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9/2017              

孟泳新:民主之寿张君劢──为纪念张君劢诞辰一百三十年而作

作者: 孟泳新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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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网络图片)

 


 

一,引言

 

1,题目的由来

 

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召开。会议期间,适逢张君劢60大寿(虚岁),各界人士纷纷前往祝贺,周恩来亲自给他献上一块写有“民主之寿”的匾额,以表敬意。按周恩来的评价,张君劢之寿,是民主之寿。张君劢等于民主,这就是本文题目的由来

  

但从1946年下半年起,为了国民大会召开和宪法的制定,中共和张君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尽管过去了七十年,对此分歧的对错与是非,以各种党派、各种思潮、各种价值观为背景的众多历史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解读,但是能够符合作为人类理性角度出发的解释只能有―个可真正称得上是正确的历史解释。

 

  

提出这样正确的历史解释,只能是从属于一种对世界社会人类理性的认识系统,并能与该认识系统中的所有对其他历史事件的历史解释共同构成一个符合完备性、合理性、普遍性、客观性的和谐认识系统。就中共和张君劢之间分歧的对错的正确的历史解释而言,从个人及众人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要解释得通,为什么张君劢在彼时彼刻会有那样的行动?之后张君劢又做了什么事?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来看,要解释得通,为什么毛泽东中共在内战结束后马上就发动镇压历史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还要解释得通,抗日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蒋介石、毛泽东、张君劢在抗战期间各做了什么事情,毛泽东在内战爆发前期有哪些诉求?在内战后对兑现了没有,为什么没有兑现?也就是说,提出这样正确的历史解释,除了要符合历史哲学下的思想史、近现代政治发展史、法制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外,还要解释得通,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它们错在哪里?中国的现状是什么?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里讲的,要解释得通,就是指合符逻辑的意思。认识系统,就是指通常人讲的分科目的科学和注重于整体的哲学下的知识系统。

   

对中共和张君劢之间分歧对错的历史解释,我在《张君劢为什么会同意民社党参加国大?》,《解放战争是非正义的》;《四评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下〕之四》,《四评〔下〕之五》,《四评〔下〕之六》,《正义战争理论在当代海内外研究的文献评述》等文章中提出了我的解释。这就是,中共毛泽东周恩来脱掉了戏装,摘去了争“民主”的假面具,露出了决意要独裁的白骨精原形,在斯大林援助下,发动了非正义的“解放战争”,夺取了政权,在大陆全面地实行了比蒋介石党国独裁还要恐怖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正是中国目前各政治派别分歧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认识张君劢、理解张君劢的关键所在。

   

我的解释也与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所看到的张君劢《辩证唯物主义驳论》跋中张君劢的自叙是一致的。张君劢自叙道,“自测中共平日信奉辩证唯物主义以统一思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独霸政权,设集中营以锄异己。我自问我自己与民社党无法与中共合作,乃本两害取轻之义,决然舍弃中共而要求国民党采用宪草以为参加国大之条件。简言之,仍回到我平日反共立场而已。”

   

故讲1946年年初周恩来的评价,张君劢之寿,民主之寿,这还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1946年下半年起,中国发生所有主要历史事件,只是周恩来和共产党毛泽东摘去了民主这一假面具所造成的,而张君劢却一如既往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阐述张君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时还是可以借用周恩来的评价。而站在毛泽东中共的立场上,胡说什么张君劢是堕落了(如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没有一丁点真实性可言。正如许德发先生在《评许纪霖著《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 》 一文中说,“在这一点上,本书作者似乎犯上「以成败论英雄」的偏颇,认为黄炎培的选择符合当时的民盟的一般意愿,其「洁身自爱」(页230)使他赢得名声,而张君劢则由于对「立宪政治的狂热崇拜」(页234),而「失足」(页237)、「堕落」(页 239)及「辜负了历史」(页281)。 ”这是其一。讲张君劢等于民主,这一命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现者、提出者是周恩来,这是其二。按政治学的讲法,民主的真谛是讲,国家实行的是多党竞争、多党共存的政治体制,共产党搞的民主集中制讲的是一个政治组织内部的组织方法,与我们讲的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民主,根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干的概念,这一点敬请诸位读者在分析问题时务必牢记之。这是其三。

 

2,我是怎样逐渐地认识张君劢的?

  

1946年我出生在张君劢的祖居,小时侯经常听父亲讲述一些张君劢的故事。

  

1986年8月6日我到达德国亚琛,进修于亚琛大学土木工程系交通工程与管理专业。在大学图书馆里阅览图书期间,我看到有关张君劢的德文和英文的资料,出乎我的意外,这些资料、特别是阅读这些资料所带来的疑惑和问题使我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研究张君劢的道路。1991年完成了博士答辩之后,我在威斯巴登一家高铁设计公司上班,把家安在美茵河对面的美茵茨。住在美茵茨的八年生活是我从一个交通工程与管理专业转向了社会科学,法学和哲学领域的时期。

  

我通过上美茵茨大学旁听、上市、州图书馆借书看书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学识和修养。我的所学所思全部是围绕着认识张君劢和研究张君劢,1997年发表的《民主中国宪法设计 》一文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主要的结果。这一段生活给我留下的主要体会是,与研究其他问题大不相同 ,研究张君劢几乎就等同于研究整个近现代中国史。愈深入研究张君劢,愈激发了我对张君劢的崇敬之心,也愈引发了我对张君劢的疑问。主要的疑问有,为什么张君劢将他的别号称为世界室主人?为什么张君劢在看问题、分析问题、求解问题时总是与其他人大不相同?他的哲学思想是来源于何家之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学会张君劢,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作出我们这一代人所应有的一点贡献?

