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2/2016              

李金芳:强拆背后的政治迫害--从高瑜、倪玉兰住房遭强拆说起

作者: 李金芳 李金芳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201648gaoyuqiangchai.jpg (500×273)
 

高瑜家被强拆

 


 

3月31日,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家园的资深媒体人高瑜,其寓所的院子被指“违章搭建”而遭到强拆。在强拆的过程中,所谓的执法者并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在近30名城管、保安及强拆人员的强拆行动中,高瑜的儿子被打伤,被野蛮地绑在车上,70多岁的高瑜女士在试图阻止暴力强拆时引发心脏病。在一幅被强拆后的废墟上,头发花白的高瑜女士手扶铁栅栏,眼神中充满着无助,现场一片狼籍。不知当权者们,在见到这样一幅照片时,是否能让人类中最善良的情感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良知。针对高瑜女士居所“违章搭建的强拆”行动,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在貌似“合法强拆”的背后,隐藏的是当局对高瑜女士及其家人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何为“违章搭建”?

 

据媒体介绍,在高瑜居住的和平家园小区,每家的阳台几乎都搭建房间,居住在一层的住户,家家都有用铁护栏围起来的小院,尤其是连政府部门的街道办事处都在绿地上盖上房子,出租给商户开起饭馆或发廊。而高瑜和她的儿子,因为2014年被突然抓捕,她们的家也遭到查抄。高瑜获释后,被抄走的书籍等归还后无处安放,只能堆在客厅。于是,在其弟弟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高瑜只好将她的院子向外延伸,在自己房产的范围内准备建一个储藏室,就像所有居住在一层的住户一样,搭建一个房间以用作存放书籍。

 

事实上,高瑜在准备搭建前曾与国保打过招呼,国保答应去协调,最后高瑜得到的是默许。

 

也许,这确实是一处“违章的搭建”,但是,中国向来有法不责众之说,何况,包括街道办事处及所有住户的违章建筑,都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拆除或警告,而唯有高瑜的“违章搭建”突然遭到暴力拆除,拆除过程中还导致高瑜病发入院,她的儿子受伤。难怪无助而愤怒的高瑜,望着整个完好的社区和自己一家的废墟,决定支持被强拆的无数同胞,加入到维权大军中,要为自己维权,并且喊出了“我不能去华盛顿(被禁止出境),但我也能到天安门自焚”的心声!

 

鲍彤老先生在得知高瑜家遭遇强拆后,评论道:在北京,住底层的人家,门口窗边如有空地,往往围出几平方米,搭个小棚,栽种花草,饲养宠物,堆放杂物。此乃北京一景,随处可见。众人不“违章”,何独高瑜“违章”?人同此心,心同此问。这是一个疑团。

 

强拆之前在高瑜女士的身上发生过什么

 

现年72岁的高瑜,2014年4月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与她一同被秘密抓捕的还有她无辜的儿子,在被羁押一年后,2015年4月17日高瑜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高瑜坚持自己无罪,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同年11月24日案件进行二审后将刑期改为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高瑜在被羁押期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淋巴结及耳水不平衡等病。法院并认为高瑜患有严重疾病,依法暂予监外执行。

 

然而,监外执行的高瑜不仅没有任何言论自由,连人身自由都被严加限制,一直处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高瑜希望能到德国就医,并且获得了德国的签证,但中共当局却禁止高瑜到德国治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高瑜还被强制带往云南“旅游”。

 

就在高瑜家遭到强拆前不久,德国总统高克访华,在访华期间,高克总统会见了高瑜的两位代理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高克总统在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重点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高瑜被迫害的问题。特别是高瑜被禁止出境到德国治病及高瑜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再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随后,网络上又传出一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的高瑜、浦志强、鲍彤、胡佳等人聚餐的照片,据称当时北京当局极为紧张,曾出动无数国保警察全程监控。

 

其实,在正常的国度,外国政要外出访问期间要会见谁,公民约三几好友聚餐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是在中国,像高瑜这样被划定为“政治异见或敌对分子”的人,却不能拥有随便聚餐吃饭和会见谁的权利。

 

早在1989年6月3日,高瑜作为良知记者,因客观报道六四北京民主运动而被北京市安全局秘密抓捕,直至一年后才从秦城监狱获释。

 

1994年11月高瑜第二次入狱,被控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9年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重获自由的高瑜,并没有放弃手中的笔,仍站在捍卫公民言论自由的第一线,坚守一名新闻媒体人的良知,撰写了大量抨击时弊的文章,直至2014年4月被控泄露了中共9号文件,即臭名昭著的反普世价值的“七不讲”,再次被捕入狱。

 

高瑜第三次入狱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声援,包括各国政要、人权组织及民间团体纷纷发表声明,呼吁中共当局释放高瑜,尊重在国际上的人权承诺。

