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25/2016              

綦彦臣:再电邮化(Remailization)略说——网缘政治时代的「兔子逆袭」

作者: 綦彦臣

电邮与民主转型(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引言:面对可喜的失败
 
纵观人类文明史,任何一个称得上「文明」的有长历史存续的文化共同体,均会有它独特的技术历史。而中华文明在当代之所以出现技术思想极度匮乏的病态,原因有二:第一个是满清统治的政治文化因在大历史中之为近晚,致蔑视技术的风气延续至今,经典个案可以由温家宝的个人经历来印证——本可是非常优秀的技术史人物不幸为相而留下了极为残缺的治理逻辑,尽管其于私德颇有清誉;第二个是中共国家作洋务运动的延续体及冷战偶然产物,它未能摆脱晚清体用之学恶劣影响,以致加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控制而力行割裂技术与其背后思想之恶。这看一下它的「千人计划」就可知道:所引进者以理工学者居绝对多数,经济学人极少,哲学类绝无。
 
中华文明在两宋之前的活力时期是非常注重技术的,这不仅有李约瑟相关巨著为证,而且深入民间传说的技术话题亦由正史转化而来,这形同「说书」之历史上的历史文本通俗化过程。比如,东汉末人华佗之麻醉与外科手术虽然受到九百年后【注一】的叶梦得之质疑,但这说明两宋之际著名文人仍有关于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其质疑与早前王安石质疑孟尝君道德可行性具有同样的思想价值。更可观的是,叶梦得之质疑受到八百年后的民初江庸再质疑,即曰:「盖陀之医术久失其传,其外科手术之神妙,后世不解,而反疑其伪,可慨也。」【注二】再比如说,诸葛亮在三国时期之创木牛流马【注三】不仅记载于正式本传,而且后世也两有探求:南北朝时期的南齐科学家祖冲之曾复原之且成功,北宋高承在个人著作《事物纪原》中讨论之,尽管北宋已步入技术史上的衰退阶段。
 
回眸中华文明之技术史与其思想底蕴,可以发现中共国家对技术与思想的割裂是可喜的失败。谓之可喜,缘于在天道(或可狭义为天命)意义上它继承了传统王朝几乎所有灭亡因素【注四】,即走向了包含技术创新的中华文明正资产的反面。再可喜者,在现代政治文明进步中,国家权力不仅压抑自身嚣张,而且力求谦恭,但中共国家反是,在网络封锁方面最为突出以致走向其倡尊人民首创性的反面——有谁愿意在自己的微信中接受间或跳出禁止阅读的提示呢?简言之,中共国家在技术思想进而政治伦理方面的全面失败,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可喜之事。
 
一、有趣的自发:如「贼」一样的去检查化
 
技术进步对制度变迁有促进作用,尽管制度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方面的话题。不过,通过张宇燕(一九九三)对制度经济学异端姿态当中技术自发论之质疑,仍然可以看到技术伦理的重要性,即云「正是制度安排决定了人的行为,并进而影响到技术变化的速度与内容」【注五】。在我作为一个志业上的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其一,技术伦理可以十分狭义为世界科技最先进国家美国学者的「技术理性」主张,而其核心应当也实际是技术理性「对内通过不断改革来改善社会的自由主义共识」【注六】,更简单地,衡量技术的伦理性本身就是思想与知识价值生产活动;其二,作为人类自身再创造或曰模仿上帝的行为,技术本身具有目的性,即如凯利(Kevin Kelly)所揭示「进化不可阻挡地趋近于人们对造物主的设想」【注七】,而终于表现为「自我创造的单线将宇宙、生物和科技串成一个创造物」【注八】。
 
科技服务于人的自由尤其摆脱思想奴役与对抗国家权力嚣张,是最为现实的人性需求,最终与其理性目的即伦理锁定也不存在冲突。而且,服务于人的自由之技术也非大张旗鼓的作始,相反,更具有「神的自嘲」意义,它(与袘)如「贼」之来【注九】。电子邮件的产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汤姆林森(Ray Tomlinson)最初只是「通过阿帕网(ARPANET)连接的电脑之间发送了第一条信息」【注十】,所发的信息并无实质内容,只是计算机键盘上三行字母的最上一行,但这个毫无传奇色彩事实却带来的一个重大制度性结果,从此,使个人通讯具有了避免权力当局审查的可能。而后,即便跟随性控制技术来进行检查,结果是:其一,因为敏感过滤而拒送或退还电子邮件,证明了审查之恶,使审查权背后的政治利益集团与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在基本情感上对立起来;其二,即便拦截于无形而偷走邮件,亦能够借此传播政治恐怖含义,但连同上项,政治丑行有了现实证据无疑。雅虎公司对中国异见人士师涛的严重伤害与事后赔偿,是再好不过的证明,而作为未受被赔偿者我之总结性揭露【注十一】也等于是补充证据。
 