  

又十多年过去了,有些疑问随着时间的进展有了清晰的答案,而有些疑问还仅仅找到了一点线索,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并且又出现了新的疑问,等待着我们去解决。

   

今年巧逢张君劢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年,我溟思苦索,将我在多年来的探索中已得到部分的结论,撰写成此文,以献给张君劢先贤。全文的结构可以用以下的一问和一答的形式来阐述。

   

问,张君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答,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下的近现代中国唯一的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张君劢首先是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在此意义的基础上才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中国的新儒家。这就是本文二的内容。

   

问,张君劢一生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答,张君劢一生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坚持民主立场、坚决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本文三的内容。

   

二,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下的近现代中国唯一的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

 

1,康德是怎样地定义世界概念的哲学家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 )第 二篇先验方法论第三章纯粹理性之建筑术中,这样写道

 

“自来哲学之概念,纯为一种学究的形式概念,即专就其所视为学问之性格探索,因而其所见者仅在学问所专有之系统的统一,其结果不过知识之逻辑的完成一种“知识体系之概念”。但尚有哲学之另一概念,即世界概念(Conceptus cosmicus),此种概念常构成哲学名称之真实基础,尤其在此种概念之宛然人格化,及其原型在理想的哲学家中表现时为然。就此种观点而言,哲学乃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之基本目的(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相关之学问,哲学家非理性领域之技术家,其自身乃人类理性之立法者。在此种意义中,凡有人自称哲学家而自以为与“唯存于理念中之模型”相等者,实僭妄之至。”

 

在上面的引文之前两句中康德将哲学之概念,划分为“学究概念”的哲学和“世界概念”的哲学,“学究概念”的哲学是寻求一个知识的体系,目的无非是知识的系统统—,从而只是知识在逻辑上完成一种“知识体系之概念”,实现在逻辑上的完善性,我们可称他们为“哲学匠”。而康德认为,“世界概念”的哲学才真正的地表现了〝哲学″这个术语的真正基础。在第三句话中康德先给哲学下了一亇定义,即为“哲学是关于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的主要目的之关系的科学,”之后康德从哲学马上转到了哲学家〔从事哲学事业的人),指出,“哲学家不是一个理性领域中的技术家,他本身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世界概念的哲学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

 

区别学究概念的哲学家和世界概念的哲学家,主要是看他们对哲学的理解,把哲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活动和知识系统,就是学究概念的哲学家,最多只能叫“哲学匠”而已,而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类的自由精神追求,以至善作为实践理性的最高淮则,能为人类理性之立法,即为世界概念的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

 

2,怎样来理解康德关于世界概念的哲学家的定义?

 

一提起哲学这个名词,常常使人产生一种高深莫测,捉摸不透的感觉,其实对一般人来说,他应该是再熟稔无比的。因为一般人对于他自己,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总有一些基本的看法与想法。按这种通俗的说法,这种看法和想法也可以看成是他一个人的哲学,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哲学,都有他的哲学。

   

但是我们如果把哲学当成一门学问来看,它的定义就应该比上面所讲的通俗的说法自然要严格许多。每一个人都有他对于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见解、观念与信念,不过,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些看法、见解、观念和信念是怎样产生的?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是不是合理?是否能与别的想法和谐共容?有没有和别的看法发生冲突与矛盾等等。这就表示他已经过了他反复的反省反思的思考后所产生的看法、见解、观念与信念就不只是一个随意的主张,而是有理由、有根据的。换言之,他的想法是经过反复的反省反思所得的结果。这样一来,他已经逐渐具有严格意义下的哲学了。严格的哲学和通俗意义的哲学的区别就在于严格的哲学必须经过反省反思的步骤,必须是经过反省的思考所产生的看法、见解、观念与信念。

 

单就字义来讲,哲学可定义为爱智之学。不过,由于对智慧的了解随人而异,也随着哲学派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故什么叫哲学? 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体上,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哲学定义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所进行的整体性、基础性和批判性的探究。”

 

哲学家可以从他个人的体验、经验、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的事例出发,也可以从各种科学研究的成果出发,各方面去举证,去提出他的一项哲学见解,除了原理或结论以外,还要把得到结论的过程和各种理由、证据一一交代清楚,并且还要以他提出的此项哲学见解对于不同的哲学立场加以分析与批判。当一位哲学家提出了许多项哲学见解后,他的哲学思想就不再是一两条孤立的原理,而是一个涉及广泛、结构复杂、并且具有完备性的理论系统。要达到完备性的理论系统,是难上加难的事了。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哲学至少要具有反省性、普遍性、系统性三个条件。如果现在有人问:“哲学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试着回答说:“哲学是以世界、社会和人类经验的全体为对象,从事反省的思考,以求建立一套完整而有系统的说明的一种学问。”

 

