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6/2015              

欧阳小戎:荣耀之城与民主党人

作者: 欧阳小戎 欧阳小戎

(左起)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

浙江民主党人吴义龙(196751日-)、毛庆祥(194911日-)、朱虞夫(1953213日-)、徐光(1968911日-),自由撰稿人、编辑、社会活动家;因参与组党活动和编辑《在野党》杂志,于19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同案判刑。(来源《自由之笔》第十八期) 
 

终有一日,我们的时代会被沉入历史尘埃之中。今日无数教人瞠目之物事,很快会被淘汰、淹埋,象那些被我们轻易忘记的过去一样微不足道。农耕时代的人们反复重复着前人的生活,除了变乱与太平,社会仿佛静止一般。如今的人们则数年一代,从眼界见识到思想行径,内外皆大相径庭。所幸有一种精神,自文明以来便深得人心,时代、文化、语言、信仰、民族、种族、政权……均可变迁,而唯其不衰。西贤谓之:永昼之荣光。为一桩多数人获益的伟大事业而自我牺牲,并自始至终保持节制、冷静、反思和挚爱,成功时不期待一份属于自己的利益,失败时不逃避强加于自己的噩运。那将是至高的荣誉,被各种迥异的时代与国度共同称颂,一时之评判转眼即散,轮回之评判,则将永昼。

 

有一天,一个凝聚着十几亿人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的共和国终将降临,拥有一部闪耀着民主精神的宪法为其魂魄。亿万人甘心为之效忠,国势兴盛则安居乐业,国势衰危则赴汤蹈火。在这之前,还要经历多少痛楚与苦难?过去、今日乃至未来,尚无人能知。必须有某些阶层为她放弃或者丧失种种特权和利益,而那些因为她而得利的阶层,又必须懂得节制而审慎。

 

这是我们这古老民族数千年历史上最深重的考验,这考验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分野,只有通过这一考验,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文化才有可能获得新的面貌和新的内涵,在人类大家族里继续延续。这亦是我们过去一百多年历史演进最深层的推动力。应牺牲的人们拒绝牺牲,当节制的人毫无节制,几乎所有人,都在试图从那个美好远景中预支自己的份额,无数祸乱孕育于其中并爆发,留下今日一个道德毁弃、文化败落、贪欲横行、环境被毁的世道。这深沉的推进力,仍在决定着我们未来历史的走向,整个社会已不可回头地向两端分裂,一端是把控着一切国家权力,并倚仗此权力已经得利和正在牟利的阶层,穷极心力地搜刮着,亦绝不愿放弃自己之所得;另一端是毫无权力,正在且看似永将受压榨的阶层,朝着决不宽恕一端步步败退隐忍。在未来若发生政治格局的变化,二者势必水火不容,夹在中间的人们将变得越来越弱势和尴尬,何去何从?悲怆而无助。想要扭转这悲剧性的宿命,除非正在犯罪的阶层停止犯罪并返还其犯罪所得,或者正在受压榨的阶层已经变得足够强大——力量、心智、道德上的强大。

 

历史不会停止演进,悲剧似难以避免,但冥冥中仍听见那远方的美好共和国,还在不断召唤她的儿女们。为她站出来甘心自我牺牲的人,正越来越多,上升之势十分明朗。她的坚韧和顽强,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杭州城早非昔日,此地冬季阴冷潮湿,夏季酷暑难耐,更要命的是,春秋仿佛消逝无踪,一年下来只剩下冬夏两季,一刀切开阴寒酷暑。和人与环境之间的距离相比,人与之之间距离的疏远,才更教人压抑。我们头上的专制体制象台巨大的绞碎机,不知停歇地开足马力,将传统儒家以人情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不断碾碎,碾得社会疏离、破碎。无论是之前的政治挂帅时代,明目张胆地叫嚣着要毁灭传统,还是后来的经济挂帅时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际交往的根基,其本质皆是一套围绕权势为核心的运转秩序。有权势的人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杀戮和迫害说成是解放;把搜刮和奢靡说成是建设;荒谬被当成真理来崇拜,真正的真理被当成垃圾随意丢弃;纯洁善良成为愚蠢的同义词,刁钻奸猾和聪明划上了等号。人与人之间筑起高高的防堤,以减少相互之间伤害的可能性,这些防堤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而对社会而言,却是一场加速其文化、道德和情感崩溃的灾难。

 

在杭州,仍有人试图打破防堤,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重新拉近。清除眼前的壁垒,又不同于过去那些教条式的人情世故:那是现代文明,基于对个体权力的尊重和保护。那些有待清除掉壁垒和试图被建立的新秩序同样,既是政治性的,又是文化性的。这些人便是浙江民主党,他们力量有限,几乎无力抵抗那些因政治观点而强加到他们头上的迫害,因此只剩下坚持不懈以为寄托。

 

吴义龙稍有些高低脚,系小儿麻痹后遗症,对日常生活基本没有影响,身边的人并不对他特殊看待,他自己更不以为意。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刚从监狱放出来不到一个月。没有赶上他出狱教人略有些遗憾,因为他出狱那一条杭州的民主党同仁们就象过节一样高兴,这群堪称全中国最坚定的民主派,在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喜讯可言,迎接阔别多年的同仁出狱,之于他们是天大的喜讯,在重重困苦中体味人的真挚情感,随着他们共同悲喜,这世间的快意之事,能与之相比者并不多。没有赶上喝他出狱的接风酒也不要紧,见到他才是最重要的。一见面,他便要拽我去同住,因为他的电脑有些问题,顺便让我给他瞧瞧去,隧用他的电三轮载了我,趁着时候尚早四处“兜风”,赏赏西湖美景,算是为我“接风洗尘”。

