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31/2016              

吴庸:《2017年,起来中国》引发的风波

作者: 吴庸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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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起来中国》作者高智晟

 



维权律师高智晟于2014年8月走出新疆偏远地区的沙雅监狱,被公安人员押回陕北佳县高律师的老家小石头村,那孔破乱的窑洞成了他栖身之处。据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2016年6月20日回答RFA记者提问时介绍,此时高律师的“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磨,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可以说,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都会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高律师很明显身体上受到了极大摧残,甚至在这么长时间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他的语言能力当时都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坚强的毅力支撑他,傅希秋牧师说:“他每天都很早起床读圣经,然后身体锻炼,之后开始写作、读书。”此时,国安还在这孔窑洞前公开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者看得清清楚楚。因此,高律师只能把对统治者残暴迫害的愤怒压在心底,他看透统治者外强中干的判断无法表达。高律师运用智慧突破了这一禁锢。傅希秋牧师说,“他跟看守人员有个不成文的彼此约定,就是说,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当局给他进入他生长的、居住过的窑洞的房间,是作为他的私人空间,不希望国保、看守他的人员闯入房间。他说,外边怎么监视,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他希望唯一留的就是这个空间。”按照这个愿望,双方达成默契,高律师在窑洞内的活动不受监视,从而为高律师写作《2017年,起来中国》(亦名《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创造了条件。没有电脑,只能手自笔录,一页页手稿、约33万字的书稿就这样留在人间。

2015年9月17日,高律师撰文对这本书的梗概作了介绍。他说:这本书“主体结构分为三部分,即:一、2017年,起来中国;二、真相;三、对2017年后中国的展望。全书最高价值在第一部分,而其看点则在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神予信实启示的奇妙见证。见证的核心是:中共将在立党96年,把政68年时的2017年崩亡。”他举例说,“神将中共把政68年的启示安排在1949年的这组数字里”,二者相加恰为2017年。接着,他介绍本书第二部分,即书的主体部分。他说:“这些年,我的全部经历尽含括在‘绑架、酷刑、囚禁’这六个汉字中,尤以2009年至2014年8月7日间五年半的时间里,秘密囚禁的时间为两年半,后转至‘挂牌地狱(沙雅监狱)’囚禁三年,期间,又在新疆及北京再施两次野蛮的酷刑折磨。秘密囚禁期间,作为心理战的一部分,常在半夜突然被绑架入黑暗里转移囚禁地,其过程策划极其卑鄙恐怖。先后在北京、山西、陕西、新疆等地频繁转换囚禁地。而对秘密囚禁过程的冷酷及恐怖情形的文字记述,便是我自己今天读来仍毛骨悚然”。他举例说,一次,施刑者“一脚踩在我的肩上,电击器爆出来剧烈的响声。他一把将电击器抵在我的下巴上,我听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声音,无疑,那是我发出的。”凄厉、痛楚的叫声是发自内心的强烈声讨、抗争!这只是无数酷刑中的一个,高律师说:“这次的电击时间和2007年9月份比起来,可谓小儿科,前后时间不到半小时,而且也没有电击生殖器。”这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真相。“书的第三部分,是对2017后中国的展望,诸如,对彼时中国民主宪政的设想,独立司法的建立,武装力量的改革,教育、卫生等诸方面的个人设想,国企私化进程,土地及财产所有权的改革和保护愿景,对前政权官员及其帮凶们涉嫌‘反人类罪’的追惩和宽赦问题;对外关系,尤以对美、欧、日关系问题,北韩问题,南中国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等;诸如,在2017年后,在中国大陆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设想等。”他满怀信心地说:“一个伟大的民族终于是要站起来的,彼时,我们将成为人类文明和谐的一部分。”

