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19/2015              

马萧:中国大陆政治犯囚禁生涯纪实调查:维权人士杨秋雨(下)

作者: 马萧 马萧

杨秋雨、王玉琴夫妇合影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杨秋雨

受访时间:2015年7月8日

 

 

受访人简介

杨秋雨:男,1963年出生,北京市崇文区人。2003年6月因反抗“征地强拆”,以“故意伤害罪”遭到指控,被判处两年半监禁。2005年12月刑满出狱。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崇文区看守所的生活经历。

 

杨秋雨:在转送回崇文区看守所前,我的一审判决书已经下来了,我被控“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两年半监禁,而在此期间,我一直在上诉。

 

在崇文区看守所,有一件事件让我印象深刻,我所在的监室,后来被送进来一位在押人,他是从其他监室调过来的,之所以被调号,是因为先前那间监室的牢头虐待了他,那个牢头是因为涉嫌“抢劫”被送进来的,他想盘剥、敲诈这位在押人,但他拒绝了牢头的讹诈,结果,那个牢头一拳头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本来,像这种牢头殴打其他在押人的现象在看守所是司空见惯的,只要没有出重大事故,狱警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少过问,但是这个牢头却因此被加刑了一年半,因为这个在押人正好有一个亲戚在崇文区看守所当狱警。

 

我们转到崇文区看守所时已经是冬天,在这里,有一种体罚在押人的方式,有的牢头为了惩罚那些不服从的在押人,把棉袄用冷水浇湿,让这些在押人穿上,里面穿这件被浇透的湿棉袄,再在外面套上一件干的看守所的“号服”,用这种方式来虐待其他在押人。

 

有一个外地的小孩,他也是从其他监室调到我们这间监室的,这个小孩大约十七、八岁,因涉嫌“偷盗”被抓进来,因为正好是长身体的年龄,所以吃不饱饭,于是,他在晚上偷吃了牢头克扣下来的馒头,结果被发现了。牢头就用这种穿湿棉袄的方式来惩罚他,并且用监室里在押人穿的塑料底布鞋,用鞋底砍他的脚趾头,因此,他从先前那间监室调到了我们这个监室来,我看过他的脚趾头,被砍得青肿青肿的。

 

我所在的监室的牢头是一位前政府官员,因为涉嫌贪污被送进来,他在里面已经被羁押了近两年,但一直没有被审判,他和那些刑事犯牢头还是有所区别,虽然也盘剥其他在押人的财物,但很少轻易去虐待其他在押人,因此,在其他监室受过虐待的在押人,狱警就将他们送到我们这间监室来。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遣送处的生活体验。

 

杨秋雨:遣送处对外的名字叫天河监狱,刚被送进去的时候,天河监狱的狱警就问我认不认罪,我说不认罪。就因为我不认罪,狱警把我送进了“严管班”。

 

“严管班”和“普通班”有所区别,“严管班”关押的主要是一些重刑犯人、累犯和不认罪的犯人,我所在的“严管班”一共12个犯人,其中有四个被判死缓的犯人、三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其他五名犯人要么是累犯,要么是拒不认罪的。

 

但“严管班”不用参加劳动,而分配在“普通班”的犯人都必须劳动,当时,天河监狱的犯人主要是制作小手提纸袋。

 

在遣送处,狱警对北京本地犯人和外地犯人是区别对待的,相对来说,北京本地犯人要轻松一些,而外地犯人因为是在这里等待被遣送回原籍,因此,监狱会想方设法榨取这些外地犯人的剩余价值,而且,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管理也格外苛刻。

 

在遣送处,有专门留在这里服余刑的“常留犯”,各个班的“班长”都是由这些“常留犯”来担任,他们负责替狱警监视在这里等待分配监狱和遭遣送犯人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如果犯人违反了监规,这些“常留犯”就会行使狱警的工作职能,谩骂、体罚那些违反监规的犯人。有一位等待分配监狱的累犯,就因为这个问题和“常留犯”打了一架。后来,这位累犯被送到“集训队”。

 

“集训队”比“严管班”更加严格,实际上是针对那些严重违反监规的犯人的惩罚场所,由狱警直接管理,被送到这里来的犯人每天都必须进行军事化的严酷训练,坐,不能乱动,站,要笔挺笔挺,随时要喊“报告”、“到”、“是”,而且一旦出现违反监规的现象,狱警就直接上电刑或是用电棍殴打被集训者。

 

在遣送处,北京人相对要轻松一些,其实也是这些犯人争取过来,并不是监狱对这些犯人有什么宽厚仁慈的想法,比如,在遣送处,和看守所一样,犯人们彼此之间都是不允许说话的,但因为都是北京人,而且对于自己的案件也都有了确切的结果,因此,有时这些犯人就会私下里说说话,聊聊家常或者案情,但只要被“常留犯”发现,他们都会出面干预,但有些胆子大的犯人却不理这茬,或者矢口否认,“常留犯”也没有办法,有时,这些“常留犯”对待其他犯人的态度甚至比狱警还要严酷。其实狱警是没有权力剥夺在押人或犯人说话权利的,他们仅仅是借此来虐待、欺负这些在押人或犯人,借此来彰显警察的无上权力。