 

“以后要是有外地朋友来,就这样接待也挺好的哈!”初夏,气候已经颇是炎热,苏堤上花草繁茂,他用开车的余光扫着湖水涟漪嘶嘶徐行,心情畅快。我们骑得很慢,路边结伴同游的情侣走过时,他眼神会闪亮起来,好象是在期待着情侣们来找自己帮忙拍照之类的事吧?杭州的民主党声望极高,每年从全国各地赶来探访他们的人络绎不绝,这些人中不乏同样身负重担的民主派,对双方来说,每一次相逢都有可能意味着长久的别离,一别之后,不是我进到监狱里去,便是你去。万里迢迢穿过警察的监控和阻挠一聚,到重逢时当初少年或已白头。因此凡有朋来访,杭州民主党的同仁们,都要尽其所能热情地接待对方,随着民主党渐为世人所知,前来拜访者日益增多,对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民主党诸君而言,接待渐渐成为问题。

 

“是啊是啊,既简朴,又见心意,还不落俗套,吃喝一顿算什么?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坐在后座上附合道。夏风轻快而愉悦地拂过,守堤口的保安看见我背着包一身风尘的模样,他亦衣着简朴甚至称得上寒酸,以为我们是用电三轮拉客的黑车,便将我们截下。因为太过于轻快,或者是压根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侮辱性的,我们笑咪咪地回答他不是拉客,那保安红了脸低下头,掩饰着窘态。我不知道,他是天生一派天真乐观,对尘世的高低眼丝毫无查?还是这十一年炼狱般的锤炼,已教他完全忘记,这些不值一提的微枝末节。我们每路过一处当年组党时的旧景,他便要讲述一番十多年前的掌故,回忆起那些掌故时他仍无法从当初的热情与激动中回过神来,需要努力地克制着,才能勉强保持住面孔的平静与淡然。

 

一九九八年,一群来自杭州的年轻人在杭大图书馆外地草坪上聚会,讨论结社自由之事宜。反对党的存在,尤其以公开身份存在的反对党,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化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在这之前,中国大陆并非不存在反对党,但他们几乎全部以地下小团体的形式存在,并且很快就被专制当局镇压,在重要成员几乎全部被捕后,小团体也随之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能力。这些难以统计的地下小团体,如果说他们是反对党,那么其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要想赋以反对派团体以实质上的政党意义,公开存在和长期延续是必备的条件。纸上写下这“公开”、“长期”等字样时非常简单,放诸现实则难似登天。专制当局绝不会坐视不管,更不会心慈手软,若有人胆敢挑战这一“红线”,后果将是无尽的迫害。

 

这群坐在草坪上的年轻人,似乎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他们以近乎刻板的态度严以要求自己,像高度洁癖者一样对待自己身上每一丁点有可能与自由主义原则相悖的举动,堪称当今最纯粹的自由派。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人们,几乎一举一动都被赋予政治意义,并非他们本人被政治化,而是他们在不自觉中被当成了自己所信奉的政治信念的代言人。实质上,他们距离那些懂得权谋、机变,擅长审时度势的政治人物非常之遥远,而更象是一群洁身自好,执着追求知行合一的“腐儒”。和古代纯正的儒生相比,差别仅仅是政治和伦理信条的不同。吴义龙便其中之一,是年他二十有八,血气方刚,组党计划拟定之后,需要有人到全国去联络有志于争取结社自由的同仁们,达成共识,相互响应相互支持。

 

一九九七年,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中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力公约》,按公约规定:凡签约国政府,皆负有保护本国国民天赋人权之职责,其中自然包括言论、结社等诸多自由权力。在签署了人权公约之后,中共政权表现出来某种不同于九零年代前期迹象:一系列对私营企业的放宽政策逐步出台;香港回归引发新闻媒体腔调微秒变化;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即将来访。他力图促成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中更关键的另一个:《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种种迹象中,似乎蕴藏着某些政治松动异象,尤其身处政治敏感中心地带的民主派们,对此最为敏感,因为他们可以从与政治警察们直接来往中感受到明显不同。

 

在杭州,政治警察们开始变得客气、和善,过去一些会引起他们高度紧张的事,如今开始敷衍了事甚至不闻不问。公开组建反对党这一大胆倡议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浙江民主党筹备委员会”很快成立,王有才被推举为筹委会负责人。筹委会的意思是:中国政府开放党禁之前,民主党还处于筹备阶段,待何时中国政府开放党禁,再正式宣布成立。这是民主党诸君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政治迫害所采取的符合现行法律逻辑的策略,此策略在现实中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参与者们所受政治迫害?且另当别论。但其为降低民主党的参与门槛,争取更多的人们参与到民主党事业中来所煞费的苦心,则相当值得称道。计划准备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当天,1998625日,向当地民政部门递交结社申请,原因很简单:如果当局在克林顿总统来华期间发动大规模镇压,当着美国总统的面作出大规模践踏人权之举,吃相恐怕会很不好看。距离克林顿来华只有几个月,时间紧迫,吴义龙在浙江筹委会中扮演着联络人角色,他需要尽可能地联络到全国各地有志于此道的诸位同仁,为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堪称正式、大规模的反对党组建活动努力奔走。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筹措费用赶飞机,江南江北马不停蹄,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他真诚、执着、乐观豁达,在其热情和感染力背后那坚定的信念和几近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打动着犹豫不决的人们。除浙江之外,很快有多个省份成立了民主党筹委会,消沉多年的人心需要一剂强心针,人们跃跃欲试,公开冲击党禁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召唤人们多年以来被生活漩涡所磨损的男儿意气和献身情怀。

