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权双周刊 】  时间: 7/24/2015              

廖亦武:活佛在虚构中死去

作者: 廖亦武 廖亦武

阿安扎西活佛在虚构中死去了。
 
据西方媒体报道,出家前俗名阿安扎西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于成都的“川东监狱”。成都位于“川西平原”,我是地道成都人,我晓得成都不会有“川东监狱”。况且我是阿安扎西活佛的先后狱友,1992年冬天,我从重庆嘉陵江南岸的弹子石监狱,乘囚车颠簸三百多公里,才抵达这儿;十余年后,才轮到活佛进去。川东监狱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大竹县,正式名称叫“四川省第三监狱”,对外代号叫“101信箱”。197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钦点囚徒胡风,就在这儿疯掉,据说文革中,他耐不住饥饿,偷吃刷墙报的稀浆糊,而被同监犯人揍昏过去,醒来时,竟独自站在雨中,望着天上说:“毛主席,我没反对你呀。”而同一时期,毛泽东接见过的十来位四川造反派组织头头,因顽固拥戴毛泽东的老婆,也被一网打尽。我入狱时,他们中还剩最后一位没出狱,我与众犯闲扯1989天安门大屠杀时,这家伙竟拍掌称快:“好好好,邓小平这次,总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书归正传。西方新闻中虚构了一个位于川西的、成都的“川东监狱”。成都与川东监狱的距离,至少800公里;而阿安扎西活佛的家乡,西藏康区的理塘县——海拔四千米左右,为全球位置最高的县城——与川东监狱的距离,至少1600公里——这种漫长而凶残的距离,令活佛之死,在他出发的那一刻,就已注定。就如前苏联斯大林时代,众多家住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囚徒,被判定流放西伯利亚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抛尸长年冰封的异乡。20世纪伟大的俄语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就冻死在距离家乡万里之遥的远东海参崴集中营,靠近中国的黑龙江。
 
已遗忘多年,或者,已多年不提这段往事了,活佛之死却猛然激活濒死的记忆。首先闪入脑海的,是“天府广场爆炸案”,2002年4月,成都所有的报纸、电视、广播,都连篇累牍地渲染。有一天,《成都商报》美编老汪约我在天府广场左侧喝茶,挺随意地指点着中心位置的毛泽东塑像底座,说爆炸案就发生在那个地方。我说:手榴弹吗?老汪说:自制炸药。我说:这个康区文盲牧民洛让邓珠挺勇敢啊!老汪说那炸药威力,相当于几个爆竹吧,有几个瞻仰领袖的受惊游客擦破了皮,医学鉴定为轻微伤。当时凶犯撒了几大把藏独传单,趁乱跑掉,十几个小时之后抓到了,连夜审讯,供出不仅密藏大量枪支弹药,还密谋在成都、理塘、康定制造连环爆炸案。我顿脚惊呼:这不是一恐怖集团么?老汪乜我一眼说:就两人,一主谋一真凶。你不看新闻?我们报社天天开会,通过马拉松一般的学习讨论,大伙儿都充分(也必须)认识到,这是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步骤之一。我说:没搞错吧?老汪说:省委书记周永康亲自牵头,还亲自视察作案现场,咋会错?据真凶洛让邓珠招供,他受老家雅江县奥托寺阿安扎西活佛的遥控指挥,而阿安扎西活佛——不,藏区所有的反动活佛,都受印度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遥控指挥。我说:相隔好几百公里,怎么个遥控法?老汪说:洛让邓珠的经费和炸药均由活佛提供,出发前,两人围着地图预谋,红笔勾勒爆炸地点,而后就电话联络;而达赖喇嘛又和阿安扎西电话联络。我忍不住大笑:不愧文人嘛,超一流的虚构小说。老汪却一脸严肃:一点没虚构,这是我们报社全体员工刻苦学习中央文件达成的共识。
 
春去夏至,秋尽冬来,大约厚毛衣上身时节,洛让邓珠被判死刑,阿安扎西被判死缓,罪名是爆炸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洛让邓珠不服,但不上诉,并在法庭上高呼“阿安扎西活佛万岁”,此后还设法从牢房带出翻供的录音,而阿安扎西活佛决定上诉。
 
