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9/2017              

黎学文:从鲁迅的恐惧革命谈起

作者: 黎学文 黎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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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网络图片)

 


 

鲁迅在《而已集﹒通信》中说:“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 革命家’。倘若是的,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鲁迅这段话,是给其学生、出版家李小峰的信,可以看作是他的真心流露,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革命家”身份的恐惧:害怕被捧杀,害怕被标签化,这种恐惧之深,以至于他竟然认为“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

 

鲁迅和秋瑾,都曾是清末“光复会”的“同志”,且有同窗同乡之谊。对于秋瑾,鲁迅多次提及且有不乏情感色彩的描述:“秋瑾姑娘很能干,有意见就当面提出,语气很坚决,不转弯抹角,所以不少人怕她。但是她爱唱歌,好合群,性格爽朗,而且善豪饮,讲话精辟,又热心公益,所以很多人喜欢和她接近。虽然秋瑾姑娘生得很秀气,但人品很高尚、正派,所以很多人不敢在她面前讲浮话。”(绍兴人把调侃、戏谑的俏皮话等统称“浮话”。)翻看《鲁迅全集》,能够得到鲁迅如此正面、鲜亮评价的人物并不多见。秋瑾,果然如鲁迅所言:“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么?当然不是,鲁迅如此这样说,显然不是基于事实判断,而是对革命恐惧的想法。秋瑾是一个在清末时代具有强烈光芒的独立女性,她选择革命显然是出于自我的自由意志,是其思想、行为与人格的自我苏醒结果,并非是乌合之众般的起哄、随大流、赶鸭子上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秋瑾是个真正的革命者,这样的革命者,绝不可能死于“拍手拍死”的捧杀,而是革命者自身的自由选择后遭遇的牺牲,秋瑾悲壮的殉身于革命,铸就女侠传奇,鲁迅当然知晓。然而鲁迅为什么偏要这样说呢?鲁迅对革命的恐惧从何而来呢?

 

作为一个从清末到民国的老人,鲁迅看到了太多的杀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对辛亥革命的幻灭,国民党屠戮青年的幻灭,一层层历史的血,让他成为了一个怀疑主义者,使得他对革命充满了恐惧,对青年人也由信任到恐惧,这些在文章和信件中多有表达:“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给萧军萧红的信)“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给许广平的信)“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关于知识阶级》)“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小杂感》)

 

鲁迅毕竟是一个个人主义作家,是个“从旧营垒”杀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是一个革命家,对此,他有清醒的自我认知。他的内心始终充满了矛盾、困惑和冲突,后人的解读中,夏济安先生的话让人折服:“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

 

革命必然会导致牺牲,当革命家的人必然要忍受自己或者他人的牺牲,而鲁迅最怕别人牺牲,最怕杀人,鲁迅是个思想家、作家。后人将“革命家”的标签贴在鲁迅头上,更多意义上是意识形态的纠缠,毛泽东的三个伟大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有损于鲁迅真实的形象。鲁迅从未自认为是革命家,也不需要“革命家”这个标签给自己添色或者加持,如果鲁迅看到后世对他的各种利用和篡改,他一定会轻蔑的掉转头去。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鲁迅的精神存在已是最好的遗产,已经不需要所谓的“革命家”的角色赋予。一个留下庞大精神遗产的鲁迅足以启迪和烛照后世了。

 

鲁迅虽然不是革命家,但他是一个革命者。在我看来,革命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革命的在场性和行动性成为衡量广义和狭义的革命者的一把标尺。从广义的角度而言,鲁迅是革命者,他青年时代加入过光复会,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年后的鲁迅更多的是以作家和思想者的角色进入公共领域,他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左联等社团,他终身都在解剖自己批判专制,他是当然的革命者。但与此同时,对革命的恐惧始终缠绕着他,以至于他被创造社等作为不革命的遗老而强烈批评。在思想趋向上,鲁迅无疑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和国民党的批评者,然而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浓厚底色使得他对共产革命充满了恐惧,他对冯雪峰说的话“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不是一时之语,是对共产革命的长期观察所得。鲁迅不是一个行动主义意义上的狭义的革命者,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便认为鲁迅“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他始终坚持鲁迅的一生只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曹聚仁的评价是基于对革命者狭义的理解。

 

鲁迅是一个革命者,从他去世前不久写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对章太炎先生的评价可以看出:“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鲁迅对其恩师的评价,着重的是革命者身份的强调,对披着“学术的华衮”的一面,反倒是不重视的。强调战斗、进取、探索,构成了鲁迅革命者的生命伦理。

 

关键字: 黎学文 鲁迅 恐惧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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