 

民主党的筹备似乎一帆风顺,至少没有想象中那样风声鹤唳,政治警察们按兵不动,教人既轻松又疑虑重重。四月,王有才离开杭州到北京参加北大校庆时被捕,这位王有才,在中国民主进程历史上堪堪称得上是位人物。一九八九年学运中,他是北大研究生,被推举为北京高自联秘书长,负责维护广场上的秩序。后来上了通缉名单却拒绝出逃,被判刑四年(后改判三年)。在那场而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勤勉务实、兢兢业业。素有南王北李(李海)之称,二人专爱出力多不讨好的活,不爱抛头露面,尽干些不能给自己添加光彩又劳神费力,对大局又必不可少的事。王有才之所以被推举为浙江民主党的筹委会的负责人,并非源于他曾经的学运领袖身份,更非其北大背景,当年他象很多人一样,仅仅凭借一腔单纯的热情追随学运,在短暂的民主热潮中找到自己生命之所在。历经磨难之后,他从单纯的学子变成一位真正具备坚定决心的人,他代表着一种理想:一种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吾国历史上种种政治团伙:李自成、张献忠一类的山大王式黑帮社团;或者国、共一类严密的列宁式极端组织;要么黄巾、长毛一类利用宗教蛊惑人心的邪行集团;或者李渊父子、曹、刘一类的军阀和土豪们的混合物……建立真正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英美式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松散民主政党。如果要为该理想找一位代言人的话,那么在当时,王有才足堪当仁不让。

 

王有才的被捕被理解成一个当局即将对民主党展开镇压的信号,但在国内外齐声呼吁之下,他竟然在五月初被政治警察们押送着放回了杭州。这一抓、一放,让很多人产生出虚幻念头来,以为中共真有想要开放党禁的念头,哪怕仅仅是一闪念,或者装腔作势给国际社会看。而另一部分人则把此事理解成中共的“钓鱼”行为,想要通过对王有才的抓捕和释放,来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在“蠢蠢欲动”。后一种理解是否成立姑且不论,前一种理解却肯定是不成立的。现实中会有很多人愿意相信一个不成立或者违背简单生活经验的假设,只要这种假设能成为他们希望的动力所在,它成立与否,已经不再重要。这些人对希望的渴望,远远胜于对逻辑和经验的冷静推演和分析,因为冷静地推演逻辑和分析经验,对他们的热情将是兜头一瓢凉水。

 

王有才被释放后,民主党的筹建热情空前高涨,民主党的支持者们欢欣鼓舞之时,危机亦在热情中孕育。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人们每渡过一个危机,都要意味着新危机的到来,这是绝对弱势想要和绝对强势周旋的必然:在一个远远强大于自己的敌人面前,弱势者永远不可能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接受一个接一个的危机的考验。几个月前,人们担心的是民主党筹备计划被冷遇得不到支持,当热情被点燃之后,分裂,上升成为新的危机。

 

二零零三年,津巴布韦反对派报纸刊出了头条文章:《分裂——比背叛和出卖更凶恶的敌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深受分裂之苦,但分裂却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不停地发生着。这固然是人自身的现实,但并不等于人们没有必要去付出巨大努力克服它。尤其当面对一个强大对手时,克服自身的种种局限成为弱势一方成长、强大起来所需的必修课。

 

当时,民主党的所面临的分裂危机大致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来自那些同为政治反对派,却反对组党计划的人们,他们认为组党计划太过于激进,将使整个反对派面临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中去。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人们处理分歧方式。古训云:君子和而不同。在分歧出现时仍保持合力,这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需要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更需要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情怀。因为它首先需要人们面对分歧时仍相互保持足够的善意和尊重,不将分歧者视为异己者,在分歧中共同进退。可惜的是,在当时中国的民主派们并没有成熟到这种程度(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但仍没有越过这一门槛)。反对组党的人们中,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共政权对待组党暂时的宽松态度,不过是个“引蛇出洞”的阴谋,一些人用不太宽厚的态度对待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进而将这种态度扩散到整个民主党群体。甚至猜忌一些积极筹备民主党的人为“共产党特务”。在自己人中间玩“抓特务”的游戏,这无疑给组党活动乃至整个反对派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创伤。

 

分裂的另一方面来自民主党内部,当民主党筹备高潮起时,“筹委会”这种形式已经无法满足一部分态度更强硬的人们对结社自由执着心愿。他们认为:结社自由系天赋人权,民主党的建立,毋需经由共产党同意;民主党的合法性更不依赖于共产党的点头。因此,可以直接成立一个正式的民主党,不需要去递交什么劳什子筹备申请,那种举动会被理解为民主党自视党格低于共产党一等,民主党的存在和正当性都需要服从于共产党。他们遂准备直接成立民主党的正式党部,以此宣告:民主党的正当性毋需征得共产党当局的任何许可。这在理念上既没有错误,更挺得直立得正。但在当时已经存在并仍在兴起大量筹委会的现实环境下,此举并不是最恰当的选择,严酷的外在环境要求人们团结而不是分散。它将一群即将面临一场几乎算得上是生死未卜抉择的人们,一群高度亢奋和紧张状态下的人们,一群以非常有限的力量挑战庞然大物的人们,朝着两个方向撕裂。尤其是,党部派们对筹建一个纯正自由主义色彩的英美式松散政党兴趣不高,他们似乎更倾向于组建一种严密到近似列宁式的政党模式,尤其是他们中的领袖人物,这种倾向更为严重。

