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5/2015              

付勇:宏扬孙中山的精神,推进中国民主转型

作者: 付勇 付勇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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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今年不仅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0周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为此,尽管中共当局宣称要隆重纪念,可只是敷衍了事,象过去一样既掩盖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又掩盖孙中山先生的光辉。
 
不管对中国而言,还是对世界来讲,让人既敬佩又尊崇的伟人实在是寥寥无几,而中国除了孙中山先生,没人能赢得伟人的资格,没人能配得上伟人的称誉,没人能够配称伟人!
 
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辈们率先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而为了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他们一个个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经过艰苦卓绝的拼争,终于用汗水,终于用鲜血,终于用脑浆,于1911年通过辛亥革命,不仅冲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冲出中国民主共和的道路,以至既使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又对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通过民主革命摧毁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建立中华民国,并非孙中山一人的功绩,而是无数仁人志士齐心用血汗浇注的丰碑,可是这并不影响孙中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化身,成为中国民主思想的灵魂,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人!
 
如果说孙中山的精神不但包含他伟大的人格,也包含他顽强的意志,更包含他提出的政治创见,那么,如今让人痛心的是,对于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对于孙中山的顽强意志,对于孙中山提出的政治创见,当今不管是年已古稀的老人,还是中青年人,都知之不多,其原因不是时间久远,而是中共当政以后,不但让毛泽东思想掩盖了孙中山先生的精神,还让毛泽东的阴影完全遮蔽了孙中山先生的光辉。
 
擦掉孙中山头上的灰尘,抹去孙中山脸上的唾沫,搓去孙中山身上的污渍,仅从他非凡的一生不但能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还能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血色缩影,更能看到他大公无私的伟大人格,看到他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看到他独树一帜的政治创见。
 
1866年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六日寅时),孙中山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现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子女里排在第三,幼名“帝象”,本名孙文,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家道贫寒,以致平时孙中山还要去捡猪粪,而幼年贫寒的生活,使孙中山对当时中国的民生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   
 
十四岁时,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到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
 
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接受教育。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同年冬天他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1884年,他进入中央书院,三年后进入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给他亲自颁奖。后来,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而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尢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不仅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因而广州人将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既有重要的影响,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1894年6月,孙中山在《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可遭到李鸿章断然拒绝。失望之下,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通过募款而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借此他不仅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还以“振兴中华”为目标,更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与故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相聚。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当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便与辅仁文社接洽,而杨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之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举办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阴历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便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杨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而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广州不仅立创农学会,也广征同志,还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致使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而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自此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他与妻儿抵达夏威夷,后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同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遭清廷特务缉捕,而被抓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后孙中山应邀以英文写了一篇“伦敦蒙难记”,专门描述他的遭遇,因而闻名于世。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结识了宫崎寅藏、平山周,而两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支持者。随后,通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又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建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答应与他相见。可经日本友人调查,发觉这是清廷设下的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办理条约的事情,会面也就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到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后因日本官员变卦,致使起义失败,而迫使孙中山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因得到旧金山致公堂保释,而代聘律师之后,才免于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在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但并未取得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孙中山的“兴中会”联合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组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借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并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展开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不久,孙中山又来到了日本。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对此,孙中山无可奈何,只好收下一万五千元,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这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以致引发同盟会分裂。
 
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建立同盟会总部。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后,才又踏上中国的土地。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旅途上,不仅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措革命经费,还争取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收获不尽人意。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不断扩展,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到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第一次取得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后,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自1907年起,因为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所以孙中山长期流亡于欧美各国。初闻辛亥革命成功时,孙中山正身处美国丹佛,起先不禁有些讶异,但随即忙于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中筹集资金,但并没筹集多少。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当月28日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并依照革命军与袁世凯达成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当月底临时参议院组成。孙中山在总统府门前接受卫兵的致敬时,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是主要的军事力量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无论在装备和士兵素质上,都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他实际上并没有直接投入革命战事,因此,不仅致使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还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局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被迫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世凯成为压垮清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因而孙中山被迫与袁世凯达成协议:自己让出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而袁世凯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13日孙中山便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代任。过后,他又苦心孤诣,协助袁世凯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其重视向国民宣誓一事。为了引导袁世凯步入民主程序,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到北京会晤,向袁表示退出政界,而建设中国铁道。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同月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理事长,但是,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为理由谢绝,而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为原凶嫌疑很大。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号召“二次革命”。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因遭到通缉,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不仅要求党员对他个人绝对效忠,还要按手模宣誓,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对此,一部分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表示反对,以致连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都没加入中华革命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被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为此,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但没什么效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以致被迫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邀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就职后,因为力主军事北伐,所以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1922年6月,陈炯明发难,导致炮击总统府事件,致使孙中山化装离粤,而退居到上海。自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会面后二人曾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16日,在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以及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的攻击下,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败退至东江。2月21日,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12月29日,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担任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新党纲、新党章,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因而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9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讨贼军,任命谭延恺为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备进行北伐。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10月15日,孙中山率师回广州,击溃广州商团武装。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尽管当时孙中山的身体状况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斗争,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达天津,由于一路颠簸,加上北方天寒地冻,以致引起旧病复发,而他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并计划22日入京。18日,当得知“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孙中山大失所望,病情随之加剧。段祺瑞致电相催:“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入住北京饭店后,病情便开始加重。而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1925年2月18日,他转到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孙中山自知已濒临人生的终点,临终时让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精卫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上签字。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仅五十九岁。弥留之际,孙中山签署2份遗嘱:一是《政治遗书》,二是《家事遗书》。   
 
