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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模式是最佳选择

作者: 李大立 李大立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自从一九零八年清政府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到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国家(连不丹这样的小国)都已实现了民主。可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只有少数人有幸走出了专制统治怪圈:台湾实现了民主宪政,虽然远未成熟,但总算是踏上了民主之途;港澳在中共的施舍下只有半吊子民主,正在抗争之中;而人口众多的大陆至今仍然处在专制统治之下,还在苦苦探求实现民主宪政之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体中国人借鉴别国的成败,特别是参照港澳台的经验和教训,共同探索一条中国民主之路,十分有益和必要。贵刋举办「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为中国民主化做了一件大好事。

众所公认,知识分子走在这一探索的前端,理论探索更是实践的前哨。笔者注意到近期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民主阶段论」(主张保留共产党特权,先实行党内民主,再国家民主)、「自由先于民主论」(主张先争取自由,再争取民主)。前者有卫子游先生「中国民主化现实道路」提出的:「党委会议公开化、人大会议制度化」以及「由中共中央全体和民主党派骨干组成参议院,(中共总书记兼任参院议长),十至二十年后,逐步向其它党派开放。」后者有张鹤慈先生「中国:自由先于民主」主张:「自由人权优先于民主」、「大陆人不应该先争民主的形式,争选举的形式。……今天的中国,自由、人权重于民主;自由、人权先于民主。」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请参阅「民主中国」2008年5月22日「历史不会等待,人民不会等待--再和卫子游先生讨论中国民主化道路」和07年11月18日「民主论坛」「民主和自由一样重要--致张鹤慈先生」。

近阅香港《开放》杂志08年10月号芦笛先生「赵紫阳:中共绝无仅有的人材」,提出类似的民主化方案,笔者感到惊讶之余,才觉这种想法在中国知识界可能已形成一种思潮,因此更有必要大家讨论。芦文说:「把中国先改成个古罗马或南非式真正的共和国(只听说过古罗马有奴隶和奴隶主之分、南非有黑人和白人之分,从未听说过有党员和非党员之分--笔者注)。在这种国家中,只有党员公民有完全的公民权,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非党员公民虽不得享受党员的从政权利,但享有除此之外的一切公民权利,诸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具体的做法是,撤销现有各级人大,以各级党代会代替之,各级政府就是党代会选举出来的内阁。国家主席也由全国党代会选出……党内实行英式民主,选举必须是严格的西式竞选,党代会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级党委会则予以撤销,军警宪特内的党组织一律撤销,实行首长负责制。司法机构内的党组织也予以解散,完全独立于立法与行政系统。」芦先生所持的理由是:「先在坚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将中国改造为自由的国家,它照顾了共产党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构成了向全民民主的平滑过渡阶段。不难想见,倘若真的实行这个方案,共产党就会逐渐分裂为代表不同利益的两党或多党,一党专政就能平滑过渡为多党竞争,而精英民主将最终发展为全民民主。」有趣的是,芦先生和张先生都提到香港模式,认为香港是有自由没有民主的范例,可作为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过渡阶段。

笔者不敢苟同,其理由见上述两篇文章,现补充简要说明如下,请芦先生及广大读者指教:

一,中国民主化是否一定要分两步走,先党内民主,后国家民主?是否一定要长期保留中共政治特权?

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在民主潮流汹涌澎湃、普世价值(特别是天赋人权、人生来平等)被广泛认可的今天,提出剥夺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党员政治权利,简直是匪夷所思!这说明芦先生对政治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没有认识,而觉得政治权利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老百姓有了「其它公民权利」就足够了。无论芦先生出于何种诚意,显而易见,这样的方案不但未能促进民主,反而是民主大倒退。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没有民主,但共产党起码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公开反对民主,不得不使用假民主来掩盖专政本质,他们的所谓「最高权力机构」人大至少名义上涵盖各党派各阶层。我们争取民主就是要将人大正名化,争取人大代表真正由普选产生,成为将来民主宪政下的议会;而不是像芦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将其党派化,把人大变成共产党的「党大」。

况且,即使芦先生的本意是指过渡阶段,却并没有提出时间表,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共产党「逐渐分裂为代表不同利益的两党或多党」,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如果他们不分裂、或者假分裂,我们怎么办?难道永远等待下去吗?比起卫先生提出的「十至二十年后,逐步向其它党派开放」还不如。笔者在与卫先生讨论的文章中说过:「这是一张无期支票,所谓「逐步」和中共硬塞进香港基本法中「循序渐进」一样,都是没有法律意义的遁词……须知中国人民为民主宪政已经奋斗牺牲了一百多年,他们对民主宪政的强烈要求,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是势不可挡,刻不容缓,他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这种过程被不合理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就必然会被人民视作毫无诚意,只是对他们的推搪和敷衍,达到延续其独裁专制政权的目的,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清末的行宪改制失败引发辛亥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历史例证和教训,中共当局及卫先生们不可不引以为戒。」

芦先生说「倘若真的实行这个方案……精英民主将最终发展为全民民主。」将共产党的党代会视作「精英民主」,将共产党员视作「精英」,简直让人笑掉大牙!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大陆许多人不但不以党员为荣,反以为耻。笔者在大陆遇见许多老同学老朋友,不少羞于承认自己是党员;有些主动退党、有的不交党费,不参加党的活动。盖因今天的中共成了贪污腐败、鸡鸣狗盗的代名词。同篇文章里笔者说过:「中共的政权本来就是暴力取得的,将近六十年了,他们享尽了特权,我们也受够了。如今请他们交出政权,还政于民,天公地道,有甚么好客气的?凭什么还要为他们特设一个享有否决权的「参议院」,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任何以"党内民主"取代国家民主,任何保留某党某派小圈子政治特权的「民主方案」,都是假民主,大家不要上当了!」笔者坚持这种看法。

