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0/27/2016              

顾乃忠:希腊的民主政治是怎样产生的——希腊的西方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之七

作者: 顾乃忠 顾乃忠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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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民主(网络图片)

 


 

【内容摘要】学术界相当普遍地认为,希腊自古以来就是西方。这种观点的具体含义是:西方特别是希腊,自古以来就与东方特别是中国不同,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东方∕中国和西方∕希腊是世界上两种本性不同的民族,而且这种不同的本性将永远保持下去;惟其如此,才构成丰富多彩而又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的多元世界。本文认为,上述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包括希腊,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西方。即便是希腊,在远古时代,在文化上也完全是东方性的。希腊文化中的西方性是在历史演化中产生的。本文考察了希腊在文化转型中民主政治的产生过程。

 

【关键词】希腊;文化转型;民主政治。

 

【作者简介】顾乃忠,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退休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都是使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因素,没有这些因素,希腊文化的西方性自然无从谈起。然而,使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却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希腊文化之成为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

 

从宏观的视角来看,希腊民主政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文明解体时期。公元前12世纪,在闯入希腊的多利安人部落的推进下,迈锡尼文明开始解体,正好当时又发生了一场大火;“在那场依次席卷派罗斯和迈锡尼的大火中,不只是一个朝代灭亡了,而且是一种王国制度被永远摧毁,一种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被彻底废除,神王这个人物从希腊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但是,迈锡尼王国制度的解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王朝的解体;这种解体,自然不会在短期内彻底完成。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以后,“希腊又经历了一段被称为‘希腊的中世纪’的漫长而黑暗的隔绝和恢复时期” 。截至英雄时代末期,迈锡尼时代的王制残余仍然存在。

 

广义的希腊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是从消灭英雄时代的王制残余、建立寡头政治开始的。进入城邦时代以后,在城邦体制和理性思想的共同孕育下,希腊人在政治思想方面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即对英雄时代的集各种权力于国王一身的王政体制的不满。正如史家所指出的,在当时的除了斯巴达以外的希腊社会中,“人民成长了,决定地成长得大大超过了原先把权威赋予了国王的那种神权的和人身尊敬的感情。心甘情愿的臣服在人民这方面停止了,在低级的首脑方面更甚;与此同时停止了的是英雄时代的忠诚。现在人民要求制度或者宪法那样的东西了。” 在这种感情和认知的支配下,希腊人对那个权力极高而又不负责任的王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用希罗多德的话语来表达就是:“他颠覆本国的风俗习惯,他强奸妇女,他不经审判就杀人。” 对于这种既独裁又残暴的王,希腊人不仅充满厌恶和憎恨,而且把这种厌恶、憎恨之情看成是一种美德。这种状况表明,希腊人的心灵产生了质的跃升并脱离了东方形态。“假如希腊心灵和东方诸国一样静止不前的话,对个别国王的不满所引起的变化,大概不外是废黜一个坏国王,支持一个约许要干得好一些的国王,而决不扩大人民的眼界到个人统治以外的较为高尚的任何别的概念上去。但是希腊心灵的性格是进取的,它具有想象力,它逐渐想出改善了的社会结合诸方法。” 那么希腊人想出来的用以代替以往王政体制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呢?亦如格罗脱所说,就是“用一个或一个以上、任期不长、负责任的行政长官,把国王本身代替掉”。格罗脱还指出,“这就是希腊事务的进程。低级的首脑们,原先组成会议为王效劳的,发现要取而代之,并且由他们自己轮流行使治理职能是可能的……这就是遍及于希腊诸国(斯巴达除外)的转变实质上的性格:王制废除掉了,取而代之的一个寡头政体”。

 

寡头政体体现的民主性质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寡头集团的成员及其行政首脑是选举产生的。在寡头政治时期,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属寡头集团即贵族会议。与英雄时代的王制相区别,寡头集团的成员及其行政长官不再像国王那样世袭,而是在贵族成员中选举产生;正像格罗脱在为寡头政体的概念作界定时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集体商讨,多数表决决定一般问题,选出本身中的某一个人作为临时的、可以问责的行政首脑的一种会议。” 这个被选出的行政首脑定期轮换。比如在雅典,末代国王的统治结束以后,他的后裔只被承认为终身执政官。几年以后,终身执政官被从贵族后裔中选出来的任期10年的执政官所取代,随后,执政官的任期又缩短为1年。寡头集团所代表的贵族阶级的利益与广大平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在这种体制下人民也没有立即得到什么好处。但是,用选举产生的执政官代替世袭国王,而且执政官限期任职这一做法的意义不可小觑,也许它就是希腊民主政治的第一颗种子。

 

