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4/2015              

茆家升:新文化运动百年三题

作者: 茆家升 茆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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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一,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是结伴而行,相辅相成的,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二,孔子时代“百家争鸣”局面的涌现,缘于学术自由。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倒退了。三,儒学的源头是宗法制度,与血缘关系政治化或政治关系血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何谓新文化运动?说法不一,有称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也有人称之为文学革命或白话文运动的。在下认为袁伟时先生的意见,最具世界性眼光,他认为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世界现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先导”。其标志性事件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在上海出版。高举人权与科学(1919年后改为民主与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大旗,至今整整一百年了。这只是狭义的概念,如果按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又能从世界眼光看中国的要求来分析,这场伟大的远动,起码可以提前到1877年春,中国首任驻英公史郭嵩焘先生的《使西纪程》-书的出版。此书从制度、文化与器物三个层面,反映了中西国家的差距,承认旧中国的全方位的落后,亟须变革。更早的还有魏源(1794—1857) 在甲午战败后,曾大声疾呼“国贵自主、人贵自由!” 都说明陈独秀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接过前贤的接力棒,推动社会在现代化的阳光大道,继续前进。尔后在前进的路上,也曾有过沟沟坎坎,也曾迂回曲折过,但和另一重大事件辛亥革命一样,方向是正确的,成就也是巨大的,有目共睹。对它们一百年的历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然可以反思,可以评说,但不容诋毁与否定。
 
鉴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振兴国学的口号下,一股否定新文化运动之风,在潜滋暗长,有人更诬陷其为极权主义源头。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他们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下面就以下三个问题,谈一点个人浅见,欢迎批评指正!
 
一、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是结伴而行,相辅相成的,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以反思、探讨其功过是非,但不容诋毁与否定。
 
新文化运动不是孤立现象,它与辛亥革命是相辅相成,-直在并肩前行的。所以在讨论新文化运动的功过是非时,必须从国家政体变革的大视野大角度去辨析,否则可能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甚至混淆黑白。
 
为何要这样说,我想这是中国封建帝制沿袭数千年,落后挨打。面临亡国灭种,必须快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大前提决定的。
 
现代化的国家标准是什么?有学者提出,可以从三个层面看,即器物、制度与文化。就古老的中国而言,制度层面,实行的皇帝极权制度,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 君权高于一切,举天下以奉一人(黄宗羲语);文化层面自然是与之相适应的儒家学说了,其核心价值就是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儒学中必须恪守的伦理纲常。帝制的稳固,须要儒学的支撑,儒学成为几千年的意识形态主流,也须要皇家的提倡与推广,两者密不可分。
 
说到器物,或曰物质财富,在十五世纪即中国明代中业以前,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中,美洲还是蛮荒之地,日本也未到明治维新,更无脱亚入欧一说。世界都穷,显不出谁先进谁落后。也没有什么是世界潮流之说,世界倒也大体上相安无事。
 
可是,欧洲十五世纪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人权运动,和继后北美洲的独立运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美和继后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迅速崛起。制度层面均一改帝制极权为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实行代议制或君主立宪,倡导自由意志,保障人权,契约精神;文化层面在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与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文艺家与科学家。从而在器物层面,出现高度经济繁荣,物质财富快速增长,国家实力大增。
 
崛起的欧洲壮大了,野心也随之膨胀了。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到英伦三岛的弹丸之地,依靠其坚船利炮,扩张成了日不落的大帝国。这时正值中国的汉帝国明朝的衰落,和满清铁蹄疯狂蹂躏国土屠杀汉人,重复数千年来王朝更迭的以暴易暴。制度、文化、器物三个层面,依然故我,因循守旧。康乾时代大兴文字狱,中华文明在倒退。但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还在齐唱盛世之歌。浑然不觉强盗们,带着他们的坚船利炮和巨量鸦片,正向酣睡中的古老中国开来。
 
果然,从1840年开始,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强盗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晚清迅速衰落了。人们终于看清了千年帝制的闭塞、保守、愚昧、腐朽与黑暗。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帝制气数已尽。中华民族要重新崛起,必须彻底变革,外敌的侵入也许只是催化剂而已。
 