 

在遣送处呆了三个月,2004年6月,我被分配到柳林监狱服刑。柳林监狱位于天津市茶店,隶属于北京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关押的主要都是些刑期比较短的犯人,在这里,我一直呆到刑满出狱。

 

马萧:请谈一谈您在柳林监狱服刑的经历。

 

杨秋雨:在监狱,所有犯人都必须参加劳动。这种劳动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监狱利用各种奖励和减刑来迫使犯人们劳动,为监狱创造财富,这些奖励措施包括“团聚”、“亲情餐”,监狱的每个队都会按犯人们的劳动量每月进行评分排队,我所在的这个队一共有一百多犯人,如果当月评分结果排在前十位,监狱就会安排那些已经结过婚的“先进”犯人和他们的配偶在一起睡一次,两个白天一个晚上。如果当月评分结果排在十到二十位这个区间,这些犯人就可以享受“亲情餐”的待遇,监狱安排犯人一家人在一块吃个团圆饭,这叫“亲情餐”,当然,必须由犯人家属自己掏钱买单。

 

当时,我们那个队主要是缝皮球,用针和线一针一针把皮革缝制成足球。哪怕是新来的犯人,都必须劳动,并且每个犯人都规定了劳动定额,新犯人第一个月只要求每天完成一个皮球的工作量,但如果没有完成,监狱一般也不会惩罚犯人,但到了第二个月,就必须完成两个皮球的工作量,等到了第三个月,就算是熟练工了,每天必须完成三个皮球的工作量。

 

如果没有完成劳动定额,狱警就会对犯人实施体罚,比如,中午其他犯人休息,而没有完成任务的犯人就不允许休息,以“学习”之名规规矩矩地坐着,在柳林监狱,有专门的“学习室”,来处罚这些完不成工作量的犯人;再比如,监狱晚上十点是休息时间,那些没有完成当天劳动任务的犯人就不允许睡觉,面壁站立到凌晨十二点,才允许上床休息,等等。

 

我并不擅长干这种针线活,因此经常受到监狱的体罚和虐待,有一次,我因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被罚在“学习室”里坐小人凳,在此期间,我和别的犯人聊天,结果被狱警发现了,他把我带到“管教”办公室,直接就对我动用电刑。有些手脚麻利的熟练工犯人一天可以完成五个皮球的工作量,但这种犯人非常少,绝大多数犯人和我一样,完不成劳动任务,但为了获得奖励和减刑,很多犯人都是加倍努力劳动,积极接受“劳动改造”,实际上,监狱也并不是向这些“表现好”、“力求上进”的犯人兑现其减刑的承诺。

 

有个犯人,四十多岁,他被以“故意伤害罪”遭到逮捕,已经是第五次获刑,他在一次斗殴中往人家的脑袋砍了一刀,被鉴定为“轻伤”,其实他的刑期并不长,和我一样,也是两年半,等到柳林监狱服刑时,我还剩十七个月刑期,而他也只有十八个月刑期不到。但他为获得减刑,早日出狱,拼命地加班劳动,到临近出狱的那几个月,这个犯人每个月的劳动积分几乎都是满分五分,监狱的减刑分条件是积满三十分,一次减刑是半年,等到他通过劳动获得足够的减刑分时,结果他的刑期已经只剩下半年,等到走完减刑的司法程序,他的刑期只剩下三个月,因为监狱的减刑是每半年一减,而他的刑期剩下只有三个月,监狱为了省却麻烦,干脆连一天也没有给他减刑。

 

针对这种不人道的强迫劳动,也有的犯人会抵制,特别是那些转到柳林监狱来服余刑的重刑犯人,像这些重刑犯人,他们的刑期长,如果不顾身体去靠劳动来缩短监禁期限,也许等不到减刑出狱的那一天,自己的身体也就提前垮掉了。有一个从“二监”转过来服余刑的重刑犯人,他已经在“二监”服刑了十年,转到柳林监狱时还剩七、八年,他不指望减刑,因此拒不参加劳动,而对这些犯人,狱警却不敢对他们进行体罚,其实狱警也是有选择性的惩罚犯人,他们通常只针对那些不明白监狱内部规则、恐惧、害怕警察的人实施虐待或体罚,对于那些“明白人”,狱警对他们是没有太多办法的,像这些服刑已经超过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人对监狱的内部游戏规则实际上往往比那些年轻的狱警还要懂,所以这些狱警通常不会去轻易招惹这些犯人。

 