第二,寡头集团选举一个对它负责的行政长官的治理模式,体现了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的原则。英雄时代末期,希腊的国王虽然与迈锡尼时代的国王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政府的职能没有分化,立法权和行政权仍然集于以国王为核心的政府一身。寡头政治的体制模式不一样了。寡头政府虽然当下没有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可是当我们把它们和先前英雄时代的政府相比,它们指示出重要的进步——第一次在公共事务上采用仔细考虑和预先设想过的制度。它们表现为希腊心灵中新而重要的政治观念的第一次的证据——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前者赋予一个集体,这个集体并不仅仅商讨,最后还作出决定——后者托付给任期不长的个别行政长官,在他们任期终了之时对上述集体负责。”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领略了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共同体。这个公民共同体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作为城邦最高主权者,它本身并不直接执政,而是举选出一个对它负责的行政长官来执政;而且在这个公民共同体中,人们有资格轮流统治和被统治。对于希腊政治来说,虽然这个公民共同体包括的只是一小部分具有公民权的自由人;然而它的意义同样非同一般。因为“它建立其上的那种观念,却开始逐步为一切人的心灵所明白了。政治权力已经丧失了它的神授的性格,已经变成了可以依法传授的某种属性”。 这一变化表明,如果说整个英雄时代希腊政制的演进都是在清除迈锡尼王制的废墟的话,那么,贯串于集体依法授权中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原则的确立,则是在这一废墟上进行建设了。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在随后的三个世纪中,上述原则成为希腊城邦解决政治权力运作问题的根据,希腊的政治民主化的大业也因此而不断地——虽然缓慢而曲折地——向前发展。

 

寡头政治是希腊政制演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也如前所述,为希腊民主政治的培育播下了第一颗种子。但是,希腊寡头民主制的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寡头政体自身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寡头集团虽然在其内部具有民主,但其作为一个阶级与平民大众处于对立状态,因而缺乏群众基础;同时,其民主性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希腊的民主政治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体,它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不受传统的专制势力的抵制。由于这两方面原因的凑合,寡头政体在受到冲击并解体后并没有导致(狭义的)民主政治,而是变为僭主政治。这就是说,在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隔着一个僭主政治阶段。因此,希腊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严格地说来,是从反对僭主政治开始的。那么,希腊人是如何开展反僭主政治斗争的呢?

 

第一,正像当年希腊人反对专制王权是缘于心灵的变化一样,希腊人反对僭主政治也是缘于心灵的变化。

 

僭主,就其篡权的方式而言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僭主的本质只有一个,即他们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因为僭主和专制君主在个人独裁统治、职务终身制乃至世袭制、权力不受制约等方面是共同的。既然僭主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为什么东方文化形态中的人接受专制君主而希腊人不接受僭主?这里就有一个希腊人心灵变化的问题。顾准在论及僭主和专制君主或王的区别时指出,虽然王和僭主事实上同样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但是“王被视为合法的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或非宪政的政权僭窃者”。 顾准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合法或非法,是指是否符合当时实行的已成文的法;所谓广义的合法或非法,是指是否符合当时没有实行的、更未成文的,只是存在于当时社会正义中的“法律”。在人类法政制度的演化史中,这两种法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相互一致的,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二者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因为人们对合法性或非法性的理解的不同,因此对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现象所作的是否合法的判断结论也不相同。僭主和专制君主就其客观形态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二者事实上同是最高政权的篡夺者,但是他们在希腊人和东方人心目中的地位却迥然不同。顾准在将希腊和同时期的中国春秋时代比较时指出,同在公元前76世纪,“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入,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在中国,专制君主是直接继承天王精神,而且还是经过战争消灭一切竞取这种地位的敌手而后确立的。在此以前,从孔、老、墨、庄、荀、韩,一直都在为它的君临大地出海报,写颂诗,多方宣称这是利国利民的等等。” 顾准在这里讲的希腊人将专制君主由原来认为的合法执政的王视为非法篡权的僭主,就是希腊心灵的变化。中国的孔、老、墨、庄等人对专制君主大唱颂歌,说明他们的心灵没有变化,他们还处在东方文化形态中。由于希腊人心灵的变化,他们从不承认哪个僭主体制的政权具有合法性,他们从未对哪个僭主体制的政府表示过心甘情愿的臣服。不仅如此,由于希腊人心灵的变化,“他们总是把僭主列为最大的罪犯。谋刺了他的人,公众竞相荣耀和酬答他,而且,一个善良的希腊人会毫不内疚地,像哈莫丢斯和亚理士托该吞那样,为了执行这件事而把他的剑藏在桃金娘丛中。” 在早期的反对僭主体制的斗争中,谋刺僭主或用暴力推翻僭主是人们常用的手段之一。而不管希腊人采取什么手段反对僭主政治,首要的和必备的前提则是他们的心灵的变化,即把原来认为合法执政的王视为非法篡权的僭主。

 