千年帝制必然灭亡,对此没有争议。但中国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却一直争议不定,直到今天。本来这个问题是有明确答案的,或曰已有共识,那就是必须结束两千多年来的帝制极权的旧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新中国。对此,从北洋到民国,再到共党领导的新中国,皆无异议。尔后国家元首,不问是总统,还是总理、主席,再也没人敢自称皇帝了。有人说袁世凯不是当过83天的洪宪皇帝吗?还有辫子军张勋,不是也闹过复辟吗?这些都是短暂的闹剧,进不了中国正史的,那些无皇帝名,却干皇帝事的人,最终也不会逃过历史的审判。
 
究竟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引发国家体制变革的需求;还是国家体制的改变,促使文化层面的更新?已不须深究,对历史知识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密不可分的。
 
比如,从睁眼看世界的角度,晚清中国第-任驻英公使郭嵩涛的经历, 就是一个好例子,可以说有标本意义,不妨多说几句。郭氏系典型的儒家子弟,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影响,道光27年(1847年)进士,翰林院编修。一度随曾国藩参赞军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派郭嵩焘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随后又命其前往烟台等处海口稽查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情况。对中国旧官场有深刻了解。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亲眼见识了英国先进的军力,使得郭嵩焘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迫切地关注西方。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
 
正是在这样背景下,1876年2月,郭嵩焘出任英国公史的。郭以六十岁的高龄,一个人兼任了政务、商务、科技、教育、文化参赞和武官的所有责任。随后,1877年(光绪三年)5月,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在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到达英国。他们都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有识之士,郭与他们关系密切,还是严复的忘年交。
 
郭氏没忘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877年春把在英法的见闻尽快报告总理衙门和皇上。他把起程赴任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天的日记,钞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此书极力称赞西方社会及其科技文明。
 
年逾花甲、读了大半辈子儒家经典、头脑里塞满了陈腐观念的郭嵩焘,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惊人的勇气。
 
郭嵩焘是先行者,但不是孤立的,还有王韬、徐继畲、曾纪泽、林则徐等民族先贤,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过杰出贡献,都值得我们敬重与怀念。
 
郭嵩焘的《使西纪程》-书,没有读过,但从介绍中知道,书中反映的问题是比较全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也有器物层面的。也可以说它们就代表了新的世界潮流。换-个角度说,新的世界潮流,就是要在制度、文化、器物三个层面上相互适应。就中国而言,不可能皇帝没了,百姓们还在念三纲五常的经,还在讲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当然,他们那时还是拿清朝俸禄的臣子,不可能提出这样明确的观念。但《使西纪程》-书,确已使当时朝野舆论哗然,各种反对的声音都有,有人说他们在卖国,有人说他们是吃饭砸锅,但革命的种子确已播下了。我们今天不妨称之为大变革前的阵痛。
 
这些都可视为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前奏曲,说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与“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和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胡适们鼓吹倡导“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不是空穴来风,当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之后几十年,多少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诸如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鉴湖女侠秋瑾“洒血化碧涛”,才迎来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
 
是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教育改革上,做出了-项惊天动地的决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方针中剔除。并批判、否定传统文化中的“三纲”。继之从政府公文发布,到各类机构的文字来往,也一律使用白话文。
 
当年,还有一件大事,值得关注。
 
1912年(民国元年)2月,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汪精卫等26人受孙文委托,从上海坐船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船上,他们通过充分讨论,认为国民素质跟不上共和制度(也可理解为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脱节)。于是组织社会改良会,发表宣言,号召“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提倡“有财产独立权”,提倡个人自立,“实行男女平等”,“提倡自主结婚”,“承认离婚之自由”,“提倡改良戏剧及诸演唱业”。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变革的纲领。
 
接下来蔡元培1916年12月26日,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
 
之前一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高举人权与科学(1919年后改为民主与科学)和文学革命的大旗。陈氏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接下来留学美国的胡适,应陈独秀之邀,回国任北大文科教授。是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文学改良的号角,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至此,新文化运动的三驾马车,已经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与堡垒----北京大学正式形成。尔后这辆金色的三驾马车,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纵横驰骋,世界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正如春潮般在全国各地诵动,新时代开始了。
 