时至目前,中共国家虽然将网络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子项,但过滤电子邮件(敏感词拦截)的行为毕竟不再,这至少使得以秘密权力(通信自由)而传递的信息得以去检查化,哪怕其中有阅读与拷贝行为。另一方面,审查天文级别的电子邮件从经济上也不可能,尤其是对外部进入者的全部审查之不可能。因此,即便是在封锁破网软件运行的最高峰(时段),每一个以平常人面目出现的异见人士仍能收到来自国外的群组邮件【注十二】。群组邮件是何时用于中国异见人士之间政治信息传播的,这是技术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因此,轻下论断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以我本人所亲历政治案件——它更多具有制度经济学实践与冒险试验性质来看,对海外电子邮件的接收应当是群组性质的。由于该案的「中国网上言论获罪的第一例」之历史地位【注十三】,因此,与电子邮件相关的政治行为对里程碑式大事件也是个侧证。
 
无论在美国的异议人士李洪宽所编政治参考资料是被称为「大参考」还是「小参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初,这个资讯系统采取电子邮件方式传播无疑。不仅我本人作为接收人与撰稿者在一九九九年九月的政治案件中有六十份打印件被情治当局查抄,而且,在以辱骂魏京生为主(而涉及到李洪宽「行径」)的大陆左派文章中,电邮传播仍是被确认的经典方式,「李洪宽每天花费十几小时,在网上搜集民运资讯,通过电子邮件信箱发给数百个网友」【注十四】。辱骂魏李两人的文章很注意宣传策略,没有指明电邮接收者为何人或以哪个小群体为主。借助于这次辱骂十一年前的网络资讯,可以得知李洪宽「专门收集那些中共政府不想让民众了解的信息,并发给大陆的互联网使用者」【注十五】。
 
二、手段的扩展:每个人都可以编一本自用政治辞典
 
电子邮件到今天是如此令人熟悉,以致有人预测它将消失,即被在它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即时通讯所代替或淹没。这在技术进步角度有可能,但是,在它未消失以前,群组邮件如今日的《文立通讯》仍然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作为一个做过政治试验的制度经济学家,我认为再电邮化(Remailization, Remailize)应当得到高度重视。至少从技术上,它补充了微信被禁止阅读造成的空白;而在网络政治功效方面,电邮补充微信空白具有次级松散向更大内部紧密发展的可能。再电邮化的基本技术含义仍然是「一个较大的网络是由内部联结更为紧密的一组次级网络彼此松散联结而成的」【注十六】,而由松散变紧密的信息组织过程不只带来现实转型政治中的无数焊点,而且对于每一个交叉接受者,它都是类似一个人编一本辞典的杰出工作。这个比喻基于一个英国约翰逊三年独立编纂相当于四十个法国编辑四十年工作量的典故,也基于人类文明史转折关头暨一个社会实现重大转型时的小册子之作用【注十七】。
 
就辞典与小册子之喻本身而言,作为一个精英级知识价值传播试验,我也发现了只要学术含量达到较高程度,小圈子文章就会被传播至更大的界面。该实验还包括另一篇稍早但更为专业的政治哲学文章【注十八】,其效果同样如此。因而,可以说舍基(Clay Shirky)关于次级松散与高级紧密的命题存在定理性深化可能,尽管舍基自己并没将此论视为定理。其双层深化在于:(一)次级的松散可以经由共同价值变成次级紧密,使天文级群组持续存在;(二)高级的紧密在常态下更可能是分散的,也应该如此,但在社会重大转型时期是可以向紧密方面转换的。双层深化能够为大的社会运动提供心理基础,只要心理共鸣如同技术的自在性那样形成天道意义,那么,即使在技术手段最受控制的时期,也会变成集体行动的心理愿望。毕竟在电邮、微信之外,非常传统的社会心理动员手段并未被技术进步所湮灭。
 