隆冬至,成都盆地雨夹雪。我父亲逝世不久,北京好友王力雄来访,行踪诡秘。我心领神会,将他安插在武侯祠附近的四川省农业厅宿舍,神鬼不觉。后来知道,王力雄在四处奔走呼号,为他的藏族妻子唯色所崇敬的活佛寻求“司法公正”。他起草了致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四川省法院的《关于阿安扎西、洛让邓珠死刑案的建议书》,内中指出:“阿安扎西八十年代在印度被认证为阿登彭措活佛的转世,法名为丹增德勒,在康区南部的藏族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也是海外藏人十分关注的人士。目前,当地群众和海外各界对案件的判决提出的疑问有:一是爆炸恐怖活动与佛教的不杀生原则和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相悖,不应该是热心公益、善名远播的一位藏传佛教活佛所为;二是阿安扎西被捕前与当地政府、警方有过数次矛盾纠葛,两次出走,导致当地群众上万人联名派代表到北京告状;三是在法院审理之前,甘孜州已经开展‘揭批阿安扎西为首的犯罪团伙’运动,有先定罪后审判之嫌;四是如果说阿安扎西是首犯,洛让邓珠受其指使,对洛让邓珠的量刑更重不合法理。
 
“我们认为,产生猜疑的根由主要是审判过程的不透明,人们无法听到当事人为自己所做的辩护,也无法对案情进行追问和独立调查。这种黑箱运作是我国司法获得社会公信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个具体案件,除了需要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宪法、履行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以外,还涉及到在我国特殊敏感的民族问题和已成为国际关注焦点的西藏问题。如果一个受到当地藏族百姓广泛爱戴的僧侣被不透明的审判判刑,即使他真的有罪,也会被说成是汉政府对藏民族的迫害,埋下未来导致民族冲突的隐患,成为国际指责的把柄,也为正在恢复中的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增添干扰。
 
“尤其是,此案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人命关天,一旦洛让邓珠被执行死刑,就无法再使其复活。同时,所有那些未得到澄清的猜疑也会随死人不能说话而变成永远的猜疑,给汉藏关系加上一笔无法偿付的新债。
 
“因此,保证上诉审理过程的透明、公正是至关重要的——是消除各方对此案的猜疑,避免此案伤及汉藏民族关系的最后一个机会。为此我们建议,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上诉审理的过程中,除了严格遵循法律,充分保证被审判者的权利以外,还应该针对此案的特殊情况,采取以下三点措施:
 
“1、 由我们作为独立民间人士,为阿安扎西和洛让邓珠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辩护律师;2、 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3、 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
 
二十四名汉族知识分子在这份公开发表的文件上签名,包括刘晓波、浦志强、冉云飞、徐晓和我。三天后的黎明,6点多钟,我家电话铃凄厉地响起,足足响了五分钟!我从被窝内弹起,冲出卧室,才察觉赤条条的,又退回来穿裤子。接着擂门声响起了,与电话铃交迭震荡,我从猫眼窥见被放大的拳头和脑袋,拉开门,八个警察如怒潮,汹涌席卷进来。
 
接着是掘地三尺的搜查,抱走了计算机、书信和许多禁书。我还被勒令立正脱帽,如狱中囚徒一般拍照,并在《搜查证》和《传唤证》上签字。当然,王力雄起草的《建议书》是主要罪证。我被挟持至几公里远的抚琴路派出所,围绕“企图替阿安扎西翻案的违法活动”,被审讯至次日傍晚,方精疲力竭回到翻天覆地的家。致电王力雄,他十分生气:“起诉他们!”
 
我问:“事已至此,你还继续吗?”
 
他说:“当然继续!张思之已答应做活佛的辩护律师。手续已办妥,经过与四川省高院和甘孜州地方多次交涉,行程也定了。”
 
我内心一热,当时七十多岁的张思之是中国司法界元老,曾经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案的辩护律师,有他出面,或许能扭转乾坤?
 
