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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

作者: 唯色 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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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唯色提供)

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一)、背景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号召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恐怖狂飙席卷中国,也很快刮向被占领的西藏高原,震荡无宁日。

西藏【1】有了红卫兵,在“破四旧”的风暴中,以寺院为象征的传统文化成为必须砸烂的目标,纷纷沦为废墟。西藏有了“牛鬼蛇神”,多为过去地位高阶的“三大领主”【2】,其中相当一批曾被中共“统战”,是著名的“爱国上层人士”,却难逃被革命的下场。西藏也和中国各地一样,有了起先“文斗”继而“武斗”的造反派,分化为彼此水火不容、其实性质相同的两大派:“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大联指”(全称是“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两派各有学生、居民、工人、干部和农牧民,各有藏人和汉人。

而在1950年之后由中共军队掌控的西藏,也有派系之分。由于“造总”把矛头对准彼时集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3】,而“大联指”坚决捍卫张,支持“大联指”的军人超过支持“造总”的军人,包括军队内部的高层。

逐渐地,两派向各地区、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中共规定,西藏71个县当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西藏其他地方都卷入两派纷争;除了“牛鬼蛇神”,几乎人人都面临不是“造总”就是“大联指”的选择。 1967年5月起,两派开始武斗,持续时间超过两年,其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本文所能概括和总结的。

毛泽东在取得了利用文革“夺权”的胜利之后,下令军队“支左”【4】,让军队接管各级政权来整合权力,于是整个中国进入军事管制。西藏也不例外,于1967年5月11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向各地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在西藏文革中充任重要角色,使西藏文革更加复杂化,随之进入更为紧张和可怖的时期。有研究者把军事管制下的西藏称为近代“最黑暗的一页”。

(二)、六·七大昭寺事件

“六·七大昭寺事件”是西藏文革史上著名血案之一,因为由军队策划并实施,被认为是军队“支一派压一派”的标志,西藏军区曾做过调查并有详尽报告,所承认的内幕令人震惊。

概括而言,被“造总”占为据点的大昭寺,其三楼左侧临街的屋子被设作广播站,有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驻守,由于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厉害,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开枪攻击,死伤多人,这天是1968年6月7日。

而官方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5】对此记载只是简单的一句:

6·7 拉萨警备区部队进驻群众组织控制的财经大院【6】和大昭寺 警备区部队司令部进驻大昭寺时,受到阻挠,发生冲突,造成伤亡。”

2002年6月,我在拉萨采访了广播站广播员旦增(1990年因车祸离世)的丈夫。他回顾道:

“那天大昭寺先是被‘大联指’包围,主要是住在索康大院里的秦剧团的演员和拉萨市歌舞团的演员。后来军队进去,在里面打死了十个群众,打伤的有我的爱人和‘高音’。‘高音’的名字叫赤列曲吉。她俩都是‘造总’的广播员,是拉中高68级的学生。我爱人,那时候是我的未婚妻,差一点被打死了,子弹穿过她戴的军帽,从她的头部擦过,腿被手榴弹炸断了骨头。……我亲眼看到那些尸体被弄到藏医院的门口堆放着,很惨,缺胳膊少腿的,被打得很烂。全是居委会的群众,有些是被枪打死的,有些是被手榴弹炸死的。……我未婚妻及时得到了治疗,……因为她受伤了,所以就没有去下乡安家落户,分到群艺馆当会计。当时,赤列曲吉的肠子被打出来了,用一个搪瓷缸子堵住才幸存下来。她以后在《拉萨晚报》藏文编辑部工作,现在已经退休,经常转经。”

事实上,在这一事件中,被打死在大昭寺里的有十人,还有两人打死在附近的大街上,平均年龄二十多岁,都是藏人,居民红卫兵,三女九男。旦增的丈夫至今还保存着旦增的军帽,全是血迹斑斑。他从箱子里取出的,还有当时报道这一事件的“造总”报纸《红色造反报》(藏文版),以及“造总”为此事件专门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等。

