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时报 】  时间: 4/6/2016              

廖亦武:“六四”后监狱里创作出《毛时代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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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

Courtesy of Zhifeng Liao

 

 

1966年文革伊始。庄子归17岁。为了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他第一个上台,在誓师大会上打了自己父亲一个耳光,还把出身军阀家庭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之后,庄子归的命运犹如一只蚂蚁一样,在时代的波浪中起伏:参加过红卫兵的文攻武斗、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返城后又逃亡到西藏。在从西藏回成都的火车上,他听到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年文革结束。在这十年中,庄子归分别与四位女孩发展出没有结果的爱情。这便是流亡到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最新小说《毛时代的爱情》所讲的故事。

 

小说初稿秘密写于1993年的四川监狱,经多次修改,在今年38日最终定稿。中文本与英译本有望在今年推出,英文翻译为季羡林《牛棚杂忆》英文版翻译江晨欣。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县,父母均为中学教师。文革期间父母离异,他曾沦为流浪儿,198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人。因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凌晨写作并朗诵著名长诗《大屠杀》,以及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廖亦武于19903月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四年。出狱后,他多次化名出版《沉沦的圣殿》《边缘人采访录》《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书,它们旋即遭官方禁止、销毁,却成为盗版市场的畅销书。2007年,《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发表了《中国底层访谈录》片段,20085月该书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出版,让廖亦武在海外一举成名。

 

然而,在中国,他的言行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曾多次遭警察抄家,前后搜缴手稿几百万字,仅《六四·我的证词》便重写了三次。在2011年台湾出版的《六四·我的证词》前言中,廖亦武讲述了自己写作的艰难:“每次大祸临头,我都怀着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被克格勃抄去时的同样想法:‘立即发表!’”廖亦武曾十几次被禁止出国。20117月,因准备在美国和德国出版《上帝是红色的》《六四·我的证词》,受到警方再次判刑坐牢的威胁,他买通黑社会,辗转越南逃亡德国。

 

流亡后的廖亦武,著作以多种语言出版,包括《吆尸人》《轮回的蚂蚁》《记忆仍留下》等,并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雪尔兄妹奖、卡普钦斯基国际报道文学奖、法国抵抗诗人奖等十多个重要奖项。

 

近日,纽约时报中文网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在德国的廖亦武。以下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你最近完成了一部文革小说《毛时代的爱情》?

 

答:这部小说初稿是在监狱里写的。1990年,我因《大屠杀》诗案被判刑四年,辗转四个监狱,最后在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大竹县在大巴山深处,很偏僻,但很有名。北京秦城不方便关押的政治犯,几乎都往这儿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把鲁迅的学生、鼎鼎大名的胡风转到这里,关了十年,活生生被整疯掉。胡风在八十年代平反了,图书馆还有关于他的许多回忆书籍,监狱长和政委常将“我们关过胡风”挂嘴上,很得意的样子。“六四”有些不愿意开枪的军官也关这里。我入狱时,还有好几个文革造反派在里面,包括我小说里提到的重庆的一个造反司令,他给我讲了不少文革故事,那个时候他很忠于毛泽东,邓小平当政时,每来一本邓小平的书,他就加若干旁批:放屁、吃屎、X你妈。这也放屁那也吃屎、X你妈,他觉得邓小平背叛了毛主席。我号房的下铺,也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关进来的反革命。所以说,当时在里面写这部小说,有人物氛围。

 

总之,这是个很奇特的监狱,混杂了文革政治犯、“六四”政治犯,其他时期的政治犯。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暗号是“把沙漠改造成绿洲”。还关了一个率众攻打县医院、焚烧避孕药具的农民皇帝。“六四”政治犯因为得到较多国际关注,其他反革命心理极不平衡,认为我们一辈子反党倒不如你们临时反一下党,彼此矛盾很大。

 

我在这个监狱秘密写作。我们队的卫生员杨老头,曾是国民党《扫荡报》记者,算是读书人,我们很谈得来,我每写完一部分就交给他,他帮我藏起来,以免检查监舍被搜走,这要是查到可不得了,会出加刑的大事。所以,杨老头这个老反革命帮了我很大的忙,当时全靠他替我藏匿手稿,其中一部分就是这篇小说的初稿。我在监狱,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教我吹箫的老和尚师父,另一个就是这位杨老头。

 

问:为什么想到在监狱里写一部文革小说呢?

