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1/2016              

孟泳新:中国联邦制与孙中山蒋介石之民族主义(下)

作者: 孟泳新 孟泳新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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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三为梁启超,左四为张君劢

 

 


 

七,是孙中山蒋介石出卖外蒙古。

 

也许有人要说,我们都知道了的事,孙中山蒋介石出卖外蒙古,无需你老生常谈,多此一举呢! 问题出在于看问题的层次,对原因的探讨,对现实与未来的提示,这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先举二个取自于大陆的文献资料,一篇是腾讯历史谌旭彬的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其最后的总结中说道,“外蒙古的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着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谌旭彬文章之后,笔者也未见有商榷文章发表。

   

另一篇是高华《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高华在该文中说“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高华在该文的小结中说:“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不足的方面: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 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在这里高华将自己本身放到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袁伟时为代表的一派,“救党派”历史学家的行列,真有点叫人惋惜!

   

高华毕竟是个以史学为职的学者,他要探索一个事件的发生的原因。对于外蒙独立一事,他认为: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

   

高华他探索了一番后,探到了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的原因,就以为大功告成,宣告天下,(其实这一层次的认识早为世人所识知),再也不往前深究一步。何乃学者之如此迷惑,豈不可悲可叹!

   

在已发表了的前系列文章《必须批判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列宁联邦制理论的必然之路就是全国解体》《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中,笔者曾多次谈到了外蒙古的问题,讲了从外蒙古的问题可以看出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是多么的荒谬,根本不是什么“理论”。

    

而孙中山蒋介石却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视若圣明,可笑的是1927年实行清共勦共后的蒋介石到1945年还在推售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这就是外蒙古独立的原因,孙中山未能认别列宁苏俄的“革命理论”和“诡计”,与越飞发布联合宣言,同意维持苏俄在外蒙驻军,造成了“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此段话为蒋介石的〈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就承认的第二条 ,我们下面再来细说。)蒋介石错误地认识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做出了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

    

至于高华探到了更深一层次的原因是蒋介石的儒学根源,前面引用的仲维光先生的评语就足以见得,此一谬论也!

    

如果要问是肢解外蒙古呢?还是出卖外蒙古呢?

    

笔者首先要问,谁是主语?谁肢解外蒙古呢?主语只能是斯大林,更不能冤枉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或笼统地说成是“雅尔塔协定”。谁出卖外蒙古? 主语只能是蒋介石,请勿混淆,可笔者发现,两岸许多文献却对此混淆不清。我们用二句话来回答,第一句话是,列宁斯大林借助着骗来的与孙中山的“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出兵外蒙,伪造了一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即成事实”。因为这个“即成事实”,无论从斯大林苏俄的角度看,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是不合法的。笔者讲这一句话的理由是,从斯大林的角度来看,由斯大林在1945年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表现,千方百计地试图由“不合法的事实”借以“雅尔塔协定”,特别是美英求苏出兵东北之请变成“合法的事实”,以及1942年后就开始谋划,如何使蒋介石迷入圈套!从法律的角度看,1923年1月26日,企图武力夺取政权的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秘密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 1924年11月26日,在蘇聯第三國際支持與行動下,蒙古人民黨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允许蘇聯驻军。但中國及英、美等当时主要國家政府皆未承認。 以上的事实皆引自于《外蒙古独立,维基百科》。

    

第二句话是,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无能识别斯大林的阴险,误入了斯大林的圈套,做出了允许外蒙独立之决定,放弃出卖了外蒙古。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里先来讲谌旭彬的疑问,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

  

腾讯历史谌旭彬的文章《蒋介石应该承担外蒙独立的责任吗》中说,“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谌旭彬用以上各小段的标题当头的长论来表示蒋介石的无奈。我们要说是,以上谌旭彬所讲的蒋介石的无奈,其实并不是蒋介石的无奈,而是斯大林的圈套,雅尔塔协定。蒋介石能不能识破斯大林的圈套,找出破解之策,仅仅是考查蒋介石智商的一道难题而已。解题的第一步就是识题,就是要识破放在眼前的圈套!

