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3/2016              

陈永苗:发现行动之地方独立自治运动

作者: 陈永苗 陈永苗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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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自治运动作为立宪之本(网络图片)

 



到了刺杀立宪五大臣的时刻了

六四就是改革之死,政改之死。之后的改革,对于官方来说,就是把不政改的代价转嫁到政治以外的所有领域,就像污染源继续污染,但需要稀释以避免恶化可以维持。对于民间来说,就是自己没法革命的遮羞布,跪下投降劝谏说成跪着造反,自我安慰的虚假希望,用来欺骗他人自己做导师先知的神主牌和邪教教义。
  

时局的内在结构又回旋跳跃到戊戌变法之后晚清,改良派成为保皇党,打着虚假希望维稳,革命派在清廷和民间改良主导倾向中逆水行舟崛起。不同的是,那时候的改良派,是真正的改良派,掌握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资源,例如张之洞就是湖广总督,例如袁世凯掌握新军。而当代中国的改良派,除了嘴巴很改良之外,在政治上是穷光蛋,而且一凸显就立即出局。我真的不惮于得罪体制内改良派,甚至太子党红二代变出的,与他们唱对台戏,因为他们注定归于历史的虚无。
  

而革命派当时与当下也是不同的,因为存在满汉矛盾,革命派是有生存和行动空间的,可以刺杀暴动捐款动员,当下除了口炮隆隆于小圈子之内,就没啥可以革命的。
  

虽然没法行动,没法暗杀,没法刺杀立宪五大臣,但是早就到了需要击破击碎虚假希望的时候了,用口炮虽然没法击破,但口炮党表达了这种渴望。
  

在辛亥革命之后,产生挫败感,觉得还不如晚清立宪改革,甚至不如不改革的晚清。这种挫败感没什么用处。就像几乎大部分的女孩,嫁人后都会后悔上错花轿嫁错郎。圣经中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流亡频频想回埃及。所有的革命,成功后都会如此,失败了更是如此。八九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对端方的同情,对立宪五大臣的遗憾,对革命暴力的谴责,其智商不高于少妇,智慧不高于出埃及的以色列奴隶。
  

改良与革命,其对象聚焦于中央政权,在当下来说,是无尽的无底黑洞,资源的内耗和浪费。既然没条件革命,那么就逃离革命,逃离对中央政权,逃离体制和对体制的反对,需要反击的时候,仅仅限于体制追上来要咬一口的时候。就像埃及军队追到红海,结果会被上帝消灭于红海之中。
  

对于民间和知识分子来说,在改良改革舞台上,积累道义资源,不管其意图是否真的推进政改,是否相信政改,其结果只能是给自己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积累政治影响力,只有在将来历史舞台上可以一展身手,现在的权力舞台上,一伸手就立即不死也废了。那么即使是改良派,本质上还是革命派,现在的改良推动是假惺惺的表演,一种潜伏而捞取资源的保护和利益最大化,就像李自成投降了做大了又叛乱,然后又投降做大又叛乱。这种改良意识形态下面掩盖着真实,同样是改革已死的症状。
  

与刺杀立宪五大臣毁灭虚假希望相呼应的,是各省独立,真正终结清王朝的行动在于此,否则没有袁世凯的火中取栗和退位诏书。终结对中央政权和体制改革的虚假希望,之后应该督促民间把有限的资源转到地方独立的倾向中来,告别政改,关注独立。
  

改良派幻想着自己有晚清到民初转型中那种立宪派历史地位,时机到了转变为革命派或者与革命派合作,把持转型的主要事务,完全是穷人把自己当做富豪了。就从行动和能量来说,晚清立宪派的,来自于地方各省的独立自治,主持地方洋务运动,而不是参与中央权力的争夺和中央性体制的改善,在后者中没有立足之地,资政院仅仅花瓶,皇族内阁就是证据。

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已成立的城市自治公所超过850个,镇自治公所超过530个,乡自治公所在1970个以上。

