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观察 】  时间: 6/23/2008              

韩寒评“大师”已经很客气了

作者: 刘晓波 刘晓波

韩寒和陈丹青的对话,论及中国现代作家,韩寒说:“茅盾、老舍文笔很差”,“冰心的完全没法看。”后来,韩寒承认提老舍是口误,他想说的是陈丹青提到的巴金。

就这么几句大实话,居然惹怒了众多国人,加上媒体的炒作,变成了“韩寒再次语出惊人,炮轰众多文学大师!”接踵而来的是上纲上线的炮轰韩寒。

严肃点儿的评论,指责韩寒“侮辱大师,颠覆大师,向大师泼污水。”但这些人却说不出“文笔很差”的评价错在哪儿,也说不出这几位大师的文笔好在哪儿。

国人爱作诛心之论,自古皆然,当代尤甚。指责韩寒,也必定要用上,无非是“名利”二字。他们说:韩寒一贯标榜“特立独行”,经常“语出惊人”,实际上是自我炒作。他这次“站在文学大师的肩膀上撒泼,当然可以赚足眼球,甚至也完全可以赚来银子”。

自从网评在中国风靡以来,其醒目的特点之一,便是文革式叫骂的泛滥。这半年来遭到这种叫骂的人,就有达赖喇嘛、CNN、家乐福、王石、莎朗•斯通、范跑跑等,现在炮轰韩寒,自然也少不了骂街:“泼妇”、“无赖”、“小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力。”

我不知道骂韩寒的人所据何在,但就我个人读过的中国当代作家而言,韩寒应该是极少数具有独立眼光的青年作家,不但写小说、赛车,还经常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我喜欢读他的时政短评,诚实地说出常识,智慧地运用文字,直白、朴素、幽默、辛辣,既轻松又过瘾。在他的时政短评中,我找不到故作惊人之语。

众所周知,年少成名的韩寒,是知名度极高的80后作家,其博客的点击高达一亿五千四百万,中国个人博客点击率排名第二。这么高的知名度,如此多的粉丝,有必要靠“语出惊人”来自我炒作吗?再说了,如果从审美或文学批评的角度看,韩寒对巴、茅、冰的评价,也绝非特立独行的“语出惊人”,持这种看法的批评家,大有人在。

在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之中,能够说巴、茅、冰“文笔优秀”的人,恐怕不多。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更不可能把三位称为“巨匠”。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李辉先生说:“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也没见过谁给予这三位以很高的审美评价。比如,文化批评家张闳先生和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先生,也认为这三位徒有“文学大师”之名,作家朱文的评价更低:“巴金一钱不值。”比韩寒还韩寒!

我这代读过中国大学中文系的人,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必修课,都知道“现代文坛六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六人几乎占据了整部现代文学史,但这样的文学成就排序是政治性的,源于中共的钦定史学和统战策略。回归文学本身的审美评价,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是“政治图解”,只不过比“延安作家”图解得稍微高明点;冰心的早期“问题小说”大都是观念先行的产物,她最有名的《寄小读者》乃现代文学中肤浅抒情的代表,读不下去,很正常。三人中被捧得最高的巴金,也仅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如果放开眼光,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入整个世界现代文学中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根本没有“文学巨匠”。仅就汉语文学圈来说,中国现代作家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巴金远不如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正如韩寒“文笔很差”的评价,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他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代表作《家》还算差强人意,其他长篇大都写得很烂,拖沓、臃肿、矫情,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即便是《家》的差强人意,也绝非文学语言上的贡献,而是时代潮流使然。《家》是“青春骚动”的粗糙抒发,迎合了当时新青年的反叛情绪,但表达无克制,文字无美感,只能作为特定时代的社会学文本,但无法作为传之久远的文学经典,也就无法给后人以审美的滋养。