    

斯大林在这里撒了一个障眼术,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有许许多多条,但最本质的,也是斯大林必保的只是一条“外蒙古的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并将“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写入雅尔塔协定,如果你蒋介石不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斯大林就不出兵了,此责任得你蒋介石来顶了。

   

可爱的蒋介石先生以及国民党主管们却完全不明白,国际间的协定上的措辞有大多的讲究。 就上面讲的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一般来讲有二个不同的含义,一是“同意”将此条文写入本协定,二是签约各方都“同意此条文”的“同意”。很明显,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只能是第一种含义。故有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并请蒋介石与斯大林你们自己去商谈你们之间争议,我们决不有任何干预之举。故有“雅尔塔协定”特别标明是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这一款中写上如下字样,“上述有關外蒙古及东北的港灣與鐵路等協議,須徵求蔣中正委員長之同意,依斯大林之提議,美國總統將採取措施,取得該項同意 ”。蒋介石却未能识破斯大林的诡计。

   

1945 年 6 月 24 日 经多日的讨论与权衡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了对苏交涉的要点,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写下:“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 年 6 月 24 日。) 这可说是蒋介石对苏谈判的底线,可这一条底线很快地为其抛弃了。这称什么底线呢?

   

6 月 26 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知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并指 出外蒙古与西藏在宗教上的连带关系,希望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会谈时最好不谈外蒙古问题,而中国为外蒙古的宗主国,愿意赋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自主。(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 5 下册,1945 年 6 月 26 日,第 738 页。)

  

同时蒋经国受蒋介石命令,以私人身份访问斯大林,并询问他为何坚持外蒙古独立的动机,欲从中调和双方分歧。斯大林指出,根据地缘战略, 外蒙古就是苏联的军事屏障,否则无法保障苏联的国防安全,外蒙古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 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 蒋经国判断“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是苏联吞并外蒙古问题”,更是整个谈判的症结所在,斯大林当然不肯退让,否则苏方拒绝再谈,协定亦无从成立。甚至斯大林向蒋经国很露骨地说:“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 就等于是废话。”

    

王世杰在7月6日日记中写道,“ 子文有电来谓,史坦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古独立一节则坚持。子文谓史、罗协议亦只云外蒙古问题维持现状,史则云该协议含有承认外蒙古独立之意。子文来电请示。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古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王世杰此番“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对蒋介石的意向有很大的影响。

    

什么“以外蒙易东北”之主张,只纯粹是中了斯大林的圈套的自我陶醉、为自己的低能寻找的“托词”罢了!东北,新疆三江事件,旅顺口,大连湾 ,中东路等等都是斯大林的障眼术,其最重要的底线是欲使“肢解外蒙古”以成“合法独立”。“为什么从1944年起斯大林就不断地主动地在新疆发起挑衅,发动了史称的三江事件,究竟是为哪门子理由呢?

   

其实从1944年(或者说从1943年2月2日史達林格勒戰役胜利日)起,斯大林一直在琢磨如何来解决中国问题,说得更明白一点,在中国问题的出路上怎样取得和实现苏联的利益最大化?有理由证明了,斯大林到1944年已经完全完成了这样一个战略计划并付注于实施,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蒙在锅里。如有资料显示,“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孟泳新《列宁联邦制理论和中共的民族政策演变及现况》)

    

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宋子文此时也是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作决定,焦急紧张之余,宋最后竟然要时为驻苏大使傅秉常拿两枚硬币过来,要以抛硬币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谈与不谈,签字还是不签字。熊式辉就在日记里面记载了此事,他说:“子文请傅大使寻两枚硬币,欲卜以决之,直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卒以王部长之坚拒未行”(《熊式辉回忆录》,p388)。

    

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表现在不仅不能识别斯大林的障眼术,不能识别误认了列宁苏俄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更没有法律、国际法、外交史等方面最基础的知识,更无能想出应对之策,也表现在其识人上,任人唯亲,尽是将那些不学无术的宋子文,不明事理的书呆子王世杰委以重任,国家那有不遭殃的道理呢?!

  

8月5日,宋子文、王世杰等人达到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进行第二轮谈判,其中王世杰已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杜鲁门宣称日本如不投降将会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邱吉尔称,‘原子弹是二次基督来临’,并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第488页。) 而苏联抓住天赐良机于8日迅速宣布出兵。9日凌晨,150万苏军兵分五路挥师进入东北。同一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 战争即将结束,形势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中苏谈判出现变数。”(引自于李杨《蒋介石与雅尔塔协议的再认识》)(李杨,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所长。原文部分内容刊于《开放时代》2009年第11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2010年第3期转载。)

 

1945年8月14日,接替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训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

  

