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14/2015              

王德邦:试论中国民主转型中的民间自我建设

作者: 王德邦 王德邦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中国社会面临由极权向民主的历史性剧变,虽然影响这个剧变的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世界局势等等诸多因素,但中国民间力量(指一切外在于官方体制而努力促进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力量)成长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变革的快慢与优劣。近些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和公民社会虽然得到很大成长,但由于严酷的政治环境的阻碍,使民间力量在成长中存在许多有待提升与改善的方面,因此,民间力量与其所担负的推进民主转型的历史使命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本着对中国民主转型路径进行认真探索的精神,笔者不揣冒昧提出若干思考与建议供大家讨论批评。
 
毋庸置疑,中国虽为极权社会,但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可能不会象东欧那样剧变,也可能不会象近年一些国家那样颜色革命,而是走出一条自己转型的独特路径。但不管如何独特,民间自身成长却是无法绕越的课题。对民间力量而言,社会诸多变革的复杂因素中,真正可以自己把握、主导的也就是自身,因此虽然对社会大势预测、探讨有必要,但脚踏实地做些促进民间成长的工作,寻求民间持续健康成长的空间,确更有现实意义。
 
从前东欧极权严酷环境下民间力量成长的经验来看,立足做自己该做的、能做的、做得成的事,即致力“建设你自己”,而不做那些不现实且危险甚至代替上帝挽救社会的事,如“打倒委员会”,显然是一条值得认真探讨的路径。
 
参照前东欧民间力量成长的经验,结合中国当下面临的实际困境,中国民间力量成长空间可以在如下一些方面进一步加以拓展。
 
一、在核心价值中寻找些话语空间
 
从历史大势来看,中国必将走向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现代文明,已经没有多少人怀疑,更没有多少人公开反对。虽然反宪政的声浪仍不时在中国响起,但他们本质上不是在捍卫价值,而是在捍卫手上特权与口袋金钱。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统治集团(当然包括那些权贵集团)甚至比民间更清楚认识到这种历史的趋势与时局的变频,否则他们不致那么急迫地将妻儿移向民主国家,将财产转往法治国家。也就是说,在今日中国社会的价值层面上,那种截然对立已经在外表上显得日益模糊。对此,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概括的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见端倪。
 
无可否认,这24字的核心价值从字面上与一百多年来中国先贤们不息的追求目标有相通处,与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诉求,与《零八宪章》的精神有相通处。然而,如果因此就觉得中国已经大变或大变已至,那显然过于乐观且与现实不符。事实上,中国在许多的现实表现上与此核心价值相左,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如官方一则宣示自由、平等,一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则宣讲民主、法治,一则坚持一党专政;一则标榜市场经济,一则大搞权贵经济。这种官方宣示社会核心价值与现实行动的悖谬,在支撑后极权社会的谎言与恐惧两根支柱上可以获得解释。
 
然而,统治集团之所以假借这些核心价值来说谎,其实在一定程度说明他们知道这些价值的正确与不可违背。唯其如此,才有假借的意义与必要。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假借与内心知道这些价值的意义,他们企图当假来欺骗的说谎才可以成为民间力量当真来追求的对象。民间将官府的承诺当标尺,来不断衡量官府的行止,并努力以自身的行动来践行官府宣示的核心价值,行出现代文明公民的示范,这显然是揭开谎言,出离恐惧,警醒世人,规制邪恶,匡扶正道,瓦解极权的有效途径。
 
同时,将统治集团宣示的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尊重人权以及宪法中赋予公民权利的条款努力以信奉的姿态、遵行的准则来践行,促成官方这些书面的口号与承诺得到切实的兑现,这显然也是官方不好公开否定与打压的。也就是说,在极权社会要充分利用那些被极权统治假借来的现代文明价值理念,以赢得合法宣讲普及这些普世文明价值的空间。
 
二、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原则
 
极权从来不惧怕敌人,而恰恰害怕失去敌人。因为敌人的存在是极权存在与延续的基础。从人类极权的起源来看,基于资源与人类增长的矛盾,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则被一些极端自然主义者引入社会下,生存竞争离弃和平共存而走向以他人为敌,演化出先进阶级消灭其他阶级的阶级斗争说与优秀民族统治灭绝其他民族的民族优秀论,进而变现成纳粹德国与红色苏俄,终至为祸人间。这种极权遗毒延续至今,融合了阶级斗争与民族优秀双重意识,对外挑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争斗,对内祭出阶级专政不输理,掀起一场场违法侵权的清洗“敌对势力”运动,通过内外树敌,以寻求极权存续的依据,强化极权统治的必然与重要,掩盖自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倒行逆施。
 
在这种极权树敌求生的社会,任何指向权力甚至政治的诉求,都会被上升到敌人的高度而堂皇地予以镇压。就此刘晓波先生提出的“没有敌人”,在一定程度正是针对这种极权依赖敌人寻求存在合法性的本性的痛击,通过去敌化来抽空极权存续的理据,掘毁极权建立的根基,衰竭极权镇压的原始动能。
 