它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在结束数千年帝制的专制极权之后,正在国家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迈出了艰难的第-步,虽然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时尚远,但方向正确,迎合了历史潮流。它也警示我们,在讨论某些历史问题,不应忽略这个大前提。比如在该不该全民读经,还有在少儿读经问题上,究竟是焉?非焉?当然,我们不能对鼓吹读经者和提倡“振兴国学”的人,轻易地扣上复辟倒退的帽子,那也是不公正的。因为那些经书,毕竟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的精神家园,那能说丢就丢掉呢。何况就大陆而言,49年之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摧残,古老的中华文明被毁灭殆尽,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侵蚀了中华礼义之邦,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不仅和世界的先进文明,差距愈来愈大,而且很多方面,落后于封建王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废弃与践踏。因此,毛死后国人痛定思痛,百废待兴,就文化层面而言,究竟应该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把中华大地变成人相绞的巨大绞肉机?还是要快步实现国家现代化,溶入世界先进文明的行列,就是摆在数亿国人面前的严峻话题。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各种思潮兴起,争议不息,左中右各方都在抢夺话语权。所谓“振兴国学”的口号,正是这时喊出来的,自有它合理因素与积极意义,这是应该尊重的。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兴起以来,迄今已二十多年了,我们看到它的成效如何呢?可以说是-个乱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几年前,曾把一尊巨大的孔子塑像,放到天安门广场上,与至死也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毛的画像与毛纪念堂,遥遥相对。很快官方也感到了不伦不类,又把孔老夫子请出天安门了。这一进一出大有文章,它形象性地表达了,当前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从当局到学界依然是举棋不定的局面,当局态度不明,学者教授们也只能摇摆观望了。本来嘛,从学术自由的角度,学者们只须根据自己研究的结果,自由发声,不必窥测领导者的意向。但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说得明确点,就是体制内的学者教授们,只能按若明若暗的 “潜规则”发声,否则就有“吃饭砸锅”之祸。文革时舆论一律,什么“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虽说已过去多年了,在某些部门,至今阴魂不散,似乎群言蜂起,就是大逆不道。其实,没有学术自由,怎么会有学术繁荣。
 
也许我危言耸听了,情况或许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当前的一些乱象,形成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缺乏学术自由之外,几十年的断层,使后继者-时茫无头绪,以至国内众多的国学研究机构,包括在海外办的大批孔子学院,至今也未出-个国际公认的新儒家。大陆儒学研究的成果,和海外及台港间的差距,依然巨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值得关注,那就是研究者本身的功利性吗,说得更直接点,就是有些学者太聪明了,一直在趋炎附势,曲学阿世,缺少作为一个学者的独立人格。-般来说,读书为稻粱谋,并没有错,谁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但在关系到国家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上,还有-个更高的境界,那就是“从道不从君” 与“谋道不谋食”,那也是孔老夫子的教导。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我们今天反思评价一百年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在“振兴国学”口号推动下,究竟应该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种种争议,说到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也还是那句重复了-百年的老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百年来世界大变革的现实,无不证明这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
 
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所谓“振兴国学”的大前提。从国家向何处去的宏大叙事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中国历史的选择,是中国命运的抉择,近一百年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而当下大陆在“振兴国学”的口号掩饰下,确有股倒退复辟之风,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新文化运动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进步意义、价值观,被重新解读与评估,把与帝制关系极为密切的儒学,抬到一个脱离实际,成为乌托邦的境界,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二、孔子时代“百家争鸣”局面的涌现,缘于学术自由。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倒退了。
 