 

因着高瑜坚持不懈地捍卫言论自由和坚守新闻记者的良知和勇气,揭露时弊,她先后获得过“自由金笔奖”、“新闻勇气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全球世界新闻自由英雄奖”、“新闻勇气奖”等诸多奖项。而随着荣誉的增加,她也成为中共当局重点打压迫害的对象。

 

也许,有人会质疑,高瑜的遭遇与她家遭到强拆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几乎就在高瑜家遭遇强拆的同时,居住在北京的另一位人权活动人士倪玉兰,连续遭遇了被逼迫搬家,她的丈夫董继勤还遭到野蛮的殴打。而也是在3月31日高瑜家遭遇强拆的当天,倪玉兰刚刚搬到新的租住房,即遭到房屋中介无理要求搬家,倪玉兰和她的丈夫差一点再次沦落街头。导致倪玉兰连续被逼搬家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倪玉兰获得了2016年度的国际妇女勇气奖。3月30日,由美国国务卿亲自将这个奖项颁发给全球14名得奖的女性,而倪玉兰因为护照被冻结而无法前往美国领奖。

 

随后的几天里,倪玉兰再次被中介逼迫搬家,中介的理由是由于倪玉兰的租住,导致警察的光顾。倪玉兰的暂住处还被切断网络,有多人守在屋外阻止朋友们前往探望。

 

曾经是一名律师的倪玉兰,因为十余年前家中遭到强拆而走上维权之路,多年来,她和丈夫董继勤在捍卫自己住房权时不断帮助上访群体维权,为此他们不断遭到当局的打压,多次被强迫搬家。同时,倪玉兰在维权的荆棘路上,还数次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2002年春季,倪玉兰因拍摄邻居家被强拆的视频而被警方带往辖区新街口派出所,同年11月因“妨碍公务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律师资格也被取消。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倪玉兰在自己居住的四合院遭遇强拆时第二次被抓捕,再次因“妨碍公务罪”被判刑两年。倪玉兰在服刑期间因拒不认罪和坚持抗争而遭到毒打,导致她的双腿残疾,以致终生要靠轮椅或双拐度日。

 

2010年出狱后,倪玉兰因警方的阻挠四处租不到房子和丈夫董继勤流落街头,他们的遭遇引起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警方强行将倪玉兰一家安置在北京市西城区的御鑫宫宾馆暂住。为了阻断各界人士探望,警方非法限制倪玉兰的自由;为了阻止倪玉兰上网,又恶意断电达一百余天。

 

在网传茉莉花集会期间,2011年4月7日凌晨,北京警方突然将倪玉兰及丈夫董继勤带走,由警方安置的住处也遭到查封。随后倪玉兰夫妇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在羁押期间,倪玉兰正在好转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再次失去知觉。2012年4月10日倪玉兰被宣判有罪,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宣判倪玉兰因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将其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她的丈夫董继勤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16年3月29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国际妇女勇气论坛闭幕致辞时,赞扬了倪玉兰和其他得奖者的不屈精神。他说:“我们这位来自中国的获奖者,得奖之后无法成行。她为了捍卫中国房屋所有者的权利,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殴打,双腿再也站不起来。我们所有的得奖人,历经这些后,仍然拒绝保持沉默。”

 

是的,就是因为高瑜、倪玉兰们,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居住权等最基本的人权,在屡遭迫害之后,“仍然拒绝保持沉默”,所以她们的被强拆和被逼迁成为一种必然,在两位杰出女性的遭遇背后,反映的是中共当局对人权捍卫者们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在中国,做为一名人权捍卫者,你随时有可能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政治迫害:强迫搬家、非法驱赶、暴力殴打、断网、不允许外出、强制旅游、禁止出入境、秘密逮捕、非法审判、甚至会株连亲属,等等。

 

3月2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保护致力于维护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人权捍卫者(包括个人、团体和社会组织)》决议。这无疑表明人权捍卫者们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专制的国家,所进行的推动和保护基本人权工作的重要性和合法性。

 

住房权包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范畴之内,指可以居住在适当住宅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都对住房权有明确的阐释。《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民政部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在国际人权法中,住房权被视为“最低的生活保障权”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此项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基本人权,中共当局必须依法保障高瑜、倪玉兰等人的住房权利。

 

除此之外,高瑜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皮肤过敏症、淋巴结及耳水不平衡等一些严重的疾病,必须尽快允许高瑜前往德国接受治疗,并释放因捍卫人类良知和尊严而被关押的所有良心人士,停止一切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迫害,将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落到实处。

 

 

关键字: 李金芳 高瑜 倪玉兰 强拆
文章点击数: 16106

 
english 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