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A 】  时间: 10/15/2015              

唯色: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上)

作者: 唯色 唯色

“四水六岗护教”反抗军1958年在卫藏泽当。(唯色提供)
“四水六岗护教”反抗军1958年在卫藏泽当。(唯色提供)
2010年夏天,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与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合作,在印度达兰萨拉、贝日、达兰豪斯、芒高特等流亡藏人定居点,采访了十多位流亡老人,整理成《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一书,即将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我受邀写序。而我应从,并非因为唐丹鸿是我结识二十年的好友,恰是这本书本身。

我是这么写的:

这本书,与其说收辑的是十一位藏人的故事,更应该说记录的是十一位藏人的证言。

因为是证言,所以需要这样的说明——

时间:分两种,记录时间为2010年,但人物讲述的是上世纪1950年代及前后。

地点:分两种,记录地点位于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但人物讲述地点包括图伯特(西藏)诸多地区,主要为康区、安多农区和果洛牧区及卫藏。

人物:采访者是汉人作家唐丹鸿。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担任翻译。受访者即十一位原籍为康、安多和卫藏的藏人,但如今身份都是流亡者,且已年迈,如今已有两人过世。

事件:是的,事件,却不是简单的事件。因为关涉家园的被占领与抗争,关涉信仰的被践踏与捍卫,关涉生命的被屠戮与反抗,关涉历史的被改写与修正,关涉真相的被代言与证言,等等。

我因此想起前些日子所读的新近出版的中文译著:《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作者是法国作家克洛德•穆沙(Claude Mouchard)。而见证文学,如译序介绍,指的是那些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人,作为幸存者,以自己的经历为内核,写出的日记、回忆录、报告文学、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对照《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后者是口述录而非见证文学,却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是因为这本口述录与其他口述录不同,完全没有记录者的声音,从头至尾都是十一位亲身遭受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藏人声音,如同十一份自传,恰在于记录者唐丹鸿与桑杰嘉忠实录制,忠实再现,使得这本口述录成为事实上的见证文学。

克洛德•穆沙写道:“这个世纪最重大惨烈的历史事件,都与国家暴力有关。在这个背景下,所谓‘见证’,就是将有组织、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如何发生这回事,从亲历者的角度诉说出来。从根底上说,‘见证者’是一个‘余生者’,因为他经历的那场暴力本应将他吞没,或起码是剥夺他的话语,使他悄无声息地自消自灭。而见证的语言,也自然就是一种劫后的语言,本应不存在,然而存在着。”

十一位藏人用藏语讲述的证言,被翻译为中文,来抵抗强权强迫下的遗忘,从而对这半个世纪以来在图伯特发生的“世事反转”或“时世反转”,做出了真实而有效的见证。

关于《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鸿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之所以产生采访这些流亡者的念头,是因为想越过所有代言者,无论是善意的还是假冒的代言人,直接听听藏人亲历者怎么说。很庆幸我这么做了,更庆幸有桑杰搭档。我们寻找的标准很简单:亲历了时世反转的一代。在达兰萨拉有几位常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亲历人士,因他们的故事已被‘广为所知’而被我回避了,虽然这‘广为所知’其实不过是有一些不同语种的出版物或专题报道,而且在中文世界远远不是‘广为所知’。

“这十一位受访者散居在印度的几个西藏流亡者社区,多数来自康区,有的有名,有的无闻。后者,桑杰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他们。他们毫无准备,有的愿意说,有的经桑杰央劝才开口。在整理访谈文字过程中我发现,除了我事先设计的模式化问题,桑杰还追加了一些关键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相关事件很熟悉才会有的追问,而我是不会注意的。