第二,公开竞争是反对僭主政治的基本手段。

 

公开性是希腊城邦的特征之一。早在城邦兴起时,希腊人就主张社会生活的公开性,将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提交到公众面前进行公开讨论、争论和表决。公开性培育了希腊人的公民意识和寡头民主制。然而,在寡头民主制下,公开性未能阻止希腊僭主政治的产生;而它在既存的僭主体制面前更加无能为力,因为僭主体制禁止自由集会,实际上也就无公开性可言。

 

在希腊政制演化史上,对僭主政治形成对抗手段的是公开的竞争。以雅典为例,梭伦退位后不久,庇西特拉图靠欺骗和武力胁迫的手段当上了僭主。在庇氏成为僭主之前,虽然梭伦早已看出其阴谋并予以揭露和反对,甚至梭伦在其改革中用法律规定国家的官职必须选举产生 ;但是所有这些措施既未能阻止庇氏成为僭主,也未能在他成为僭主后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对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构成威胁的,是雅典政治生活中公开的党争。当时,雅典有三个党派:一是海岸党,二是平原党,三是山地党。庇西特拉图是山地党的党首;他就是利用这一支力量并部分地利用了另两派的力量得以篡权的。在雅典的党争中,当庇西特拉图的政权还不稳固的时候,海岸党人和平原党人曾联合起来,“在他第一次建立政权后的第六年……把他赶走了”。 此后第12年,由于海岸党人的妥协使他得以回国重掌僭政。但是,庇西特拉图这次掌权的时间不长,“在他回国后约七年,他又第二次被赶走了”。而据史载,庇氏第二次被赶走的原因是他与另外两党的矛盾激化,“因而畏惧两党,暗中引退”。 这三个党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倾向我们姑且不论,我们也姑且不论海岸党人和平原党人在两次推翻庇氏的僭主政权后是否给人民带来好处;我们关心的是在雅典政制演化史上,真正能够对僭主政权形成制衡力量的是异己党派的公开斗争。虽然这种以武力决定一切的斗争方式与近代民主政治中的和平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但其中的权力制衡原理却是贯通的。而庇西特拉图在第三次复辟僭主体制后,之所以能使自己在职终老并得以把职位传给儿子,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的开明专制政策促进了雅典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人民的欢迎,而是由于他在羽翼丰满后消灭了竞争对手,实行了不受制衡的专制统治。这一点可从他的儿子的僭政时期因反对党力量的强大,最终导致庇氏相传两代的僭主家族统治的彻底毁灭中得到证明。

 

第三,煽动家在反对僭主政治中起了重要作用。

 

所谓煽动家,笼统地讲,就是反对现政府的人。在希腊,按其生活的时代背景、斗争方式和斗争目的的不同,可分为公元前76世纪的早期煽动家和亚里士多德前后的晚期煽动家。“前者是一个大胆而富有的军事领袖,他拿起武器带上一帮民众叛乱者,用暴力推翻政府,他把自己弄成,既是他所推翻了的人们,也是他取得其援助推翻了他们的那些人们的主人;后者则是一个演说家,他具有足以感动一批听众的充分的才能,但他既不想,也没有本领来进行武装攻击——他要达成的一切目标,全靠和平合法的方法。”

 

尽管早期煽动家和晚期煽动家的生活时代、斗争方式和斗争目的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在反对僭主政治中起了重要作用。就早期煽动家而言,他们因为把自己弄成既是被推翻者的主人,又是推翻者的主人,因此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是僭主。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当这些僭主还没有成为僭主即当他们还是煽动家的时候,他们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僭主,他们必须反映人民的情绪,代表人民的利益,并以人民的名义站出来同少数统治者进行斗争,否则,他们将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于是,这里出现的饶有趣味的现象是,“煽动家——僭主是人民在政治事务中愈益强大的重要性的最初的证据”。 第二,煽动家在成了僭主以后,鉴于前任僭主被推翻的教训,他们不得不对人民实行某些改良的或让步的政策,从而使平民尤其是穷人在社会地位的相对重要性上有所提高。鉴于早期煽动家的上述两个特点,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尽管早期煽动家——僭主取得政权的方式是欺诈和暴力的,尽管他们治理国家的原则是自私和暴虐的,但是他们在反对早期僭主政治中的作用还是不能否定的:“因为他们还不够强大到足以制服希腊心灵,它铭刻其上的是一门痛苦的却促进了改良的政治课,而且大大有助于扩大人们的阅历,同样也有助于决定随后的精神面貌。” 在不久以后,晚期煽动家得以用和平的方式反对僭主政治,与早期煽动家们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不无关系。

 

