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19/2015              

付勇:通过社会运动创立新型民主

作者: 付勇 付勇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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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街头民主运动图
 
 
 
如果说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不仅要革除经济方面的弊端,也要革除政治方面的弊端,还要革除其他方面的弊端,那么,开放则是在引进外资同时,不仅借鉴外国优越的民主制度,还借鉴外国先进的普世价值观,而最终不仅要解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也要消除不利于生产关系完善的因素,更要废除阻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体制。
 
因此,改革开放首先应当挖好沟才放水,也就是先起码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再实施改革,以免既引起剧烈的社会阵痛,又加重民众的生活负担和精神包袱,最终不仅应当使基本民生有所保障,还应当缩小贫富差距而实现共同富裕,更应当将其成果让民众共享。可当局出台的政策与举措反而不挖沟就放水,不先起码推出基本的社会保障政策,就展开改革措施,以致既引起剧烈的社会阵痛,又加重民众的生活负担和精神包袱,而结果不仅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还导致民众分享不到多少成果。
 
其次,改革开放应在引进外资同时,不仅借鉴外国优越的民主制度,还借鉴外国先进的普世价值观。可当局出台的政策与举措只招商引资,而排斥外国优秀的政治文化。
 
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应废除一党专政而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建立多党竞争机制,构筑分权制衡体系,以至于不仅使政府在人民的监督下工作,还实现廉洁和廉价政府的目标。而不应当与民主潮流相抵牾,不应当与人权原则相冲突,不应当使政府驾于人民之上,不断过滤民众的要求,而让自己为所欲为,不仅滥用权力,铺张浪费,贪污腐化,还把人民抛向体制的边缘。可当局出台的政策与举措,反而不断给一党专政注射强心剂,不仅使之朝着民众所期待的正确方向逆向而行,还使之继续在极权的道路上加速行进。
 
就此简括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而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而打开国门,对外逐渐开放;不再迷恋计划经济,而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扼杀经济竞争,而借鉴国外竞争机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只搞国营集体经济,而渐渐放开,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积极扩展个体私营,还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等,因此不仅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也促使综合国力直线上升,还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一党专制而造就民主,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以至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政治势力操控,以致既无横向互相制约,又无纵向互相制约。而且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致使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不但导致各项方针常常失灵,也导致各项政策常常走样,还导致各项措施常常变形,进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于不仅在政治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还在经济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显然,这一系列问题都出在政治制度上,,并非改革开放直接派生的负面效应,而是一党专政直接造成的必然后果。
 
从狭义上说,由于一党专政体制培养了庞大的官僚群体,而这个群体享有与官阶级别相应的等级特权,他们无不以一党专制作为自己升官发财、安身立命的靠山,以致成为当代中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当改革触动一党专制,不仅会遭到官僚群体的强烈反击,还会不断给一党专制注射强心剂,使之继续在极权的轨道上运行。因为改革被官僚群体操控,所以改革的路径选择只会维护这个群体的利益。而改革本来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以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这种良好的愿望以及种种合理的政策建议,往往遭到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抹杀,以致改革以来的方案、举措、政策,不但没有削弱党政官僚的特权,反而扩大与民众的利益差距。
 
从广义上讲,由于中共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致使改革开放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首先,因为中共奉行“主权在党”,而不推行“主权在民”,所以,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真专制。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其次,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一党专制。由于8个民主党派的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都一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 ,不如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地方等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等方面,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一党专政,也正是出于维护一党专政,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只求经济改革突进,一直只求科教改革支持,一直只求其它改革协助,而一直不求政治改革配合,因而不仅导致政治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政治发展机制僵化,以至于不能与经济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适应,结果不仅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更致使政府权力不断产生异化,进而不仅导致综合成本不断递增,也导致综合效率一直低下,还导致综合收益不尽人意,以致导致代价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成就;导致损失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收获;导致综合成本不可估量,恐怕远远超过综合收益,最终不但阻碍中国崛起的进程,也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还牵制中华民族的腾飞!
 