哲学是对智慧的爱好与追求,对整个存在界或是对人本身来进行探究,而这种探究首先须具有“整体性”,而不是枝枝节节的,因为哲学必须面对整个存在界和人的整体来做探究。哲学所研究的并不象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或经济学、杜会学、政治学,它们只针对某一个特定领域来进行研究,哲学本身是就整体来思考。例如,哲学研究到底什么是真理,“真理”不能说只在生物学中为真,或只在物理学或数学中为真,而是对全体人类的知识而言为真。真理的概念,涉及人类全体的知识,不能只是对某个部门的知识而言为真。

 

哲学所追问的问题也是最为“基础性”的。在其他的科学与技术可以探求人所能获取的种种局部性的知识和工具性技术,然而,象德国哲学家康德所问的:“人能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能希望什么?”、“人是什么?”等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基本的,不是其他专门性的学科所能回答的。这种基础的问题只有在哲学里才试图得到解答。

 

再者,哲学也是一种“批判性”的研究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就区分意见或信念(doxa)与真知(episteme)。真知必须对一般的意见加以批判和反省,而不能停留在一般常识所接受的意见,就这点而言,哲学的批判精神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

   

一个部门的哲学作为真正的知识必须起码具有三项特质,所谓的“合理性”、“普遍性”以及“客观性”。这三个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合理性”(rationality)意谓着一种心灵的能力,它能够提出理由、证据与论证来支持个人的信念。此种能力使我们能够从前提推导到结论、使我们屏弃成见、情欲与个人利益,使用理智来了解世界和自我。一个理性的人就是愿意用思考代替纯粹本能反应的人,他们愿意思索生硬艰涩的真理,即使那令人不悦,他(她)愿意尝试把个人种种信念做合逻辑的连贯思考,并以事实来测试其信念。就如哲学家的理解,与理性相对立的有非理性、情绪主义、激情、偏见、不加思索或纯粹习惯性的行动。

 

至于“普遍性”(universality),哲学家则意指:无论在何时、何地,对所有人都为真,而不只对我,或是我的同胞,或某一特定性别、种族、或阶级的人:哲学家们指出,一个命题要够格为真,如果它对任何一个人为真,就必须对所有人为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仍继续阅读古希腊先贤、与十九世纪德国先贤的著作之缘故。普遍性,如哲人们所理解,与特殊性、区域性、中国特色性格是相对的。

  

因此哲学家总是象世界公民、甚至宇宙公民,而不属于任何特定国家。这里就解释为什么康德关于世界概念的哲学家的定义的内涵。

   

所谓“客观性”(objectivity),哲学家意指真实对待世界真正的样子,而不是反映个别主体的内在本质,“客观性”一词显然来自“客观”(object)一词。当我正确地描述一客体,我作为观察者或发言者以一种与我无关的方式罗列出它的属性。因此,我所描述的是客体身上的实在物,而不只是主体掌握的表相而已。

 

现在,如果你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三个特征--合理性、普遍性与客观性--有所联系,至少大多数哲学家都这么想的,比如说,假使某一真理是普遍的,那么它必然出自我们的理性,因为我们都分享相同的理性,因此它就是普遍的。此外,普遍性包含了客观性,因为对所有人为真的事物绝非植基于我人主观而可变的本性。简而言之,西方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主张这三者--合理性、普遍性与客观性--彼此包含,并且也可以作为纯正的哲学知识明确的界标。

 

当从一个部门或领域的哲学发展成为整个系统的哲学时还需要注意完备性的要求。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暂且点到为至,留到下面再来讲述。

        

3,为什么说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下的近现代中国唯一的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

 

首先我们要承认.张君劢是位哲学家。张君劢第二次到德国(1920年1月1日至 1922年1月)在奥尔肯教授底下学习哲学。 奥尔肯教授是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德国那段时间里的首号哲学家。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哲学科班出身。从1930年到1931年8月被奥尔肯教授邀请在耶拿大学当客座教授(德文资料中用Gastprofessor) 并与奥尔肯教授合著一本哲学专著, 这是奥尔肯教授对异国学者给予的最高荣誉。1931年被燕京大学聘用为哲学教授,讲授黑格尔哲学。曾出版了多部 哲学专著 ,如他1957年出版其哲学专著 《辩证唯物主义驳论》。谁也不能否定他是位哲学家。

    

康德在其著作中, 将所有的哲学家分成了两类: 一类是学究型的哲学家, 另一类是世界概念的哲学家。 张君劢属于哪一类 ? 我们的命题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小命题,一个是张君劢是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另一个是,除了张君劢外,在近现代中国史中至今还没有出现能称得上世界概念的哲学家,张君劢是唯一的。对于第二个命题笔者本人仅能表示极大悲哀,如此多人口的中国人为什么就出那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我提出这一真象和事实的唯一目的,主要是想告诉众人,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一定要急起猛追才行。对于此点,只需找找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便可得知。对于第一个命题,中国从事于哲学职业的人也许可以讲不算少,但能称得上是,或讲略微能沾点边的世界概念的哲学家却是寥寥无几,也许有人会推出梁漱溟,但我们只要看看梁漱溟在1946至1949年的行为和临终时对共产党毛泽东的看法,就一清二楚了,根本上称不上为真正意义的哲学家。

     