“在他们的叙述中,呈现了:另一个‘自古以来’,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自古以来;另一个‘中央政府’,噶厦;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博(西藏),从来不是中国,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支少数民族,这种认知不是基于政治立场,而是与生俱来。另一个西藏地理,一片在他们记忆里清晰存在的山河,而在我的现实眼界里却是中文行政区划名下的幻影……在见到他们之前,好多地方我都去过:理塘、乡城、炉霍、甘孜、德格扎西卡、邓柯、江达、玉树……;我所有关于雪峰、草原、野花、寺庙、人们……的记忆,都来到了注定显现的另一层,掺杂了枪弹、炮火、夺命、家破人亡、人去楼空、客死他乡……”

在另一封邮件,丹鸿则说明:“我和桑杰共同认为,中文过去的某些习惯译法既未能完整准确传达藏语本来含义,而且还有故意矮化之傲慢、也包藏了政治用心。既然是藏人的述说,汉译就应该尽量接近愿意和本来面貌,而不是重新落入过去被处心积虑贬低了的中文翻译里。因此,把汉人统一改成了中国人,也把‘部落’恢复到藏文音译‘雪巴’,‘头人’改用藏语音译‘贲’,‘土司’改用藏语音译‘杰布’,等等,并作了相应的注释。”

我回复丹鸿:“你的话深深触动我。你说得很准确。那些别有用心的代言者,受够了。”

注意到丹鸿和桑杰向受访者提出的二十多个问题。比如,请您谈谈您对家乡的印象;您是否认识你们当地的头人(地主、庄园主)?您是否还记得周围的人,比如父母、亲戚等是怎么议论头人(地主、庄园主)的?您那时听说了汉人、汉地吗?那时您认为西藏和汉地同属一个国吗?您对到您家乡来的那些汉人军人或干部有什么印象?家里人或乡邻对汉人的到来是怎么议论的?您和到家乡来的汉人说过话吗?交没交朋友?您怎么决定逃亡(或参加抵抗活动)的?决定抵抗以后,当时你觉得你们有获胜的希望吗?您在逃亡(或抵抗)经历中,记得最深的事情是一些什么?您认为在您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中国政府称你们为“叛匪”,您认为自己是“叛匪”吗?等等。

丹鸿和桑杰实际上做了一件非常及时的事情。而这,更应该由被卷入翻身乱世的数百万藏人的后代们去做;应该从每个村子,每个部落,每个宗(县),每个地区,以及每一座寺院,做起。去访问,去录音,去摄影,去录像;共同回忆,共同重返已经丧失的博,共同反思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共同思考和努力未来的道路。这样,见证就不只是十一个人的,而是藏人习惯说的“萨亚楚”(六百万藏人)的,而是当年的牺牲者与余生者,以及重生再回来的无数同胞的。也因此,证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

丹鸿和桑杰采访的十一位流亡藏人,包括康7人,安多3人,卫藏1人,即来自确喀松——传统西藏地理范围的简称,意为多卫康三区,当然西藏还包括嘉绒、羌塘、阿里等地区。所采访的康巴中,有3人是德格人,正是我父亲的同乡,这让我在阅读时百感交集,感觉是替我这个德格后人补上了被空白的一课。并且,我总是想起另一本重要的见证文学——藏人研究者跋热•达瓦才仁著述的《血祭雪域》,于2012年由雪域出版社再版时,我在如今已关闭的香港《阳光时务周刊》撰写了推荐语:

“《血祭雪域》是一部关于西藏战败记录之书。依据上百个战败而流亡的藏人暮年口述,披露1950年代席卷全藏地的屠杀与抗争,其真相残酷又悲壮,反倒是奥威尔一句名言的佐证:历史就像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对于从雪域佛土蜕变成动物庄园的西藏,今天已被胜利者改写为‘解放’与‘新生’之甜蜜蜜。作者跋热•达瓦才仁生长在红旗下却翻越雪山,成为新一代流亡者。此书是他在1990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记录,口述者多已抱憾离世,却留下西藏当代史上的宝贵见证。”

而《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是以个人的声音,缓缓道来图伯特悲壮战败之书。

2015年8月,北京
 
关键字: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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