当然,作为极权社会民间立场的“没有敌人”,并非是一个策略意义上的反击,而是一种现实理念与行动的表述。它与前波兰卡隆的“不要打倒委员会,而是建设你自己”,米奇尼克的“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内才能进行”、“在现有宪法赋予的框架之内活动”,以及捷克哈维尔等人的《七七宪章》阐述的“你必须做到你自己所承诺过的”及追求真实的生活的精神,是一脉相承。“没有敌人”是前东欧极权社会民间力量成长经验的中国表述,它由传统的打倒、推翻敌人等等革命思维转向在现存规则与法制框架内建设自己、成长自己的和平改变社会的思维。
 
认识极权对敌人的依赖,就会理解暴力革命的渲染会成为极权存续的救济,会给极权匮乏的合法性提供补充。在一定时期,暴力的宣示与敌人的存在甚至成为极权的续命丹。所以在社会变革的改良与革命的路径及暴力与和平的手段的选项上,“没有敌人”具有非暴力抗争的性质。
 
三、寻找良心的接口
 
什么时候也不要看轻极权镇压变革的残酷本性。在捍卫既得利益面前,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会为镇压者奠定坚实的信心与决心。但是也不应该抹煞人性中的天良,要对统治集团中存有天良未泯之士保持信心。在制度的绝望下,社会变革需要依赖良心,所以,在极权社会不要给制度以出路,但要给人以出路。这无论从中国佛教中佛性众生与立地成佛,还是基督教上帝造人时在人口中吹入了灵,以及从人类历史事实来看,追随良心而行者什么时候也没有专属于某个群体,而那种以阶层、群体来划分社会,甚至标示敌我的方式,本质上仍是极权思维作祟。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什么时候都应该给所有人,包括体制内官僚,留有参与甚至主导的余地。为此中国民间寻找发现那些体制内本乎良心的声音,通过彼此呼应,形成对接,甚至互动,显然是必要的。
 
对此,《零八宪章》结尾的表述“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是值得铭记与践行的。
 
四、坚持价值准则与价值坚守,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前东欧异议人士不愿将自己称为反对派,甚至也不愿将镇压自己的当局当作敌人,而只称为对手或对方。这除了贯穿着在宪法框架内行动与追求真实的生活原则外,还有并不完全否定对方的善意。米奇尼克甚至说:“目前他(统治者)想使得事情能有一点挽回,赢得一点美名。作为老虎,或许它也会想到逐步地改变自己原来的食物习惯,不管这是否真正能够做到。”这种认同统治者有改变意愿的思维,是给对手留出足够的空间,从而也给自己争得空间。
 
本着“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任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言行举措,无论是谁,无论基于当时什么样的情境,只要客观效果是利民利国的,都当毫不吝啬地给予鼓励。对此民间力量需要警惕自己,不要为反对而反对,要有价值准则与价值坚守,对于那些就算是对手所行的符合文明价值的言行,也要勇于认同,甚至敢于为其鼓掌。民间力量对于对手,既要敢于批判,也要敢于赞扬。虽然从民间立场而言,有时鼓掌赞扬甚至比冒险批判更艰难,更需要勇气与自信,但为了民族与国家进步,这种勇气与担当显然是不可或缺。
 
五、在“三民主张”上建设自己
 
如何促进中国民间力量持续健康快速成长?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提出的“三民主张”,即启蒙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积累民主实践,是促进民间力量成长的有益探索。
 
在这个极权颠覆人类价值与原则的时代,启蒙公民意识就是要唤醒人们尊严、权利、平等等等意识,让被颠覆的价值回归正位。所以,当下努力借助官方公布的核心价值与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来清洗极权遗毒,再造公民意识,是合法、安全而有效的。同时,在现实中随着公民权利、尊严意识的复苏,必然相伴而起各种维权运动,在维权中自然促成公民社会成长。随着公民社会日益壮大,各种公民团体内部及公民团体相互协调成为必要与必然,为了有效达成共识,形成决定,民主程序就自然被引入并实践。所以,“三民主张”是中国民间力量健康成长、自然演进、一步步提升的系统工程。也是“建设你自己”的中国经典注解。
 
面对极权政体,中国民间力量如何有效争取合法空间成长自己?如何最广泛集结社会一切变革力量?方法与路径当然是多方面的,任何在现代文明原则下的探讨都是有益的。从世界诸多极权社会转型的民间力量成长经验来看,民间力量去除自身意识中的极权遗毒,不要在以极权反极权的怪圈中踌躇,跳出极权雾霾,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文明公民,这是结束极权,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为此,将历史上社会转型注重消灭敌人的眼光,转向改造、建设、壮大自己上,这种转变对于结束极权开启现代文明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意义。
关键字: 民主转型 民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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