晚期煽动家在反对僭主政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由于民主和法制环境的产生,晚期煽动家可以不像他们的早期前辈那样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僭主,而是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所谓和平的方式,就是讨论、争论和辩论的方式,就是会议投票表决的方式;借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人们的心灵,可以迫使不义的当权者接受无可争议的决议。由于此时的煽动家不必担心鱼死网破的结果,他们在反僭主政治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期煽动家们反对僭主政治的作用正存在于这种改变了的斗争方式中。格罗脱在对晚期煽动家的和早期煽动家的斗争方式比较时说:“煽动家本质上是一个反对派领袖,他借贬抑当时在位行使政权的人来赢得他自己的影响力量。然而,他在早期寡头政制下,他的反对只能借武装叛乱来表达,武装叛乱不导致他夺得最高权力就会导致他的毁灭。但是民主主义法制的成长,既对他,也对他的政敌保证了充分的言论自由,保证有一个最高会议来决定谁是谁非;于是,他的野心受到了限制,而诉诸武力一事也就搁到一边去了。……所以发生这种差别,原因在于‘公开演讲习惯的成长’(亚里士多德语)。用舌头来反对,是用宝剑来反对的仁慈的代替者。” 可以“用舌头来反对”当权者,是煽动家们与僭主政治长期斗争的结果。而当一个国家可以“用舌头来反对”当权者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僭主政治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

 

第四,上层统治者中的对立势力和外部势力也是推翻僭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雅典的最后两代僭主是庇西特拉图父子。庇西特拉图在没有经过人民同意的情况下把权力传给儿子,已经引起雅典人民的不快,而他的长子希庇亚斯在继承权力后,因他的弟弟的被暗杀而实行的高压政策,更引起雅典人民的不满,希罗多德和威尔杜兰在他们的史书中详细地记载了上层统治者中的对立势力和外部力量如何在这一背景下联起手来推翻雅典僭主统治的过程。

 

首先起事的是被庇西特拉图放逐的阿尔克美欧尼家族,他们想和雅典的其它流亡者共同使用武力的办法回国解放雅典;在起初的努力失败后,他们继续修筑工事,扩大武装,向雅典进发。与此同时,流亡者们想方设法利用外部力量。他们的具体做法之一是花巨资在斯巴达建筑了一座神殿,并贿买执掌神殿的女祭司,假借神谕说:斯巴达人应该推翻雅典之专制政体。出于对神谕的尊重,斯巴达人果然出兵。在两方面的攻击下,希庇亚斯在最初的较为成功的抵抗后,最终完全溃败,并且整个家族都被包围起来。希庇亚斯惟恐他一旦身亡危及其诸子安全,遂将诸子秘密迁出雅典,但被入侵者截获;为求获得其子之安全,彼乃同意让位并接受放逐(公元前510年)。 雅典人就是这样在庇西特拉图家族的政敌和外国势力的联合攻击下,最终摆脱了他们的僭主政治的桎梏。

 

希腊人反对僭主政治的做法和经验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挂一漏万地提及几点。如前所述,希腊人推翻僭主政治的过程也就是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现在,希腊人——这里主要指雅典人——终于推翻僭主政治,这样也就为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彻底清除了障碍。此后,在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中,废除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以贵族血统和财产数量确定公民身份的做法代之以地理区分,从而在扩大公民投票人数的同时扩大了民主的基础。凡年满30岁的公民都有选举议员和被选举为议员资格的规定,以及地方官吏由公民大会票选并经抽签决定的规定,使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交给民众大会和由公民组成一个法院的做法,使主权在民的原则最终得以实现。而由选举产生的取代梭伦的400人会议的501人会议,在保留行政和司法权的同时,“并监督所有官吏” ,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克里斯提尼改革使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建设最终得以完成。而随后的伯里克利改革则使雅典的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诚然,雅典城邦民主制既不完整也不完善。它不是所有人的民主,而只是自由人的民主;它的多数票决的原则在直接表达多数人意见的同时不能保护少数人的自由;它的用抽签选择官员的做法更有极端民主主义色彩。尽管如此,雅典城邦民主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它所体现的机会平等、主权在民以及权力制约原则,尤其是为实现这些原则而进行的反对僭主专制的斗争,不仅使雅典人民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解放,而且对于后世乃至今日的尚未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或仍有借鉴意义。雅典民主制的诞生标志着希腊文化在政治制度上完成了由东方到西方的初步转型。

 

综上所述,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希腊文化的基本内容,也决定了希腊文化的基本性质。由于它们在各自领域里完成了并且标志着希腊文化由东方性到西方性的转变,因此,希腊文化的出现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西方文化的产生。

 

然而,与本专题有关的是,希腊文化中的这些西方文化的因素,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在历史的演化中产生的。既然希腊在其历史演化中完成了文化的由东方性到西方性的转变,那么这一点对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转型,是不是具有某种启迪意义呢?

(续完)

 

 

关键字: 顾乃忠 希腊 中国 转型 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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