如何在看守人员严密监控下,将高律师手自笔录、厚厚一摞手稿转运出去,是异常惊险的过程。先由若干同道者躲过看守者耳目,将手稿一页页转运出去。为什么不一次性转运?担心一旦失误,则手稿全部落入敌人手中,损失巨大,一页页转运可以避免此种可能。可以想象,这是如何令人惊心动魄的活动!转出完毕后,还要有同道者将文字稿一字字转化为Word文档,然后才可以传输到海外,印刷为可读的图书。手稿软件在海外流传时,傅希秋牧师为它写了《出版者的话》,说:“作为一名牧师,我为有高智晟律师这样的弟兄感到自豪。虽然他和我对未来中国政权的认知和领受不一定一致,但是他无畏地以一己之力桃战极权,像二战末期挑战希特勒的德国信任教会朋霍菲尔牧师(潘霍华)一样,战胜了那些难以置信的对他的酷刑和折磨,他对未来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是如何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各地,效法并活出基督的样式。读高智晟弟兄这本书,我们从中能分享到许多美好的见证。”特别是,2016年6月20日RFA记者访问傅希秋牧师的记录有一段傅希秋牧师对这部书稿的高度评价,他说:“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有震撼力,又是亲身的经历,很真实。里边所描述的这些,从他跟无论是施酷刑者到看守他的士兵,一些很细微的接触经历和对话,可以说里边都非常的真实,有真情的表露。人性的邪恶、体制的邪恶加剧人性的邪恶……里边非常具体化的行动、语言的描述,有在多次酷刑里的经历,惊心动魄。好多……我在最初校阅时,每次读到里边一些他的经历时,都不能够很持续地读下去,非常震撼,心灵的伤痛、感动,都交织在一块儿。我想这个不亚于当年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所存在的历史性的价值和对未来人权的启示性的意义。它的价值我觉得是中国版的《古拉格群岛》。”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则说:“当我读到此书的初稿时,我感受到中共黑恶势力长期施压在高智晟律师身上的残酷迫害折磨,感到无比悲伤和愤慨!作者顽强地承受身心痛楚,冷对施虐者,拒绝屈服。他在酷刑中听到自己的凄厉叫声,仿如来自另个人。政治迫害没法停止作者及其代表和所见所闻的‘被污辱与被损害者’的控诉!中共始终要明白,他们可以打击受虐者的身心,但不能令有信念者失去意志。”协助此书在台湾出版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也为此书写了《序言》,称“高律师通过10多年与中共的生死搏斗、受尽中共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和折磨后,终于认清中共只不过是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多行不义必自毙,而民主自由的公义力量看似柔弱,实际上非常强大坚韧,是永远打不垮的,是要很快获胜的。”后来,此书还出版了英文译本,前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科特(主要负责全球民主和人权事务)为之作序,序言说他会见过世界各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政治犯、良心犯,而高智晟律师因着他对中国维权所发出的声音,他所经历的这些折磨、酷刑和痛苦远远超过纳尔逊曼德拉和昂山素姬所承受的苦难。所以,麦克米兰斯科特在序言中称赞高智晟律师为“Hero of our time(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麦克米兰斯科特非常肯定地说:“这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对中共政权2017年崩亡的怀疑还是存在的。对此,高律师写了一篇解疑释惑的短文。他说:“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话题。而眼下,它是复杂的。”说它“简单”是指2017年中共政权崩亡,“这是我的神恩予我的,起初让我也惊心动魄的启示”,说它“复杂”是指“无神论者辄以‘有识之士’自诩,他们自以为不信神即可观四向而知八方,许多正常逻辑于这些不幸的人则尽显无力感。”“诸如说中共‘绝不会自行灭亡论’,看似常理,实则是正确的废话耳。人类史上,可曾有过一个‘自行灭亡’的王朝?”“还有些是认为中共太过于强大而变革永无希望论。我岂只一次提醒过,历史的步履不取决于当权者手头的几件硬兵器。再者,对于强大的看读总趋势的平面表象是靠不住的。一个强大的政权何至于一句真言上下骇悚。我一个个体,手无寸铁,他们的目光总不敢有须臾间的不盯着我。我们之间,怕的从来都不是我,颤抖、绝望的从来都不是我。秦王朝始立,武功独步天下而十五年亡矣!是它疏于防堵?非也。‘亡秦者胡’一句谶语,秦统治者立即驱三十万悍兵北扑,五十万南奔,终于迅速崩亡矣。近若中共的老大哥前苏共的恶政权(世间公认的恶政权,不是它的哥哥便是它的小弟),其作为世界力量的一极绝不是虚名。其灭亡前坐拥着的暴力规模及质量远不是今天的中共可匹比的――而在三天间亡矣。”“还有些文字认为,今天的中国没有人敢群起而暴力反抗,因而则改变无望矣。认为历史巨变只能在血与火中实现,这是瞎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政权悉在非暴力中崩亡的活的历史现实还未能入这些文字作者的眼界,更别说于他们有所触动”。最后,高律师“建议大家在读了《2017年,起来中国》书后再来反驳我,――或许认为我还不至于轻浮至信口开河,便是你们的质疑文字也还多了些依凭。而于2017年后的反驳――竟还有反驳条件的话――岂不更能气冲霄云!”

