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20/2016              

顾乃忠:希腊的自由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希腊的西方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之五

作者: 顾乃忠 顾乃忠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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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自由思想的产生(网络图片)

 

 

【内容摘要】学术界相当普遍地认为,希腊自古以来就是西方。这种观点的具体含义是:西方特别是希腊,自古以来就与东方特别是中国不同,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东方∕中国和西方∕希腊是世界上两种本性不同的民族,而且这种不同的本性将永远保持下去;惟其如此,才构成丰富多彩而又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多元世界。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包括希腊,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西方。即便是希腊,在远古时代,在文化上也完全是东方性的。希腊文化中的西方性是在历史演化中产生的。本文考察了希腊在文化转型中自由思想的产生过程。

 

【关键词】希腊;文化转型;自由思想。

 

【作者简介】顾乃忠,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退休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希腊文化在由东方性向西方性转化的过程中,自由思想的产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要了解希腊的自由思想,必须把它同东方的“不自由”的思想对比着进行观察。我们知道,在东方世界,人们是没有自由观念的,对上级和权威的服从是人们的天职和天性。在这方面。卡·奥·魏特夫曾作过全面且深刻的揭示。在印度,“印度教印度时期的法律规定人们应该服从世俗的和宗教的权威。违抗国王命令的人要受到‘各种极刑’。《古兰经》告诫信徒不仅要服从真主和他的先知,而且还要服从‘你们中间有权威的人’。穆罕默德的信徒们所建立的专制国家总是引用这几句话来强调服从在维持政府权威方面的基本重要意义。”[1]在近东,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美满生活就是服从的生活”;“美索不达米亚人觉得‘士兵没有国王,犹如绵羊没有牧人’,‘农民没有地主的管家,犹如土地没有农夫’,‘工人没有工头,犹如运河中的水没有管理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当局总是正确的”。再如,在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可以找到同样的概念:“凡是希望生存和成功的人,必须使自己适合上级命令和服从的体系:‘服从你的上级吧,服从宫廷中(政府中)派出来的你的监管大员吧……反对上级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只有宽大,才能活下去。’”[2]同样,在儒教世界中,对上级和权威服从的观念丝毫不逊色于其它东方世界。在中国,“理想的官员通常是服从他的统治者的;尊敬上司是基本的责任。平民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平民对于有关的问题是不能理解的,他必须‘服从’上级权威和有识之士的命令。在孔子的理想社会中,犹如在印度和近东的理想社会中一样,善良臣民就是顺民。”[3]以上就是东方世界中人们不懂自由、只知服从的观念。

 

不过,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不懂自由、只知服从的观念只是地理上东方人独具的观念。实际上,它也是地理上的西方人,包括希腊人曾经有过的观念。因为不懂自由、只知服从的观念是与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毋宁说它就是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的产物。W.K.C.格思里在论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东方世界自由思想不能产生的原因时指出:“这些地区的自由思想受到宗教命令的抑制,宗教命令是衡量生活内容的主要标准,并且常常被专制的中央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使用;国王是神的化身,国王周围的神职人员,小心地守护着他,任何自由思想的侵入,都不能削减其权威性。”[4]所以,当希腊人还处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的时候,他们也同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印度人、中国人一样,不理解自由,包括不理解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他们也同东方人一样,不是公民,而是服从于神授权力的统治者们的臣民,并且这种皇族权力并非完全是强加在不自愿服从的大众身上的,而是以宗教的方式被自愿接受和遵从的。这种或被迫无奈地或心甘情愿地服从权威、充当顺民的思想,包括社会舆论要求人们服从权威、充当顺民的思想,在希腊至少延续到柏拉图时代。柏拉图承认,斯巴达的官吏具有这样一种人格:“这种人对待奴隶的态度是很严厉的……他们对自由人的态度是很和霭的,对长官是恭顺的。”[5]柏拉图本人也强调:“重要事情是,不管是男是女,没有官吏统治任何人都不行;不管是出于热诚还是出于玩笑,也没有人拥有承担自己个人责任的心理习惯。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他都必须依他的上司的眼色生活,接受他的领导,在很小的事情上也要接受他的指导。……一句话,他的心灵甚至必须被训练到这种地步:他不考虑作为个体而行动,也不知道怎么去行动。”[6]

 