社会转型终究是一场草根运动,尤其网络时代里此特征更加突出,于今方兴未艾的拉美颜色革命将持续地证明这一点。并且,网络条件下的草根颜色革命与政权体系的左右性质关系不大——只要无法平衡福利国家与持续发展的关系,执政集团必然会成为颜色革命的对象。因此,无论半民主的拉美还是几无民主因素的中共国家(且不用考虑以后会否出现更大的倒退),政权体系都陷入了反抗者视角下可喜的失败。然而,以前苏联的变化(尽管转型并不算成功而致普京主义出现)为样本,仍然可以看到精英元素之必不可或缺。
 
也许人们并不明白中国的军方报纸为何对一部好莱坞动画片大为恼火【注十九】。《疯狂动物城》除了传播传统的弱势反抗如「兔子逆袭」之类似颜色革命,更在于好莱坞的符号意义与互联网的作用相关联。中国左翼势力在总结苏共亡党的因素时,把北约、互联网、CNN和好莱坞视为重大阴谋杠杆【注二十】。至于好莱坞是否可列为政治杠杆,我不持意见,或许这是个有待研究的课题,但是,无论如何,互联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了政治杠杆作用的历史是需要「模拟场景」的。这可以用电子邮件的作用来描述:「比如说,一位怀有不满的历史学教授不用冒险把自己的评论文章(匿名)打印出来,送到与志同道合的一位经济学家那里去,仅仅是在键盘上敲一番,而后通过电子邮件传给后者就行了。」【注二十一】著名的社会学家们似乎对当时(一九九一)的精英作用不太关注,只说由于互联网的作用,「通信落入人民手中」【注二十二】,但可以肯定最初得到去检查化的权力暨机遇的人首先是精英层面的,特别是知识精英。
 
三、利益的人民:数字帝国主义受欢迎
 
这个世界的事实是无论精英愿否「煽动」人民,信息均等化享受是不言而喻的人权。只要自视为自由主义精英的人士一旦在信息均等化方面试图阻止人民(草根)的享有,那么,他(她,或复数)在一秒之间就会变成伪精英。所以说,社会学家虽为顶尖精英(一般均优于经济学家),他们还是将人民放在高端而称「通信落入了人民的手中」。网络时代的诸多社会元素已经高度虚拟化,但「利益人民」不能被虚拟,而且应该被再发现,其如Remailization一样。失败的前苏联社会,它的党权垄断的隐含条件是「利益人民」即人民将获得经济平等,至少旧时代的经济不平等将被极大削弱【注二十三】。然而,「利益人民」被特权所代替,「引发了人们对苏联制度的普遍怀疑」【注二十四】。这种情形影射到中国当下社会,经济不景气之持续并不是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不平等程度在加剧。在「利益人民」受到实质剥夺的情况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还要把封网作为权力炫耀手段。为了炫耀也可能是自我壮胆,他们试图构建网络世界的军管,美其名曰「社会管理和军队职能部门的沟通与合作」【注二十五】。不过,此种炫耀将使权力阶层更加远离「利益人民」,因为它固守压制型意识形态,试图在可能方面做到可能的屏蔽。
 
十七年前的宣传官员对体制内网络举措不满,如言「一些新闻单位不履行报批手续,擅自上网」【注二十六】,今天,无以是言,而军队代替前者说要「进一步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注二十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一般的行政体系面临着信息公开促进经济效率的抉择,它的首脑认为「形成现代治理体系,培养参与型公民,增强政府公信力,离不开『公开』二字」【注二十八】。即使不用极为矛盾的信息来判定中共国家存在的军宣政之多边矛盾,更不屑「分化」其权力结构,仅看最直观的「利益人民」层面,就知道:没有信息均等化机会向社会公众无差异提供,就无从谈起经济信心,因为只有高透明的大信息才能给股市做心理托底。投资者无论散户还是机构真正怕亏的不多,怕的是不明不白地亏掉——「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不是交易量与赢利与否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人格污辱。因此,人们也能在这个低级层面再次看到可喜的失败之戏剧化场景。尽管股市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几乎不具有权重分析因素,但它典型地代表了经济信息方面权力与权利的差异而成为「利益人民」的屠宰场,以致于新供给学派的喋喋不休之「最大限度地屏蔽内部交易」【注二十九】成为没有悲情因素的笑料。
 