 

理念上和行为方式的双重分歧使裂痕进一步加深。尽管以旁观者的眼光视之,在一条风雨飘摇的船上,团结一致是其余一切事务的基础,凡夫俗子皆应意识到并做到,做不到者与害群之马无异。但作为个人,残酷的外界环境教政治反对派们背负着重重心理压力,一个人气质而论他们多为执着倔强之辈,再加上平日里被孤立成一个个社会孤岛,和同仁们缺乏真正的情感、理念和行动方式等诸方面沟通,尤其是情感和个性上的沟通。他们时常用自己假想中的形象来替代现实中的远方同仁,导致遇到具体事务时缺少磨合。要求一群几乎完全陌生的人,去干需要高度专注和通力协作才能有所裨益的事务,而不发生种种摩擦是苛刻的。但不等于身为反对派本身不需要自省以进步。如果事业屡受挫折而自身却少有自省的话,将意味着灾祸,这种高标准不是人为强加的,而是中国民主化这一伟大事业本身的需要。在政治反对这一领域,具体事务中的实际情形,会比旁观者的想象和期待复杂得多得多,它要求人们不断地成长,不仅仅是人数、技术、业务能力乃至组织模式上的,更是精神、情感和人格上的。

 

六月二十五日,比尔.克林顿终于来到中国,对有好大喜功之嫌的克先生而言,那一天是他外交史上的一桩大事。因为他一手瓦解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屠杀人民的制裁,要将中共政权拉入世界关贸总协定之中。以入关为条件换取中共政权签署两个人权公约,在他看来,似乎只要中共的寡头们大笔一签,中国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迈进近代文明最低门槛——保护人权的国家之行列。虽然当到了合众国的总统一职,但其对专制政体的理解程度还远不如专制社会中的一个文盲。他代表着一类人,在西方社会永远存在且数目巨大,并且往往教育背景令人称羡的一类人,他们认为:判断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的标准,在于看他签署和不签署何种协议;而当协议被赖帐时,他们却不愿努力维护协议的尊严。

 

在于共产党政权,他们找你借债时什么协议都签;当你拿着协议找他们要帐时,他们会使出人类历上最高超的耍赖功夫,把责任闪得一干二净,这一点上中国老百姓的体会要比美国总统深切得多。在西方,有很多人象阿基米德幻想用一个支点撬动地球一样,想要用一纸协议将落后的专制国家带入现代文明。这类人从未在专制国家生活过,尤其未有极权国家的生活经验,就象极权国家里有很多人用极权社会的逻辑去想象民主社会一样,民主社会里也有很多人用民主社会的逻辑来想象极权社会。克林顿,至少当时的克林顿便是这类观念的代表。他策动巴以签订停火协议,然后坐等和平降临中东,结果只不过是场笑话般的闹剧,结果和平协议捆住了民主的以色列,却对阿拉伯世界的专制者和恐怖分子们毫无约束。签署人权公约并没有对共产党政权形成丝毫约束,倒是它以此为条件甩掉了国际社会的诸多制裁,使之更无顾忌,让中国社会朝两个方向分裂更加严重:一是有权有势者及其依附者们,他们毋需任何才干、努力和道德顾忌,便可仗势大发横财;另一边是无权无势者,一生需要牛马般操劳。

 

当日,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在一众同仁诸君陪同之下前往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结社申请。人们压制着内心的忧虑,尽量使自己乐观豁达起来,相互鼓舞着前往。有人甚至想象着警察会在民政厅等着他们前去自投罗网,然后趁势一网打尽。曾经经历过民主墙的老反革命朱虞夫说:“当时心里很害怕,但是在年轻人面前么,还不敢表现出来,要尽量要装得象没事一样……”

 

并没有警察在等着他们,民政厅留下了申请材料,并答复说根据民间社团申请办法,需要五十万人民币的注册资金和固定的办公地址。并且,各地筹委会得到的答复皆是如此,有人开始幻想这是个党禁开放的信号,莫非克林顿真的起了作用?

 

不久,民主党的另一派——党部派纷纷宣布挂牌成立,其中影响最大当属由民主墙老运动员徐文立领衔的京津党部,徐文立资历颇深,在七零年代末至八零年代初,与魏京生、任畹町等人并列民主墙运动之代表性人物,有他领衔,党部派声势颇大,短短数月时间各省成立的党部数量及所吸引的党员数量,竟与筹委会不相上下,大有分庭抗礼之势。随后,民主党联合总部宣告成立,徐文立任主席,民主党似声势渐起,而当局仍迟迟未对之下手,人心蠢蠢欲动。据朱虞夫回忆,那几个月时间到杭州来拜访他们的人应接不暇,遗憾的是其中大多数人并非真正想要为中国民主化贡献力量,而是想借机寻找出国申请政治难民的机会。分裂的裂痕随着组党声势的高涨一天天扩大加深,一时针对徐文立本人甚至整个党部派,乃至整个民主党的指责声四起:有人指出党部派过于强硬,会给整个组党运动带来灭顶之灾;在没有对运动的可持续性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强硬态度的代价是丧失周旋的余地和空间;组党会把为数不多愿意为中国民主化贡献自己力量的人,一股脑送进监狱里去,令反对运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后继乏力,陷入持久的低潮;或者指责党部派的组织模式不过是对列宁模式蹩脚的效法;乃至对徐文立本人的攻击……不胜枚举。诸多指责有些勉强成立,有些纯属意气用事,无论它们成立与否,指责声唯一的后果就是令原本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