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请诸位都来议论议论。此鲜为人所提起的问题笔者在谷歌上查了很长一段时间,仅找到了一篇文章,该文在提出了此问题后却马上将注意力转到重庆谈判上去了。原先斯大林还与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达成以下谅解:苏联将于8月8日前完成对日作战准备,但行动日期将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定。而今到8月9日,与中国还没有签约,斯大林却采取了“行动”,下令出兵东北了。也就是说,雅尔塔协定中的斯大林出兵条件的先决前提已被斯大林抛弃,那么雅尔塔协定中的斯大林出兵的条件,特别是外蒙古问题,该又如何理解和执行呢?对中国而言,最佳的策略只能是一个“拖”字,上面引自于李杨的文章有一句话,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蒋介石1945年8月31日日记本月反省录,参见[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全译本),第4册,第402页。)也说明了蒋介石“似乎”也有此“拖”的念头。笔者要指出的是,光想到了“拖”字还不够,还得想出接下来的问题,即是,“拖”到何时?最终的出路、方法、关键、前途又在何处呢?等等。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点到这里,待笔者有时间时,再来细细述说。

   

也许有人会认为, 笔者对蒋介石评了一个“无智无识无谋”,是否有点“过”了。其实,笔者是经过对蒋介石的一生的思想发展考察后,从诸家对蒋介石的评论中选出的最客气最中性的评语了。

   

请看看当时的政治家外交家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王世杰对外蒙古处理这件事的。从仔细分析这些名家的言论,结合当时的时局就不难探出当时的中国的“应然之策”。笔者的思路就是循着这些名家的思路来继续往下想去,就这么简单,这也是笔者与众多的学者不同之处。因为所谓的历史文献资料,在以纸质材料为媒体的时代能得以传承下来的资料占当时实际信息总量的比重最多不会超过万分之一。要想从极可怜的历史文献资料寻找出历史的真相,那就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功力了。再接着前面讲的主题,而可悲的是蒋介石“无智无识无谋”,却走了一条毁名之路!

   

先讲的是杜鲁门。朱瑞真 单令魁在《一九四五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文中写道,蒋介石的这一如意算盘可以从他1945年7月20日发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看出来。他在电报中谈到下一轮中苏 谈判时中方将要坚持的立场时说: 如果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州的主权, 并且明确而肯定地保证 “ 停止对中共和叛乱集团的任何精神的和物质的援助”, 他 ,蒋介石 ,将同意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直到战争结束, 届时将举行公民投票。 蒋在此电报中还向杜鲁门求助,杜鲁门于7月23日从波茨坦复电蒋介石,说: “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 , 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您若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 希望派宋子文回莫斯科继续努力, 以便达到完全谅解。”(《杜鲁门回忆录》 ,中译本, 第1卷, 第245页) 

        

很明显,杜鲁门讲的“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是指的蒋中正抛弃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

    

下面一个是顾维钧。關于蔣中正的國民政府放棄了對外蒙的宗主權,顾维钧在《顧維鈞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我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在莫斯科的代表團認為非得向蘇聯做出超過需要之外的讓步不可。即使從英國的觀點來看,中國在外蒙問題上是能夠不讓步的,美國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樣的看法。這是貝爾納斯在1945年9月從莫斯科來參加五国外长会议時在倫敦對我說的。然後他問我為什麼我們做出了不必要的讓步,他指的是蒙古。我雖不理解為什麼這樣做,但覺得這個評論進一步證實了艾登(英国的外相)對我說的話是有理由的。我對中國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場自然是極感失望的,我設想一定有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公開當年我們的重慶政府為什麼決定不惜任何代價與蘇聯締結這個條約的全部理由。”

   

资深外交家颜惠庆认为,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与当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性质是一致的,“这是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的重演”。

  

资深外交家、亲历19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的王正廷(于1946 年3 月1 日至17 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发言中—— 笔者注)认为:“此次所订之中苏条约,可以说等于倒退了四十来年,又回到了李鸿章时候的情况,危险性实在太严重,应该想补救的办法。根据国际公法,因时势的变迁,可以请求修改条约。我们的外交,虽然没有武力可以做后盾,但我们的人民可以做我们外交的后盾。我们可以运用民意,得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外交上的事情,能办时候就办,不能办时候,可以换一个。譬如甲办不了,可以换乙,乙办不了,可以换丙,这是国际外交上的惯例。所以王部长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认为办不了,政府可以另找他人出来办理,这样才可使中苏问题在最有理、最诚恳的态度之下,去修改纠正,得到合理的解决。”王正廷的发言,不仅牵涉对苏外交对错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追究先前对苏外交责任、修改中苏条约以及更换外长人选的问题,是当天发言者中态度最激烈者”。(汪朝光:《 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 》 )

   

至于蒋介石事后的态度呢? 蒋介石在1952年10月1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作了如下总结:

   

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
  

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 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各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

    

下面就仅能简单讲一下笔者对蒋介石放弃外蒙古三根据的几点意见。

    

第一个根据、蒋介石败退到了台湾,直到死也没有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所在。国民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三民主义的“混”。特别是从孙中山实行联苏容共以后,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混杂糅合了太多太多的列宁主义毒素,可以这样讲,到了九分的列宁主义,一分的林肯主义的地步。

