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1/2016              

闵良臣:与中纪委“笔杆子”谈“历史终将证明”

作者: 闵良臣 闵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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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骅:官员都在坐等出事:“癸酉之变”与嘉庆帝的反思
 
 
先抄一段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在去世那年即1969年剖析国民党时说的话:“一切神话都经受不起严格的推理。历史也告诉我们,一切神话都是有害的。集体的神话更加有害。理由是,集体神话无疑地掌握在一群人手中,由传统把它神圣化,混合各种民间传说,充满群众感情,根本经不起任何理性思考。这种神话很容易给希特勒一类的野心宣传家曲解、夸张、加强、扩大。”而一旦将这种神话“建构成‘基本国策’”,也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务求它不受公众挑剔。”(贺照光编殷海光选集《思想与方法》第468~469页,上海三联书店)这段话最后那十几个字才是“关键”。
 
由于国共两党都是一个“妈”即同一个民族所生,他们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在相当长时间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说,当年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是怎么想怎么干的,毛泽东共产党在大陆这边也就是怎么想怎么干的,只是程度和花样有不同。到了今天,由于种种机缘巧合,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已大大改变了思维及行为方式,跳出了圈子,而中共却仍在圈子里转悠,舍不得转换陈旧不堪而且是“希特勒式”的思维方式。然而,不换思维方式的代价,是群情激愤,怨声塞满网络,这一点,无论“左”“右”,凡经常上网者,都一定感受得到。
 
“谈古”很精彩
 
这二年,人们注意到,有一署名习骅的作者在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表了不少吸引眼球的文章,被外界称作中纪委的“笔杆子”。有人还做了一个统计,比如,像《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雍正如何让官吏为国家做事》、《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癸酉之变”与嘉庆帝的反思》等文章,署名都是习骅。“这些刊登在中纪委网站上的历史小文不仅被广泛传播,也被不同人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
 
习骅这些文章中本人读得最认真的要算是《“癸酉之变”与嘉庆帝的反思》,文章不能算长,不到四千字。作者分了三层意思:第一层,用散文化的语言叙述历史;第二层,就史说史,带了评论的色彩“谈古”;第三层,是联系现实“论今”,目的古为今用。
 
读完文章,有一点小小的“发现”,这就是作者不论在叙述史实还是就史说史的那些文字中,思想是解放的,观点是客观的,思维是发散的,文字也清新可读。可一联系现实,思想僵化,观点陈腐,只有套话谎话,甚至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文字可读性亦差。
 
这是为什么呢?稍一分析即不难明白,不论是叙述史实还是“谈古”,因为说的都是作古的帝王,早已被推翻的王朝,说什么,怎么说,都没问题,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大脑,解放思想。这个时候,精彩就出来了。比如作者在文章第一层结尾处说:“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紧接着“谈古”时也是畅所欲言。作者对于事后嘉庆皇帝就此事件表达出的震惊和愤懑“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特别是嘉庆指责早知此事的台湾知府“汪楠等人不负责任,如果他们干活稍微认真点儿,灾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闹这么大”,更是敢于“大胆”评说:“嘉庆皇帝想错了。触发癸酉之变的,不单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整个官场出了问题。”
 
作者习骅不傻,反正嘉庆帝已经快死两百年了(嘉庆帝死于1820年),清王朝也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敢于说皇帝“想错了”,敢于说清朝“整个官场出了问题”(想习骅万不敢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当朝领导人“想错了”,也不敢说今天其实同样是“整个官场出了问题”)。不仅如此,你在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习骅在“谈古”时是多么“尽兴”,真个是“放开了”评,现容本人从中摘录部分精彩句子段落:
 
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
 
官场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
 
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目标明确了,办法就有了;
 
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官员故意让领导说了算;多么大的官都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官员们唯唯诺诺,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
 
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根本没打算赢;太平军成气候,源于地方官帮忙;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却迎来甲午惨败;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被不到二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革命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
 
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找到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精彩!实在精彩!这些精彩至少从客观上告诉人们,一个政权到了这等地步,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已成惊弓之鸟,即使人民不搞什么暴力革命,这种政权也难以维持下去。
 
“论今”就犯傻
 
可这样的精彩,在文章写到第三层时“倏忽”不见了。我们看到,当作者一联系现实,思想僵化,思维方式大变,观点不值一驳,仿佛整个人都变傻了,有些话简直就是人民日报社论腔调。空口无凭,容自己也摘录几句:“无论是政权性质,还是立国宗旨,清朝与共产党没有可比性。”“优良作风是事业成功的保证,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年,无论是斯诺、史沫特莱,还是陈嘉庚、黄炎培,在目睹了根据地军民的勃勃生气后,一致认定‘延安作风’必胜,‘西安作风’必败,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党的作风视作生命,把不良作风视为大敌,终于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历史前进的引领者。这是何等宝贵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财富!”
 