 

专制当局终于等到了对民主党下手的最佳时机,当分裂来到顶点时,镇压亦席卷而至。徐文立领衔的京津党部首当其中,几乎全军覆没,徐文立亦被当作整个民主党案的首犯获刑十五年,重要骨干刘世遵、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亦有十年上下刑期,党部派的另一重要人物湖北党部秦永敏获刑十二年;在筹委会方面,浙江筹委会成为重灾区,王有才、吴义龙获刑十年以上,朱虞夫、毛庆祥、祝正明等人刑期不短,四川筹委会同样遭受惨重镇压,刘贤斌、佘万宝等人获刑十年以上。短短数月之内,数百人涉案被捕,其中被判刑者超过百人。自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政治反对活动,在分裂声中遭遇到亦是自一九八九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政治迫害。

 

分裂给这次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它不仅为专制者提供了大规模镇压最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整个反对运动失去大量的潜在支持者。弱势一方若做不到内部团结便无法赢得外部广泛的支持,哪怕人们认同你的政治观念,敬重你所作出的牺牲,但要人们积极支持到这一事业中来却是一种奢望。假如有人想要参与到一项严重威胁到自身安危的事业中来,那他们一定是渴望着在这事业中被团结和并享受到同仁之间的相互善意;更重要的是,他虽然不指望的短期的收益,却一定期待着透过人的精神看到事业长期发展的希望和可能。当他体察不到这些的时候,让他迈入这道门槛并坚持不懈,远非易事。

 

挑起分裂要比阻止分裂简单得多得多,一个人的分裂行为,九个人的努力也难以阻止和弥合,并且,大多数挑起分裂的人们,似乎并不认为自己实在挑动分裂破坏大局,反倒是认为自己是在积极地为大局贡献着力量。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反对派,远没有成熟到能够阻止和弥合分裂的程度,这不是一人或者少数人便可以承担起来的责任,而是需要整个群体共同承担的责任。多年以来,人们渴望着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象找到一把开启民主中国的钥匙一般,拥有钥匙之后只需一扭,一切就会水到渠成。这只是一个童话,其诱惑力却难以抗拒,它存在于很多人都幻想之中。更要命的是,有人认为他已经找到了钥匙,于是反对派中有了好几把、无数把钥匙,拥有钥匙的人们认为别人的钥匙是错的,而自己的钥匙则毋庸置疑将开启民主中国之门,然后分裂发生,并随着实际事件的进程加剧。

 

我们需要的不是钥匙,而是大量把自己当作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贡献出去的人。这些人知道,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出去,也不过象尘埃般不会对历史进程造成什么了不起的影响,更不可能为自己赢得什么一般意义上利益或者荣誉,但他们仍执着地愿意将自己的一生贡献出去。

 

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并没有象过去一样,镇压过后便使民主党难以为继,在浙江,仍还有大量微不足道的尘埃存在,使民主党得以延续不绝。比起民主党的创立,延续下去是一桩更非凡的事业,和轰轰烈烈相比,隐忍精神和宽广的胸襟更可贵亦更重要。

 

马拉松已经跑了十七年,看起来还要继续跑下去。陈树庆貌不惊人,他和吴义龙几乎前后脚走出监狱,二零零六年,他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次年获刑四年。自一九九八的大抓捕以来,他已经是浙江民主党第八位发言人。这是在大抓捕来临之际,浙江筹委会排下顺位,在每一位发言人身后,都有两、三个人随时等待着接替他的工作,然后这位发言人一面工作,一面等待着抓捕的那一天到来。

 

陈树庆作为民主党的发言人入狱,然后出狱,出狱不久很快又进入了这个发言人顺位的序列。在浙江民主党诸君中,这种经历并非只有他一人,朱虞夫、吕耿松、吴义龙等人皆是如此。我去看望吴义龙,他租住在失地农民们盖起的小楼里,杭州有大量此类小楼,格局相似,四至五层,被分割成一个个带简单厨卫的单间,租户大多为单身上班族男女。吴义龙入狱前有房子,后来卖掉房子干“反革命”,出狱后寄宿在简陋的出租房里,他喜气洋洋,并不以此为意,好象自己完全没有因为民主党而失去过什么,晚间我俩同居一室,他心绪颇高,非要向我学如何重装电脑、如何安装杀毒软件等一大堆问题。

 

于是我们当晚便不停地折腾起电脑来,他有时象个犯了错误的小孩红着脸害羞地呵呵笑,有时又执拗地瞪大眼睛犯轴劲,从天刚擦黑一直折腾到夜深人静,几个问题总算基本掌握,他心满意足地用鼠标戳着电脑,象个吃饱大餐后心满意足地拍着肚皮的吃货。“我出来这一年多,总在感觉自己在被不停地充电,今晚又学会很多东西!”他与世隔绝了十一年,外面的世界飞速变化,当他出狱后面对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世界时,既没有自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又不乖戾地认为自己可以驾驭这陌生的一切,心怀谦恭,从未自怨自艾。

 