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东周春秋末期。乃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出现了“礼崩乐坏”、百家争鸣、革故鼎新的局面。为了恢复周朝的礼制,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与其先后出现的老子、墨子、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诸子百家,都是在当时社会大动乱中,自发产生的,基本上是独立的学人和学术群体。虽然孔子一度任过鲁国司寇,法家公孙秧曾是秦国重臣,但大体上还是不依附于统治集团的独立学人。尽管他们的学说论述,与治国理政民众教化等,都有密切的关联,但各学派皆有独立的人格。各国的统治者,对他们可以用官位权益征召或废弃,却不能剥夺其人身自由,也不能依仗手中的权力,来强行改变他们的学术观点。也未听说过,因统治者与学者政见观念不同,以言治罪的。这-点孔子与其门徒的遭际,最有代表意义。孔子周游列国,并非本意。他也想他的学说能得到某些统治者的认同采纳与实施,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 公冶长),观念不合,宁愿继续飘荡。他们这些可以称作“士”的,不是阿谀奉承、汲汲为利之辈。恪守“谋道不谋食”、“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孔子就曾以食禄于无道之邦为耻。司马迁讲孔子早年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如郑国人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 也如北大李零教授所言,孔子成了-条“丧家之犬”。但是孔老夫子这条流浪狗,依然是一条自由之犬,有独立人格之犬,坚守学术自由之犬。他们大体上皆能独善其身,自由发声。
 
那是-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个真正的学术自由的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集权专制,从思想到人身都不得自由的黎庶们,无限向往,真诚渴望,想想都无比激动的年代。“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民主、法治、宪政、平等、博爱、市场经济等,都只能在人们享有充分自由时才能实现。
 
当时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诸侯列国分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封建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就结束了,改为中央集权,一直延续到清末。)弱势的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国,各大小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典章制度,乃至军队。各国自行其是,为自身利益,战乱频仍。这种连年混战,恃强凌弱也好,合纵连横也好,孔子一句话就说清楚了,春秋无义战!当然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这才有群言蜂起,百家争鸣的言论自由。道理很简单,各国名义上都还在周天子治下,人们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各国统治者都忙于杀人越货,谁还顾得上那些手无寸铁也无财富,只会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呢?当然,我们不能说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已经享受到足够的自由了。那还是个君权时代,有限的自由,也只是周天子统治力量衰弱,各路诸侯群雄并起的后果。一旦最高统治者放松了的拳头从新握紧时,知识分子和百姓们获得的自由,就会瞬间消失!果然,学术自由到秦始皇时期,随着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的独裁专制,马上就结束了。而且一统两千多年,直到北洋政府时期,也是由于统治者权力的分散,才有了短暂的学术自由与学术繁荣,也涌现了一批以胡适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后,又很快淹没在集权统治之下了。
 
今天我们辩论新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讨论孔子和儒学的价值判断,首先必须认定,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是两千多年前学术自由,学者人格独立,不依附统治者,能独立发声,极为珍贵的学术自由年代,才有的学术繁荣后果。他们的学说观念,随着历史的演进,与世界的变迁,可以讨论、修正,乃至摒弃,但是他们作为独立学人,是不能被诬陷与丑化的,更不能被打倒也是打不倒的。否定这些民族先贤们,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
 
但是,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就可以称之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而言,2500年前,西方文明的始祖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所谓三圣,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等,虽处在同时代,但起始点就存在差异。西方一开始就提到人权,包括保护私有财产;而东方以儒学为代表的,却是忠君,所谓君权天授,与伦理纲常,缺少个人权益与平等意识。这就决定了尔后西方人性的解放与发展,就哲学而言,西方古典哲学的三圣,也只能是作为先哲,被供奉在历史的庙堂上。当然如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作为一种乌托邦,有时还会被人提起。总之先哲们的哲学论点,早已升华嬗变,成为文艺复兴后一批新兴的哲学家思想家,诸如康德、黑格尔、芦梭、尼采、孟德斯鸠、伏尔泰等等。西方强盛的思想基础, 主要是冲破中世纪黑暗,文艺复兴后层出不穷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不是西方三圣。
 
而我们中国,孔子时代因学术自由而带来的,短暂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思想专制,如毛泽东所言“百代都行秦政制” 之后,再也没有出过可以彪炳千秋的思想家哲学家。就儒学而言,历代的学问家,依然只能在以《论语》为中心的典籍基础上,做些注疏、集解,以及版本学研究等,非原创性工作。这方面到了宋代朱熹,已达集大成的顶峰,至今无人超越。就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关系而言,也依然围绕在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边上打圈圈。与国家现代化没有什么关系,与时代潮流也相距甚远。器物层面依然是落后挨打。
 