对张君劢是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的这个问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出发来阐述,这几年我也看过几本大陆出版的博士论文,由论题质量上审视的话,从此题目出发足可出现好几名的博士来,为此我在本文中专门特意挑出,在大陆可视的将来也没有人敢碰的、有犯于共产党天条的视野角度,而在海外由于种种原因却被淹没了的视野角度--即张君劢一生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坚持民主立场、坚决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阐述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下的近现代中国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这一命题。

 

三,张君劢一生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坚持民主立场、坚决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

 

1)对共产党的天条的一个说明

  

上面讲的共产党的天条,也就是中共的命根子,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的张君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决批判是毁灭性、彻底性、并且又是理性的否定。自然.历届执政的共产党时常出现将其天条随意地扩展的现象,这种排他性原则上的随意性,也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举个例子说吧.象被共产党驱除出中国的学者张博树,他在《中国批判理论建构十讲》 就讲,共 产党开始的革命理念有很真诚的一面,是后来产生了历史性的悖谬。在(第 1 讲)中他说,“ 因此,重要的是,需要 在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在理念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在理念和权力结合后发生的变异中, 在理念,和实践不断发生的冲突中去理解共产党的历史 说得更精确一点,是在理解共产党 的整个奋斗史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它的演变史、衰败史。共产党的整个演变过程的确有一 个重要现象,一个最基本的矛盾,那就是它建党之初、建政之初的理念的真诚性和它在后来 的演变中越来越充分暴露的体制的荒谬性、悖理性、反文明性,这两个之间构成了矛盾。共 产党开始的革命理念有很真诚的一面,但是经过几十年演变到今天,不管它自己的意识形态 如何讲,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客观上为权贵资本提供保护的体制,一个新的“官僚资本 主义”的体制,这个体制和它原来的理念,1921 年建党的理念之间发生了很大的、翻转性 的变化。这样一种悖谬的存在是当代中国史上非常深刻的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悖谬。”他立志“要做的就是从学理上来研究这样一种悖谬如何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既坚持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同时也满足了中国建设一个民主社会的价值需求。”我在这里也由衷地希望,张博树在他的探索的道路上能取得进展。但也应该毫不含糊地向张博树指出, “共 产党开始的革命理念有很真诚的一面”的这一假设,(也许有许多人还是不认为是假设,而是真理,这就是我与这些人之间分歧所在。--笔者注)是有违于中国近现代史史实的。

   

总之,张博树还是认同于共产党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对1949年后共产党的演变表示他的异见而己,却遭到共产党的不容。可想,在大陆如果有人要提出,驱除马列,并以此作文,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们讲的共产党的天条,如果更精确地讲,是共产党的天条中核心的核心,也就是马列主义。

   

辛灏年提出了驱除马列的口号。这就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最本质的关键之处。驱除马列的确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说起怎样用驱除马列为最本质的关键,或者简单地说用驱除马列为纲,来分析近现代,直至当前在中国和中国民主运动内部的各种思潮,讲起怎样来分辨各种思潮和它们之间的批判与反驳这类问题,我们还是从人是怎么地认识世界这一个更为原始的问题讲起。

     

2)人是怎么地认识世界?

  

“对于人所看到的一切,人总是要作出他的解释。我们就把人对其观察的对象所作出的陈述、判断称为假定或假说。假定或假说还不能说是对观察的对象的有把握的解释,而仅仅只是一种猜测性的解释。如果某假说是一般性普遍性的判断,并且这样的假说若被证实了的话,我们就称它为定律。由许多定律概括升华而成、更具普遍意义的定律系统,我们就称之为理论。”

   

“我们常讲的理论这词译自于英文中的theory,德文中的theorie,等等,它也可译为学说,而英文德文等西语中的理论这词都源于希腊语的theorein,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观看、观察、思考。理论的原始的基本涵义一方面是指对客观事物以及对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的观看与观察,另一方面是指通过思考所获得的或通过经验所获得的知识。”

   

“开普勒定律仅适用于太阳系,而更为普遍性的万有引力理论适用于一切物体之间。理论一般具有以下的六个方面的应用可能:解释现象,预测未来,创造开发技术或制定改革方案,对现有的社会或观念的批判,检别其他理论的正确性,创造新的理论。”(以上引自于孟泳新:《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淮》)

   

如果能把许多不同领域中的理论进一步地概括升华、使之成为在更大领域内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系统,我们就称之为系统理论、或学说、主义。这时对此系统理论的合理性、普遍性与客观性,特别是系统的完备性的要求也就越高。

   

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完备性的问题。罗素, 怀特海这二位“强强联合”的著名哲学家耗时约为十年,著作 《数学原理》的初稿终于于1910年完成。《数学原理》不是逻辑主义的奠基之作, 却是它的高峰之作。由于篇幅浩繁, 罗素将手稿装了两个箱子, 雇了四轮马车运到剑桥大学出版社 。 出版社对出版这部巨著的 “利润” 进行了评估, 得出一个很不鼓舞人心的结果: 负 600 英镑。剑桥大学出版社愿意为这样的巨著赔上一些钱,300 英镑。 在罗素与怀特海的申请下, 皇家学会慷慨解囊, 赞助了 200 英镑。 但最后的 100 英镑 只能摊派到罗素和怀特海这两位作者头上, 每人 50 英镑 (相当于 2006 年的 7,000 多美元)。 但罗素和怀特海对此深感自豪, 在向皇家学会申请赞助的信里, 特别强调了这部书的精确性 、 推理的缜密性 以及内容的完备性 。