至于高律师的辩解有多强的说服力,有多少人确信他的预测言之成理,可以信赖,这是个不易把握的话题。因为,2017年习近平政权能否塌台,要依靠对习政权实力的客观评估,看它是否达到一触即溃地步。政治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比拼,强弱皆以实力的博弈为基础,任何论辩都必须准确描述这种实力博弈的状况,才能显示论辩的有效性。那么,目前习政权的实力究竟如何,它的稳固性究竟如何?2015年10月3日VOA记者报道,几位文化界人士聚会,对习近平政权的核心力量进行评估,以测量它的实力。这几位人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高文谦表示,“习近平上台后,独揽大权,展现强人作风,打虎反贪,整肃异己,弄得党内人人自危,讲‘政治规矩’更是一道紧箍咒,各级官员不得不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唯恐犯错误,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是中共官场的新常态,是习近平独断专权一手造成的。”高文谦点评说:“栗战书是习近平团队的灵魂人物,是习的头号人物。栗和习的关系不同于习王关系,习王之间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合作――王歧山无论是年龄、出道的辈份、能力见识都在习近平之上,在王面前,习只是一个小弟弟,凡事要敬王三分。而栗战书则不同,也是出身红二代,两人曾同地为官,彼此交心,意气相投,被习近平引为知己,是铁哥们。”陈破空认为,“习近平的核心团队中,既有新人,如栗战书、刘鹤(注: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主任)等,也有旧人,如王沪宁、杨洁篪等。之所以如此,一方靣,出于各派政治老人安排,另一方面,习近平自己的人马不够,不得不借助旧人。团队中,新旧混杂,互相提防,变得小心谨慎。”陈破空特别提到“习近平的风格,看重自己的权力,强调集中领导,严防老人干政,还特别强调纪律、规矩,让其团队中的人,更加人人小心谨慎,不敢随便说话。故而让外界觉得难以接近、莫测高深。”程晓农认为,“习近平与胡锦涛的领导方式和领导风格几乎截然相反。胡是大权分散,空坐虚位,习则是大权独揽,把部分政治局常委变成了‘军机大臣’,另外一些常委则坐上了冷板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军机大臣’,还是坐冷板凳的常委,或是习近平身边的幕僚,自然都格外谨慎。习近平上台前后经历了邓小平之后最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他对前任留下来的工作班底缺乏信任感,而按照习近平确定的标准,他又没有能够充分信任的大批干部可任用,因为官场上干净的人太少。他用人有个特点,倚重自己熟悉而又比较干净的人,或是昔日友朋,如王歧山、栗战书,或是‘太子旧部’,如‘之江新军’。王歧山敢于碰硬,成了习近平政治上最倚重的帮手。……习近平的困难在于,反腐败就是反官场,打击靣越大,各级官员的离心倾向越强,既不能发财,财产又不能转出囯,让各级干部失去效忠的动力,而习近平还得指望官场执行他的意图,所以,把政权削弱后,反腐败只好以口号为主了。”会上,王康表示,“中共既已拒绝民主宪政,就势必继续‘党天下’、‘家天下’,以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王朝覆辙。极权主义必然实行神秘主义、怀疑一切。当下北京的运作团体和智囊班子,不过是东西方国家主义和独裁政体的变种,其命运未必比毛泽东时代的同类人物的命运更好。”

看来,习氏的核心力量就是这样一种矛盾重重的权力结构,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相互掣肘的必然性,习氏政权的运作不免因此而固涩,难于通畅。为了护权,他通过改组各大军区将武装力量握在手中,枪杆子又与笔杆子狼狈为奸,以维持其统治的持久性。他在庆祝中共建党95周年的讲话中强调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说明中共骨干存在四不信的信仰危机,习氏才发出四个自信的号召,为部下打气、撑腰。还可进一步追问:习近平本人对中共所走的道路、所建立的制度、所奉行的理论、所鼓吹的文化,就那么坚信无疑吗?其中的不调和处、对立处比比皆是,威胁稳定,有伤大局,为此习近平要调和权力阶层的利害冲突,以站稳他的统治地位。调和,是习近平掌权不得不慎重考虑的出发点和侧重靣。他给人以“稳重”的印象,实际是为政左右逢源、处处协调的外在形态;他之“深藏不露”,是为政不便示弱的韬晦之策。质言之,在统治阶层,习氏是设法维持现状的保守派而非革新派。这是他为政的本质。固然,他也有张扬的时候,如推行“一带一路”,频频出访,到处撒钱,貌似雄心勃勃,实则不过是“偶而露峥嵘”罢了,并非他为政的常规。

