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15/2015              

沈良庆:义士杜延林印象记

作者: 沈良庆 沈良庆

杜延林在推特发表的自拍照。(2015年6月4日于天安门广场附近)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不/我不要再等待/我要和勇气/一起上路/带着我的笔/书籍/和可以推翻/那堵墙的手臂
 
我要回到广场/去拆除那座/停放僵尸的/坟茔/摘下那/魔鬼的画像/我要重新种植/鲜花 喷泉/和鸽哨/以及自由之树
 
我要/让绿色的/理想/重新占领大地/我要/让蔚蓝的/梦/在天空飞翔
 
……
 
不/我不要再等待/我要上路/带着那夜/兄弟你临终的/眼神和/永远不会过期的/期待
 
————摘自杜延林《“六四”屠杀二十六周年祭》
 
 
六四前夕,从推上看到这首慷慨悲凉的诗,我意识到他第二天可能要做点什么,却什么也不能说,只能默默转推这首蘸着血和泪的文字。作为朋友,我当然不希望他被捕,也不能劝阻他行义人之举,践豪侠之行。何况对异议者来讲,大监狱与严管队的区别也未必很大。
曾经代理艾未未和发课公司税案的北平税务师杜延林,颇有古烈士遗风,是个慷慨激昂、豪侠仗义、嫉恶如仇之人。平日待人接物和推上交流,也是快人快语,言辞犀利,往往得理(或者自以为得理)不让人,经常跟一些价值观有所不同,甚至大同小异的网友闹得不愉快,爆粗口、相互拉黑的事时有发生。我虽然也很固执,不时还劝劝他。
其实稍早已有端倪。5月下旬,我获释恢复上网后,聊到庆丰帝最近疯狂抓捕屠夫等人,他又慷慨激昂一番,我开玩笑说:“看来你要提前安排好后事”。他信以为真,说马上就召集分散在帝都的女票(友)和儿子开个家庭会议安排后事。没想到一语成谶。不过幸亏有这句破嘴话,他被刑拘后,女友和儿子才能妥善应对。
 
6月4日上午,北平雨。为了践行回到广场的诺言,杜延林撑伞来到天安门广场散步、静坐、向毛泽东纪念堂竖中指,并用手机拍照推特直播。我在推上看到这些,除了转发几幅照片,只对他说了两个多余的字:“保重”。他回复说:希望警察中午能请他吃饭。午睡醒来,看到刘沙沙说杜延林从推上消失,询问可有人知道情况。我赶忙拨打他的手机,无人应答,就发了条短信:“刚才打你手机无人接听,中午留饭了?没事请短信告知。”没有回复,显然已经身不由己。后来确认当天中午他在广场直播时,被现场抓获并以莫须有的涉嫌寻衅滋事抄家、刑拘,羁押在位于北平市昌平区七里渠乡豆各庄村645号的东城分局看守所。
 
当晚,通过网友发布的手机截屏获得杜延林女友刘艳君手机号码,遂发短信询问情况。她说(警察)抄家刚结束,尚不知涉嫌什么罪名,甚至连办案单位、人关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告诉她不要着急,可以先找案发所在地警方等可能的办案单位和羁押场所查询,并说大家都很关心老杜,请她及时告知查询结果和案件进展情况,以便及时向网友和媒体通报,争取舆论支持并展开救援行动。
 
嗣后,我在推特、脸书、G+等社交网站不断发布消息、转发声援帖子并联系媒体报道,很多网友和媒体都以为我是对他非常了解的老朋友,希望我提供更多个人信息和背景介绍。由于外界对杜延林了解有限,远在大洋彼岸的六四学生领袖周锋锁见我如此关注,希望我能把他以前的事迹整理出来;曾在CNN工作,被环球时报蔑称为布鲁克林家庭主妇的大屠杀幸存者唐路,表示愿意把它翻译成英文:“向全世界宣传杜延林的英勇事迹。我们很需要把您们这批在国内的勇士们的事迹整理出来,并翻译成英文,让全球民众及政客、商人们知道:中共是最大的恐怖组织,但中国境内有越来越壮大的抵抗力量。”
 