      

但过了二十一年,1931 年,奥地利人哥德尔 (Kurt Gödel), 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 题为 《论《数学原理》及相关体系中的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题》 , 给出了著名的为后世称作之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 它表明像《数学原理》那样的体系假如是自洽的, 就必然是不完备的──即存在一些无法证明的真命题。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数学原理》起了颠覆性的冲击。可见,完备性 是何等的不易啊。

   

联想到大陆这几年连续搞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理论、胡锦涛理论、习近平梦理论,那表现出共产党人对什么叫理论的认知与理解,是何等的幼稚和可笑。

   

“可是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同一个客观事物、同一个客观事件、同一个客观现象,常常引出有许多种互相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的理论,它们对同一个客观事物、事件、现象都作出了它们的各不相同的解释。举例说吧,对于同一个太阳系天体运动现象,就有地心说和日心说二种迥然不同的理论。由此就构成了一个理论对另一个理论的论战,质疑、批判、反驳。可以讲,正是这种一个理论对另一个理论的论战、批判与反批判使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修正错误,不断接近真理。”(引自于孟泳新:《质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淮》)

   

3)张君劢一生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如果我们都真诚地诚信地以驱除马列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的话,就应该以驱除马列这一原则作为我们审视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首要标淮,以一贯之地去评价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出现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每一个历史事件。   

   

那我们就从驱除马列这一维度来思考我们的问题吧。我们就要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谁第一个提出,“反对中国走列宁的道路,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谁“反对中国走列宁的道路,反对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的”提的理由最充分、最全面、最激烈、最有深刻、最富远见性呢?我们坚持认为,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张君劢。

   

张君劢以世界公民的身份自居,故特将他的别号称为世界室主人。这当然是我们认为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下的近现代中国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的一个重要证明。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所在,因为世上有太多太多名不付实,言行不一的人。我们主要的是看看,比比他的一生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张君劢一生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坚持民主立场、坚决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张君劢以康德哲学为依据,在中国人中1920年就发表了《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是中国人中全面清醒识破列宁主义的第一人,一直到发表他的哲学专著《辩证唯物主义驳论》,正如在该书中他说的,“我之所以晓晓,诚不愿吾六万万同胞随苏联而殉葬也。”

   

下面就张君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言论分门别类地精选如下:

 

1.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致命的缺陷之批判: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讲人性,不提人道,蹂躏人权,剥夺人民自由。

  

从1919年至1921年旅欧三年中,张君劢大部分时间居留于德国,他有机会先后拜访了考茨基,伯恩斯坦,夏特曼等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政要员。张君劢曾访考茨基于病塌,考茨基告诉张,“ 对于剥夺人民自由的苏维埃制,绝不能赞成。”(参见张君劢《1919年至1921年旅欧途中之政治印象及吾人所得之教训》页21)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失于法律主义。

   

在1920年7月15日出版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期上发表了张君劢《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一文,在写给张东荪的第二封信上,张君劢说,

   

“ 仆(我,自称)于德、俄革命以左之右之者,不在其社会主义之实行,而在其取采之手段。仆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之一人,故对于蓝宁(即列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

   

“自原则上言之,两国革命之异点,可以法律手段与非法律手段衡之。然其实际尚不止此,条举之如下:

 

(一)俄蓝宁(即列宁)革命成功后,解散国民会议而以全俄苏维埃代之,德于革命初期虽召集苏维埃,其后废之而代以国民会议。

 

(二)俄之苏维埃限于劳动阶级(详细见拙译俄宪法);德之国民会议,一切国民均有选举、被选举权。

 

(三)俄之代表机关,为一阶级所占之苏维埃;德之代表机关,为国民会议,此外辅之以苏维埃,得参与立法。

 

(四)俄之土地国有,工业国有,由苏维埃认可,不出赔偿而强征收之;德宪法上亦认国有主义,然其施行方法由议会议决,且采取赔偿主义。(大要如是,亦有例外,详《宪法评》。)

 

(五)蓝宁(即列宁)政府抱持数十年来社会党不与资产阶级合组政府之大义;德革命之初,以多数派、独立派组织纯社会党内阁,其后独立派出阁后,多数派与其他资产阶级合组混合内阁。

 

(六)蓝宁氏(即列宁)以为在革命后之过渡期内,对于资本家之参政、集会、报纸,应加限制,故施行贫民专制;德则无此状态。

   

如是,废国民会议也;选举权限于一阶级也,苏维埃政治也,国有政策之立时施行与非赔偿主义也,不与他党合组政府也,在过渡期内施行贫民专制也,此俄国革命之特点也。召集国民会议,选举权普及于国民也,议会政治也,国有政策之非立时施行与采取赔偿主义也,与他党合组政府也,无所谓贫民专制也,此德国革命之特点也。凡此蓝宁(即列宁)所行而德所不行之六端,《民国》记者而一一主张之,且持之为今后进行之纲领,则庶足以自附于蓝宁(即列宁)式之革命家矣。”

  