然而,希腊人不同了。希腊人不能容忍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他们不愿意当顺民且按别人的眼色行事,他们要为自由而斗争。希腊人首先创立了政治自由的观念。他们视城邦为“公民共同体”和“平等者公社”。城邦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和能力在重大公共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城邦实行公民“轮番为治”的治理方式,即通过抽签选举或定时轮流的方式,使“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7]在这种平民政体中,平民政治家的权威不同于往日的家长、主人和君王的权威,“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们所执掌的权威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8]因为统治者不会因权力而带来特权,所以在希腊城邦的公民之间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希腊人懂得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必须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伯里克利所说的“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9],就是这种自由理念的表达。那么为什么遵守法律与自由并不矛盾呢?从积极的方面讲,在希腊,法律是理性而非神意的表现,是正义而非强权的声音,是社会公众的利益而非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的表达;这种法律是公民自己制定的。因此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从消极的方面讲,没有法律约束的放任自流必然造成混乱。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批评当时流行的平民主义极端形式的“自由”观念时指出:“在这种极端形式的平民政体中,各自放纵于随心所欲的生活,结果正如欧里庇特所谓‘人人都各如其妄想’[而实际上成为一个混乱的城邦]。”[10]因此,亚里士多德倡导“公民们都应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而他的“法律不应该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11]的名言,则反映了希腊人对自由和法律的关系的理解。

 

政治自由理所当然地包括言论自由;希腊人言论自由的获得表现在作为国家政治工具和统治方式的话语的改变。在前希腊社会,希腊统治者“把话语的威力变为一个神:说服力之神。这种话语的威力让人联想到某些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警句格言的效能,或者联想到国王威严地宣读‘法令’时所发出的‘法言’的作用”。但是,在希腊社会,“实际上这里的话语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不再是宗教仪式中的警句格言,而是针锋相对地讨论、争论、辩论。它要求说话者像面对法官一样面对听众,最后由听众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在辩论双方提出的论点之间作出选择;这是一种真正由人作出的选择,它对双方话语的说服力作出评估,确认演说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12]在这样的话语中,“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必须能用演说的形式表述,符合证明和证伪的模式。”[13]这就是希腊人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也是自由的本质所在。欧里庇特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14]按照欧里庇特斯的即希腊人的观点,在东方社会——尤其在地理上和在文化上都是东方的社会——中,除了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是奴隶,因为他们中所有的人都不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的“普遍奴隶制”。然而,希腊人则不同。希腊人——至少一部分希腊人,即拥有公民权的希腊人——因为能够言其所欲言,所以他们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尽管希腊社会是奴隶制社会。顺便说一句,这也就是希腊文明高于所有东方文明的奥秘所在。

 

因为确立了自由的理想,所以希腊人义无反顾地且旗帜鲜明地为自由而战。当东方专制帝国波斯的百万大军向希腊袭来的时候,希腊人不畏强暴,举起自由的大旗,奋勇抗击。指挥官对士兵们说:“同波斯人一开火,别的什么都不要想,就想想自由!”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目睹了希腊士兵在战场上的拼杀,他写道:他们向敌人冲杀过去,大声呼喊道:“希腊的儿子们,为自由而战!为了祖国,为了儿童,为了妻子的自由!”[15]同是在希波战争中,当波斯军官劝说希腊士兵服从入侵者薛西斯时,那些希腊人回答说:“对于作一名奴隶,那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但是你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16]希腊人就是在枪和斧头的并用中,取得了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从而捍卫了自由。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义无反顾地并旗帜鲜明地为自由奋斗的人,才可能成为自由人。

 

希腊人的自由不仅表现为政治自由,而且表现为个人自由。这就是说,希腊人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是自由的,而且在私人生活中也是自由的。而希腊人的个人自由同样导源于希腊人不同于非希腊人的、也不同于前希腊人的自由观念。希腊人的不同于非希腊人及前希腊人的自由观念,可以从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自由观念的区别中看出。公元前5世纪,当雅典已经初步西方化的时候,斯巴达在文化上还处在东方阶段。因此,“对斯巴达人来说,自由意味着保持国家的独立;要实现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就必须要求秩序、纪律和军事化。雅典人也要求保护城邦不受敌人侵略,但与斯巴达人不同,他们珍惜个人自由,同时追求个性的充分发挥和完善。”[17]雅典人的自由观念也就是后来整个希腊人的自由观念。在这种自由理念的指导下,希腊的个人自由迅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伯里克利的话说:“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18]至于这种自由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柏拉图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信息。他在批评当时平民政体的“极端自由”时指出:“在这种国家里,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勉强你的。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这种无政府主义必定还要渗透到私人家庭生活里去,最后还渗透到动物身上去”。“当前的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是一个自由人。此外,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本国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 还有,“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普遍地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买来的男女奴隶与出钱买他们的主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与女人之间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甚至“连人们畜养的动物在这种城邦里也比在其它城邦里自由不知多少倍”。总之,“什么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柏拉图还指出:“所有这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像你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19]柏拉图的这番话显然是从批评的角度而言的。但是,透过这些否定的甚至有些夸张的评述,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希腊社会个人自由的一斑。