朋友的厚望让我惶恐不安,只能如实相告:我们相见恨晚,虽然思想、情感高度契合,但对他的个人历史知之甚少,连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先生找我要的那份杜延林概况介绍,也是请他女友帮忙撰写的,恐怕难孚众望,但也确实想为这位一见如故旋即轮流入狱的朋友写篇印象性文字。没想到因为懒惰,拖沓至今才了结此事。
 
 
我是电脑盲,2002年唐元隽偷渡台湾前来合肥,特地帮我修好二手电脑,手把手教我如何开机、拨号上网发电子邮件。10年装宽带后才正式上网,此前一直拿电脑当打字机用,再到网吧用电子邮件发稿,顺便用自带翻墙软件上外网看看中文电子媒体。朋友帮忙在国内网站开过几个博客,或被禁,或因为言论审查感觉无趣,也就不上了。10年春末李海请我去北平访友,在他家见到莫之许和王金波。李海介绍莫之许是“意见领袖”,我一脸茫然。王金波就对我启蒙:现在是网络时代,交往方式已经从找同志发展到找群众,你连社交媒体都不上,太落伍了。莫之许跟我们闲聊时,还用笔记本电脑上网发表高论。两位言传身教,向我施展互联网魅力。回合肥后,因为参加盛雪发起的一个网上签名,稀里糊涂注册登录了脸书,首次闯入有趣也很耗时的网络世界。2013年5月注册推特,因为翻墙不易,内存不足,很难登录。直到年底重装电脑才正式使用。通过推特跟杜延林互相关注更晚。从网上发言看,感觉他是个崇尚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论者,热衷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喜欢读书、思考和写作,性格耿直,凡事喜欢较真。
 
4月上旬,跟他在推上聊到某个话题时,我无意中提到新左派当家花旦甘阳竭力鼓吹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尽管双方对新左派看法一致,对施特劳斯的看法却有分歧。我对这位反自由主义学者评价很负面,他却认为是甘阳扭曲了施特劳斯。这让我感到很好奇。中国新左派为了替极权国家站台,跟鼓吹市场化新极权的中国特色右派一样,在利用西方思想分别为尺蠖的两端张目时,难免要扭曲,但是扭曲的方法和程度各不相同。右派对哈耶克等人的扭曲,是把社会主义之敌变成新极权之友;甘阳对施特劳斯等人的扭曲则是夸大他们在西方思想界和政治实践中的影响,并不是把自由主义者扭曲成专制主义者。至于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对拍拉图包括两种写作手法(“隐晦写作”与“俗白写作”)在内的带有后现代叙事色彩再描述,则是更大胆的扭曲。我感到好奇,是因为尽管新左派把施特劳斯捧上天,学界之外知道的并不多。俗话说物以类聚,这让我对杜延林多了一份亲切感。
 
推上只能点到为止,无法深入辩证。他提出见面交流,我顺口说了句欢迎来玩。没想到他很快私信告知:已经让女友预订4月30日晚北平至合肥高铁车票。这种率真由性既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又很高兴。尽管如此,曾经从事司法工作和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经历,还是让我对线下接触很谨慎,立即打开Skype询问李海是否认识他,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心。
4月17日上午,高瑜泄密案在北平第三中级法院初审宣判。因为是党国的政治中枢,北平警方一向重拳出击,严防死守。加上高瑜本身工作性质和接触对象,尽管该案影响很大,开庭时除了大批警察和外媒记者,只有十几个无所顾忌的访民。从推上看到杜延林在围观时被蜂拥而上的警察抓走消息和现场照片,才知道他不仅在线上鼓吹自由民主理念,线下也不安分。外界对杜延林知之甚少。除了这次被刑拘后,我应自由亚洲电台乔龙要求,请他女友帮忙提供一份个人简历和概况介绍供媒体报道使用并通过《参与》网站发布,人们并不知道这位山东汉子不仅有过波澜壮阔人生经历,还有很多豪侠仗义之举。通过刘艳君介绍和网友补充,我才知道他在北平还是围观发烧友:2011年8月12日,在温榆河法庭声援被判刑的维权人士王荔蕻;2012年5月3日,在朝阳医院声援逃进美国大使馆的维权人士陈光诚;2013年,围观许志永新公民运动案开庭时被警察强行架走。借用福柯《规训与惩罚》独特的从罪犯到过失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犯罪动机,特指有犯罪倾向的习惯性犯罪者)、惯犯和累犯描述,极权国家及其监狱体制已经把这位自由至上论者从难免有寻衅滋事嫌疑的罪犯,塑造成习惯于寻衅滋事的过失犯、惯犯和累犯。
 