“国之所以立,必赖法律,苟无法律,国且不存。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从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而国必乱。诚以今日吾以强力推翻人,则明日人亦得以强力推翻吾。如是两相推翻,虽有利国福民之美意,亦且变为祸国殃民之暴举矣!公尝有语,今后革命家之所以辨者,厥在红色主义与法统主义。此正吾之所为斤斤者。此自法律统系上,吾不敢歌颂蓝宁(即列宁)式之革命者二也。他若财产之没收也,贫民专制之施行也,彼自有其特别之动机,然按之法治主义之大原则,无不相叛谬。”

       

“于是各国社会党有两说焉;一曰鼓动国民,求议会多数,然后本多数后盾以组织政府而实行革命;二曰以暴动手段夺取政府而实行革命。前者所谓议会的政略是也,后者所谓革命的手段是也”。

      

“德以偏于议会政略故,失于社会主义,而得于法律主义;俄以偏于革命手段故,得于社会主义,而失于法律主义。此二者之不易折衷,彰彰明甚。即后有继起者,恐亦难逃德、俄之往辙也。”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一丝一毫之道德元素。

  

张君劢于其1957年12月出版的哲学专著《辨证唯物主义驳论》,这也是中文世界中至今唯一的一部全面批判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专著,文中他说:“马氏恩氏之学说认物质生产状况,所以形成人心中之所为道德观念法律观念,彻底言之,不承认有自主性之道德,亦卽不承认有不变之道德。良以一切观念由物质之反映而来,则案有人心中自发之观念”。“然吾人读康德氏书者,知道德概念不在纯粹理性之中,而在实践理性之中。如恩氏在知识中求所谓道德,正所谓缘木求鱼也。”。又说:“吾可以告国人者,马氏恩氏之书,吾读之有年矣。马氏恩氏之行文,善于列举一堆事实,使读者不知不觉中与之俱化,而忘其所以立说之详细内容,并其漏洞而忽之。德人崇拔脱氏著《社会主义运动》一书,始发现马氏学说中无一丝一毫之道德元素。列宁同意于崇氏学说,且引伸之曰:“我不能否认崇氏所言之公平,卽马克思主义中自始至终无丝毫伦理观念。自理论言之,将伦理观点隶于因果律(卽科学知识)之下,自实际言之,将伦理观点化为阶级斗争。”列氏此言可谓为马克思主义内容之最扼要之说明矣。虽然,人类数千年之一部历史,与今后改造之大计划,仅此因果律与阶级斗争二者足以尽之乎。在此科学大昌之日,人人读书求知识,自然以书本上所说者为万能,至于自然流露之孝悌忠信仁义礼知等道德观念之即无迹象可见与隐微难见者,自为人所忽,况一经否认以后,而人更不觉其非是矣。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戕贼世界人类者正在于此,为国人所不可不知也。”

    

张君劢讲,“吾人所以生存,所以朝夕共处,岂不曰人类社会焉哉。其间有大小范围之别,曰世界曰国家曰社会曰家庭曰个人。此大小不同之团体或单位之所以相维系者不外乎道德。佛教之慈悲,耶教之爱人如己,孔孟之仁义忠恕,指世界上人与人之相处应如是也。其对国也曰爱曰忠,言人对于其所属之国应如是也,其处社会之中也,曰个人分业合作,其为个人也,曰独立自尊曰自爱曰立志。凡此云云,古今东西之所习见习闻,无新奇可喜之议论。乃自马克思氏起,所鼓吹者,曰改造今日不平等之社会以成为无阶级的社会,其理想甚高,因得人之赞同,然其所谓历史的唯物主义,乃根据科学知识,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之公例如是。此根据科学知识所得之社会公例,为人类行为之淮则,并为谈社会改造者所应共守。此马氏所言之背后,有其隐伏之意义,第一、改造社会,但凭知识,第二、所谓知识知马氏唯物史观为正确,馀派皆伪,第三、为达目的故,可不择手段以为之。因此马克思主义之党徒所采者,为残暴、残酷、毁灭人性之举动。改造之实效未收,而人道大苦矣。简言之,马氏学说中将道德元素清除尽净,实有以致之也。”而“列宁氏曰,除共产党从事于阶级斗争之际应守铁的纪律外,无所谓伦理与道德。”

 

2.张君劢反对专制独裁。

 

“张君劢在德国留学时就反对专制独裁,认为一党专制是“制造革命、酝酿混乱”的根源。他将一党专制的危害概括为四点:一是专政不许旁人反对,政策易反复;二是专政无国法上之根据,易起国内武力之争;三是专政不知责任之所在,导人于无耻;四是专政下之民意出于操纵,人民政治能力无发展之可能。所以只有废止训政,“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才是建国之出路。同时他也深信拉斯基所说: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只能是“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他在《政治学之改造》中说:中国以往数千年来政治权力转换之所以采取朝代更迭的模式,其背后的动因在于凭借武力解决利益冲突。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所以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也;而“理性政治”的核心则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所以,“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引自于岳庆平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思想》)

 

3.马克思列宁主义蹂躏人权。

   

