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网刊 】  时间: 6/1/2016              

蔡楚: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

作者: 蔡楚

【文革50周年专题】

【编按】这是地下文学藏经洞中的一部分,区别于那些浮游在地面上,却自称地下文学的泡沫文学。如果说,上帝的童话是天堂;那么,人类的童话就是家园。而地下文学的藏经洞,就是我们终身追寻的心灵自由的家园。

蔡楚,本名蔡天一,四川成都人。文革时期成都野草诗歌群落代表人物之一。1970年因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被关押、批斗。1979年文革结束后,由成都中院改判无罪。1997年移居美国。“文化大革命”前后代表作有:《乞丐》、《赠某君》、《给你》(1962)、《别上一朵憔悴的花》(1963)、《无题》(1964)、《依据》、《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1968)、《透明的翅膀》(1975)、《等待》(1976)等。梳理当年地下诗歌创作的记忆,蔡楚在为《自由写作》写下这篇文章时说:“文学是超阶级的,当年我们从这个起点出发,才产生了其它权利意识。”(怀昭、李亚东)

                                                                                                                                                           蔡楚

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
——白居易

 
 作者在1968年
 
 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年代,做一个逍遥人真难。“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是尹一之在文革中,对我们在成都打平伙(AA制)的“星四聚餐会”的谐称。“星四聚餐会”从一九六一年初具规模,到七一年正式打成反革命组织,几经波澜,终于烟消云散。

一九六一年初秋的一天,院邻谢朝崧老师对我说,欲介绍一位传奇性的诗人与我认识。谢老师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在成都东郊107保密工厂当教师。当时,我刚随母校成都工农师范学校的师生,到龙泉驿八一公社支农半年后返城不久。由于在乡村见到饿死不少人,胸中有太多的表达冲动,而且,我正处于学写诗的高峰期,于是便答应下来。谢老师说,传奇性的诗人叫尹金芳,笔名尹一之。之所以传奇,是他能独善其身,没有大的波折。

这位尹一之,射洪县人,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同乡。五十年代初期毕业于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短训班,因其叔父尹九参加过蓝衣社,在老家被判刑劳改,遂被当局取消毕业分配。一九五八年初,他在自谋的小学教师岗位上,已做到校长职位,但为避“反右”(工农中不划右派),他以近三十岁的年龄,毅然到西郊成都阀门厂当学工。显示出无奈中的智慧。

谢老师拿出他珍藏的前五期《星星诗刊》,第五期上有尹一之写给一位姑娘的情诗,迄今我还记得其中几句:

浮云是你的笑容
青山作你的裙
你用你脸上的红霞
燃烧了我的心。

刚出校门,看惯了课本和报刊上的大跃进民歌。第一次知道,成都还有《星星诗刊》,有流沙河和石天河,有《草木篇》和《蝴蝶篇》,还有民间的尹一之等一批人。据谢老师说,一九五七年六月,流沙河写出著名的《亡命》诗:

今夕复何夕,
亡命走关西。
狂风摧草木,
暴雨打蝼蚁。
曲悲遭千指,
心冷横双眉。
逃死奔生去,
焉敢料归期?
……

尹一之从省文联内部得知,曾私下劝过流沙河,“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过了几天,尹一之、谢老师的高中同学老周(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等几个文友到谢家摆龙门阵,尹一之约我下周到盐市口餐厅吃高级点心喝红酒,饥荒年间,我正患轻度浮肿,巴不得有人做东,还兼义务教学。

尹一之身材高大,面容如成都的天空,极少晴朗。一副鹰钩鼻子打破了周身的平庸,给人以很倔强的印象。况且,他酒后海阔天空、人世沉浮、信手拈来、滔滔不绝,使我如坠云雾。他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教我饮酒写诗,不拘一格。

蔡楚: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2

  
 作者1968年在成都与“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中一位文友儿子的照片。
 
59年下半年,我见到成都大学路的商店里,卖一种不收粮票的点心,其外表和普通点心差不多。问售货员多少钱一个,售货员说,这是高级点心,五元一个。我又问她,怎么外表看上去与普通点心差不多?她答,芯子不一样,是用猪油和蜂蜜做的。记得在放学的路上,我边走边想,国家规定粮票是无价证券,怎么能变相涨价?第二天,在政治课上,我站起来提问,表明不理解。张椿年老师答,要相信党的粮食政策。后来知道,张老师给我学期品行打3分,评语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又把班上的女团员詹xx调来与我同桌,帮助我。此时尝过高级点心,我问尹一之,五元一个的高级点心是否合理?尹一之答,不合理你又挝子(做啥子)?使我瞠目结舌。

