类史上,也可说都是前无古人的,用国家高级文官将领刘亚洲的话说:“人民是鸡鸣狗盗之辈。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因此,到了今天,可以说,这个民族已让双重卑劣压得喘不过气来。
约三年前,还是温家宝时代,记得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忘记是因何种催化剂,让作为总理的温家宝大讲特讲“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现在又是几年过去,中国人是否生活得更加幸福不说,只说这“更有尊严”显然是打了水漂。你想啊,就连几个年轻女性公开反对性骚扰也能成为“寻衅滋事”被抓起来,天天生活在恐惧时代的人,怎么可能“更有尊严”呢?
去年秋天本人曾发表过一则短文,说的是六十五年,没能领导出一个懂秩序会排队的民族,而现在我要说,这一切,都缘于六十多年的统治,至今没有在这个国家真正实行民主自由。试想,如果真正实行了新闻、言论、出版自由,那些毛左们还会如此猖獗吗?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只要不违法,没有什么人敢于如此对待你。80多年前胡适在《〈人权论集〉序》中就说过一句极负盛名的话:“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为何敢于这么说,与他在美国留学接受美国现代思想有很大关系。既然上帝和孙中山都能批评,而况毛泽东乎?不然,就要问一句:我们到底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难道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批评自由,尤其是不能批评“开国领袖”的社会?
特别是一些毛左们的疯狂劲儿,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法国《查理周刊》的极端恐怖事件,一些毛左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思维能力,与那些极端恐怖分子又有何本质区别?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拿枪屠杀,一个只是要打人罢了。如果一些毛左们手里有枪,难道他们不会成为今天中国的恐怖分子?难道他们就不会朝那些对“开国领袖”有非议的中国人包括毕福剑下手?另外,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世界上一些地方也已经开展纪念活动。就人类史而言,人类最大的敌人,正是法西斯,甚至我们至今也还面临着法西斯的威胁,因此,我们的任务,依然包括反对法西斯,反对纳粹。
眼见新一轮“依法治国”的口号又喊有半年多了,可依法治国的真正意义,就是不分党内党外,更不分什么体制内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个中国人,只要生活在这片国土上,除了极少数政府特殊部门,在体制外能说的话,在体制内应该也能说。对普通国民可以幽默,对“开国领袖”也同样能幽默。既然普通人尚经得起幽默,偶像就更应该经得起。可毕福剑事件的发酵和走向,再一次表明,在我们这种国家,“依法治国”依然只是一句口号,至少在一些人那里,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家法”“家规”来代替“依法治国”。

 

关键字: 恐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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