在信息权力与权利产生差异导致强烈社会不满时,政治权力层面会策略性地放置对普世价值的批判,转而学习西方的经验其如对英国慈善行业信息透明的赞赏,称曰「信息公开透明是英国慈善业受社会尊重的最主要原因」【注三十】。这种做法仍是体用之学的延续,但是它自谓适应一个全球网络化时代,又将国际与国内强行割裂开来。强行的割裂一方面会造成教育的长远困境,其如「有时候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的知识,中国大陆的学生不知道」【注三十一】之状;另一方面造成了国际关系尤其中美之间的恶化,因为「比起美国,中国极不愿把商业和国家安全问题分割开来」【注三十二】。在另一端,「利益人民」承担割裂后果会逻辑地导致这么一种情形:崩溃性社会的条件更多出现,数字帝国主义越来越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也许这是可喜的失败之最主要内容!
 
中共国家在努力对抗数字帝国主义,而且这种帝国主义也非完全虚拟化,以致它可以迫使前者在看似精明的网络战略中将经济利益放在区域联盟、网络权力之后,尽管这有利于全球互联网转变时刻的权力攻势【注三十三】之获取。然而,正如「利益人民」之必须考虑一样,帝国主义在网络利益方面是对全球派送的。一种更广泛的「利益人民」意识在网缘政治时代已经形成——国际信息能力通过网络对封闭国家人民的供给,而对后者派发了福利。
 
结语:反击封网之恶
 
信息福利将以何种途径转化为现实的可计量经济利益(更直观为货币收入),还是一个有待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课题。但无论如何,再电邮化(Remailization)是保证信息福利派发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基于地缘政治学而来的网缘政治学,它也是对怀有封网恶意之政治权力体系的重要反击,情如《疯狂动物城》里面的「兔子逆袭」。无论是点式清除(其如对专题之深度分析、报道)还是密集轰炸(其如持续的对政治之恶的广泛、高频揭露),都是加速可喜的失败之必要外在因素。
 
世界性向本土性的转化是人类文明演进到网缘政治时代的非常有趣的事情,人民相对于强力国家也变成强大的帝国主义分子。这缘于技术理性,「支持互联网的各国总会有人站出来,带头为自己国家人民的权利而奋斗,这些权利包括分享他们想分享的东西,有权获得别人想与他们分享的所有信息」【注三十四】。这样,网缘政治中的帝国主义之力量美学则初出水面,它更好的古典意义是:终结那种政治之恶——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以人民为敌的「人民政权」。
 
注释部分:
 
[一]叶梦得生于一〇七七年,卒于一一四八年,年龄中值约为一一〇八;华佗被杀于二〇八年,以之计华叶历史相隔且便于记忆,取为九百年。
 
[二]参见江庸著《趋庭随笔》(合王伯恭《蜷庐随笔》),第三十一则〈华佗外科学术质疑〉,第一百三十七页;江王合本今版:山西古籍出版社与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江庸《趋庭随笔》初版以其自序记时「民国二十三年八月」考,应为一九三四年。出版者系北平朝阳书院。以一九三四与叶梦得之年龄(约)中值计,应为八百二十六年,写为八百年亦系便于记忆之故。
 
[三]参见胡守为、杨廷福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第五十七页(〈木牛〉词条);胡杨编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二〇〇〇。
 
[四]王朝灭亡因素之多,而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经济制度的效率往往被次级政策尤其非正式者如社会习惯之对策来抵销。于今之吃空饷、国企福利吞噬财政相当份额,可见于两宋之诡名挟户、明朝之影射与冒粮、清朝之冒恤。而所谓官二代、红二代以及招聘中的「量身订做」更及「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制,可比较明朝洪武六年至十七年的人材政策。人材政策虽然后被科举挤压以致消亡,但明朝中后期吏治污滥正与之深刻相关。以大历史逻辑统括明朝,非亡于满清,实亡于人材、影射、冒粮。人材坏吏治,影射坏财政,冒粮坏军力。
 
[五]参见茅于轼、汤敏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第二百四十四页(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第二百二十三至二百四十五页);茅汤编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
 
[六]参见王作跃(Zuoyue Wang)著《在卫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汉译本,安金辉、洪帆译),第四百〇九页;安洪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七]参见凯利《科技想要什么》(汉译本,熊祥译),第三百五十六页;熊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一。
 