他送我一本艾青作序的《戴望舒诗选》,谈起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朱湘、卞之琳等民国诗人。又替我拟定读书计划,要求我书写读书笔记和名人名言卡片。记得读书计划中有《胡适文存》,可惜当时在省图书馆借阅《胡适文存》必须要单位介绍信,使我这个待业少年像当初失学一样失落。我交给他几首习作,请他教正。分手时,天空飘落秋雨,顿生一丝寒凉。

六二年,我陷入初恋,习作增多,步行到尹一之厂里单身宿舍,找他求教的次数也增多。一次,谈得兴起。他说他大多数作品都不能发表,因为不能示人,权且叫做枕下文学或抽屉文学好了。我见他黑油油的枕边有一本《孙子兵法》,感到好奇,他说这叫“无为而无不为”,我似懂非懂,无言以对。他解释说,林语堂讲“道永远顺任自然,不造不设,好像常是无所作为的,但万物都由道而生,恃道而长,实际上却又是无所不为。”我若有所悟,第二天赶紧到省图书馆借书查阅。

六三年,我在成都一砖厂做临时工,不分昼夜地挖黄泥、切砖坯、出砖窑。偶尔得假,回家看母亲。听谢老师说,尹一之找了一把红伞罩着,新娘是厂工会的党员干部,可以替他遮风避雨。一只独木舟躲进了避风港,所以,特地约我和老周等去朝贺。婚礼那天,由于新娘在场,尹一之和我们不敢造次,只能喝闷酒。

六四年于我很不平静。先是失恋,之后我被派出所董所长喊去训话,威胁说,若我不主动申请下乡,就送我去劳教(被我开病情证明化解)。继而,我在十月社青学习时,说听到赫鲁晓夫已下台,被参加学习的孙同学检举我带头收听敌台。从此,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我失去参加社青学习的资格和调正式工作的机会,沦入“社闲”(社会闲散人员)行列。

这年看了《早春二月》等批判片,又听尹一之给我讲解苏联电影《第四十一》,知道了导演格里高利·丘赫莱依。他还特别提到三十年代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使我明白了世上确有超阶级的爱同美,确有超阶级的人性,确有超阶级的文学。尹一之反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说是毛泽东的反攻倒算。我很好奇他哪来这么多消息。那几年,看了一些外国电影,不仅学会了主题曲,思维也受到启迪。由于失恋,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革命的浪潮中,人性中的真善美和爱情中的快乐、苦涩等,常常被吞没。

六五年八月,我经过反复向街道办事处申请,被批准到四川石油管理局筑路处做临时工。开山放炮,打二锤、掌炮钎、抬石头、修公路、平井场,一干就是五年。这期间,我每年返蓉探亲一次,几乎每次都要去中南大街的市美轩餐馆分店参加“星四聚餐会”。当时,文友们多休息星期四,约定星期四聚餐,故模仿先贤,简称“星四聚餐会”。

六六年文革开始,我的早期诗歌,被同在筑路处做临时工的朋友检举揭发。经过追查,我的两本手抄诗集和读书笔记等,在运动初期,我大妹为防本校红卫兵抄家,已提前烧毁。所以,朋友的检举揭发只能凭记忆提供只言片语,我的坦白交待,就侥幸过关。

六七年春节,我返蓉探亲。又是在中南大街的市美轩餐馆分店,听尹一之吹牛。他分析了文革的形势,表示同情刘少奇。还讲到江青(蓝苹)的一些旧事,说林彪尖嘴猴腮成不了大事。六八年春节聚餐,尹一之说,诸位大多没有参加群众组织,因此格外逍遥;而且,我们之间分散各地,不如把“星四聚餐会”戏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文友们对冠以“红色”,亦心照不宣。他还当场约文友们夏天去峨眉山,效仿庄子”逍遥游”,我因假期已完,没有答应同去。“他们都寻找着精神的他乡,都生活在远离‘中心’的别处。”

“星四聚餐会”逐渐扩大,增加了十多个吃口,以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为主。聚餐时,逍遥兵们讨论的题目也逐渐扩大,从诗歌到小说,再到戏剧、历史、音乐、绘画、电影、外文等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夏天,他们去峨眉山,下山时,把沿山石砌的毛主席语录墙一路推倒。还用粉笔把自己的诗词,书写于寺壁、山崖之上。以凝练的题诗,表达了对文革的愤懑之情,揭露出文革中万家墨面、血流成河、争权夺利的实质。这就惹下大祸。

七零年一月初,我突然被筑路处土建队的群专队揪出来批斗,一直延续到六月中旬。每天照样出工,晚上接受喷气式批斗,写坦白交待。有时,被抓去处公审大会陪斗、批斗。不但头吊黑牌、拳打脚踢,还被扯断不少头发。军管会和群专队命我交待与“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关系,说成都已掌握了此反革命组织,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我不知所措,只能避重就轻革自己的命。军代表找我训话,警告我说谢某已交待了我的早期反动诗《乞丐》等。我只能依样画葫芦,把文革初期向工作组交待过的反动诗作了重新交待,并重点交待受到谢某的影响等。而对其他人,则基本不提,或假装不认识。六月下旬,我被开除临时工队伍,八月送回成都,继续在派出所接受审查。