习近平对权力的垄断必然使他与广大的、8000余万普通党员处于脱钩状态。这些普通党员是政治上的麻木者,既不积极拥护,也不明显反对,处处随大流,不吭不语,与习政权几乎脱离关系。这是习政权实力衰弱的重要表现。为扭转这种状况,有关方面推出所谓“两学一做”活动,在各地党的基层大力叫喊。“两学”:要求基层党员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系列讲活读本》,“一做”:要求麻木者“做合格党员”,积极为习近平独裁统治摇旗呐喊。这一活动的核心是要求广大党员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读本》,用习近平思想武装头脑。这不免令人想起林彪倡导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发展下去就会出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现代版,昔日的语录歌、忠字舞会变换形式表演给习氏欣赏。习政权靠这种愚民活动增强自己的实力,是只有远离现代潮流的、依然按照中世纪思维方式打点政治决策的政权才能构思出的绝招儿。“两学一做”活动正象中共政权厉行的种种政治学习运动一样,不过是一时水过地皮湿,显示表靣效应,待时过境迁,阳光一现仍会尽显原貌,企图用“两学一做”增加实力是徒然的。

习近平政权还能撑持多久是中外共同关注的问题。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创始主任、历史学家、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2016年6月接受VOA记者采访时对此作了概括性表述。关于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中共执政前30年和执政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夏伟这样回答:“我认为,习近平主席试图显示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彻底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是危险的。因为这是他们的革命,是党的革命,是他们拥有的革命,是他们完成的革命。因此,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一部分人要否定它,忘记它,但是,另一部分则不能忘掉它,不想忘掉它。我认为,忘不掉它的人多数是要强调如何健全党,如何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专制的党,如何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这是个极大的矛盾。他们需要毛的革命所提供的许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又要对这个革命保持一定的,但不是完全的距离。毛泽东只是个符号,你丢了它就丢了革命。因此,习近平在走非常脆弱的钢丝,试图在否定党自己的历史和支持某种许多人强烈反对的东西之间保持平衡。”他告诉VOA记者,“我绝对肯定,中国必须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更客观、更真诚看待历史。”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从日本的例子看得很清楚,日本仅部分面对自己的过去。做得较好的是德国,二战后他们确实敞开心胸,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是怎么对自己、対世界、对邻国做出了这么可怕的事情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允许中国的学者、记者、研究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因为威胁太大。”以日本对待自己历史的半推半就态度、德国对待自己历史的彻底追究态度、中国对待自己历史的深度恐惧态度,三者对比,优劣自现。中共政权不敢、不愿、掩盖、回避自己的历史,必然会自食恶果,如夏伟所说“在某个时刻是会被清算的”。不过,夏伟强调:“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失败或崩溃,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很危险,所以我希望他能找到某种方式,多一点放松,多一点开放,也许使权力有所分散,使之多一点平衡,因为像他这样集权是非常危险的。”夏伟的这点希望也许会落空,从毛泽东的统治大局开始后,故步自封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个别阶段的改革、开放则以血腥镇压为其结局,习近平执政能够“多一点放松,多一点开放”吗?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于2016年3月出版的《中国的未来》一书,对此作了回答。他列出4种中共可以选择的发展之路:新极权主义,硬威权主义,软威权主义,半民主,他说中共目前处于硬威权主义。他认为,继续硬威权主义之路是最容易的选择,但不是最优的选择。走在这条路上,中国经济将相对滞涨,并将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漫长衰退。“如果中国采取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话,应该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可是,“中国距离拥有新加坡民主的特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容忍新加坡民主也是个问题。”

竖持硬威权主义,拒绝选择软威权主义,更拒绝选择半民主模式,在沈大伟看来,这已进入中共统治的残局。他举出表现残局的五个征兆:

(一)中国的经济精英已经把一只脚放到了门外。他们把资产和孩子送到国外,如果系统真的崩盘,他们随时可以大举出逃。

(二)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全国各界加紧政治压制,清除西方“普世价值观”,而一个更为安全和自信的政府是不会实行如此严厉的打压的。