从维权到独立
  

如果跳出既有的革命史观来看,美国革命之前有维权运动,辛亥革命之前也有维权运动,人所皆知的是四川保路运动。还有不大知名的,例如林森在九江把涉外纠纷打到英国伦敦法庭等等。维权运动与革命不同,革命倾向于夺取政权以及政权在当地的分支,而维权运动是保护市民社会和本土性的,维权运动的再升级,是地方独立自治运动,而不是直接革命,夺取政权。人权运动之上有地方和民族独立,例如美国,台湾和香港民主化进程所显示。在中国大陆,由于维权运动一直有着合法性暧昧的依附,因此维权运动被用来倒逼政改,没法实现维权运动自己健康的升级,几乎在2003年之后对维权运动的升级,政治化,零八宪章,新公民,政治反对和民国当归,都是变态的,扭曲的,受到中国特色影响的,从而成为维权运动—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病态的例外。
  

从2003年开始,我一个人孤军坚持维权运动的地方本土性,坚持维权运动与地方自治的结盟,分析观察到维权运动存在于央地关系的夹缝里,我认为维权升级的制高点不超过地方独立自治,而用来倒逼政改是拔苗助长,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翻开我十余年的维权理论文章,比比皆是。
  

维权之民运化,是一种异化,它说明了原来的路径锁定还在,也就是在共产革命之代表权阶层主导统治,而底层维权之从属被统治的路径里。从西单民主墙到维权民运化,都是维权在先,然后升级到民运,维权作为知识分子身份抗争的炮灰,聚焦于政治体制改革之总体转变。我们从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化抗争历史进程来看,台湾的人权运动的下一步并不是提升到政改,而是提升到逃离独立,然后在统一性与分裂独立,向心力与离心力拔河中,最后转机因为美国与大陆建交才出现。而香港先天不足,已在大陆统治之下,切断与英国的法律性纽带关系,与民国的法理性纽带关系,因此与大陆一样,把人权运动当做倒逼,如今已经惨败无功,于是再由香港新世代再回归到人权向分裂独立的正确轨迹。
  

有人会很严厉地批评说,把维权运动从关注推动政改的中央集权品行上拉走,裹挟逃离到地方自治独立上,还在中国土地上,不是彻底的脱支。应该这么说,国共两党党国体制的形成,是在太平天国之后晚清之地方自治独立联邦的基础上,用钢筋水泥覆盖了一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就像一个中央政权在塔尖地方政权在塔底的金字塔,越往中央,党性越强,越往地方,本土性越强,人性人道色彩越重,因此逃离对中央政权抗争的大一统极权品格,越到地方,自由的色彩越重,越有本土性,对抗极权的力量越大。自由和对抗极权的力量,不在于组织之内,也不在于代表自由和抵抗的组织之内,而在于组织对抗的缝隙里。组织,就是追求自由化的组织,一定是对自由的剥夺,或多或少而已。打个比喻,福建广东的宗族,在过去的时候,是专制的象征,但到了中共国内殖民征收掠夺的时候,就成为对抗的堡垒,与自由沾边。所以维权运动需要升级到地方自治独立,增强地方力量,与中央政权博弈,这样自由的空间就更大一些。


孟浩然律师说,前苏联就是这样完蛋的,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种种要求忍无可忍。一开始三小国认为苏联其他地方占了它们便宜,要求补偿,事情还可以挽救。一旦俄罗斯也这样认为,事情就无法收拾了。苏联解体实际上是俄罗斯把其他国家踢出局的结果。孟浩然律师还说,今年这次高考名额的问题很可能变成中国彻底破碎分裂的前兆。 一旦汉族主体省份出现分离倾向,维护中国统一的力量本身就不存在了。事情可能由统一和分裂的争论变成如何分解的问题。变态辣椒在推特上说,之前反台独的一个小粉红因为高考名额事件,由小粉红转为支持江苏独立。

向陕北打土豪分田地学习

2014年6月1日,在陕西省靖边县杨虎台西沟村,部分村民强行进入并分配了当地土豪劣绅王治华家族长期霸占的3860亩土地。村民们把自己的行动称为打土豪,分田地。消息传开后,一时陕北震动。
  