在此期间,专案组人员多次传我去派出所,逼我按他们的要求坦白交待。记得有一天下午,他们要我当场签字画押承认八项罪行,其中最严重的是“组织上山打游击”和“组织收听敌台和放黄色唱片、唱反动歌曲”两项,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证据。我与他们争辩,他们拍桌子打巴掌,惊动了董天滂所长。董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我气焰嚣张,拒不交待。我申辩说,没有的事不能承认。董因被造反派殴打过多次,而我从来没去造他的反,就劝专案组人员放我回家好生想,明早再来交坦白交待。专案组人员看他的面子,就答应了。我回家后,找到谢老师,串通了供词,第二天才去交卷。

审查到七一年十一月才结束。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1)人保刑字第422号刑事判决书,尹一之被以反革命罪判处管制三年,谢老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交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文革中特有的判决方式)。我被缺席判处,“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未通知我本人,实则对我实施内控,出门要请假,派出所经常来查夜。其他十一人,被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处不予刑事处分、管制或有期徒刑。只有谢老师的大学同学尹胖子被另案处理,被以反革命罪和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后来,谢老师偷偷告诉我,“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是被文友带来聚餐的人检举揭发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当时正追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以为这批人是重点追查对象,马上布置跟踪,准备钓大鱼。一天,保卫组人员发现文友尹胖子从家里转移一口大皮箱到郊外,判断他是转移反革命组织的纲领和文件,于是立即抓捕了他,但打开大皮箱翻看,却发现尹胖子转移的是尹家的族谱。保卫组人员大失所望,马上布置把“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的主要成员,抓进成都工学院的群专大楼。我当时在外地,所以保卫组人员通知筑路处军管会,对我进行批斗。

谢老师拿出一些钱和粮票,要我化妆后,送到被判五年徒刑的文友邓先根的妻子手上。邓先根其人古道热肠,有俠士風。他在中南大街市美轩餐馆分店工作,多年来,给我们聚餐提供必要的条件。送过几次钱和粮票后,邓先根的妻子说太危险,叫我不再送了。

1975年,估计尹一之已摘去帽子,我去成都市区以北10公里的龙桥镇,成都阀门厂新厂区找他。当时,我既无工作证,又无介绍信。结果,门卫不让我进厂,说他没有上班。我问他是否还在产品检测部门,门卫答,在扫地。我再问他住在宿舍那间房子,门卫答,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表弟,门卫答,表弟还不知道他的住处?我立即落荒而逃。

1979年,文友张江陵(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翻译员)等对原判不服,提出申诉。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9)刑申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经本院复查,张江陵、邓先根等在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间,常在一起‘研究文学’、‘评论形势’,其内容主要是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原判以‘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判处上列人员是错误的。据此,特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这次我被通知到中院现场,法官要我们感激华主席。张江陵和我高声反驳法官:不需要感激华主席,历史已宣判我们无罪。宣判后我们高谈阔论,说专制犹如酒桶,现在毛已去世,桶箍崩裂,专制必然散架。对时局寄托了些许幻想。

尹一之在平反后,托谢老师带话,说知道我去找过他。邓先根到过几次谢家,其他逍遥兵与我再无来往。次年三月,我介入另一地下文学群落《野草》,与他们渐行渐远。

白云苍狗,聚散如云。我在移居海外后,多次联系尹一之老师,都未能如愿。直到4年前,谢老师给了我他家电话,我才两次打过去。第一次他不接电话,我与党员师母聊了几句。第二次他接了电话,但说不认识我。之后,听谢老师讲,他已失忆。令我扼腕。

林语堂说:“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这使我领悟到,“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是一个追求美,追求心灵自由的文化沙龙。我们所谓的“逍遥”,表面上是指文化人的逃离野蛮、大隐于市,以及对艺术的唯美追求,但其核心是一种“权利意识”,即对于人性、人权以及人的尊严的追求。这样做,在那时显然就是“以卵击石”。

我常想,像尹一之老师、谢老师这类文化人,尽管权利意识超前,也曾反抗极权暴政,若没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现代文明制度的保障,个人的悲剧迟早都会发生。不管你多么智慧,多么机巧。

花虽未坠,却已枯萎;叶虽未落,却已残黄。不久,花和叶都将随风而逝。可是我一直忘不了,我的文学引路人尹一之老师,在当年“星四聚餐会”时一再吟咏的胡适先生几句早期诗——

花瓣儿纷纷落了,
劳伊亲手拾存,
寄给伊心上的人,
当一封无言的书信。

2016年4月21日初稿
2016年5月4日定稿

关键字: 蔡楚l红色逍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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