《政治遗书》全文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而《家事遗书》全文是:“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逝世后,仅北京签名吊唁的就竟达74万多人,而参加送殡者多达30余万人。可见,孙中山在百姓心上处于何等地位。
 
综观孙中山的一生,不但能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艰难历程,还能看到中国民主革命的血色缩影,更能看到他的伟大人格,看到他的顽强意志,看到他独树一帜的政治创见。
 
据统计,从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中,仅孙中山参与策划的就达十余次。
 
尽管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而孙中山并没参与,可他为辛亥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不但是辛亥革命的奠基人,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化身。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孙中山不仅创立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还借鉴分权制衡学说,根据国情民意,根据社会客观要求,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创建“权能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把国家权力分为“人民权”和“政府权”,前者为“政权”,后者为“治权”,并明确阐述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力(即所谓“政权”);而政府拥有立法、行政、司法、考试、检察五种权力(即所谓“治权”),彼此分立,各自均等,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人民利用“政权”管理政府(即人民应有“权”),而政府运用“治权”管理社会(即政府应有“能”),两者相互作用,维护国家安定。其中,着重强调人民对权力机构的控制,社会对权力机关的制约。这一政治思想不但扩展了西方的民主理论,还使民主体系更加完善,因此,他对政治学说作出重要的贡献,不仅值得大书特书,更应付诸实施。
 
展开来说,自1905年孙中山借《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起,他便在实践中不断使之完善,到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三民主义作出了经典的概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首先,就民族主义而言,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中所提出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仅限于排满,颠覆满清朝廷对汉人的统治。而1924年将民族主义更新为两个目标:第一,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如果说民族主义对外是反帝,那么对内之目标则是各民族自治自决,互相平等,待革命胜利之后共建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而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各民族自治基础上的联邦性质的共和国。
 
其次,就民权主义来说,1905年的《军政府宣言》对民权思想就有明确表述:国民政府内,“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以这一宗旨,《宣言》郑重宣告:“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
 
再者,就民生主义来讲,对于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与人民协力,使民足食、裕衣、乐居、利行。此外,政府还应经营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卫生等公共事业。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写道:“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其中,对“平均地权”的解释是:盖酿成经济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为此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对“节制资本”的解释是: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另外,《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承诺,对于缺乏土地之农民,国家将给以土地,以资耕作;对于失业工人,国家将予救济,并制定劳工法,改良工人之生活。
 
简括起来,三民主义的总精神,如同孙中山所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个说法,人民对于国家的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孙中山不仅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还提出了“权能说”。“三时期”的提出最早出自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三年为期。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六年为限。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进一步阐述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说。其中,军政时期,一切制度系隶属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国人之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而训政时期,政府派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人民受使用四权之训练,得选举县官与议员,方成为完全自治之县。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与中央政事。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在此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凡事务有全国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地方之性质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归于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产生中央政府官员与行使四权。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靠宪法行全国大选。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此外,为了便于处理纷繁的国家事务,孙中山提出了“权能”的概念。他说,“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人民享有的权是政权,政府所享有的权是治权。“国民政府的官吏,不管他们是大总统是内阁总理、是各部总长,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做汽车夫,或者是当做看门的巡捕,或者是诊病的医生。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所以,政治之中,包含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人民要把这个治权完全交到政府机关之内,使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另一方面,人民应有“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而人民怎样管理政府呢?就是用四个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有了这四个权,人民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在政府方面,要有五个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这就是政府的治权,政府用这五个权来治理国家。孙中山认为,“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有轨道。”而另一个孙中山还指出,他所提出的“权能说”在欧美的政治哲学中是没有的,这是他的一个创举。如果中国能够实行这个“权能说”,“便可以破天荒地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再则,“五权宪法”也是孙中山的一个创举。他说:“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象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当然,孙中山是人而不是神,因此,对于他所倡导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及“北伐战争”,各种微词此起彼伏。宋教仁被暗杀后,当时大部分囯民党议员主张“法律倒袁” ,而孙中山坚决主张“武力解决” ,并匆忙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这次革命,不仅以失败告终,还使宪政进程中断,更为軍阀割据提供了机遇。
 