 

在任何社会,人们的婚姻状况和性生活状况都是自由的、尤其个人自由的重要方面。希腊社会的个人自由也在婚姻关系和性关系中表现出来。关于文明希腊人的代表雅典人的婚姻和性的状况,史家写道:“一般雅典人都是享乐主义者,但仍具良知;他在享乐方面没有任何罪愆的感觉,并且从享乐中,他能立即为使其思绪陷入晦暗低潮的悲观主义找到答案。他爱酒,不因偶尔酗酒而感到惭恧;他好女色,而且几乎完全基于肉欲上的,容易为不正当的性关系原谅自己,不认为道德上的过失是一种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行为”。[20]史家还写道,在希腊,基于肉体基础的爱,坦率地为男女双方所承认;渴望中的女人为冷漠的男人酝酿春酒,只为达到柏拉图式的目的。婚前贞操只要求于有声望的妇女,但是已成年的未婚男人,在性关系上,甚少受道德的约束。盛大的庆典,虽然其起源是宗教性的,但却成为男女相悦私下苟合的好机会;此种场合中,放荡的性关系受到宽恕,理由是,这样可使一年中的其它时间内,更容易履行一夫一妻制。在雅典,年轻人偶尔涉足妓院,不是品格上的严重瑕疵;即使已婚男人,逛逛风月场所,除了在家里受几句责骂,熟人前面子稍不好看之外,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雅典官方承认娼妓制度,并对操此行业者征税。在官方的认可之下,“像在希腊大多数其它城邦一样,卖淫在雅典已变成一门多元化而颇为发达的行业”;男人包养、租用妓女的形式繁多,妓女则按等级和服侍的时间论价。[21]

 

以上就是希腊人的自由观念和自由状况。希腊人的自由尤其是个人自由,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确实是有点出格的,但是希腊人对这种“出格的”自由却是宽容的。正如伯里克利在赞扬雅典人的自由时所说:“当我们隔壁邻人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此而生气;我们也不会因此而给他难看的颜色,以伤他的情感,尽管这种颜色对它没有实际的损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22]伯氏的话道出了希腊个人自由的真谛:个人自由意味着对他人的宽容,对他人生活方式的尊重。应该说,希腊人对自由的理解是深刻的。正是因为希腊人对自由的深刻理解和热烈追求,才使希腊尤其是雅典繁荣昌盛,威名盖世。

 

诚然,希腊的自由是有缺陷的。第一,它只是一部分人即自由人的自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在希腊奴隶是没有自由的。第二,即使是自由人,也只是“就每个人只服从公共权威而不服从个人的任性而言,他们是自由人;但就他们在公共权威面前没有任何权利而言,他们是公民集体的奴隶”。[23]因此,希腊的自由主要是一种生活气氛而不是一种法律秩序;个人权利在这里没有得到最终保障。但是,无论如何,希腊的自由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意义仍然不容低估。它第一次在思想上向政教合一的政体宣战,第一次使人懂得应该并且在一定限度内做到了按自己的意志而非上司的眼色行事。这是人的尊严之所在;这是人之为人的开始。希腊的自由思想不仅使希腊繁荣昌盛,而且是近代普遍“人权”思想的基因。如果说,没有希腊城邦培育的个人主义,希腊无法成为希腊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说,若没有希腊城邦培育的自由思想,希腊也无法成为希腊。

 

毋庸讳言,希腊的自由思想及其产生的过程,对于正在文化转型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启迪。

 

(未完待续)

 

 



注释:

 

[1] [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9—150页。

 

[2] [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

 

[3] [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50页。

 

[4]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I,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32-33.

 

[5]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于文静译,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6]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942a—c。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12页。

 

[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页。

 

[9] 转引自[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0页。

 

[10]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76页。

 

[1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76页。

 

[12] [法]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37—38页。

 

[13] [法]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38页。

 

[14] 转引自[美]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15] 转引自[美]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1、152页。

 

[16]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16页。

 

[17] [美]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册,胡万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73页。

 

[18]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3页。

 

[19]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2、340、341页。

 

[20] [美]杜兰:《希腊的黄金时代》,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69—70页。

 

[21] [美]杜兰:《希腊的黄金时代》,幼狮翻译中心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三年,第73—74页。

 

[22]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0页。

 

[23]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70—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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