而这种反抗的情绪在犯人们中间往往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等到我离出狱还差十个月的时候,我吸取到这些“二监”转过来的重刑犯人对付狱警和拒绝强迫劳动的经验,也开始反抗这种违心的强迫劳动。因为我经常完不成劳动任务而遭受狱警的虐待和体罚,于是,有一天,我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求面见监狱长,我把这封信交给值班的狱警,然后,狱警把这封信转给了这个队的指导员。两个小时后,这位指导员找我谈话,问我要见监狱长干什么。我说我并不指望通过劳动来获得减刑,但却因劳动完不成任务经常遭受体罚,这不合理。指导员害怕把这件事情弄大,于是对我说,这件事情他可以解决。

 

随即,监狱就降低了我的劳动定额,从每天三个皮球的劳动定额降低到两个皮球,但我有时连两个皮球的工作量都完不成,但狱警也不再对我实施体罚,实际上相当于取消了我的劳动定额。

 

柳林监狱对犯人实施的这种强迫劳动,也会支付给犯人薪水,但这种薪水完全是象征性的,像我每天完成的工作任务相对较低,但即便如此,监狱给我支付的薪水有多少呢?每个月才两块多钱的“劳动报酬”,最多的一个月也没有达到三块钱。我计算了一下,有一个月,我完成了45个皮球的工作量,后来监狱给我支付了一块九毛钱的“劳动报酬”,平均每天的工价远远不到一毛钱,而制作一个皮球的薪水才四分钱多一点。而在我们这个队,每月工作量最高的犯人薪水也就十多块钱左右。像这种非人性的奴役劳动并不是一个笑话,它们就真实地发生在那些犯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因此,这些监狱产品的人工成本几乎为零,这也是监狱的强迫劳动制度为什么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但是,通过给犯人支付这种象征性的薪水,监狱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犯人们劳动是获得了相应劳动报酬的,并且监狱还会经常作宣传,说通过这种“劳动改造”,让犯人们学到了一技之长,诸如此类的漂亮话。

 

在柳林监狱服刑时,我见证过的以偷盗、抢劫罪名被送进来的犯人特别多,而这些小偷、抢劫犯人很多都是未经世事的小孩,通过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我发现这些小孩很多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不像是那种十恶不赦之徒,其实很多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在这些小孩中间,很少有来自“红二代”、“官二代”或“富二代”家庭的孩子,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一旦犯了什么事情,可能不用多久就通过各种关系被释放了。而这些小孩,如果他们有充分就业的机会,有体面的工作,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走上犯罪道路的,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些犯罪的年轻孩子其实很多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势者。

 

在我所在的那个队,有一个小孩,二十来岁,他因为“抢劫罪”遭到逮捕,而他的抢劫金额有多少钱呢?只有三块钱,但是,他抢劫的对象是未成年的中学生,而针对未成年的孩子实施的犯罪行为量刑相对是比较重的,因此,他虽然只抢了三块钱,却被判了三年半监禁。

 

我和这个小孩接触过,人个子不高,其实是个老实人,他的家人因为他被判刑,感到羞辱,从来都没有探视过他,等到他的刑期过半之后,他的一位堂兄才来监狱看过他一次,那一次,给了他五百块钱,他感激涕零。在监狱服刑,如果没有钱是很难过日子的,因为没钱,他在里面过得很苦,连日常的生活用品,包括牙膏、香皂都得低声下气地向其他犯人讨要,而监狱从来不会为犯人免费提供这些生活必需品。如果犯人没钱,就必须学会做人,和其他犯人处好关系,从而得到其他犯人的同情和帮助,比如,帮人家洗衣服,人家在劳动,你得给人家干活,有时,甚至把自己制作的皮球无偿地送给其他犯人,等等。这样,等到你需要日常用品时,那些有钱的犯人也会礼尚往来,帮助你度过难关。

 

在崇文区看过所,我还见到过一个小孩,刚满十八岁,抢了三个中学生,抢劫金额大概有一百多块,结果被判三年监禁。而他虽然只有十八岁,却还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有一次,他入室行窃,被主人发现了,结果砍了人家一刀,后来,他的家人赔了受害人十多万块钱,对方才没有追究,这个小孩被羁押了三十天后,被“取保候审”了,但从此却留下了案底,直到这一次被抓。

 

像这种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象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现象,但政府对这一领域的道德教育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以及对这些未成年人的关注度其实完全是空缺的,政府对于需要它来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域从来都是持一种不在场的态度,任凭这些出身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自生自灭,自谋生路,而一旦他们迫于生计走上犯罪的道路,除了逮捕和惩罚,政府从来就没有反思过自己应负的责任,为什么这些未成年人会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道路?如果这些小孩有体面的工作,有就业的机会,有正常而又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中间很多人是不会冒这种受惩罚的风险,去偷盗或抢劫的,这是我和这些小孩近距离接触以后得到的一些思考,而像这样的未成年小孩我在监狱里接触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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