 

答:我父母被文革整怕了,他们总是对我说,别惹共产党。可1980年代我还很年轻,热爱美国垮掉一代,金斯伯格(Allen Ginsburg)的《嚎叫》、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答案在风中飘》,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热爱台湾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的東西。我感觉几代中国人民(包括我父母)很可怜,我渴望去全球各地流浪、寻觅、奇遇,弄清人生的真正含义。所以根本不把父母的警告放心上。直到自己跌进牢里,才猛然理解了他们。

 

不对,其实在1989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就理解“别惹共产党”的含义了。从西方广播电台里,清清楚楚传来枪声和惨叫,太叫人崩溃了。之后,中国回到了文革,所有单位党组织对所有个人进行政治审查,每人必须向党交代,在学潮期间怎么想、干了什么。我当时在四川涪陵地区艺术馆工作,中央有红头文件,搞人人过关,重大嫌疑就移送公安机关。我在重庆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时,车站、码头、大街、学校都密密匝匝贴满《通缉令》,北京的、地方的学运、民运头头,据说大部分落网,王丹也被自己的亲戚告密,上了中央电视台。当时《安魂》剧组在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选女演员,居然有武警部队驻扎在里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学生舞会都有持枪武警站岗,整个国家变成一座超级兵营,这种全国军事化,就是在拷贝文革毛时代。不同的是,文革是几亿民众歇斯底里崇拜毛主席;而“六四”屠杀后,共产党丧失民心,只能靠军队制造红色恐怖。

 

后来我被捕,先后蹲了四个监狱。高墙内的军管,一直都是文革模式。1991819,苏联突发政变,戈尔巴乔夫被囚禁,可眨眼之间,军队倒戈,局势也倒过来,苏联解体了!有个元帅还自杀了!记得当时,我所在的重庆看守所加了双岗,每座牢房上面,都架着上满大号子弹夹的机关枪。我们这类政治犯被依次叫出去,交代对苏联解体的看法。平日小有违反监规,就警告一下,但在此特殊时期,武警被授权,稍有异常就开枪。这种战备状态,酷似文革毛时代。

 

在这种监狱写这种小说很有氛围,比如大家一起政治学习、讨论,队部和全监开批斗会,高呼口号,被批斗对象也和毛时代一样,弯腰九十度、挂大黑牌。像那位重庆造反司令,他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关进去的,因此思维、语言还停留在文革时代,连写批注的习惯也是模仿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觉得文革幽灵始终在中国徘徊,当我提起笔写《毛时代的爱情》,就成了“自然而然”。

 

问:小说完成后,你又修改了三次,直到最近才完成。你主要修改了什么地方?

 

答:我曾经和《巴黎评论》前主编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在柏林世界文化宫有过一次关于灾难记忆的对话。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他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前去采访报道,之后出版了《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来自卢旺达的故事》一书。20年后的某一天,他看见自己书架上有5本日记,这是他当年在卢旺达的现场记录,其中有很多材料都没有派上用场。于是从这5本日记出发,他又写了一篇有关卢旺达屠杀的文章(Remembering in Rwanda),发在《纽约客》上。虽然少了现场感,但经过时间过滤,这种“回忆屠杀”变得更加令人深思。

 

菲利普任《巴黎评论》主编时,曾发表了黄文翻译的我的《吆尸人》片段,我们缘分不浅。所以我接着他的话题,谈我的监狱自传被警察抄走两遍,第三稿才劫后余生留下来。经过时间、记忆一次次过滤,开始写作与最后完成,感觉太不一样了——这本《毛时代的爱情》的监狱初稿,偷偷摸摸,速度极快,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一页纸密密麻麻挤很多字,每颗字才蚂蚁般大小。出狱后草草整理,2002年再修改一次,今年我最后修订——20多年啊,每次修订都生出诸多感慨。如今我在德国,在完全自由的环境写作,并能用世界平台,与杰出的西方作家同行们(比如赫塔·米勒)交流,不像过去在国内孤独、秘密地写作,所以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工夫。

 

问:庄子归的经历独特,也很具代表性,他是否有原型?

 

答:庄子归是我塑造的一个“逍遥派”,在文革早期疯狂拜毛之后,有不少人退出革命组织,既不“保皇”也不“造反”,而是逍遥派。所以庄子归是文革众生相的一个缩影。而此前的19661968,中国社会经历了集体疯癫。这种国情就像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写的那样,任何人都没有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为了阶级立场,两口子今天还一起睡觉,明天就反目为仇,为捍卫毛主席在床上打斗,头破血流。王友琴编著过《文革受难者》,她收集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生平,你可以了解到,在毛时代,儿子打父亲,女儿打母亲,学生打老师是常态,因为“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广大农民群众幹脆直呼“毛太阳”。像庄子归在北京朝圣途中认识的聂红红,最后被保皇派从楼上扔下来摔成肉饼,还在高喊毛主席万岁。她父亲是保皇派队长,虽然她是造反派烈士,但她的父亲还是被活埋,这跟现在的恐怖分子一样,超级灭绝人性。

 

不过,表面上一切忠于毛主席或是《1984》里的老大哥,私底下还是有约会的,虽然扭曲,但还是有一种值得回味的人性,比如聂红红的悄悄话:“爸爸还是爸爸啊。”这话在毛时代初兴的风暴中,就是大逆不道。当时大逆不道的典型,首推遇罗克,写《出身论》,论证“老子混蛋儿子并不混蛋”,就被枪毙了。

 

问:你对那两年还有印象吗?