尽管如此,我们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不能持虚无主义态度。这不仅因为它曾是我们祖先数千年来的精神家园,它对我们古老中国的生存繁衍,以及社会稳定、道德维系、文化传承等等,都起过有益的作用。就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而言,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曾消亡过,中断过。唯独古中国文明,一直延续到当代。其中必有它合理内核与坚韧性,不容后人轻易否定妄议它。即使国家以后在制度、文化、器物三个层面上,都实现现代化,溶入国际大家庭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依然会在社会稳定,尤其是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有它的独特贡献。这方面台湾社会的现实,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学的源头是宗法制度,与血缘关系政治化,或政治关系血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儒家何时成为封建帝制的吹鼓手和帮凶?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开始的。提出者是董仲舒,决策者是汉武帝。从此儒学从孔孟颜回曾子等儒家独立的学术流派, 沦为统治集团的舆论工具, 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几近政教合-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值得研究。
 
实行专制独裁的秦始皇,虽二世15年即亡。他施行的“车同轨,书同文” 却延续下来了。其实还有-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实行思想一元化,刚开始做,已经焚书坑儒了,正待强化,因“天下苦秦久矣”,被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打断了。尔后是楚灭秦,汉灭楚,又是多年混战,直到刘邦统-中原,国家渐趋稳定。
当时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枪杆子和钱袋子。刘邦的成功靠的是韩信张良等武将谋士 ,和萧何的后勤筹备,很少想到舆论的力量。韩信垓下之战,十面埋伏时,利用楚乐涣散项羽的军心,只是个案。
 
如果说夺取政权主要是靠枪杆子和钱袋子,那巩固政权维护帝制千秋万代,就必须再加上笔杆子了!汉武帝刘彻,正是为了自己和子孙的皇位,而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建议的;董氏也成了武帝的重臣和儒家儒学史上的代表人物,而儒学也从此成为两千年帝制时期,主要的舆论工具,今天依然是显学。
 
春秋时百家争鸣,为何汉武帝独尊儒家?这就回到了儒学的本质上来了!说儒学不能不说其代表作,就是记述孔子言行的大著《论语》。它是儒学经典中经典,有人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那整部哩,岂不能治理全球?这不是我的臆测,当下真有不少名人在这么说,说什么21世纪将东学西渐,只有儒家学说,可以解决全球危机。儒学真的那么神奇,那么伟光正吗?不过我记得唐代大诗人杜甫有两句诗:“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那意思不过是把论语当作小孩子们的通俗读物,长大了就要丢掉它去谋生计了。
 
孔子、儒学、论语,究竟是何物劳什子,困扰了中国两千多年,还困扰过周边国家,现在全球还广设“孔子学院”,它究竟在宣扬些什么呢,中国要强盛,世界要大同,真的要依靠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宝贝吗?如果是那样,中国岂不早已是世界-流强国了嘛,那为何我们会长期落后挨打,甚至有高层担心,中国有被开除地球球籍之忧呢?弄它几亿人,读它几百遍《论语》,不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还是先静下心来,走进儒学的核心,看看它在说些什么吧?
 
儒学的主干是三纲五常、君权天授。它并非空穴来风,与更久远的宗法制度,有着直系的承续关系。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前,人类还是母系社会时代。人类生存绵延,主要靠雌性物种,大量生育得以存世,如老子所言“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和低等生物,没什么两样。而约六千年后,雄性物种,因其体力强盛,也许也有智力优势,生产力有了快速的发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部族的主角,父系社会开始了。这时男性成为主要生产力,妇女为辅,男尊女卑的时代到来了,这就是宗法社会的雏形。尔后族群之间有了战争与占领,再由族群发展至部落、国家,其中最有权力的男人,也顺理成章的成了族长国王。国王们为了自己和子孙的利益,不被侵犯,国内秩序稳定,就有了“嫡长责任制”,这个宗法制度核心价值的确立。嫡长之外,对嫡次子及庶子,也把土地与人民像私产一样分给他们,他们就是诸侯;诸侯们也援例将权力和私产,分给嫡长、嫡次子及庶子,这样就组成了庞大的血亲网络。也就是血缘关系政治化,或是政治关系血缘化了。有学者考证,夏商周三代都是以宗法制度为国体的。这种从祖先崇拜到血亲网络,再亲亲相护,朋比为奸,一直延续到近代。草头王洪秀全就封了几千位洪姓王,后来什么太子党官二代官N代,依然是它的余毒。
 
