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载 】  时间: 8/28/2015              

傅国涌:邓小平的“反右”情结

作者: 傅国涌 傅国涌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匈牙利的巴拉奇@代内什在《邓小平》一书说,整个反右运动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的。如果说,毛泽东是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他则是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具体实施者,他的头衔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因此,我们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号文件虽决定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却最后保留了几个标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确性。1980年3月,距离反右运动二十三年,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一言九鼎,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反右运动做出了如此结论: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运动被肯定,大多数右派却要改正,即使不被改正的几个民主党派著名右派,邓也交代:“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这就是权术,一切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但毕竟还是心虚。

邓小平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反右”情结,这件事的决策者虽是毛,而他本人就是执行者,他连毛都不愿否定,何况否定自己。“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前夕,1986年11月14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和刘宾雁来到北京中关村812楼许良英家,商量在1987年春天举办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由方励之草拟,时间定在1987年2月3日至5日,联系地址是许良英家,发起人署名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不到半个月,由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全国性学潮爆发。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后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题,收入了当年2月出版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此后正式收入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正式文本与最初传达的谈话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删去了一些当时场景下邓的比较随意、即兴的表述。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听到过传达,他后来在《胡耀邦的“不合时宜”思想——纪念胡耀邦逝世11周年》文中引用当时听传达的记录,发现有些话被删去了,其中跟“反右”有关的内容,如邓说:“王若望、方励之早就叫开除了,还留在党内干什么?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发起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应该开除党籍。”当时《人民日报》年轻记者祝华新访问已改正的错划右派知名人士,邓质问道:“《人民日报》想干什么?”

这些话在正式文本中没有了。邓口中的“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人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他是接着赵紫阳的插话说的,王晓渔从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看到赵紫阳关于那一天情形的回忆:“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1986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30周年。费、钱二人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赵所说与筹办“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事实有出入(此事只是方、许、刘几人商定,刘并没有去找费、钱商量),却提供了费、钱举报的重要细节,这与正式发表的谈话中,邓夸奖费、钱他们的内容相吻合:“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1986年11月,许、刘、方三人一共发出约40来封通知,包括黄万里、徐铸成、袁翰青、钟惦裴、曾彦修、刘尊棋、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曾肯成、孙章禄、陈修良等都热情回信,唯有费孝通、钱伟长例外。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收到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打印件送交中共中央,并附了他本人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不久,1987年4月8日,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五次会议上增选为副主席。

根据邓1986年12月30日的谈话,1987年1月12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被免职、副校长方励之被撤职。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1月16日,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许良英(民主中国资料图片)

赵紫阳插话时,没有提起许良英,只提刘宾雁,邓一锤定音,方、王、刘开除出党。刘被开除党籍确与参与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有关,其实此前,1986年12月20,刘即因受到人民日报社领导的压力,已电话通知许良英退出,希望他们谅解。然而,在随后展开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供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思潮时参考”的《刘宾雁言论摘编》,一共十篇,大多数都是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摘要,最后一篇赫然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可见刘被开除党籍,与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邓小平对“反右”这段历史始终耿耿于怀,凡是触及、甚至冲击他心中那根线的,他都不能容忍。方励之说,“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许良英听说是赵紫阳插话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或者误把他记成了王若望。即使专门研究反右运动的学者朱正先生,多年后也没有搞清楚“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发起人是哪几个。他在《1957:知识分子的解构与重组》(《随笔》2008年第1期)称:“1986年11月,三个右派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将方励之错成了王若望。

有严重“反右”情结的邓小平在上述正式发表的谈话中,还有一番关于反右定性的话:“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很可能这也是接着赵紫阳的插话说的。上距1957年三十年后,到1987年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邓小平已由执行者变成了决策者,由中年步入了老年,但心中的“反右”情结没有变。只是由于致力于经济改革的执行者赵紫阳对此不积极,甚至消极抵制(也可以说执行不力),加上时代环境已大为不同,这一次的“反右”运动没有扩大化,在开除了王、方、刘等三人党籍,逼退了吴祖光等几人党籍之后无疾而终,而挨整者几乎都成了那个时代万众瞩目的明星,他们的思想也借此机会得到更大的普及。我就是因批方励之而接触到他的思想言论,由此逐渐对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产生了怀疑和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字: 邓小平 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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