(三)即使很多效忠政权的人也只是在那里走过场。沈大伟提到,他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官方智库的“中国梦”研讨会,二十来名御用学者无精打采地做着讲座;在中共党校的书店,有关习近平群众路线的小册子堆在那里无人问津。

(四)充斥党政军的腐败也弥漫着整个社会,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可能清除腐败,而且他的选择性反腐,特别是对仍然健在的老领导人江泽民的旧部的打击具有“高度风险”,另一方面,跟他政治联系密切的“太子党”这代人则深受中国民众憎恶。

(五)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没有容易的出路。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方案遭到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群体,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干部的阻碍。


沈大伟教授指出这五种征兆,立即遭到澳门大学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学助理教授陈定定的反驳。这位政治学者在2016年3月10日,即沈大伟出版《中国的未来》一书的同时,于美国杂志《国家利益》网站发表长文《对不起了美国,中国不会崩溃》,逐条反驳沈大伟所提的五个征兆。

(一)中国国内的富人正在逃离中国,事实上这并非真相的全部。虽然有许多中国富人已经移民加拿大等国,但其中大多数人仍在国内做生意,也就是说他们仍然看好中国的未来。有相当一部分富人把资产转稿到海外是为了避开腐败调查。这与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到祖国,这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二)关于中共“不安全感”的论断由来已久。事实上是无论中共做了什么,你都可以说它很快会寿终正寝。假如中共扩大开放,你可以说公民社会将会揭竿而起,推翻现政权;假如中共延续压制政策,你又可以说这样会滋生不安全感,最终导致中共崩溃。

(三)沈大伟说中国官员给人的印象是木枘而无趣,可许多中国官员一直都那样,所以这一论断毫无新意。这显然无法支持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

(四)沈大伟指出中国存在大量腐败现象。关于中国腐败的严重性,沈大伟说得很对,但他忽略了一点:反腐运动到目前为止非常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腐败官员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无力反抗。

(五)这第五个标志恐怕是他整个论据中唯一的新鲜货,而前四个标志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特色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因此这第五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一番。沈大伟似乎认为经济增速放缓将引起普遍不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唱衰经济,可是,这一观点存在多个问题。首先,经济增速放缓不同于经济崩溃。诚然,与以往高增速相比,6%到7%的增速确实是一种放缓,可还有哪个主要经济体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我们看待中国经济增速时必须考虑其中的相对性。其次,出现经济增速放缓乃至大规模金融崩溃的情况,就会导致中国社会陷入全面混乱?答案其实取决于经济增速放缓的效果会如何分配到整个社会中。孔子在很早以前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这话放到今天仍然有道理。大多数中国百姓痛恨贫富极端不均,尤其是这种不均源自腐败而非合法劳动所得的时候。虽说严重的危机会引发大范围失业,导致收入下降,但既然美国经济熬过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无法战胜类似的危机。最后,即使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中国,引起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我们为什么就能据此认定社会动荡将自动发展成为针对现政权的暴动?换句话说,这种观点的前提是,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完全依赖其经济工作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假设虽然在学术界很流行,但不再具有正确性。经济增长无疑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但教育、环境、反腐、司法等问题和经济增长同等重要。只要中国政府认真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中共就会继续保持高支持率。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共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发起了大胆的改革。

沈大伟提出的五个征兆与陈定定对它的驳论,两者针锋相对,争执的焦点是:中共的统治面临的是“残局”还是目前仍具“生机”?双方的争执如果仅停留在五个征兆上,恐怕就难分仲伯、高下,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为了使自己的论断更具说服力,“残局”论者似乎应进一步考察中共政权为了免遭生存危机如何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加强戒备,免遭突然变故。习近平政权在这方面的部署会使“残局”论者增加了习政权“垂死挣扎”的论据。而“生机”论者为了使自己的论断更具说服力,似乎应进一步考察中共政权任何大胆改革如何围绕巩固一党专制进行,如何为一党专制的不朽服务,以此来明确习氏政权的任何改革措施不是“革命”,而是为一党专制体制服务的改良主义。如果不做这些进一步的考察,只停留在宣布面临“残局”或宣布仍具“生机”层面,其说服力显然不足。不过,这已是下一步的事情了。事态的下一步发展该是观察者密切注意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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