所以,在文学独创性及其传承的意义上,巴金很难为后人提供创作的借鉴。后毛时代成名的中国作家在谈及自己的文学传承时,更多提到是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至于中国现代作家,经常被提起的是鲁迅、老舍、沈从文,却很少有人提到巴、茅、冰的影响。但在权力至高无上和政治需要优先的当代中国,作家的成就和名声由权杖来钦定,只要党国需要,平庸的作家就会变成文学巨匠。当权力造就“名家”变成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之后,价值畸形和审美混乱也就成为必然,致使国人对精神产品的低下识别力延续至今。以至于,在巴金去世时的谄媚高潮中,有文人帮助党国排出了革命文坛的各代旗手:现代旗手是鲁迅,毛时代的旗手是郭沫若,后毛时代的旗手是巴金。

六四以来,由于巴金的沉默让官权满意,他便被官权选为文坛“造神运动”的主角。进入新世纪以来,久病的巴金逐渐变成了说不出话、认不清人、手不能动、足不能抬、食不能进、排泄失禁的植物人,但植物人照样被缺席选为中国政协副主席。巴金过百岁生日时,党国赐以最高规格的隆重纪念和“人民作家”的最高荣誉,党国总理温家宝前往病榻前祝贺,北京、上海和成都三地同时举行庆祝活动,各地作协派人专程前往上海祝贺。

2005年巴金辞世,党国要员和一大批文化名流高调称颂巴金,使文坛“造神”达到高潮。可怜的是,巴金提倡“说真话”,但总是在党国划定的范围内说真话,而绝不说过线的真话。比如,他只在被当局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上讲真话,但在八十年代“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他并没有讲真话;六四后的恐怖政治造成万马齐喑,是最需要说真话的时刻,也是巴金这样的名流最该说真话的时刻,但巴金却选择了“沉默是金”,直到他去世,整整沉默了十六年!

恶心的是,文坛名流们参与“造神”,但他们并不打算响应“神”的召唤。他们纷纷赞美巴金的“说真话”和“自我忏悔”的精神,王蒙等文人更给巴金戴上“一面旗帜”和“世纪良知”的高帽,但他们并不打算用“说真话”和“忏悔”的行动来继承巴金的遗志。比如,余秋雨称:巴金“说真话”的遗训“最重要”,是“这个世纪箴言”;舒乙说:“《随想录》是个纪念碑。”然而,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演,舒乙对自己在文革中批判亲爹老舍的大义灭亲之举,至今都毫无忏悔之意,更谈不上说真话了,居然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所以,对巴金的无限拔高的悼念,不过是又一次犬儒大表演。

最近,就在社会各界纷纷问责大地震凸显的中小学豆腐渣工程之时,余秋雨倒是敢为党国顶雷,说出了轰动一时的“真话”《含泪劝告请愿家长》。但他的含泪之劝,是在说党国想说而未敢说之言,与其说是感同身受的劝说,不如说是居高临下的指责;与其说是体恤灾民的动容,不如说是文化戏子的“鳄鱼泪”,其底色不过是奴才式的聪明。

针对巴金去世时中国文坛的犬儒大表演,我的曾写过《巴金:一面下垂的白旗》,不妨在这里自我重复一下:以自然生命而论,在党国钦定的六大文坛“巨匠”中,巴金乃最长寿者。他在党国的精心护理下,活成中国文坛上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1936年)的鲁迅,他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他幸运地没有赶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必在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中挣扎,也不必没完没了地写自我羞辱的检查,更不可能遭遇文革式的羞辱。尽管,鲁迅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变成残酷斗争中的打人棍子,但鲁迅的亡灵不该为毛泽东的罪恶负责。

其他的五人,郭沫若从“流氓加才子”堕落成最无耻的文人,茅盾由小资加左倾活成圆滑平庸的文坛不倒翁,曹禺由戏剧天才变成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为京味小说大师,先是被奉为“人民作家”,继而在党国无义和妻儿无情的夹攻之下,变成了太平湖里的鱼食;最长寿、也享受了最多官方优惠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准植物人。

在此意义上,韩寒仅从审美上说出“文笔很差”的评价,已经是很客气的态度了。

2008年6月22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8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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