历史的车轮总在按自身的规律,不停地滚动。到了东周春秋时期,孔子诞生了,儒家学说横空出世,其主干是三纲五常,君权天授!核心利益就是君为臣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君为臣纲”, 皇上是万民之主;“父为子纲”,父也称“家君”,家中的皇帝;“夫为妻纲”,丈夫也称“夫君”。皇后也只敢自称“臣妾”,草民的老婆就是“贱内”了。所以有人称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为“帝王文化”,应该是实情。
 
了解到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就不难理解,汉武帝为何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了。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己和子孙的江山永固。其实争权于朝,夺利于市,这样的故事,放大一点眼光看,全世界每日每时都在上演,没有一国的统治者,不把巩固政权,作为核心利益,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民主型的国家,靠的是选票,靠对选民承诺的兑现;而集权专制的国家,靠的是恐怖与谎言。如果说恐怖的实施,需要警察与监狱,那谎言的编织,就需要学者们提出种种学说的灌输与感化了。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占领和巩固舆论阵地,或曰打赢意识形态的战争。秦始皇没有完成的思想一元化的举措,被汉武帝刘彻接过来,并初步实现了。儒家的三纲五常君权天授,就成了武帝刘彻搞思想一元化,禁锢百姓自由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重要工具。
 
儒学何以能担当如此“重任”,是儒学的核心思想价值决定的。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但对统治集团,却一直在攀附仰仗。儒学鼓吹的所谓“修齐治平”,说破了就是要在统治集团里,分一杯羹。什么“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什么“有美玉于斯,洁之哉,洁之哉,有待沽者也。” 就是在叫卖,相对先秦时代学术自由而言,是一种倒退。对此胡适有-个经典的比喻: 儒者懦也!一群懦弱之徒, 是不会被尊重的。有传言高祖刘邦, 当众以儒生帽为溺器。而一旦儒家和统治阶级权力结合,由奴才变为帮凶后,则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了! 也堵塞了儒家自我更新的道路。联想到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固然知识分子挨整的人很多,而其中知识分子之间的互相攻击倾轧,也极为严重。他们以揣摩胜意,统治者的意图和抉择,作为自己行为规范。所以有人把儒家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我想那些还能奉行先秦儒家,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人,应该就是君子儒;那些附庸于权贵,成为残害百姓帮凶者,就是小人儒。或者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是“杀人儒”了!
 
有人说西汉时的强盛,是统治集团与儒家联手的结果,所以今天还有人在说,国家要强盛,必须振兴儒学。其实那是一厢情愿。如果读一点西汉历史,就可以知道,虽说统治者“独尊儒术”,但法家的阴谋与酷刑的论点,也一直被统治者或明或暗使用着,所以有“外儒内法” 之说。此外作为道家学说的核心“无为而治”,和崇尚老子与黄帝的“黄老学说”,在汉代也盛行过。有人说“黄老学说”对“文景之治” 就起过一定的作用。由此可见,皇上什么时候须要什么学说为自己服务,完全决定于维护强化自己统治的目的,从来就没有被什么学者和学说掣肘过。有人说儒学对皇权统治,起过监督和限制的作用,那也是在自说自话,自找安慰而已。历史上有过成功的例子吗?司马迁能吗?魏征能吗?倒是儒家还是在自由学说时,亚圣孟子的-些言论,对君权有一些制衡与约束的作用。孟子民重君轻的言论,很多人耳熟能详,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还说过许多狠话, 如“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可惜秦汉以后, 再没有知识分子敢对皇帝老儿这么说了。
 