1944年,张君劢在《两时代人权运动概论》中说:俄国革命后无产阶级专制政权的建立和德意日法西斯对人权的蹂躏,是世界人权运动史上的一大挫折。苏俄剥夺人民自由,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对此人们未尝不予以谅解。其后法西斯主义变本加厉,西欧数百年之人权保障与民主政治,扫地尽矣。中国人权运动既不能以西方近代的人权思想为鹄的,专重于个人自由;也不能以今日社会主义思想为唯一依归,偏向于社会权利和集体权利,而忽视个人自由的保障。中国应“合此二者以毕其全功于一役”。鉴于英美无经济民主,但有政治民主,人民能投票,较易过渡到经济民主;而苏联虽重视人民生活保障,但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不允许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很难实现政治民主。所以张君劢在《民主社会党的任务》中提出:天地间最宝贵的事情“莫过于把人当人”,而“苏联不尊重人权,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则为我们所不取”。(引自于岳庆平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思想》)

 

“民主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的决定国家一切重要决定,国家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只有由人民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不能由别人来越俎代庖。即国家重要政策的决定,如果由人民有权参加,就叫做民主,不然,就不是民主。民主给予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是不能被践踏的,这就是人权。民主离不开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张君劢:《民社党的任务》194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 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一201页。)

  

4.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宪政。

  

张君劢在《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中说:“吾国之语曰:民为邦本。西方之语曰:国之主权在民。然民之所以为民之地位,苟在国中一无保障,而期其成为邦本,期其行使主权,盖亦难矣。”只有政府首先对人民享有的不可移让的权利给予切实保障,才能使人民养成独立人格,保证人民作为邦本有能力真正行使主权。“惟有在此方面着手,而后宪政乃有基础”,犹如造屋之应先有石脚,治水之应穷其源头一样。

  

1946年,张君劢在《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中说:“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入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

  

1947年,张君劢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中说:“在帝王专制的“一权政治”时代,一切大权如立法、行政、司法统属于一人,其权力是无限的,个人自由毫无保障。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但在现代一党统治的国家中,“一权政治”照样存在,因为执政党的地位在三权之上,其所作所为同古代专制帝王一样。由于“一权政治或三权混合之政治最容易剥夺人民自由”,所以“三权分立或司法独立之学说,到现在还有提倡之必要”。”(以上引自于岳庆平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道路思想》)

  

 5.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非哲学学说,乃教会中之教条。

  

张君劢于其哲学专著《辨证唯物主义驳论》中说:“马氏恩氏列氏哲学在俄、中两国,今已达于至尊无上之地位矣。”

   

“马氏之学说异是,辩证唯物主义也,地主与资本家之罪恶也,无产阶级之为宠儿也,无阶级的社会也,为其社会改造计划中之柱石,一定不可移易者也。实则马氏受犹太教与耶教之影响至深,所以构成其思想,自有其宗教背景,故其自信甚深,强人从己之念至强,俨如教主之所为而已。英哲罗素氏于西方哲学史中论亚格斯丁一章耶教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之各端互相比较,对偶之巧,无有过于此者。兹举之如下:

耶和华        ——辩证唯物主义

弥西亚(救主)——马克思

宠儿        ——无产阶级

教会        ——共产党

第二次来    ——革命

地狱        ——对于资本家之刑罚

幸福万年    ——共产大同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

读此一表者,可以知马克思主义,非哲学学说,乃教会中之教条,所以悬之以招来信徒,排斥异己。耶教自称其上帝有嫉妒性,但许其皈依于我一神,同时不得信仰他神,古今富于排他性之言,莫过于此,而马氏其继起者也。”

  

“然共产党恃其宣传技术,以夺取政权,确有过人之处,其即得政柄,则高踞人民背上,把持一切党、政、军、文化大权。名为人民民主,然操最高权者独有共产党,名为普遍选举,实则只有共产党有推选候选人员之权,名为有言论自由,其稍持异见者或禁止出版,或免职,或公开认错。”

  

6.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发展史观,乃乌托邦派之尤者矣。

  

“此段文字,马氏之唯物史观之理论尽在其中。第一、物质至上,精神或曰意识由之导,引而出。第二、人类生活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之决定。所为生产力,卽生产工具,工人,工人技能,所为生产关系,卽政治与法律规定。第三、生产工具常在转变中,生产关系亦随之转变。第四、生产力变后,与原有之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因之社会革命以起。第五、新生产方式之条件,孕育于旧社会之胎中。第六、因生产力之进步,乃生五种社会生产关系:(甲)原始公社(石器弓箭时期);(乙)奴隶制(金属工具);(丙)封建制(手摇纺织机);(丁)资本主义(蒸汽机);(戊)社会主义(大规模之机械化工业)。逮乎社会主义之实现,马氏以为人性大变,敌对之社会永不複现。吾不知此第五种社会尚未存在,马氏凭何种客观情况而作此结论。此真可谓乌托邦派之尤者矣。”

  

7.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害社会国家更有三端。

 

“虽为马氏等哲学之为害,不仅有所蔽而不见已焉。其为害社会国家更有三端,第一曰武断的教条,第二曰暴虐的体系,第三曰狂妄的摸索。”

  

“呜呼!即名曰哲学曰理论,必其中真有条理,说出事之所由来与理之所以然,合事实,逻辑,与历史经过。倘孤行己意,以武断方式,规定若干条而昭告天下:“自然界,社会,与思想发展与行动之总原则在是矣。”即不许旁人辩难,自己又不能言之成理,乃曰顺之者生,逆之者死。此则与穆罕默德凭一部可兰经一把刀以推行回教者正先后一辙矣。此则辩证唯物主义之所以为刑书,不得与哲学同类而并观也。”