几年前李智英和我发动黑龙江等几个省农村土地独立宣言运动,与陕北农民自己动手分地类似,我还向乌坎抗争人士推荐过。
  

陕北农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长期以来,民间抗争陷在一种向党妈诉求的陷阱里面,主张权利很快被转化为等待恩赐,公民转化为奴才。2003年维权的命名,我等有意承接于建嵘,李质英向抗争的底层学习抗争经验和政治精神的传统,在其后十年的维权运动中注入,避免民间抗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那种林妹妹式的格式化哀怜,从而获取同情的无效性,走上自己动手自己发动控制的民间主体性之路。
  

尽管从启蒙到维权,有着民间力量的增长,获得了公共参与,民间主体性的生长有了迹象,但始终不是,或者无法被民众当做有主权决断的主体,自己可以做主的主体。
  

脑筋要转弯了,放弃对体制改革等全国性体制问题的关注,转而关注地方自治事物,推动地方议题,抛弃财产公开等犯贱的议题,是个新出路。以甘肃瞿明学为例子,由于他长期做本地本单位维权,有成千上万的人与他站在一起,当局就不敢动他。新公民各位关注推动全国性体制改革,纯属泡沫,一堆空气,而且很容易被抓。
  

以伊力哈木对新疆,高勤荣对山西官场的影响来看,我们民间对省政的影响有可能,对国政如改革的影响,几无可能。 确实在改革上,做了无用功,那是死棋,假大空的浪费。不如把精力转向做地方议题。
  

民间主体性,就意味着以我们的能力和力量,能做什么事,能达到什么目标。以我们来决定我们,不是以我们来幻觉我们。我认为民间能影响省政,但影响不了国政,也就是把精力转向地方议题,就有可能走上辛亥之地方自治联省共和之路。

建设公民社会的力量,向政治延伸的话,或者说改革开放所塑造出来的中间阶层,如果想有“民间主体性的话,也就是凭借着我们自己做能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民众眼里的可选择项或者可以替代者,只能止于省政或地方自治实务,致力于推动改革或者全国体制性问题,绝对是无用功。

这与各地同城饭醉团体的兴起,成为潜在政治力量同步,除了被抓闹闹新闻事件,地方同城饭醉团体对全国性体制问题,等于零蛋,毫无政治推动力,新闻事件并不是当下的政治力量。学习古代乡绅,美国宪政的乡镇精神和州政治传统,放弃文人知识分子在大一统中议政把自己当做最高统治的组成部分的劣根性。
     

很多师友最近宣布公民维权时代的终结,进入公民抗命的时代,我不赞同。这种视野还是基于维权作为政改转型的推动力,促成全国性体制制度变革。公民维权是一种防守反击,建设公民社会,以坐等专制垮台。
  

公民抗命同样要正视改革已死,杨佳布衣之怒也没法让警察权有制度进展,现体制是无物之阵,暴力或者激烈抗争不是一击就行。公民维权之开始,就不是为了改善全国性体制问题的,尤其根本性的,废除个收容遣送,消费出希望十来年了还在消费,就是为了地方自治,地方如广东保住了,中央政权乱了,关系不大。

联邦制大一统
  

我现在认为大一统并不是错误的。本来就应该大一统,联邦制大一统。独立是没法成建制和稳定的,且看美国十三州独立后的那个乱,要不是后来联邦制的大一统,以及汉密尔顿的联邦制银行(有违宪的威胁),美国刚出生就翘到哪里去了。大一统是必须的,就看哪一种大一统。
  

联邦制,各州对州事务当然主导。各州选出去的议员,为本州说话,国会是国家政治的中心,这个联邦还是各州的。
  

民国本来是联邦的,回归民国就是联邦制。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对纳粹的反思和犹太人的人权为历史背景,明确结论为,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人权。阿甘本的《无目的的手段》中讨论难民问题,也是这个结论。犹太人的复国运动,也证明国家对人权保护的决定性。台独港独要求建国,也在于此。人权运动一定需要民族国家,只是需要做的是,让主权保护人权,不是消灭人权,联邦制就是达到这个目的。

 

关键字: 陈永苗 自治 清末民初 改革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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