芦先生和卫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给中共保留政治特权和既得利益,似乎非如此中共就不会交出政权。笔者不这样认为。在国内强大的民主诉求和国际压力下,有可能共产党不得不交出政权,就像当年面对辛亥革命的满清政府,也像颜色革命下的苏联和东欧。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对国民党大会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退一步讲,即使台湾不出蒋经国、也必然会出一个张经国、王经国;苏联不出戈巴卓夫,也必然会出一个戈巴洛夫。意思就是说历史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住,阻碍历史前进的人必被淘汰,顺应历史潮流的新领袖必会应运而生。中共既然出不了蒋经国,但是被世界民主潮流冲击,国内民主运动高涨所迫,不得已走向民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胡锦涛不改革,难保党内不会出现一个张锦涛、王锦涛?当然,如果他们冥顽不化,再向人民动手,也有可能当中国的寿西斯古。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若再发生八九年的六四惨案,结果就可能大不一样了。

台湾李登辉总统任上开放普选,他和国民党都没有要求像芦先生卫先生给中共设计的那样:国民党党代会变成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党中央全体组成「参议院」,李登辉担任「参议院院长」。苏共瓦解和下台的时候,也没有专门设置一个「参议院」来安置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当然,这需要政治家的民主视野和宽阔胸襟,以中共的素质不一定能做得到,他们的素质决定了将死揽权力不放,所以我说他们不会领你们的情。反之,如果人民群众的民主力量强大,包括中共党内军内都有支持民主的力量,几个执政者再顽固不化,也不可能保留政治特权。清朝皇帝的退位也可看作是改良或是颜色革命的结果(因为辛亥革命并不像「解放战争」),并无保留政治特权,后来连经济特权都取消了。所以笔者认为和平改良不等于一定不彻底,有可能争取到完全实现民主宪政的目标。共产党唯一的出路是效法国民党:交出政权,参加普选。

所以笔者认为,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民主革命一步到位,并不需要芦先生和卫先生设想的「过渡期」,分两阶段完成,台湾模式就是中国民主化的最佳选择。

二,所谓「有自由无民主」(或称「先自由后民主」)的香港模式是否最佳选项?

笔者同样认为否。芦先生和张先生都提到香港模式,笔者认为,香港目前这种社会状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外,而这种畸形的状况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所以不可以作为自由先于民主的例证,更不可以作为中国民主化的范例。

为什么香港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一,香港市民目前所拥有的自由和人权,是英国一百五十年殖民统治留给香港人最好的礼物之一。虽然北京政府千方百计想削弱和取消它,不断地通过阴暗的手段企图达到目的,但碍于自由人权已经成为香港人固有的理念,况且在世界舆论监督之下,而一时难以办到。 二,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人虽然没有多少民主权利,由于殖民地地位,总督不可能由普选产生,只能由宗主国委派。但是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老牌西方民主国家,宗主国有民主,殖民地也间接有民主。港府所有官员议员的任命任人唯贤;加上香港具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即使港督也在廉政公署和舆论监督之下,没有任何个人特权;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人权有充分的保障,所以是否需要一人一票普选,既没有可能,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八十年代开始,当香港回归中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英国才意识到民主对于香港自由和人权的重要性,开始引入民主选举,并试图在一九八八年直选立法会,一九九二年进行政制改革,可惜为时已晚,被北京视为「阴谋论」,遭到其强烈反对而半途夭折,因而造成了今天这种只有半吊子民主的尴尬局面。

为什么这种半吊子民主社会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长久的?因为七百万香港市民中的大多数明白到: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如果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眼前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和人权必然会被不断侵蚀,以致最后丧失殆尽。于是,回归十年来,勇敢的香港人面对一个强横的专制政权,从未停止过争取民主,争取双普选的抗争。二00三年、二00四年两次五十万人上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要求实现普选,明确地表达了大多数香港人的民主意愿,同时也迫使北京让步,搁置强迫港府就 二十三条立法。

香港回归十年来的现实,最清楚不过地向世人展示了: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就没有保障,最后必然落空。这十年来,北京不断地暗中蚕食香港的自由和人权,拒不兑现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最终达至普选的目标」庄严承诺,至今民主普选仍遥遥无期;北京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四次强行「释法」,动摇作为香港核心价值的法治基础;北京在香港扶植左派势力、渗透传媒影响舆论、发动言论围剿、敌视民主派、用经济手段收买大商家……中共的所作所为,无不告诉我们大家:没有民主的保障,自由人权随时都会被剥夺。因为现在的香港特首不是经过一人一票的普选产生,没有经过人民的授权,毋须向选民负责,只需取得北京的欢心,就可以稳坐特首宝座,怎么可能指望这样的特首去保障香港人固有的自由和人权呢?而立法会迄今为止只有半数议员是经一人一票普选产生,他们虽然竭力代表民众发声,但未能取得绝对多数,有心无力。香港人拥有终极的自由和人权,实有赖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所以笔者认为,香港模式不是中国民主化的范例,更不是必经过程;只有台湾模式才最适合中国,才是中国民主化的最佳选项。

写于2008年10月14日

关键字: 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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