    

如同癌细胞和健康细胞混杂在脑中一样,而那些专门做脑癌微创手术的主刀医生重要的是先要能识别出,那是癌细胞,那是健康细胞,再决定该不该去除一样, 也正是这种的列宁主义和林肯主义之间的混杂糅合性,给我们在分辩和解释,那属列宁主义、那属林肯主义,带来莫大的困难,如果诸位觉得不能同意笔者的解释,笔者欢迎来自于各方的商榷,这样可使笔者有可能思考出另外的解释方法来重新解释此问题,直到取得共识和一致为止。

    

就拿蒋介石放弃外蒙古的第一条根据而言,“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这句话中就看出蒋介石受到列宁主义毒素太多,甚至于许多地方表现比列宁主义更列宁主义的倾向。从这句话中仅结合本文和前系列文章,要找出蒋介石此话的错误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混杂糅合的列宁主义因素与林肯主义因素之间区别点,至少可找出八处之多。这就算作是留给有兴趣的朋友一道测试题吧。限于篇幅,只好点到此处为止。

   

第二个根据、 “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此话之意就是说,既然是名存实亡了的外蒙领土,那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割去了之。到此时蒋介石也没有认识到如同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诸人对中苏条约的评议,做了李鸿章,还不知李鸿章之耻,死不认錯,从不反省,却全篇砌词狡辯、推诿卸责,以“文过饰非”。为何为俄帝所控制?原为“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同意苏军留驻外蒙”所致也。此乃实质根源所在!蒋介石为何到了1952年还要“为尊者讳”呢?但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不承认外蒙古獨立,並要求蘇方撤軍。故从法律的角度看,北洋政府的外蒙古应归属于中国,这是天经地义的申张。1945年6月 24日日记上蒋介石自己写的“对苏谈判的底线” “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到了1945年8月为何就不见踪影了,这才是蒋介石必须要讲清楚的关键。

   

第三个根据、“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

也就是说因为“外蒙寒冻不毛之地”,我们可以“割弃”之。蒋介石难道不知道,“割弃”的不仅仅是“外蒙寒冻不毛之地”,更主要的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国家的主权、统一和尊严。蒋介石自认为,只要讲到“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这一句话,那就可以“文过饰非”了。骗得了一时,也骗不了一世,更骗不了的是历史!

  

 八,结束语

   

是偷梁换柱呢?还是清本正源?

    

在1946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梁漱溟曾赞叹说,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段声色俱佳的插曲:某日,共产党的周恩来跑到张君劢住处哭诉:你怎么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列入宪法第一条了呢?这样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张君劢不急不缓地回答:你有没有看清楚?第一条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所谓“三民主义”,这里其实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啊!这三民不就是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吗?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呢?于是周恩来说了声:“我懂了”,就走了。有鉴于此,中共的周恩来后来对张君劢方案一直表示“佩服”(這段故事據前民社黨國大代表王培基引述的。——笔者注 ) ”。(引自于陈奎德:《失踪的“宪法之父”——张君劢》,引自于孟泳新《联邦制和梁启超张君劢宪政思想在中国宪政思想史上的地位》)

    

笔者在写作本文之前,也是认同梁漱溟“偷梁换柱”之说。但在写本文时,发现此说有误。应该是“清本正源”。

    

李昌庚在《论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中说,“何谓三民主义?孙中山在1923年12月30日关于《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演说中,指出,三民主义,简单地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地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很显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深受美国总统林肯思想“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影响。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便提出“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 并且,他在1921年6月关于《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演说中,也提到‘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底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揭示出历史研究的当代特征。德国学者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他指出,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受理解者、阐释者本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与历史地位的影响。所以他认为,所谓理解就是从被理解的东西译解成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在一切理解与阐释中,都含有阐释者本人经验结构。

     

无论是从“驱除马列,还我中华”的主旨出发,还是从上面开始的对孙中山蒋介石派之有关民族问题,单一制国家结构,民族主义的宪政思想的梳理出发,无论是从以后我们继续地对梁启超张君劢,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三派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出发,还是从梁启超张君劢,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在公德与私德上的表现出发,最最重要的是从基于法律、法哲学理论的评判和世界潮流的认识出发,我们都应该确认,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大业,实现中国民主运动的宗旨,唯有以提倡梁启超张君劢,贬责孙中山蒋介石,控诉陈独秀毛泽东作为主线条的近代历史观,才能彻底理清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路径。

 

 

 

 

 

 

关键字: 孟泳新 联邦制 孙中山 蒋介石 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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