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网 】  时间: 6/5/2016              

莫之许:虚妄的良性互动论

作者: 莫之许 莫之许

体制从无任何互动之心,市场新极权体制不仅彻底拒绝什么互动,更试图重新统辖一度放松的空间。
 
 
 
六月一日,北京市检察院终于宣布,对涉及雷洋被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后死亡事件的五名警察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官媒也随即开大马力进行宣传,如《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宣称,这显示了法治和程序正义,“正一步步走向真相与正义”云云,对于熟悉当局手法的人不难看出,这其实是一种舆论引导的思路,事实上,就在这一消息发布之前,网上已经悄然流传著一篇关于召开雷洋案舆论引导会议的文章,尽管如此,对于这一姗姗来迟的结果,大陆民间话语场中还是不乏赞许,毕竟,通过压力带来回应,进而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实现渐进转型的理念,一直都是大陆民间主流话语之一。
 
1989年镇压之后,大陆出现了高压恐怖之下的政治冻结状态,正面的政治追求之路被彻底堵塞之后,在这样的现实和心理压力之下,1992年市场化进程重启后,各种替代性的想像遂应运而生,在并没有充分的事实对应的情况下,包括良性互动论在内的各种后门理论就被创造了出来。在这些理论看来,市场化会带来新兴社会阶层的涌现,促进NGO等社会组织的发育,文化消费自主又会刺激市场化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发达,同时,市场化也离不开法制的完善,以此为基础的法治维权能逐渐推动权利的落实,在上述基础之下,民间社会就能够逐渐发育成熟,具有推动转型的力量。
 
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假定,市场化进程的出现表明中共试图摆脱其既有的意识形态束缚。此外,为融入全球经济,体制也很早就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在国际场合一再宣称人权的普遍性,这被看作是体制可能出现价值转向,甚至有如国民党一样的软著陆愿望的论据,至少,体制内存在所谓的体制内健康力量,民间应该配合中共内部有此愿望的人士,追求互动,渐进转型。
 
这种想法,既体现出了民间对于体制在市场化后进一步变革的正面期待,也体现出民间对于市场化进程的美好期待,在一段时间内,市场化进程还确实在NGO,市场化媒体、法制体系等方面带来过一些改变,这使得许多人更加相信良性互动的可能,在其看来,良性互动的终点,就是所谓和解,这被看作是双赢:中共了结六四等历史欠账,平稳落地,民间获得自由权利,且双方共同构建民主制度。在这些人士看来,这样的好事,中共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转型,和平、平稳、代价小,所有人都应该支持。
 
但是,这个美妙图景有一个根本问题:要是中共根本不想落地呢?近年来的诸多事实表明,市场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专政体制的存续,当初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等行为,也只是机会主义的策略,从来都不是体制真实用心,随著奥运结束,中共已经公开宣称,基本国家制度才是其第一核心利益,从五不搞到七不讲都表明,中共其实一直都拒绝所谓的普适价值,在此情况下,价值转向成为空话,互动也就成为了无源之水。
 
长期以来,为了论证互动的可能,也有过许多有意无意的神话,如2003年收容遣送被取消,就曾放大了民间推动、官方回应的互动模式的影响,许多人将许志永等三博士上书与废收容遣送联系在一起,以证成互动模式,十年以后,在劳教问题上也如法炮制,将浦志强介入重庆系列劳教案和唐慧案的努力与随后的废除劳教联系,也是为了鼓吹民间推动、官方回应的互动模式,然而,无论是从许志永、滕彪、浦志强的个人命运,还是从黑监狱、寻衅滋事等的泛滥,都可以看出,这样的神话其实并无真实的事实对应,更多是一种愿望的投射。
 
中共有无落地愿望,可以且应该交由事实验证,而最核心的验证标准,就是对于异议反对的打击力度。而从这一标准出发,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迄今为止,体制从无任何互动之心。市场新极权体制不仅彻底拒绝什么互动,更试图重新统辖一度放松的空间,即使是以推动互动为目标的各种尝试,也都会被看作是对体制的挑战而遭到压制。零八宪章运动,从文本内容到联署签名这个形式本身,都不可谓不温和,其主张核心也正是刘晓波所长期坚持的“官民互动”,但一样遭到了严厉的打压。新公民运动则更加温和,公开官员财产和人大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两项具体主张,也更加显示出体制寄予互动的期待,但结果却是更大范围的打击,最新的消息,仅仅因为在家中纪念六四并拍照留念,刚刚出狱不久的赵常青、张宝成、马新立、李蔚等新公民成员,再度遭到了刑拘。
 
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无视直接的社会压力,而依旧自行其事,不会对民间压力做出直接的回应,才是专政的基本性质,27年前数以百万人上街,换来的是武装镇压,即是这一基本性质的极端展现,数年前汶川地震灾区学校倒塌事件,一时舆论沸腾,但最终不了了之,其他如三鹿奶粉事件等等,也大体如此。回应舆情,但不会屈从压力,这才是专政政体的特性,相反,体制对于那些制造压力的积极分子,更是从不手软,孙志刚事件程益中等人,川震学校谭作人,三鹿奶粉赵连海,异地高考的许志永,都是显著的例子。
 
当然,专政可以无视直接的社会压力,并不等于该体制会罔顾民意,恰恰相反,狡诈的体制往往建立在对民意的操纵之上,这就包含了对民意的采集和利用,所谓的舆论引导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对突发压力下强硬回应,在事后寻找有利的引导方案才是常规套路,在这个意义上,雷洋死亡事件中的涉案警察被立案调查也是如此,《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随即大吹法螺也就是在借机抽水,引导舆论向有利于体制的方向,也谈不上有什么压力下的互动。因此,不要将回应舆情当成压力的直接起效,更不能因此幻想某种互动、渐进的模式。 
关键字: 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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