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5/2016              

马萧: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的禁锢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极权主义

作者: 马萧 马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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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兰年青时与被迫害致残后的照片

 

倪玉兰:在一个极权制社会,言论自由永远是一项被剥夺的基本人权。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撒谎,去欺骗他人,去恶意攻击或诋毁他人,但是,无论如何,这只是涉及到一个人的最起码的个人品质和道德修养。而言论自由作为一项政治权利,是人们面对权威时,有免于恐惧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权利,显然,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不完整的。

 

马 萧:在共产体制下,党的领袖永远是真理、正义、英明的完美化身,至於错误,则归咎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要么,是他们偏离了党的正统道路,要么,是他们错误地理解了领袖的政治意图。但是,无论怎样的粉饰,都掩盖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当权者们对权力的眷念,远胜于对生命的热爱;他们对公众思想的控制,远胜于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他们对暴力的推崇,远胜于对知识、智慧的尊重;他们对陈规陋习的偏爱,远胜于对真理的探索。

 

在意识形态领域,今天的共产党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争论”,但是,不争论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放弃了意识形态,相反,这恰恰是捍卫党的统治权的政治需要。因为任何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辩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将马克思主义放到被告席上进行审视,无论它最终是否能够胜诉,这都将激发出人们潜在的思考和鉴别能力,从而对这些人造的“真理”构成天然地威胁。

 

同时,“不争论”暗含着第二层意思,即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禁止人们在思想领域的自由讨论,强化领袖在意识形态解释权方面的绝对权威,而那些深谙党的辩证运动规律的干部、宣传机构、知识份子的职能,仅仅在於将领袖的意识形态意图合理化、具像化,让公众准确地理解、认同并接受领袖的每一个思想、指令,从而达到舆论一致的特殊效果。

 

对于极权统治而言,每一个分析、评论,只要它的立场和态度是真诚的,是真正独立的,那么,无论这种声音是赞美还是批评,都是危险的,两者只有程度不同却无本质之别。因为这意味着党无法对这些言论、以及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无法加以准确地控制,它无法肯定今天还在赞美的人们明天是否会突然反戈一击。

 

事实上,任何思想领域的辩论,都有导向自由化的风险,因此,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自然是堵住人们的嘴巴,不让人说话。

 

倪玉兰:一些身处西方的外部观察家们在讨论中国大陆的问题时,往往习惯于将目光聚焦在共产党内高层的一举一动上,热衷于去臆测党内高层人物的权力内幕。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风烛残年的政治老人们身上,恰恰是最缺乏故事性和乏善可陈的。

 

事实上,任何一个分析、评论,当他们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党内高层人物身上时,却会完全无视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体验,从而忽略了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给所有人带来的真实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接触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作品时,总是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心理隔膜,无法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或者从这种阅读中获得真正的愉悦与启发。

 

马 萧:共产主义统治不仅仅表现在一党专权的统治形式,它对政治权力的全面垄断,新闻审查以及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由党来统一操纵经济层面的投资、生产、销售乃至最终端的消费领域,乃至将人们有计划地排除在公共生活的领域之外。

 

在这些外部观察家们一眼就能看穿的表像背后,掩盖着更深层次的真相,实际上,它对于人、对于社会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了这些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东西,达到了一个局外人难以想像的程度。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党的意识形态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它通过各种公开或者隐秘的渠道、媒介来左右人们的审美意识,从而达到监视和操纵社会的目的。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孩喝什么牌子的牛奶,一个学生是否有资格担任学生会干部,一个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以及决定他的收入水平,一位艺术家应该怎样去从事他的艺术创作,等等。

 

它同样可以影响一位年轻人应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类型的女人(或者男人)谈恋爱、结婚,一对夫妇被允许生育几个孩子,一位老年人应该从事什么样的健身活动,来打发时间。它甚至连一些最末端的生活琐事也不会轻易放过,比如,一个人应该唱什么样的歌,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阅读什么样的书籍,乃至穿什么样的衣服、鞋子,留什么样的发型,我们很难看到在党的信徒们中间有蓄长胡子、留长头发的习惯。

 

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细致到一个人的谈吐、语调和对面部表情的控制,对一部分人应该如何表达,而对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它总是潜在地教化人们,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营造一种谦卑、友善、平易近人的氛围,在哪些场合又应该保持沉默,而在另外的场合则应该趾高气扬、大喊大叫,表达愤怒,让人害怕和捉摸不透;而且,由它来决定一个人应该选择和什么样的朋友交往,一般来说,和那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接触、交流,关系拉得太近,会给人留下一种不可靠的不良印象而受到暗中猜忌和怀疑。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看不到党的触手所及之处,但是,强大的习惯性力量让一个人无法摆脱公众的视野,从而获得超脱的个人空间。当然,你并不知道这种神秘的习惯性力量最初来自哪里,从什么时候发端并流行开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随波逐流,不能脱离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去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一旦你试图展示自己的独特个性,立刻会被视作一种偏执、狂妄自大和不合时宜,遭到周围人们的排挤和攻击。

 

而一旦接受这种被普遍认可、接受的生存文化,你立刻会变得和周围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差异,然而,如果从“适应社会”的角度,你也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仿佛人们天生就应该这样去生活。它压制人的一切原创和自发性,并将其转变为没完没了的伪饰,而生活自有它的一套完整的、精细复杂的逻辑、规则,操纵着每一个人,将这种表面上的虚伪和冠冕堂皇的生存仪式维持下去。

 

久而久之,一个人想要从中自拔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之前在头脑中迸发出来的特立独行的念头,现在看来简直是愚蠢透顶,它们既不受欢迎,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因此,一个极权制的社会,是一个不存在责任感的社会,它自然而然地塑造出人们的一些特殊品质,而这些人类品质又进一步地加强、延续这种社会形态,它把承受羞辱当作一种美德,把自我矮化当作谦卑,把不信任、乃至敌视他人当作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把背叛和告密当作晋升的人生阶梯,而贪婪、欲望、野心被当作一种“进步”的观念,受到纵容和鼓励,那些毫无羞耻心可言的拍马溜须之徒则受到公开的保护、推崇。

 

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极权社会当一个人迎面遇到他的顶头上司时,他的腿会不由自主地直打哆嗦,他的心跳会加速,血压会飙升,他的面部肌肉和表情会随即起变化,极尽谄媚之态,而说话的语调会变得异常沉重、结巴,甚至都无法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

 

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如果他向你抛出一个赞赏的眼神,都会令你感受到一股莫大的精神力量,而如果他能称呼你一声“同志”,会将你感动到热泪盈眶、一塌糊涂的地步。但假如他向你投过来的是一抹不屑的眼神,或者对你冷眼相待,则会让你寝食难安、夜不能寐。

 

在这种境况之中,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带着一种病态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当你面对比你社会地位更低的人们时,你会把从上司那里受到的羞辱加倍地向他们发泄,极尽所能地蔑视和侮辱他们。总之,人们只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活着,永远也不知道他们被侵犯程度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变幻莫测的内心煎熬,没有被那种深入骨髓的患得患失感折磨得死去活来,没有像一具行尸走肉麻木不仁地生活过,那么,这只能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在一个极权社会里生存的基本经验。我认为,只有对一个极权制社会有着全面、准确而又深刻的日常体验,才能够充分地理解那里的人们的真实处境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这远远不是那些四平八稳、平铺直叙的学院式语言所能形容和准确概括的。而当真相被覆盖在各种虚构的表像之下,表像又被不断遭到篡改时,对于外部观察家而言,这并非一件轻易能够做到的事情。

 

2016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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