第二天我离开时,警察一大早就来到他楼下,从他位于四楼的出租房窗户下望出去,警车就停在他出入的必经之路上。除了他之外,陈树庆、吕耿松等人也要被控制起来。杭州民主党每周有一次公开的聚会,有些年份是两周一次,已经持续了好几年,地点一般在某个公园绿地,形式简朴,气氛热烈,参与者少则数十,多则上百,均为民主党的支持者们,内容无外乎吃饭聊天之类,属于最普通的茶会性质,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在全国各地,类似的茶会多如牛毛,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但由于茶会参与者们特殊的敏感身份,政治警察对聚会严密监视,如果聚会上的言论尺度被认为是“过激”,或者茶会有向普通民众扩散到势头,政治警察便将冲散茶会。这茶会历史上曾经被冲散过很多次,甚至有人因参加茶会被刑事拘留。但茶会又多次重开,时间一久,双方竟多少形成些许默契,民主党人们适度控制茶会的言论氛围和参与规模,而政治警察则严密监视的同时“按兵不动”。

 

在正常社会的人看来,这简直荒唐透顶:人家在一起喝个茶也要大动干戈;或者会有人反过来谴责民主党人们,认为他们连一起喝个茶都要战战兢兢。也许克林顿先生所代表的那一群人就是后者,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专制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的日常逻辑。我曾经参加过几次这茶会,看到有陌生人参加,便有人过来查户口,问我姓甚名谁,来杭州做什么,何时来的,准备何时走之类,努力打扮出一幅同来参加茶会者的模样,语气却生硬机械,全无一丝善意,和在座其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们热烈而亲善的态度泾渭分明,教人相当不快。

 

那一天警察要求民主党人们取消茶会,具体原因究竟为何我已记不清楚,杭州每年都有不少国际会议,逢着这些会议时便要对民主党进行控制。那天大概是又遇上什么国际会议,政治警察们找到吴义龙、吕耿松、陈树庆、邹巍等人,要他们取消原定例行茶会。遭到拒绝后,警察们决定把这几个人带走软禁起来,所以一大早就在吴义龙楼下守候,只等他出现。我沿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一面走,一面回望他的窗台,想象着他在屋内心平气和地等待警察的神情,浑浊的河水微微飘散着臭气,我不知下一次来到哪里去找他?没有多久,我听说他被警察从出租房了轰了出来,警察们霸王硬上弓,把他的行李物什扔得满大街都是。因为杭州的政治警察们,把他视为自己地盘上的一大包袱,一直想要把他轰回原籍安徽苁阳去。他们千方百计搅乱和破坏吴义龙的生活,让他在杭州不得安生。他不愿回苁阳去,想尽办法和警察周旋想要留在杭州,这里有他患难与共的朋友们。但个人的力量在强权面前何其微茫,除非苁阳和安徽的政治警察同样把他当成巨大的累赘不愿他回苁阳去,否则他所有想要留在杭州的努力,最终无法和国家机器相抗衡。那扇窗口,下次再来已不会再有他的身影。几个月后,我听说浙江省公安厅和安徽省公安厅的警察们联合出动,要把吴义龙强行绑回苁阳去,当天,他那些简单的行李被褥,被警察们扔到大街上,然后押上回苁阳的车,再也没能回到杭州和他生死相依的兄弟袍泽身边。

 

和吴义龙比起来,陈树庆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他毕竟有个属于自己窝。“树庆刚刚回来,买了台很破旧的二手电脑,他的电脑肯定有很多问题,你去帮他看看吧!他会很高兴呢!”我的杭州老友,因为民主党案曾入狱四年的迟建伟对我说道,他和陈树庆几乎前后脚进入监狱,因为刑期相仿,也几乎前后脚出狱。于是他便用电瓶车把我载到陈树庆家。我早在他未入狱前便已闻得陈树庆美名,说他为人克勤克俭,不慕虚名,唯尚求学。虽早有攀结之心,然尚未成行,他却锒铛入狱,如今闻得可有效命之处,便迫不及待随迟公前往。

 

陈家果然一派简朴气象,和传言中的陈树庆的形象十分般配。再加上他被捕入狱,甚至说成是“潦倒”亦不为过。不过也因为他的回归,寒舍里颇有些生机勃勃的喜气,虽陋却不寒酸,窗外的太阳把屋子照得暖洋洋地,端的是个安乐窝。陈树庆其貌不扬,也许是刚出狱,言语举止间虽一片喜气,倒霉味却仍未褪尽。见迟建伟带了个陌生人进来,仓促间不知何事。互通家门之后,他更加局促起来:“欧阳小戎?”他有些犹豫,一面拉住我的手不放“我好象听说过你!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了。”眼中闪起光来,既兴奋又抱歉。迟建伟告诉他我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他又仔细地想了想,但似乎还是对不上号。不过经这三言两语我们迅速熟悉起来,虽然刚刚走出监狱不到一个月,在他眼里却看不到丝毫防范,永远信赖他人并值得他人信赖。听说有人专程来为他处理电脑问题,好象遇上救星,于是我便开起工来,一面聊天。

 

“零六年我已经准备得非常好,如果去参加司法考试一定能过,可想不到还没来及参加考试就坐牢去了。”历经炼狱之后,他仍然近乎顽固地相信,掌握并精通现行的各种法律和政策条文,不仅能有效地保护到自己,更能有效地帮助到别人,若能拥有执业资格,则将完美无缺。坐牢并没有多大遗憾,最大的遗憾是无法再参加司法考试,成为一名正式律师或者公民代理,受过所谓“刑事处罚”的人,将被剥夺这些资格。

 

“你应该不是没有想到,而是没法退却了吧。”我蹲着拆他的机箱,听到这里忍不住抬头笑着朝他看去。身为民主党的发言人,随时被捕的思想准备是必备之觉悟。

 

