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31/2015              

任天堂:略论宗教与中国社会转型(一)

作者: 任天堂 任天堂

利玛窦,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维基百科)
 

看到陈永苗说:“重读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说到巴特因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组织工会,支持罢工。那么是不是可以推动教会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倾向,让教会成为工运的盟友呢?”笔者对巴特一直情有独钟,也唠叨了几句,陈先生建议我整理篇文章,便趁此机会整理下我对巴特的认识,也约略谈一下宗教对中国现代化及社会转型的影响。

 

中国教会一般对巴特神学敬而远之,我觉得很悲哀。读赵紫宸文集,民国时他就惋惜中国对巴特研究的滞后。紫宸先生在《赵紫宸文集第二卷》之《巴特(原译巴德)的宗教思想》中感叹:“在普世教会之中,后起的教会如印度、中国的教会,还不曾探求过巴特的神学。在日本巴特已经得了不少势力;因为时势所至,日本的神学家亦不得不往上一看。至于我们中国,自不免瞠乎其后,因为我们的思想,还是欧战以前的思想。本文的介绍,恐怕还是破天荒的。我们应当知道巴特的思想么?”此文作于1928年,数年后日本即大举开始所谓的大东亚秩序。日本的学习能力众口皆碑,学习能力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世界的管理能力。今从紫宸先生对中国基督教神学的感叹中,不免唏嘘日本侵华的必然。

 

巴特的《福音的神学》中文版是台湾教会六七十年代翻译的,大陆目前还没有。里面发掘出了很现代的神学词汇,比如“孤独”、“学习(研究)”等,这是传统神学里没有的。“只有祷告而无学习(研究),将属空洞,反之,没有祷告的学习(研究)将属盲目。”这句话简直是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翻版。巴特的神学思路跟奥古斯丁、阿奎那的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是一致的,但是他在这里发掘出了一个新的神学术语:学习(英文Study,德文Studium)。台湾将其翻译为“研究”,而其实孔子语境下的“学习”可能更贴切。将学习作为一个专属词汇,这在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很少见,恐怕只有在中国儒家和中世纪西葡系犹太文化中能清晰看到。德语对神学词汇贡献颇多,除了原罪(Ursünde)之外,德语里还有一个类似的词原史(Urgeschichte),这个就是巴特提出来的。

 

一般中国教会囿于自己的小圈子,对“世俗问题”没什么建言,最多也就做点公益慈善,没能光明正大的建言“世俗事务”。中国教会对社会问题,总要先分出个教会内和教会外。艾未未说“中国缺乏教会、工会等能够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远没有现代化”。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据说已有上亿人,艾未未怎么能说“中国缺乏教会”呢?这可能就是数量与质量的问题。相比于大陆,港台占中和美丽岛等事件中,教会(牧师)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普世问题,而不是先分出个教会内和教会外。艾未未现在表达的主要思想就是:大陆社会的割裂,有一堵堵看不见的墙。所以他说中国远远没有现代化,社会基础结构很脆弱。

 

《艾未未》展览的主题汪氏祠堂滥觞于明朝末年,虽是祭祀祖先和先贤的场所,但也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如宗亲联谊、议事甚至出版。中国基督教的开拓者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就是由一个汪氏祠堂出版的。但这些社会细胞在中共土改后全部被取缔。民间草根细胞的重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在浙江拆除十字架等事件中可以看到;河南南乐张少杰牧师案也涉及到劳工维权,主要是因为劳工维权被重判。教会对普世事务的参与应该是不少的,但更多的是走潜规则路线。浙江拆除十字架,一定程度上是中共政权对基督教在民间发展的压制。北京《环球视野》曾发表题为《基督教对中华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的文章,称基督教为中华民族和中共政权的敌人,要以适当方式开展基督教批判。中国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报告(2014)》也提出,宗教渗透威胁国家安全。中共政权对基督教在民间的快速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安与戒备,因此才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压。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鲜明指出,中国近代思想的重构应该追溯到明末利玛窦而不是鸦片战争。他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引起的第一次挑战直到宋代才被成功应对,而由西方引起的第二次挑战是从利玛窦开始,利玛窦通过介绍西方文化知识造成的震撼,逐渐动摇了思想、知识和信仰的整个大厦,明末以后的知识分子深受影响,如李贽、徐光启、方以智、黄宗羲、戴震、焦循等,这个挑战从未被克服。清朝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翻译对接可圈可点,在本土化方面要比清末民初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等时期处理得圆满。这可能就是民国时期很多学贯中西的大师最终重归国学,而不是西学的缘故,思想的处理最终其实是语言对接问题。而这个过程中,从赵紫宸的感叹中可见对基督教神学的处理是个短板。

 

钱穆的《晚学盲言》可以说是其一生唯一一部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的结晶,钱穆每次谈到宗教问题也总会说对宗教了解不多。这个工作后来由其弟子余英时接了过去,建树颇多,不过余先生的工作重点也在政治、哲学、历史等层面,对宗教也涉及不多。在宗教层面杜维明曾与德国莫尔特曼有过对话。对于巴特在德国当牧师期间参与劳工维权一事,也是我刚接触巴特时感兴趣的一个地方,这也是巴特争议的方面之一,由于此巴特涉嫌社会主义身份标签。莫尔特曼与巴特都经历过二战,他们作为“先天”基督徒,对现代化世界的神学诠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对比莫尔特曼与巴特,巴特神学侧重于政治和历史,莫尔特曼侧重于科学和社会,他们在中国教会中普遍被打上“自由主义神学”标签而被冷落。作为“后天”基督徒,中国教会普遍处于传教的“亢奋”中,而对“基督化之后”的问题不暇顾及,而巴特和莫尔特曼之类“自由主义神学家”正是立足于“基督化之后”的世界。虽然钱穆对基督教了解不多,但他在《晚学盲言》中仍然自信于儒家之生命力,这个与陈慰中不谋而合。陈慰中可以说是华人中的“先天基督徒”,他的父亲陈则信是倪柝声的同工,在民国战乱中,陈慰中赴美国读生化博士,后来赴英国读圣公会牧师,最终落脚于加拿大。晚年在加拿大期间,陈慰中才开始接触中国古典著作《四书五经》、《道德经》、《庄子》等,体会中华文明之生命力,积极推进宗教对话、文明对话,直言西方文化的自杀性,东方文化的和谐性,很多地方与钱穆不谋而合。

 

当然东西之辩有时是个悖论。钱穆和陈慰中所说的东方文化可能是古典作品里的东方文化,其社会实践在现代东方看不到,却表现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比如巴特《福音的神学》里的“学习”,以及西方政治的仁政;而其所言的西方文化,可能已经被西方所抛弃,现在却流行于东方,比如唯物主义。如果从语言文字角度来看待当今世界的几大文明体,汉语言文字文明是唯一连续的、最为悠久的文明,英语、德语、法语等现代主流语言文明体满打满算不过四百年,也就是明朝末年利玛窦来华时期才在欧洲见雏形。新兴语言文明体的优势是新兴语言与现代世界对应的精确性,而古老语言文明体的语言与现代世界的对应误差区间比较大,校正成本也很高,所以五四运动以降曾经有废除汉字的呼声。如果要展开来讲只能另外写一篇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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