无论如何,这次声援高瑜义举,让我对即将到来的会面多了一份期待。我特地提前赶到尹春博士家,告诉他北平网友杜延林要来合肥务虚,此人理论修养不错,让他届时把自己写的《自然系统的一般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送一本给杜延林。俗话说敝帚自珍,尹春很看重这本以阴阳对理论(跟道家阴阳学说不相干)作为认识论工具,在存在与相互作用同一性的本体论基础上用系统理论方法描述客观世界整体性、历时性纵向演化基本规律的自然哲学和系统理论著作,认为这套系统理论不仅能够用于分析物理系统,对生命系统、意识系统和社会系统也同样适用,非常热衷于向朋友推销这本书,希望能引起重视和展开讨论。遗憾的是这本书专业性太强,涉及到本体论、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等哲学和科学知识,并不适合一般读者,难免所托非人。按照我的悲观估计,认真读完这本书的人不会太多,能够理解并与之切磋的更是微乎其微。
 
4月30日子夜时分,尹春陪我从合肥火车站把杜延林接到寒舍。我俩一见如故,坐在阳台上清茶一杯,海阔天空,一直聊到凌晨4点半。谈话内容主要是跟自由主义有关的抽象理论问题。我们谈到了从西方传入的政治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不仅被体制内外辩护士扭曲成市场新极权的经济自由主义,沦为改革巫术;历史上辉格党人积极进取甚至是战斗性的自由主义,也被理中客和无敌论者扭曲成矫揉造作的呻吟;谈到了西方语境下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在中国语境下竟被扭曲成市场新极权既没有自由也罔顾平等的党权垄断、官商勾结、带有极右翼法西斯主义色彩的寡头主义。譬如美国语境下代表右翼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诺齐克与代表左翼自由主义的罗尔斯两个正义论之争,理论上固然难免带有乌托邦色彩,实践中无非就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或者说福利多一点问题。罗尔斯试图调和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诉求的自由优先、兼顾平等的正义两原则,本身就体现了这种内在张力:在自由优先前提下,通过差别原则适当照顾在竞争中失败的弱者。作为自由至上论者,若要坚持逻辑一贯性,当然可以也应该像诺齐克那样质疑:自由优先之下,平等如何可能?反对包括福利国家在内的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但政治博弈不是学术和逻辑答辩,代议制民主条件下,左右两派完全可以在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的基础上,通过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通道实现共存共荣。这恰恰是自由国家和多元社会带给人们的好处。借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对其知识论核心概念“差异”(Differenzen)的描述,就是差异带来信息,信息制造“惊讶”。自由国家通过不同利益、情感和价值观博弈,为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政治生活新经验。按照我自己对逻辑和真理问题的理解:逻辑的尽头是虚无;真理与悖论共存。
 
杜延林很关心自由主义在反抗极权专制和民主转型后的建设性地位和作用,希望能够在条件成熟时组建一个类似圣殿山学社那样的学术性社团,联络同仁学习、研讨、传播和捍卫自由思想和价值观。我当然乐观其成。
 