在大昭寺发生的这场血案令拉萨哗然,两派特派专人赶赴北京汇报,毛泽东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时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也有批示。西藏军方因此向“造总”道歉,一些人被处罚。“造总”在《红色造反报》上予以详细报道,专门制作印有毛泽东批示的毛泽东像章,还举行了大型游行活动。被打死的十二位红卫兵被隆重埋葬在拉萨“烈士陵园”内专门开辟的小陵园,西藏军区和西藏革委会为其立碑。

如今,被设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区”的“烈士陵园”,在其一角尚还保留着这片特殊的墓地。看得出,最初颇受重视,有高大的墙,十二座围成圆圈的坟墓簇拥着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设置的有花台和路灯;而且,每一座墓都工整、小巧,墓碑上还镶嵌的有死者照片。但如今,墓地里长满了萋萋荒草,破裂的广场堆积着牲畜的饲料,每座墓都残破不堪,照片全无,刻在墓碑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竭力辨认才依稀可见——第一行是“一九六八年《六·七》大召寺事件死难烈士”;其次是死难者的名字,籍贯和年龄,如果是女性有特别注明;然后是“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军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立”。

据说起先他们被认为是烈士,一年后却被说成死有余辜,棺木挖开,暴尸野外。旦增的丈夫回忆说:“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五六个棺木被挖开了,尸体已经腐烂了,成了骨头,生了蛆,苍蝇在上面乱飞,又恶心又惨不忍睹。有几个尸体后来被他们的家庭认领拿走了,其他的,又重新埋回去了,其实已经空无一物。本来藏族没有这样埋葬的习惯,但是当时非得要这么做不可,因为说他们是烈士,可是竟然又弄成那样一个惨状,当时我们看了以后,那心里简直是……”他语调哽塞,再也说不下去。

四十多年过去,据说从未有人来这里凭吊过这十二个死于非命的红卫兵,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不见于任何公开文本,如今连“1968年拉萨‘六•七大昭寺事件’”这一说法也都绝口不提,以至于事件本身几近湮没。

但当时,这一事件惊动了伟大领袖,导致“大联指”失势。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造总”总司令陶长松和“大联指”总指挥刘绍民获职副主任,相当于副省级。11月9日,“大联指”宣布撤消总部。11月13日,西藏军区为“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召开了平反大会。第二年3月25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西藏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决定撤消总部、各分部和司令部,结束工作。不久,发生了以“尼木事件”和“边坝事件”为典型事件的波及多个地方的所谓“再叛”。

(三)、所谓“再判”

196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下发,要求“西藏各族人民和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遵守西藏革命委员会、西藏军区保卫边疆的一切规定和命令,保卫部队战备、指挥正常进行,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由此可见,彼时军队与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发生了不少冲突。但在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此文件被定性为“在西藏……起了很坏作用”,西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建议撤销,并公开向群众宣布。【7】

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暴力事件。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520:边坝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一月底,边坝县【8】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定了‘不要共产党、不要交公粮、不要社会主义’的‘三不’反动纲领;继而又建立‘四水六岗卫教军’,和所谓‘翻身农奴革命造反司令部’。五月二十日,袭击县委机关,打伤干部职工三十余人。六月八日,又集中两千余人袭击县委机关,夺县革委会的权,抢走县革委会各办事机构公章。接着,又几次袭击边坝县、区机关和军宣队,抢劫县人武部武器弹药,炸毁军宣队住房,打、抢、烧、杀达十七天之久,打伤干部、战士上百名,还进行砍手、剜眼、剖腹等野蛮手段,残害致死干部、战士五十余人。

613:尼木县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 尼木县【9】一反动尼姑赤列曲珍利用宗教迷信,跳神并呼喊口号,煽动群众围攻、殴打军宣队,军宣队二十二人全部被害。二十一日,在尼姑庙杀害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十三人。”

(其他事件略。)

当时局势被认为极其严重,主要是因为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打死了中共军人,而不同于武斗中打死的只是平民。北京震怒,下令军队进行武力镇压。据《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记载:

925:中央指示平息西藏一些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中共中央批示西藏革委会关于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的报告,《批示》中指出:‘西藏一些地区的一小撮阶级人,利用民族情绪,宗教迷信,煽动胁迫群众抢劫国家和群众财物,破坏交通,已完全属于反革命性质’。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让其蔓延’。西藏军区据此下达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命令。”

在上述官方出版物的记载中,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再叛”即再次“叛乱”,而军队是以“平叛”的名义进行镇压。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1959年全藏区发生的反抗中共政权的起义而言,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予以镇压,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亦逃离家园。而1969年发生的系列事件,是否算作第二次反抗中共政权的“叛乱”呢?但官方为何要改变口径,将当时定性的“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实际上,在今天的“尼木烈士陵园”【10】的陈列室里,仍然将“尼木事件”归为“‘两九’叛乱”,所谓“两九”指的就是1959年与1969年。

“叛乱”与“暴乱”虽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不同。2001年夏天,我在拉萨采访 “造总”总司令陶长松【11】时,据他披露,将“再叛”改为“反革命暴乱”,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后的决定。那么,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陶长松至今仍然坚持当年发生的系列暴力事件不是“再叛”,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他讥嘲道:“说是‘再叛’,从几个县到十几个县,一直扩大到52个县,这么说,共产党在西藏那么多年的成绩不是都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威信又到哪里去了?这不符合事实嘛。还说这些事件是达赖集团在背后操纵,那更是笑话。达赖集团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势力?”

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占74%以上,涉及的人员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陶长松说:“像69年的事情,任荣【12】写了一本书,其中强调什么所谓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军宣队、基层干部、群众等等,我给他算了一下,大概有180多个人。我就想问他,而你后来这个‘平叛’又打死了多少人呢?……究竟打死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都很难说,很难统计。”

对于当时被定为“叛乱”嫌疑的人数,陶长松认为后来公布的资料已大大缩水:“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比如,光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谢通门县这两个县,被集训的群众就有4693人,安多县是八百多人。而所谓集训,就是把有‘叛乱’嫌疑的人先抓起来再说,集中培训,实际上也就是审查跟‘叛乱’的关系。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发生在距离拉萨百多公里的尼木县及东部昌都地区边坝县的“暴乱事件”,时间相距很近,性质基本类似,在当时一系列事件中最为突出。以这两个事件为例,究竟是群众派系组织之间的武斗,还是借武斗而“叛乱”或由武斗转化为“叛乱”?这在当时还是今天都说法不一,成为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甚至讳莫如深的疑案,可以说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而中共军队的屠戮之重,却是清清楚楚的大开杀戒。(未完待续)

 

注释:

【1】本文中所说的“西藏”,指的是今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而不包括分布在今中国行政区划的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的藏区。

【2】所谓“三大领主”,是中共对于传统西藏的政府、寺院、贵族的专用名称,以划分阶级。

【3】张国华是1950年解放军占领西藏的主力部队第十八军的军长,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72年在任成都军区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时病逝。

【4】“支左”即支持“左派”,出自毛泽东1967年4月4日的指示。

【5】《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

【6】财经大院位于达赖喇嘛家族的府邸——尧西达孜的对面,现为自治区计经委大院,当时“造总”的主要活动点。

【7】见《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8】边坝县: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辖县,传统西藏东部的康地,藏语意为祥焰。以农业为主,兼有牧业、林业。

【9】尼木县: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辖县,传统西藏腹地——卫藏,藏语意为麦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半农牧县。

【10】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尼木县内,为“拉萨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官方介绍,“为纪念平息‘1959年武装叛乱’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于1965年建立。……又安葬了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年尼木事件时牺牲的革命烈士,此外还安葬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

【11】陶长松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进藏,任拉萨中学语文教师。他是西藏红卫兵创始人,率领红卫兵到处破“四旧”,并组建西藏两大造反派组织之一“造总”,任总司令。后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沦为阶下囚。1980年代中期就职西藏社会科学院,退休后常住拉萨、成都。

【12】任荣,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兼西藏自治区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大联指”的支持者。现居武汉。

 

写于2001年—2006年,拉萨、北京

再改于2015年6月,北京 
关键字: 西藏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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