 

答: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亲眼见我爸爸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当时刚上学,老师带我们去参加批斗大会,没想到最后一个揪上台的是我妈妈,弯腰90度。脖子上挂著“投机倒把”的大黑牌。老师说:“那不是廖亦武的妈妈吗?”于是所有小孩子都用鄙视的眼光瞪我。我当时就受不了跑掉,从此再也没上学,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问:你如何看如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答: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当年多次挨整,特别是文革,被毛泽东整得半死。老子被整得那么惨,儿子还搞这一套,如果不是包藏祸心,要把江山葬送,这个人纯粹就是变态。

 

问:庄子归在聂红红死去,第一段爱情结束后,才成为逍遥派,走出个人崇拜的吗?

 

答:类似《1984》的状态不可能维持那么久,实际上,毛时代也没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好像所有人都在和毛主席做爱——我现在这么说,倒回去50年,会被毙掉——那时候所有人的意淫对象都是毛主席。他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人民都朝着他射精。这就像一个人在床上做爱,射完精还有劲儿吗?所以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偶像崇拜及“文攻武卫”,你死我活的几亿人把精射完了。毛主席意识到一种危险,这么多城市红卫兵怎么办?于是想出一馊主意,他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小说第二部分。

 

问:小说第二部的知青生活与绝大多数知青小说很不相同,知青几乎是乡民的祸害,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答:当时知青下乡,如果家里不寄钱,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因为他们挣不了工分,只有小偷小摸,或拉帮结伙行窃,一再祸害乡民。当时的贫下中农又没啥文化,比退役红卫兵愚昧多了。所以双方矛盾越发加剧。在我看来,这才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真实故事。国内知青小说都在渲染什么青春无悔,简直放屁。我哥就是知青,我爸妈被关起来时,我曾下乡去给他煮饭。知青们就喜欢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四处蹭饭。那时的地下流行文化,有外国民歌,1949年之前的上海滩靡靡之音,苏联歌曲,然后是小说手抄本,传播最广的是《少女之心》。毛时代唯一的色情小说,看得人烧心烧肺,裤裆起火。

 

问:你的小说中有多处极其大胆的性爱描写,最后一章“毛主席在做爱中死去”有何寓意?

 

答:无论是毛时代,列宁斯大林时代,还是希特勒时代,或是《1984》,所有极权暴君上台,都有一共同特点,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禁欲,以禁欲来证明自己的纯洁。没有私生活,感情只有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做爱这一说,在偶像崇拜运动中,希特勒、斯大林、列宁、毛泽东,都是全党全国的意淫对象,这么一个肉体凡胎,大家都要爱他,所有的男人、女人、不男不女的人的爱情,都高度集中在他身上,个人生活第一要务就是公开禁欲。十年之后,这么大一场运动渐渐流产,江湖上风传毛主席快死了。可不早不晚,偏偏在回乡途中的庄子归做爱时,不,正要进入时,死了。

 

问:小说第三部分是写庄子归在西藏逃亡的过程,其中涉及西藏1959年起义和西藏文革的历史。西藏在文革期间也是不是和内地一样呢?

 

答:在庄子归的几段爱情中,与藏族姑娘卓玛的爱情算最成熟,在地老天荒中,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总算有一段成熟的爱情,虽然短暂还是成功。即便如此也未能脱离文革,逃脱时代的命运。文革十年,藏区也同样受到冲击,这可以参看王力雄的《天葬》、茨仁唯色的《杀劫》《西藏记忆》。唯色的父亲拍过不少文革时期的照片。2012年,我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用柏林文学节的平台,做了一个现代艺术展,其中一部分展览就是西藏文革,都是唯色提供的老照片。因此,最后庄子归不得不仓皇而逃,因为官方开始追查达赖喇嘛的讲话。1976310,西藏起义17周年时,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个讲话对于西藏走出文革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小说中,卓玛家两位参加过西藏文革的“翻身农奴”,就是听了这个讲话,幡然悔悟,开始忏悔,背石头修庙宇的。

 

问:今年是文革发起五十周年,知识界在呼吁反思文革,你怎么看?

 

答:这几天我在看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当年他还是试图和中国侵略者沟通,经过血雨腥风中的几番和平努力,最后连自己性命也难保,只得逃亡。可他还是坚持非暴力,平静地说出真相,最后让民族的宗教、传统和文化得以繁衍,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虽然他失去了祖国和领土,但从藏传佛教的传播来看,达赖喇嘛非常成功。中国社会要达到达赖喇嘛这程度,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中国人一直在掐架,掐架,偶尔也道道歉。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把基础工作做好呢?像王友琴做《文革受难者》那样,一个一个去收集,一个一个去记录,做最基本的访谈和田野调查,去搜集基本的资料,为什么不做这些?反而去纠缠一个宋彬彬的道歉,如何如何,不就是因为她受过毛太阳的接见,是宋任穷的女儿?中国人潜意识还是在乎权贵。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关键字: 廖亦武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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