头晚失眠,虽然聊得兴致勃勃,我的眼皮却开始打架。看我眼珠发红,他才结束谈话。可能因为太兴奋,我躺在沙发上无法入眠,破天荒一大早下楼遛狗。
 
杜延林起床后,继续提出各种问题跟我讨论。做午饭时,我不得不找出早年在国内发表的一些学术随笔堵住他的嘴。
 
下午陪他拜访尹春。两家相距约三站路,步行时间足够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简要介绍尹春那套系统理论。在尹春家,面对送给他的那本书,杜延林在单刀直入询问了该书前提预设、逻辑推导过程和结论后,以其一贯的直言不讳风格提出各种问题。接连两晚没睡,谈的又是这种学术性话题,我感到疲惫不堪,大多时间干脆闭上眼睛边休息边听。尹春释疑解惑时,我偶尔睁开眼睛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一些假说,甚至用奥地利学派(动态)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模型的差异,对存在与相互作用同一性纵向演化假说进行解释。杜延林立马指出我们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区别:我们学理科的习惯逻辑思维,你们学文科的喜欢用发散式思维看问题,先形成一个观点,再寻找各种有利证据加以证明。我承认自己那些学术随笔的论述方式可能反映了不同学科背景存在的这种区别,借用胡适之的说法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吧。现在回头细思:作为发散式思维逻辑前件的“观点”从何而来?作为客观存在或者说对象世界的观察者,人们难免会站在特定立场看问题,因此获得的经验注定是分殊化的不完备经验。借用怀特海在《思维方式》中的说法就是基于某种“重要性”意识认识事物,否则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杂多”。观察者也是存在的一部分,能够看到的“整体”注定只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获得的认知注定只是不完备的主观真理(意见),需要通过意见市场的自由交流(哈贝马斯所谓“主体间性”),才能形成形成逐渐接近完备的社会化客观真理;需要通过卢曼所谓“二阶观察”(对观察者的观察)获取新的信息和“惊讶”。按照尹春《自然系统的一般原理》对个体意识系统两种信息(自知的显性信息和非自知的隐性信息)的划分,这种有待证明的观点或许是来自妾身不分明因而不可以交流的隐性信息(联系联想对象和被联想对象这两种显性信息的信息拓扑网络),只有通过论证才能转化成可以在个体意识系统之间进行交流(卢曼的说法是“沟通”)的显性信息,丰富人类经验(制造“惊讶”)。
 
谈话结束时,杜延林注意到书中有些计算机模拟运行的逻辑图。尹春说自己是化工专业出身,系统建模复杂的数学过程并非所长,只能浅尝辄止,希望将来有人帮忙完成这项工作。杜延林说他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儿子数学基础非常好,曾经得过奥林匹克竞赛奖,回去后可以让儿子帮忙为该书计算机模拟系统建模。
 
杜延林在我家住了四天。朝夕相处,两个喜欢为无用之学的无用之人,谈的基本上都是上述无用的话题,他又好辩且善辩,当然不会感到轻松。偶尔我也会向他介绍一些从事人权民主运动以来经历的人事和观感,他向我介绍了代理艾未未和发课税案情况,澄清一些误解。我不仅对当局罗织刑事罪名打压异议和维权人士,乘机勒索赎金的国家犯罪行为深恶痛绝,原则上也不赞成用缴纳赎金方式赎回人质。对我来讲拒缴赎金不仅是原则问题,也是对稀缺资源的珍惜。杜延林跟我谈起发课税案时,我表达了对公盟税案中许志永积极补缴所谓税款,获释后表示以后要更温和、低调的不满。他从税务师专业角度向我解释了两者的区别:公盟税案是补缴税金换取放人;发课税案补缴税金则是为了跟税务局打官司,通过诉讼过程表达异议,揭露当局罗织罪名打压异议的行为艺术。按照税法规定,当事人对税务争议提起诉讼,必须先缴纳与争议标的等额的保证金,才能获得诉权。至于借款筹集这笔钱,不用他解释,我也知道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为艺术。
 
临走那天,他掏出2000元钱给我。我不大习惯接受朋友帮助,推辞说虽然无法工作,毕竟还有一份低保,加上家里接济一点,偶尔写稿赚点稿酬,尚能应付基本生活需要,让他留着接济其他更需要帮助的朋友。他说受迫害无法工作的朋友很多,他毕竟还有专业技能,儿子薪资也不低,无需负担,经济上比这些朋友宽裕些,经常会给他们一点帮助,有些朋友也会找他借钱。碰到不愿意接受的,他会说这点钱你先拿着,算是借我的,等你将来有条件,再拿它帮助别人,就算还我了。说到这个地步,当然不能再拒绝。
屠夫(吴淦)有段时间做快递生意,借了杜延林一笔钱,亏本后无力偿还。被锋锐律师事务所聘为行政助理后有了固定收入,提出按月拿出部分薪资还债。杜延林说:你刚来北平手头不宽裕,等有钱再还吧。屠夫被刑拘后,他在推上宣布免除这笔债务,并说到这些事,证明屠夫为人讲信用且缺乏财货,回应了一些人或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对其利用公义募捐敛财的指控。杜延林获释当天,维权人士邓传斌在推上说:“这些年断断续续向杜延林借了不少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还得清他的债了。”凡此种种,说明杜延林不仅是行动中的自由至上论者,还是仗义疏财之人。
 