儒学儒家孔子孟子教化中国人两千多年了,至今中国人也未弄清,她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是国之瑰宝,或是封建枷锁?应该全面继承发扬光大,或是要理性看待去芜取精批判性继承。这个问题就近一百年来,即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一直争议不断,至今也未有今众人满意的结论。然而, 越是说不清的事,说的人越多。现在很多大学文科,都设有研究国学的机构,自然会有一批学者教授专家应运而生,也必然会有批量的专著、论文出版发表。各种讨论国学或传统文化的研讨会,遍地开花。至于这些大著,对振兴中国传统文化,扩大一点对中华文化未来的走向,乃至对中国未来,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是走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宪政之路,,抑或是与儒学联手两千余年的帝制专制之路, 并未见到有广受社会广泛关注的精辟见解,倒是官话套话比比皆是,也不乏陈词滥调, 开历史倒车的也大有人在。
 
此言并非危言耸听,2015年6月21日,由上海儒学研究会和东林书院联合举办的首期儒学会讲在无锡进行。主题是:“康有为与大陆新儒学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围绕北京大学干教授新近出版的《保教立国》和《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两本著作展开。干教授指出,康有为是现代新儒学的真正鼻祖。1911年之后,中国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建起民国,直面诸多问题。在经学瓦解的时代,康有为是最后一位从儒家经典出发,系统回应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他说:“当主流的意识形态不能解释中国问题的时候,如何提出基于儒家立场的中国发展道路?大陆新儒家可以从康有为的问题意识中,找寻解答这一问题的灵感。”而且干的论点与会者基本认同。
 
这些言论与会议态势,颇值得玩味。众所周知康有为是公开的保皇党,是鼓吹“孔教”立国的始作俑者,与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沆瀣一气, 大搞尊孔读经。康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鲁迅们,主要的攻击目标。双方论战的焦点也很明确,就是要不要废除帝制,要帝制还是要共和?真是世事无常,辛亥革命成功距今104年了,新文化运动至今也整整一百年,今天居然还有人在为保皇党嘶喊,历史真的要大开倒车了吗,皇上要登基了吗?不过别担心,历史车轮总在滚滚向前,打个趔趄,走点小弯路,无碍大局。现在别说出不了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这样会影响时代舆论的思想家。连康梁的维新变法,也不会有。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百年来的遭际,也已渐渐式微,再鼓吹康有为式的“孔教”治国,只是痴人梦呓。何况台港海外学者,鉴于已知原因,并不承认中国当前有什么新儒家代表人物。所以有那么几个人,出了几本书发几篇文章,聚一聚说几句恭维话,远谈不上振兴,也不会影响主流舆论,他们之中能接地气,反映百姓心声,能成为独立学人的人很少。
 
比起6月21日的无锡会议,今年  6月19~21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联合主办的“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澳门以及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本次研讨会不仅旨在回到历史现场,重识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相,而且希冀在科学与民主两大现代主潮之中抑或之外,重估新文化运动的遗产。由于会议名家云集,主旨宏大,理应更受到舆论的关注。共识网8月11日就以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未来”圆桌论坛(上)为题,发了文章。摘录了秦晖杜维明邓晓芒何怀宏等人的发言。可惜至今未见下文,其他网站,也未见相关的报导。此乃为何,会议已开过两个多月了,从已发的文章看,也未见到什么“敏感”的词语,怎么就不了了之呢, 我特别想听听台湾汪荣祖等教授的发言, 可惜均未能如愿。
 
倒是在别-处,我见到了邓晓芒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见解,他说:中国和西方比较起来,我们存在理性的不足。西方理性主要有两大原则,一是逻各斯原则,讲究逻辑规范性,二是努斯原则,强调自由意志。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欠缺这些方面的东西。历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我认为邓晓芒先生的这些见解极为可贵,它抓住了儒学的致命伤,从儒学的根底上看到了它的局限与弱势。即使撇开它与帝制两千多年的紧密关系不谈,仅从它违反西方理性主要的两大原则而言,儒学和以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国家的建设上,也不可能有什么重要建树,何况有些理论与见解,还是腐朽的应该摒弃的。
 
当然这些并不表明,我们不必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只是新时代要有新思维,要汲取新思想,与时俱进,早日建成现代化新型国家。
 
 
2015年8月初稿
2015年11月三稿
 
关键字: 茆家升 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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