后来张思之在海外发表了受理此案的《被阻始末》。他受被告阿安扎西叔父的书面委托,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核,辩护人资格确认无疑,方才携助手分析案情,列出八项重大疑点。接着与四川省高院二审法官热线联络,敲定了去成都调阅案卷的日期,以及探见关押在甘孜州看守所的阿安扎西的日期。12月30日上午,已整装待发的张思之,遭遇风云突变,他写道:“记得1996年8月1日,起草办理魏京生案的《断想》,非常无奈地写了八个大字:‘天不难测,讼事难测。’六年过去,我依然停步不前,没有长进。某些讼事,依然‘难测’!
 
“上午9时,情势陡变。王法官打来电话,劈头问(助手)会更:你们北京律师签署的委托书,是不是12月18号?委托书上的日期明明白白,问得莫名其妙。接着法官交‘ 底’说——阿安扎西先你们一日,17号,就自己委托了两个律师。他的律师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已向法院提交了书面辩护意见。法律规定辩护人不能超过两个,本人的委托又先于亲属委托,你们不能再继续作辩护律师了。
 
“蹊跷的是:6天以来,他与我们频频联系,从何时高院阅卷、如何乘车去甘孜会见,直至从哪里聘请藏语翻译,在各个主要环节上都有指导性的意见,一时让我十分感动。难道这是在作弄律师?或者,是在练习‘演戏’?前两天还说是否开庭尚未决定,怎么一下子会有律师交上书面辩词呢?案卷不是已在二审合议庭手上么?他何时看的呢?能说这是‘活见鬼’么?”
 
黑幕就这样徐徐笼罩。又过了半个多月,洛让邓珠被处决,阿安扎西活佛被囚车连夜送至1600公里之外的川东监狱服刑,至此杳无音讯。海外人权组织的呼吁,成千上万康区藏人的祈祷、抗议和上访,均无济于事。“一切都将过去,”我在给王力雄的信中写道,“明早醒来又会怎样呢?阿安扎西活佛还会留在人们记忆中么?孟子曰:‘苛政猛于虎’,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说:‘孟加拉国大屠杀的血流,很快冲淡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记忆,阿连德的遇刺又掩盖了孟加拉国国的呻吟,西奈沙漠之战则使人们忘记阿连德,柬埔寨大屠杀又使人们忘记西奈沙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是的,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地球就是为发生许多事而转动的,比如2009年以来的146起藏人自焚,谁能完整叙述每起自焚的经过?如果不是阿安扎西活佛死得蹊跷,跟他的爆炸案一样,遗下种种谜团;如果不是虚构了“成都川东监狱”的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我已将他忘得一干二净。我甚至忘了活佛的监狱就是我的监狱,里面主要生产各类车辆配件,犯人们凌晨四点就得起床,列队出工,去车间开炉,用一股股鲜艳刺目的铁水,往沙盘模型里浇注。车间内沙尘飞扬,一米之遥,犯人们也辨不清彼此,每日劳作下来,每人都嘎嘎嘎咳出几十口黑痰。这儿的职业病是硅肺,也就是布满粉尘的肺。六四政治犯蒲勇十年刑满释放不久,就不幸死于晚期肺癌。那么阿安扎西活佛,从高地到低地,从阳光普照的寺庙到不见天日的地狱,终于挺过漫长的十三年,却难逃一劫。
 
几天前他活着,他妹妹请求探监,被拒绝;几天后他死了,他妹妹请求领回尸体,带回藏地,完成古老经书中记载的仪轨,也被拒绝。风尘仆仆的亲属们被特许进入监区诀别,他妹妹在换冥衣时发现,活佛的嘴唇和指甲乌黑,似有中毒症状。可一切都晚了——不晚也徒劳了,荷枪实弹的武警在四周游弋,几位藏僧开始用乡音吟诵渡亡经——四大皆空,人生本来就是虚构,虽然,“活佛在虚构中死去”是事实。
 
强权与时间合谋,将再次磨灭这一事实吗?我不知道。所以写了上述文字。
 
2015年7月15-19日,于柏林
关键字: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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