杜延林走后,我从紧张的思想碰撞回归无所事事的慵懒生活。没想到翌晚就被警方借口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煽动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恨抛入时间奇点处,在虚无中彻底轻松了。期间,他和尹春还帮忙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我被抛回生活世界后,他又在6月4日被刑拘。
 
极权国家当然需要利用法律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它跟法治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法律,而是适用什么法律,如何适用法律。极权国家治人之法不仅需要义务本位,方便灵活,更要任意妄为,党的政策、长官意志永远大于法律,需要时,法律就是挡箭牌;不需要时,法律就不是挡箭牌。法律不过是乾纲独断的方便工具。早年流氓罪和当下寻衅滋事罪,都是方便打压的口袋罪。1980年代,法律界有个说法:流氓罪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边装。为了装潢门面,回避政治迫害的指控,当局往往把政治案件刑事化,流氓罪、非法经营罪、偷税漏税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都是很好的借口。这两年寻衅滋事很流行,去年10月份我和尹春就因为声援占中,分别涉嫌寻衅滋事传唤、抄家和刑事立案。这次杜延林又被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直到7月5日羁押期满取保候审。
 
刑拘也好,取保也罢,都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手段,前提都是有犯罪嫌疑。尽管如此,回归大监狱总比留在严管队好一点,对这位在私人生活领域也坚持逻辑一贯性的自由主义者尤其如此。既然他跟戴晴那位花帅养父一样对女性抱有不倦热情,作为朋友,我当然希望他能够早日从时间奇点处的无边黑暗中走出来,回家接受小女友春风化雨的管教。
 
 
杜延林,男,出生于1963年7月,现年52岁,山东省东营市人,大学文化,现居住在北平市东城区,中鼎永合税务师事务所所长。1985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先后在东营师范学校和财经学校任教。1989年全国性学潮期间,时任财经学校教师的杜延林参与并领导当地学潮,代表学生与当地政府谈判,逼迫政府答应学生三项要求后,成功组织撤离。六四大屠杀发生后,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清洗,杜延林虽然侥幸没有被逮捕判刑,还是被当地公安局定性为组织、发动并领导东营市动乱,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在中国,只要因为政治原因被警方立案盯上,无论是国家安全机关,还是公安机关内设政治保卫部门(10年前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新刑法把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需要,更名为国家安全保卫部门,简称国保),警方内部就永远不会撤案。这意味着你被打入另册,终身都是老大哥关注对象,甚至连你的亲朋好友都会受到关注。从此以后,你就生活在边沁所谓圆景敞视式监狱中,成为共和国卫士监控、规训与惩罚的对象。尽管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人,关注的形式、方法、手段和程度有所不同。具体如何处置,取决于老大哥的政治需要和自己的表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大哥在关注着你”(《 一九八四》)。
 
杜延林当然也不例外。他曾参加中国财经大学全国首批中英合作招收的以培养国际公认的精算师为目标的保险精算师专业研究生考试,取得前十名好成绩,却因为政治审核不过关,无缘新极权中国第一批精算师团队。这一批应录取10人,杜延林未获通过,只能录取9人。
 
他曾参加中国财经大学全国首批中英合作招收的以培养国际公认的精算师为目标的保险精算师专业研究生考试,取得前十名好成绩。
 
为了摆脱困境,谋求相对宽松的发展前景,他在人到中年后加入北漂族,成为浪迹北平的注册税务师和注册会计师,通过帮助服务对象处理税务咨询、涉税鉴证、涉税代理等专业问题解决生计。
 
对杜延林来讲,专业技能和工作仅仅是服务社会的谋生手段,并非生活目的。他更喜欢读书、思考、写作和交友,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希望能为中国民主转型略尽绵薄。他曾接受艾未未委托担任发课税案代理税务师;声援被判刑的维权人士王荔蕻和逃进美国大使馆的维权人士陈光诚;围观许志永新公民运动案开庭和独立媒体人高瑜案宣判,多次被警察从围观现场强行带走。著有《围观历险记》、发课税案相关文章等文稿。
 
屈子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杜延林之谓欤?
关键字: 杜延林
文章点击数: 4919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