[八]同[七],第三百五十七页。
 
[九]原句:「If you will not wake up, I will come like a thief, and you not know at what hour I will come against you.」(REVELATON,第三章第三节之后半部分)。此前,尚有THESSALONIANS第五章第二节全句:「For you yourselves are fully aware that the day of the lord will come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十]参见搜狐教育•外语版块二〇一六年三月八日转刊雅虎新闻报道《电子邮件创始人雷•汤姆林森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记者未详)。
 
[十一]参见我的网文《关于向劳改基金会暨雅虎人权基金申请赔偿的公开信》,载于《参与》网刊二〇一六年五月二日。
 
[十二]同[十一],《封锁「巴拿马文件」背后的政治危机——反腐的王莽化或者马科斯化》,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在这篇网文中,我写道:「电子邮件还是较为固定的有价值信息的小众传播途径,我印证看博讯与听法广的邮件来自一个名为《文立通讯》的电邮群组。」
 
[十三]参见《大参考》二〇〇一年六月五日报道(总第一二二二期)《綦彦臣的言论罪:沧州市国家安全局起诉意见书(全文)》(记者未详,估计是主编李洪宽一个人采写)。
 
[十四]参见乌有之乡•文章中心版块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文章《空心菜:魏京生让咱们老百姓知道了「民主」是什么玩意儿》(作者:空心菜,网名)。
 
[十五]参见《北京之春》一九九九年八月号报道《海内外民运简讯》(记者:林青),该报道主要内容是杨建利与李洪宽获年度[万人杰新闻文化奖]。
 
[十六]舍基著《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汉译本,胡泳、沈满琳译),第一百七十九页;胡沈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四。
 
[十七]参见我以「耘余闲墨」网名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发表于「学术周刊」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专说小册子——源自约翰•库克的普世价值》,该文由微信圈子转发到普通网络(360doc个人图书馆)的时间是四月三十日。
 
[十八]同[十七],四月二十六日,《许可越多,自由度越小——邓正来因何有三不朽?》;微头条(wtoutiao.com)转刊,同日。
 
[十九]参见中国青年网•娱乐频道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转刊《解放军报》文章《军报评疯狂动物城:西方搞「看不见的宣传」》(作者:王传宝)。
 
[二十]参见唐修哲、孙润玉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第二百二十一页;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八。
 
[二十一]参见我的博文《历史尚未钙化——想想前苏联那些政治笑话》,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二十二]参见被普诺(David  Popenoe)著《社会学(第十一版)》(汉译本,李强译),第二十五页;李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
 
[二十三]与[二十四]同[二十二],第二百九十二页。
 
[二十五]参见新华网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转刊《红旗文稿》文章《信息技术发展趋势与意识形态安全》(作者: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赵周贤、徐志栋)。
 
[二十六]参见《小参考》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报道(总第四二六期)《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重视因特网上的宣传工作》(记者未详)。
 
[二十七]参见火狐中文网•国内频道二〇一六年一月二日转刊澎湃新闻报道《火箭军官员:像抓导弹阵地一样抓好舆论阵地》(记者未详)。
 
[二十八]参见中国政府网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五日转刊《北京日报》报道《李克强:信息数据「深藏闺中」是极大浪费》(记者:张砥)。
 
[二十九]参见《华夏时报》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报道《中国股市最需要信心修复》(整理者:张学光),第十版〈棋局•资本方略〉。
 
[三十]参见新华社《参考消息》报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报道《英国:信息公开透明是关键》(该报驻伦敦记者:夏晓),第十版〈特别报道〉。
 
[三十一]参见博讯热点•网络封锁和压制版块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日转刊美国之音报道《周兵:中国网络长城导致信息闭塞教育落后》(记者未详)。
 
[三十二]同[三十一],四月八日,综述,《美国首次把中国「防火长城」列为贸易壁垒》(记者未详)。
 
[三十三]参见日本外交学者网站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日文章《习近平的全球网络远见》(作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博士生斯蒂芬妮•安达尔);
 
[三十]报一月二十二日译介,《中国互联网政策很「精明」》,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三十四]参见美国《纽约时报》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文章《欢迎来到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作者:比尔•瓦希克);同[三十]报五月八日译介,《「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到来》,第十版〈参考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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