末尾一节“主旋律”似的文字更是玄乎:“历史终将证明,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总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切为了人民,全无一己之私,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
 
敢问:清王朝与我们所经历的毛时代真的没一点“可比性”吗?择大的方面说:清王朝是专制集权。可只要说真话,1949年后大陆难道不是专制集权?特别是毛泽东时代,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凡是过来人,只要不是执迷不悟,一直“沉浸”在那个时代没有醒过来,谁能否认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不是事实上的“皇权时代”?不然,就很想问一句:毛泽东与清朝的皇帝有多大区别?即使有区别,这区别又在什么地方?还有张志新,一是因什么而死?二是为何死得那么惨烈?先割去犯人喉管然后再处死,这种情形清王朝有吗?
 
说到“‘延安作风’必胜,‘西安作风’必败”,可毛泽东共产党进城后,还保留了多少“延安作风”(这里且不说真实的“延安作风”是个什么样,不然,为何会有王实味5000多字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可以说,这些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批评当年“延安作风”的)?特别是对照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不民主或叫一党独裁,毛泽东共产党统治的大陆是比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多了还是少了?刘再复先生在2005年第十二期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文章中记述刘宾雁曾严肃地说:“把我打成右派分子有三条说不过去的情理:第一,是你号召我说话的;第二,我说的都是实话;第三,我说的全是为了你好。凭这三条,变成阶级敌人,怎能服气。”当年被中共称作的“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写下“千古奇冤”,可看看刘宾雁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更应该称作“千古奇冤”啊!一个政权这么做,与山大王与流氓地痞又有什么区别!在这些方面,到了今天还敢公然说谎还要骗人,作者良心何在!
 
至于说“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党的作风视作生命”,那么,敢问把党的什么样的“作风视作生命”,是民主作风还是专制独裁作风?如果是民主作风,习骅如何解释1957年“打右派”?又如何解释毁灭人性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一部《新闻法》,又作何解?看网络上作者习骅图片,虽并不怎样老,也已不太年轻,大概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这个年纪,且不说多多少少应该还记得毛泽东时代的独裁专制,就是对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陆社会现状也不会陌生,既如此,执政党始终把“作风视作生命”,就让大陆民众“享受”今天这种“民主自由”?
 
当然,我不相信文章中类似这些文字是作者的真实想法,也不相信作者真的就想这么表达,我只认为习骅这样“谋篇”,不过是要为中纪委服务,要为执政党为这个政权服务。可文章这么写,整篇文章不说毁了,至少客观性要大打折扣,后面那些憋脚的表达掩盖了前面的精彩,让那些精彩暗然失色。文章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有时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就能将整篇文章的意义增强抑或淡化,让读者赞叹或是鄙弃。读了作者“联系现实”的那些文字,很容易明白:原来作者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表达思想”,而是为了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因为作者在文章中还不忘现任领导王岐山的教导:“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可如何联系实际,王岐山并没说,只能由作者习骅发挥了。
 
最不堪的是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历史终将证明”那几句,这种腐朽的思想观点如何还敢作为“结论”。不然,敢问作者,你的“证明”站得住脚吗?历史是怎么“证明”的,以你的学识,不会不知道。二战后这个星球上据说有六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可现在还剩几个?当然,你也许会说,那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都是假的,只有中国才是真的。问题是,无论是谁这样说,还有多少实事求是之心?又还有多大的可信度?中共执政历史即使截至2016年,也只有67年历史,而苏联在1991解体时,苏共就已“长期执政”了七十多年。执政了七十多年尚不能证明“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由苏共垮台佐证),而执政时间比苏共显然还要短的中共,你却反而下结论说“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这也能说得通吗?至于你习骅说什么“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总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切为了人民,全无一己之私”,这种信口开河的话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就算是为了完成任务,你也应该换种说法,也就是说,就算说谎,就算自欺欺人,也总该找更含蓄一点的文字来代替,否则,本人有理由说你这是在肆无忌惮地欺骗整个天下!
 
最后想告诉作者习骅的是,历史确实会“终将证明”一些事情,但“终将证明”的只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证明的是民主自由的胜利,一切专制独裁都将被民主浪潮所吞没。一个国家,只要走的不是民主道路,不论是苏共的七十几年还是中共的六十几年,历史终将证明都算不上“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不信,咱走着瞧。
 
2016-2-14
 
※  王实味在《野百合花》的开头写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热情来到延安,却发现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一派“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关键字: 闵良臣 中共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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