为了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孙中山在1914年把国民党改造成中华革命党时,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发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对此,黄兴等人不但反对,还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而孙中山担任党的总理后,又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些言行,带有专制主义思想,但在武力革命期间采取军政措施,不仅必要,还能统一思想,使组织不再松散,而能集中力量让革命取得最大效益,因此无可厚非。对于他所提出的“以俄为师”以及“容共”政策,虽是他的失策,也是他的污点,不过,却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策略。而孙中山之所以实行“以俄为师”以及“容共”这一政策,一是因为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他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援助,而列宁声称要帮助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促使孙中山顺势而为,提出“以俄为师”以及“容共”政策。
 
二是因为当时革命陷入困惑,对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分艳羡,对俄共组织上的严格纪律以及以党治国非常赞赏,以至认为这是有益的经验,对于改进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与巩固革命大有裨益,因而提出“以俄为师”。
 
三是因为孙中山看到西方国家劳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动荡,误认为俄国革命后,工农大众成为国家主人,可以解决民生问题,因此不但赞赏俄国革命,还确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虽然孙中山在此之前曾强调“要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源,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他并没有认清苏俄扶植中共,是实施其东方路线的战略安排,也没有认清苏俄策划的“容共”政策不仅是唆使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策略,还是篡夺国民党党权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挖心战术。
 
综上所述,尽管孙中山是人而不是神,有不少失误,可是仅观其一生,其言其行都洋溢着民主主义的精神。他不仅创立三民主义政治主张,还扩充了分权制衡学说,创建“权能分立”和“五权分立”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贡献值得大书特书,那么他对政治学说作出的重要贡献,不仅值得大书特书,更应付诸实施。
 
尽管孙中山并没直接参与辛亥革命,可他不但为辛亥革命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在辛亥革命后为了获得国际支持到处奔波,因此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人民利益,他没有把革命成果攫为己有,因而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了袁世凯,而换来了清皇室逊位,南北媾和,以至不仅避免了一场战乱,还使辛亥革命这场结束皇权专制的深刻革命成为一次温和的革命,更使这场革命超过英国的“光荣革命”。袁世凯复辟后,孙中山之所以要确立个人权威,完全是为了防止革命遭受挫折和流产,而不是为了做皇帝。在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因为四处碰壁,孙中山在饱受刺激后,下决心以俄为师,而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他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仅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也是一种政治上僭越,还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而这是最终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为了解决这一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带来的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作为建设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三部曲,借此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还政于民。
 
尽管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并非由孙中山一人铺筑,而是由无数仁人志士齐心用血汗浇筑出来的,可纵观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惟有他能象征中国民主革命的精神,惟有他能代表中国民主革命的思想,惟有他能胜任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因此他不但成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也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化身,也成为中国民主思想的灵魂,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人!
 
而今,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过去100多年了,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而民主已经诞生300多年了,也在世界上蔓延300多年了,并已在15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可是中国依然遭受专制蹂躏,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专制压迫,中国百姓依然遭受专制折磨,以致不管是中国的命运,还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还是中国百姓的命运,都还仅仅取决于一党专制,而不取决于十三亿中国人民,以致中国百姓至今连民主是什么滋味都没体味到,至今都不能决定国家走哪条道路,至今都不能真正站起来,而只能忍痛爬行;都不能畅所欲言,而只能装聋作哑;都不能享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而只能忍气吞声;都不能参政议政督政,而只能任人宰割;都不能当家做主,而只能当囚徒做轿夫!
 
尽管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不会自觉放弃领导地位,还会让中国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中,而不让中国沐浴孙中山的光辉,但只要中国百姓发扬民主革命的精神,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认真总结以往民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积极争取国际协助的同时重新上路,凝聚起来而合成一浪接一浪的社会呼吁,汇成一片接一片的社会发难,聚成一次接一次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就能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而铺筑中国民主之路,以至通过制度创新促使国家在政治方面以民主为基础,以宪政为支柱,以法治为准绳,以人权为核心,以自由为媒介,以平等为纽带,以多党竞争为枢纽,以分权制衡为中枢,以地方自治和军队国家化为前提,而在经济方面则以公私混合所有制为本,以公有经济为主,以私有经济为辅,以市场经济为纽带,并废弃哈耶克倡导的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而进一步弘扬和完善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从而借鉴我国民主革命的化身孙中山的政治创见,不仅构筑廉洁而又廉价的新型五权分立体系,还建立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而最终宏扬孙中山的精神,而推进中国民主转型,让中国挣脱一党专制的束缚,让中国摆脱毛泽东的阴影,让中国沐浴孙中山的光辉,而让民主植根于中国的每个角落,让民主在中国遍地开花结果,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
2015年11月25日
 
 
关键字: 付勇 民主转型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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