“他们找过我很多次,每一次我都能用法律条文逐条逐条地把他们驳得无话可说。”他似乎回忆起当初与政治警察们口舌交锋的场景起来,面色变得轻快自得,大有诸葛亮舌战群儒般的骄傲之色。我一面暗笑他的迂腐,心中升起深深的敬意,凭着这迂腐劲头,他将不懈地坚持下去,但我仍忍不住吐槽他说:“你把他们都驳倒了,可是他们仍然要抓你去坐牢。”

 

他闻言并不以为意,继续热烈地说着自己仍准备自修法律,虽然无法执业,但精于此道仍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大有其用。又说到多年来一直负责和自己打交道的警察,马上就要退休,听说他出狱,临退休前特地来照他一面,告诉他:“树庆啊,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以后你自己要好好保重,遇事多掂量掂量。”他对此话的理解,是认为这位警察在同情甚至一定程度地保护他,当时我深不以为然,他似乎迂腐得过头了,对人的信赖和不假防范已经到了滥用的地步。他若真在保护你,那还能打报告送你进监狱里去么?

 

匆匆数年一晃而过,陈树庆再度被捕时,面临的指控已不再是当年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是更为严酷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两款罪名同属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系旧时“反革命罪”改头换面的产物,专用来镇压那些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们,量刑分别为三至十年和十年以上。过去十余年来系民主派们面临迫害时最常见的罪名,但今天这两款罪名已经大面积被“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非政治性的罪名替换,只有需要对当局认为的“严重分子”们下手时,这两款罪名才会被搬出。

 

我不由得想起当年陈树庆对我说过的那些迂腐话,并渐渐怀疑起当初的判断来,此番陈公再度受难,若罪名成立,刑期将三倍于当年!当我年龄愈长,愈发深感世态人心复杂无常。就如你在雨幕中看这个世界一样,有时你看到的是雨幕,有时你看到的世界。世界在雨幕中的形象已经深深印在你印象中,因此你很难想象,阳光洒落时它的模样。我在春雨中乘了远郊的公交车上龙井山去。杭州城外春雨里夹杂着雾气,在山坡上缭绕不去,使此地出产的茶叶名扬四海。世境虽面目皆非,而春雨伊稀如故,联想此间古时的风物,使人些许忘忧。你往窗外望出去时,觉得自己跨越着时代和人情冷暖,仿佛漂浮在这漫漫尘世的一粒尘埃,你阅它历它,却终无法属于它。你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自开天辟地以来便已失落世界,你拼命想要回到你那原本的归宿去,它你这一生索求的最终目标。而你,却根本记不得它模样,于你只好努力地不断追忆着,直到回望往生,想象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不住地向这尘世之间和尘世之外,去找寻它的蛛丝马迹。

 

龙井山之行,非为怀古伤今,更非买茶,我要到山上去看望多年老友毛庆祥,他刚刚出狱,在龙井山上看守茶园,茶园主人是他胞妹。说是老友,却从未见过面,打听得他在胞妹处暂时安身,便前去寻他。谁料在龙井山上到处是开茶园的人家,纵是雨天亦热闹非凡。转了一下午四处打听,也未曾打听得有姓毛的女主人,无奈天色已晚,只得悻悻而归。

 

这位老毛年过六旬,传闻中为人谦和大度、低调务实。七零年代末,青年工人毛庆祥与一群年龄相仿的工友们创办民间刊物。在那个鸿蒙渐开的时代,他走在思想启蒙的先行者行列之中。他们的编辑部大多工人出身,读书有限,要编好一份思想性刊物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尤其当很多困难来自编辑部自身时,则更需要人们持久地保持谦恭之心,勤于反躬自省。这类编辑部在两三年内如雨后春笋,从刚开始时简单大字报式的的张贴物,很快发展到编纂成册的定期刊物,一时间兴盛于大江南北。自己凑钱买纸张等物,想方设法组稿撰稿、编排校订之后用钢板蜡纸油印成册,四处传阅赠送,甚至还能收到一些订阅,会付三五块钱的定金,这便是著名的民主墙运动。那是红中国思想的第一个春天,当民主墙被镇压之后,直到互联网兴起,繁荣景象未得再现。毛庆祥想方设法地去找其它类似编辑部,希望从其它编辑部那里得到帮助,使自己的刊物更具深度亦、更受读者欢迎。四处讨教于人的同时,也结识了一众志同道合之辈。这是一群走在那个时代最前沿的年轻人,甚至堪称整个红中国所育众生中最前沿的一群人。毛泽东思想随着毛泽东本人的完蛋而迅速瓦解,思想和权力的双重重压松动,青年人们迫切地想要将每一口新鲜空气都吸进自己体内。和多数同类青年热烈而傲气的性格相比,毛庆祥谦逊温和的做派广受欢迎,在那短暂的春风里,青年工人毛庆祥广结人脉,本无所求的他成为民主墙运动在杭州的一位代表人物。

 

民主墙在短暂兴盛之后很快遭到镇压,连续清除了四人帮和华国锋之后,邓小平权力稳固,开始向民间社会下手。他和他的很多同僚一样,年轻时热衷于制造无政府状态,利用这种状态整人,并在其中如鱼得水,美其名曰“革命”。等到年老,他们自己又变成了自己所炮制的无政府状态所整治的对象,讽刺的是:那些反过来整他们的人,同样亦宣称自己是“革命”。在经历毛时代之后,邓小平对无政府状态十分恐惧和厌恶。对他们这些信奉极端思想人来说,越是大权在握,就越是渴望将一切权力收揽在自己手中。人民稍有一丁点自主的迹象,就会令他联想到使他不寒而栗的无政府状态。民主墙原本是中国大陆民间社会自主办刊办报的萌芽和雏形,是中国大陆走向自由与民主的第一次契机,若执政当局能以开明姿态待之,则今日之中国,必将大是一番文明景象。但指望中国的民主与自由需要靠某转制集团赏赐,这种心态本就违背常识性经验,民主墙的被镇压,只是专制集团本性之必然。毛庆祥在民主墙期间于杭州本地颇有名望,当民主墙被镇压时,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遭迫害之首冲,一九八二年,毛庆祥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八年。