既然当局出于维护一党专政,而不借助政治改革造就宪政民主,那么只能通过社会运动造就宪政民主,因为社会运动不仅是集体行为的一种形态,也是一群人共同参与并推动某一目标或想法的活动,所以,社会运动初期,群众通常借助呼吁和抗议及游行等的非制度化方式来支持社会变迁,而其参与者必须是广大群众,而非少数几个人;而后期通常需要某种理念来说服参与者和一般大众,不但具有目标,还有意识改变或重建社会秩序。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不但提高百姓的民主认知,还要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更要激活百姓的民主意志,来激励国内民众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来激励国内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断齐心奋争,来激励国内百姓踏上民主化的征程。
 
过去,由于没有根据国情民意,没有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没有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设计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想一味照搬西方现行宪政民主模式,以致没有绘制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蓝图,结果时至今日非但还没有攻破专制的防线,促使中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反而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了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了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因此,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但要靠血性,也要凭理性,更要讲策略;不但要根据中国国情,也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还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来绘制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来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来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
 
由于中国的国情既特殊又复杂,不仅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以上(截止2012年11月底,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69万亿元;另据黄孟复2013年说,现在国有资产总额有100多万亿元,加上金融资产、全国国有资产高达140万亿元;而据国资委主任张毅2013年12月26日讲,2013年1-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现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6.7%;上交税金2.7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实现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7.5%;上交税金1.8万亿元,同比增长5.4%。)而且,社会环境及其文化等自古遭到专制严重污染,因此不能照搬哪个国家现成的民主体制,而必须根据中国的特点设计出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这不但是解构现行体制和建构新体制并存的过程,也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必须另辟蹊径,以至既不同于那些民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那些先于中国实现了初期民主化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同于那些处于民主转型的阿拉伯国家,从而创建一种新型民主制度,并使之既富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世功效。
 
如果说民众是中国民主转型的动力,那么通过民众自下而上的奋争,而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支点,而建构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则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杠杆。只有先打造出不仅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也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更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这个杠杆,才能激发民众通过自下而上的奋争,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而不但撬开自古压在中国及民众身上的专制制度,还造就既适合中国又具有普世功效的民主制度。
 
尽管中国民主转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只要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根据国情民意,不但绘制出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蓝图,也确立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目标,还确定适合中国的民主转型路径,就能让民主植根于中国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
 
因此,不但要绘制出能落实民众政治诉求的民主蓝图,也要建立能满足民众经济和其他方面需要的民主机制,更要构筑能使民众同当局的利益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契合的民主制度,从而激起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勇气,激活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潜能,激发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积极性,以至于唤起民众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声,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自下而上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体制,迫使当局全面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进而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不仅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及其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还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经济竞争为媒介,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进一步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最终借鉴我国民主革命的奠基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不仅构筑高效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以至通过民主立宪,把国家权力横向分为:立法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公有经济管理机构,监察管理机构,司法管理机构,也就是把国家权力横向分为立法,政务,公务,监察,司法五个权力机关。
 
由于五个权力机关构成新型五权分立,各自不仅职能明确,权力均等,而且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因此既提高了制衡水平,又加强了制衡功效;既富有中国特色,又符合中国国情;既超越三权分立,又具有普世功效。
 
此外,把国家权力纵向分解到各省、各市、各县,以至于各省、各市、各县基本实行自治,不受上面管制,只受法律约束;不对上面负责,只对当地百姓负责,所以拥有自主权力。
 
再则,立法机构议员(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全都通过普选产生,不管哪个政党的席位,都不能超过三分之一。这样不但防止立法机关被一党控制,也避免引起纷争混乱,从而确保各项重要立法、各项重大决策、各项重大裁决科学、公正、无误,完全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
 
再则,政务管理机关、公有经济管理机关、监察管理机关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政党控制,不对立法机构负责,而对人民负责;不受立法机构管制,而受法律约束,受其他权力机关制约,受社会全面监督。而其领导都通过全民选举产生,任期都是五年,期满全都改选,顶多能任两届。不管哪个政党,只能推选一个候选人,要么竞选政务机关的首脑,要么竞选公有经济管理机关的领导,要么竞选监察管理机关的负责人,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个。这样不但公平公正,还能避免政务管理危机、公有经济管理危机、监察管理危机,不象国外那些多党联合政府那样危机四伏,内讧不断,更迭频繁。
 
再则,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高官;不管是公务要员,还是司法官员;不管是监察要员,还是高级军官,任期内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遵纪守法,维护公德,讲求礼仪,严禁争闹斗殴,否则,不仅遭到罢免,还会遭到严惩;而不管是立法委员,还是政务高官;不管是公务要员,还是司法官员;不管是监察要员,还是高级军官,任期内如果营私舞弊,如果腐化堕落,如果触犯法律,那么不仅遭到罢免,还要遭到法律制裁。对此,决不姑息,严惩不殆!
 
