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报 】  时间: 8/21/2016              

莫之许:“膜蛤”是为对照习近平的压制

作者: 莫之许 莫之许

8月17日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90岁生日,这一天,也成为了蛤丝们的节日,各种膜蛤文化产品纷纷登场。(翻摄自网路)
 
2016年8月17日,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90岁生日,这一天,也成为了蛤丝们的节日,各种膜蛤文化产品,包括logo、漫画、图片,乃至视频纷纷登场,表达了广大蛤丝“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江泽民的网路俗称)续一秒”的愿望。
 
因为面部特徵的某种神似,江泽民被称为“蛤”,膜蛤文化的主要素材,则主要来自於2000年江泽民、董建华接见香港记者时,江当场发飙并发言教训香港记者张宝华的一段视频.
膜蛤文化的兴起,主要得力於青年学生群体的力推,江泽民的怒吼视频,属於突发事件,且经由香港媒体发佈,展现了极权体制下的最高权力者未经官方加工真实一面,甚至可能是长达半个世纪以来,极权体制下最高权力层唯一一次的资讯漏洞,完美地符合了青年学生群体寻找身份认同和满足优越感的双重需求:一方面,因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视频内容具有毋庸置疑的公共属性,一方面,也是由於其身份的特殊,在网路上遭到遮罩,只能秘密流传於小群体之中,又具有某种小众性,这在一方面带来小群体的认同,一方面又因其公共性获得相较於大众的优越感,也因此,在一开始真正的蛤丝,其实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固然有欣赏“长者”(江泽民的别称)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将其作为道具,以此形成小群体的认同和相较於大众的优越感。
 
因不满习近平而怀念江泽民
 
这种小群体的亚文化(次文化),有着天然广大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公共空间,也不具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只有娱乐和体育作为替代,作为民众共用和交往的主要内容,这种公共生活的极度匮乏,也为膜蛤文化的流行储备了足够丰厚的土壤。极度张扬的权力与无权者的实际地位的反差,更促进了膜蛤文化的流行,这段视频满足了无权者的普遍心理需求,成为了民众对此加以各种发挥的富矿.在其背后的心理基础,首先是无权者的发泄,通过嘲讽解构江泽民所高踞的权力地位,将其拉下神坛,与民同乐,无论是其宽边眼镜,还是高腰裤,都成为了发挥的对象,与其说是膜拜,不如说是嘲笑,同期广为流传於中国民间的“宋江”段子,其实也起到的是类似作用,推而广之,大陆民间更为地下的关於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淫秽黄色段子,甚至可以算作是类似行为的鼻祖。
 
膜蛤文化发源於青年学生群体,然后为更广泛的民众所欣赏接受,其逻辑大致如此,在这一阶段,其更多作为大众心理的展现,作为无权者针对权力的嘲讽、解构、乃至发泄。不过,近年来,膜蛤文化开始走出这一层面,而具有了较为明确的政治影射含义,成为一些人对过去怀念,对现状不满的工具,简单说,就是通过把原本被嘲讽乃至丑化的“蛤蛤”加以正面化,以寄託对於江泽民时代的怀念,并通过这样隐晦的对比方式,来表达对於当下习近平时代的不满.
 
江泽民时代与当下习近平时代,究竟有什么不同,值得如此隐晦对比,以作批评呢?
 
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时代针对自由化知识份子、维权律师、NGO活动人士、网路言论者的打压更加严厉,这种压迫性和窒息感,使得人们开始怀念江泽民时代的宽松,可是,如果仅仅就压迫性这一点而言,江泽民时代与当前并不具有什么区别,甚至犹有过之,如1999年开始针对法轮功群体的大规模镇压,同期针对中国民主党的严厉打击,以及稍后针对新青年学会、黄金秋、王小宁等新兴网路活动人士的打击等等。客观而论,江泽民时代的政治高压承继1989年镇压而来,从绝对指数而言,远远高於现在。
 
习近平对社会的压制更加全面而深入,才使得原本被调侃乃至丑化的“蛤蛤”,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正面形象,隐晦地与现在加以对比。(路透社)
 
习近平带来更压抑、更冻结的感觉
 
江泽民时代与当下最大的区别,并不在於绝对尺度上的宽松,而是在於方向上的变化。江泽民时代承继如同废墟一般的后1989时期,通过缓和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加入全球经济体系,引入国际互联网(网路)、申办2008年奥运等措施,江泽民时代给人一种越来越市场化、全球化、资讯化的走向更加宽松的感觉,与此进程相适应的与国际接轨,加强法制建设等等举措,又造成了中国承认普世价值,且有可能在国内使之落地生根的想像,如同期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等等措施,就强化了这样的想像。
 
与之相反,习近平时代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新的方向,除去上述提及的压迫性的展现之外,意识形态上拒绝普世价值,强调“七不讲”;对外关系上突出民族主义,警惕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和平演变;经济上强调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力主做大做强;对於互联网的管控,更是前所未有的加强,凡此种种,都呈现出一种与江泽民时代若相背反的趋势,一种走向更加压抑、更加冻结的感觉.此外,江泽民时代所镇压的,主要是法轮功、民主党、网路异议人士等泛反对派,相对孤独而边缘,而习近平时代所试图管控的,是整个新兴社会群体以及其活动空间,包括律师、媒体、知识份子、NGO、网路言论等等,对社会的压制更加全面而深入,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全面的背反,才使得原本被调侃乃至丑化的“蛤蛤”,摇身一变成为了某种正面形象,被隐晦地与现在加以对比。
 
膜蛤文化的这一面相中,隐含了一种回到江泽民时代的情绪,一种试图摆脱当下习近平路线的企盼。不过,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江泽民时代是中共市场新极权战略中,推进市场化的阶段,习近平时代则是对市场化后果加以管控,以避免其冲击到既有专政权力体制的阶段,习近平时代所要加以管控的,正是江泽民时代以及此后胡锦涛时代近20年发展的后果,如新兴社会阶层壮大,自由化思潮蔓延等等,江泽民时代与习近平时代,无非是市场新极权体制一放一收回圈的不同阶段,并不值得厚此薄彼,摆脱一个回归另一个,也无非是噩梦的一层进到另一层,在这个意义上,膜蛤文化更像是没有朝向未来的选项之下,一种无奈心态的产物。
关键字: 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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