 

他在狱中错过了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大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因此避过了一劫。到了一九九八年,毛庆祥再度因民主党案入狱,这一次他获刑七年。类似履历的人在杭州并不止毛庆祥一人,戚惠民、王东海、朱虞夫等一干,他们将一生最好的年华、最珍贵的情感贡献给了自己的祖国,收获一生的苦难之后仿佛一粒落地的尘埃守度残年。

 

我打听到毛家的地址,一年后又到杭州去寻他,敲门却又扑了个空,后来打听,才知道他与夫人胡晓玲已经搬家去了下沙。又过了一年,我再到杭州时,方到下沙去寻着他。或有人疑惑:找个人有这么麻烦么?难道不能先电话上联系好?

 

这是浙江民主党人们的存在状况,亦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电话联系会被监听,警察时常为了逃避上司的责骂,循着监听找到来访者,强行带走然后押上火车,将来访者赶出杭州了事。尽管绝大多数来访不过是日常的私人来往,但在警察的逻辑中:你来杭州找民主党,就是在给我们惹麻烦。对被驱逐者来说,这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对东道的杭州民主党来说,警察的这种举动会令他们非常难堪:自己的朋友千里迢迢前来,若被警察赶走,于朋友之心是大大地愧疚。因此若朋友之间相互体谅,作为客人应该尽量避免自己被警察赶走,宁肯扑个空跑个冤枉路,这完全算不上什么。

 

我终于来到这位老毛家门外,多少有一点点感动:老毛啊!我终于要逮着你了!他家夫人胡晓玲大姐前来开门,见我一副流浪汉模样,稍有点惊异。我问:请问这里是不是毛庆祥家?她连忙将我迎进家来,一面招呼老毛:快!把饭摆上来。虽不知道我是谁,眼中防范早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夫妇二人径直拽我到饭桌旁坐下,然后褪我的背包。待我报上家门,他们更加兴奋,眨眼功夫饭已盛上,四个菜摆好。“我们刚刚吃完,你也将就吃一点吧。”让我大老远地跑来吃他俩的剩饭,胡大姐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给盛排骨汤,反复强调汤是新炖的不是剩饭。而老毛却不以为意,三十年象历经了几个纪元,他接待过不知多少朋友,有些仍保持着交往,绝大多数则浮浮沉沉,音讯全无,因而深知真交不在一面之热。

 

他第二次出狱已经四年,当过社区守更的保安,那工作系刚出狱不久时的勾当,由社区出面安排。以其说是让老毛去当保安,倒不如说是把他扔到一群保安堆里面监控起来。

 

于是老毛决心靠自己去找一份工作。“我这岁数,又坐这么多年牢,什么也不会,适合我的工作很少。”他说这话的时无自卑亦无乖戾,更无哀怨,好象个淡定的老和尚,在哪里、干什么都不耽误参禅一样。“除了当门房值夜,想不出自己能干什么。”

 

我坐在他电瓶车后座上,前往他工作的地方,去为他安装一个无线路由器。一路听他讲述。

 

他从求职的报纸上得知,消防监测员的工作对年龄要求很宽泛,收入也稍高一些,若能上岗,勉力工作可保夫妇二人糊口,便狠下功夫去考消防监测执业资格。不仅可以借此摆脱社区纠缠,还能有更好的收入。然执照考下来还不到一年,却已经换了好几次工作。刚开始他找了份工作在某日资企业,上班没几天安全局就找到他所在的劳务经纪公司,不让他去用户那里上班,理由是毛庆祥这样的人不能在外企上班,以防他接触外国人;不久他又在浙大研究生院的实验楼找到一份工作,安全局紧接着又尾随而至,不准公司让他在那上班,理由是毛庆祥这样的人不能接触高校学生,以防青年学生被他腐蚀毒害;后来连公司都觉得有愧于老毛,给他介绍了现在这份工作,用两个人上三个人的班,可以分三个人的工资,以示对老毛的补偿之意。

 

他每天需要工作十二个小时,能多挣到半个人的工资,似乎隐隐有种因祸得福的快意。“在这里上了几个月的班,就攒了买台笔记本电脑的钱。”到了值班室,他小心翼翼取出宝贝电脑来,层层叠叠包了个密实,虽不是什么高端货,但屏幕很大,看着惬意。攒三个月的工钱能买到一台大屏幕电脑,他似有得意之色,在他心中笔记本电脑可是金贵物件,何况是全新的,大屏幕的。值班室里只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用公家的电脑来上网多有不妥,所以他又自己掏钱买了个无线路由器,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值班空闲用上自己的电脑。正发愁不知道怎么装路由器时,我来了,真真及时雨是也。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和骄傲,被分割成一个个社会孤岛,向前看不到前途与希望,身边看不见同情与支持,矢志不移坚守信念。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杭州城,和全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喧闹、庸俗、乏善可陈。百年后的人们,很难对这个杭州存有多少好感,更不可能象今天的我们留恋旧杭州那样,对今日之杭州依依不舍。若有人提起,这座城市仍不失光彩与荣耀之时,这光彩与荣耀只可能有一个缘由:

 

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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