尽管以上浅见只是框架而没完全细化,但可以看出这种新型民主制度不但是根据人类发展规律绘制的政治蓝图,也是从各种促进人类发展的政治思想中提取的政治结晶,既能削弱资本主义的不公,又能清除社会主义的僵化;既能弥补社会民主主义的不足,又能消除中国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的专制缺陷;既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又能促进生产关系完善;既符合社会客观要求,又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不仅切实可行,也便于操作,更便于实施,尤其易在中国培植,易在中国生长,易在中国开花结果。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设置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原因不仅在于中国公有经济规模庞大,至少占社会总资产的六成左右,也在于公有经济不但是国家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还是国家财政收支重要的来源;既肩负调整宏观经济运行的使命,又担负调整微观产业结构的重任,不但要为社会提供一多半的就业岗位,还要通过发展公有经济每年向全民分红,调节社会分配,并为社会缩小贫富差距,为社会保障系统输送给养,为失业人员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福利,以至促进社会消费,避免社会财富过度集中、沉淀,从而既达到促使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又能为多数人牟利。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设置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原因还在于公有经济能集中社会大量经济资源,混同私有经济资源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科学配置,投入国家各项建设。尽管公有成份超过私有份额,可两者享有平等权利,谁都不能铸就垄断,只能控股经营,因为限制公有资本高度集中,迫使公有资本化整为零,只能混同私有资本组成股份制企业。而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公有股份至少占有一半;对于一般行业,公有经济或控股或参股或不介入。这样既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也有利于生产关系的完善;既有助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也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既有助于创造各种就业门路,也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的标准;最终以公有资本为龙头,借助股份制吸纳私有资本,在共同利益驱动下,与私有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实现共同增殖,从而促使国家健康发展,促使社会繁荣文明,促使生活蒸蒸日上!
 
再者,需要说明的是,监察管理机关不仅代表社会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等权力,而监控其它权力机构运行,还全面管理公有资本控股或参股的媒体,负责制定新闻出版系统的发展方略及其运行机制,监管私营传媒运作,并与立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公有经济管理机关、司法管理机关构成新型五权分立,以至提高监察地位,扩大监察权力,拓展监察空间,从而充分发挥监察的威力,不仅扫除贪污腐败,围剿行贿受贿,震慑腐化堕落,而且,严防权力越轨,严打营私舞弊,严惩各种败类,这样不但进一步加强分权制衡的功效,还使分权制衡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健全,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这样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由于是民众不仅能自由发表意见,还能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自由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而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制度;不仅是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也是保护公民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不仅尊重多数人的意愿,也保护个人和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不仅把国家权力横向分解职能不同的机构,还分散到地方,而使中央或地方政府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及时回应人民的要求;不仅使政府遵循法治,也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还使公民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因此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因为自身具有调节、纠错的机制,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因为具有自我完善机制,所以会使恶得到遏制,而使善得到回报;因为其积极作用远远超过消极影响,不象其他政治制度那样正面功效远远小于负面效应,所以不仅可赢得全面共识,也能成为普世价值;不仅可成为时代潮流;也可以到处移植;不仅能嫁接到各种文化传统中,也能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扎下根来。
 
可见,只有通过社会运动创立新型民主,才能激励国内民众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激励国内各界凝聚有限力量不断齐心奋争,激励国内百姓踏上民主化的征程,以至不仅通过制度创新,还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汇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合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迫使中共当局解除专政的锁链,迫使中共当局破除政治垄断,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霸权,废弃一党专政,从而砸碎专制,不仅构筑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社会控制体系,还创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从而不但规范政治行为,也确保社会和谐安定,更确保国家沿着正确的航道乘风破浪,最终不仅确保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确保给权力涂上防腐剂,还确保给权力戴上紧箍咒,更确保权力不仅为民服务,还为民付出,更为民造福!
 
 
2015年10月8日 
关键字: 付勇 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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