  

“自马克思目击黑格尔氏以其学说为普鲁士王室与耶教张目,乃移其仇视黑氏之心理及于一般唯心主义者。然考之近代哲学史,本理性主义及思想自由以与教会及于专制政府抗争者,大抵出于唯心主义,良以其尊心灵之活动与良心之命令,其赴汤蹈火之精神,较常人尤为勇决。故谓近代史中争宗教自由与政治民主者出于唯心主义学派无不可焉。列氏称唯心主义为反动,可谓开眼说瞎话矣。”

   

8.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莫过于恐怖主义。

  

张君劢于其专著《辨证唯物主义驳论》中回顾了他留学德国的历程,他写道,“吾自一九一三迄于一九三二年游德三次,除治康德与倭伊铿哲学外,注意于德国政治,我在德国革命后常与马氏恩氏之同志如哥孳基氏(即考茨基──笔者)往还。二氏同信奉社会主义,未闻其要求党员与人民思想之归于“一齐”“一轨”如苏俄所为者。哥孳基氏(即考茨基)号为正宗派,其议论与马氏有出入,至于柏恩斯坦氏(即伯恩斯坦)持修正主义者更无论矣。此思想之自由,所以求学术与政治之植根深固。反是者以命令行之,以刑罚随之,安得不归于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者欤。何也,独立人格即丧失,附和雷同而已,随班逐队而已,安有思想可言哉。”

   

苏俄革命初成之日,德国社会党理论家哥孳几氏(Kautzky)(即考茨基)著《无产专政》一书以评之,列宁氏予以反驳,详见其于《无产革命与奸细哥孳几氏(即考茨基)》一书。列氏引证马克思赞成专政之语以攻哥氏(即考茨基),哥氏(即考茨基)据马氏民主之论以难列氏,自两书文字言之,两人各以老祖宗为护身符,似乎各有根据,然西欧各国社会党对民主信仰,不因列宁氏一时之煊赫而有所动摇,显然也。

 

哥氏(即考茨基)曰:“革命的政党(revolutionary party)与制造革命之政党大有区别。革命非可以人力造成,乃社会的经济的行曆之自然效果。吾人诚知吾人之目的,覅额革命无由达成,然革命之成熟也非人力所能止,其不成熟也,非人力所能强之使至。”

 

或者询哥氏(即考茨基)曰:“革命须有不可免之势,然其实行之法如何?没收私产乎?给以赔偿乎?定一整套办法乎?或以零星方法为之乎?”哥氏(即考茨基)答曰:“此事应决之于最广大范围之民意与一切争议之和平解决。”

 

哥氏(即考茨基)又曰:“社会主义所求者,为工人阶级之幸福与自由。此目的可以国有得之者,吾人赞成国有,反之,国有政策不以此为目的,吾人反对之。民主者走向社会主义最短最稳最不费力之路,同时为造成社会主义必要条件之最好工具。民主与社会主义二者交织以成为一体者也。

 

‘鲍雪维几(即布尔什维克)最应负责者,莫过于其恐怖主义,始之以出版自由之废止,继之以屠杀,此为最显著最令人厌恶之事。个人对于鲍雪维几(即布尔什维克)之怨恨由此而来。’”

 

9.民主为政治不可一日离之基本。

   

“西欧社会党深知民主为政治不可一日离之基本,故从未有专以夺取政权为事,而不遵行民主轨道者。”

   

“英之工党亦以国有政策为号召,宁可与保守党更番执政,彼此各有或因或革之自由,其政策之善者,他人仍之而不变,其不善者虽被修改而他日自有再提出之机会,如是社会主义乃为可久可大之业,非少数人所能强行,亦非少数人所能废止矣。所谓从民意合人情者此之谓也。政权之得丧,即以民意为归,人民多数归我也,我由之以行其道,人民而不归我也,我且鼓吹其所信以待将来,卽有政见异同,亦听之党员多少数之从违与人民之意旨,何至以思想异同为敌友之区分,更何至以牛毛茧丝之哲学意见为政策成败所系之关键者哉。如是西欧与俄国社会革命之所以异,亦曰用心之公私而已,惟其公也,自无党派之压迫,言论之限制,同党之相残与哲学思想异同之争,惟其私也,处处以他人之反对为虑,猜疑也防范也,特务也密报也,无一处非荆棘之场,而人道乃大苦矣。”

  

10.辩证唯物主义之为害人世者,有七条。

   

“辩证法之为害人世者,应举而出之:第一、但知有物不知有心有精神。”“第二、但知有物之变而不知有物之常或曰不变。”“第三、但知有斗争与对立,不知有和协与相容。”“第四、但知有阶级而不知有个人。”“第五、但知有革命而不知秩序维持之可宝”。

 

辩证唯物主义之他种缺点见之于实行方面者,第一、哲学与党派并为一谈,由列宁氏昌言之,而其祸见之于托洛斯基氏布哈林氏之案件。”

 

“苏联自革命成功,其立国之大原则为政治不离哲学,哲学不离政治,意谓一为行动一为思想,行动之错误,由于思想之错误,思想之错误,导人于行动之错误。二者关系之密如是,其结论为信奉共产主义者,不能不信守辩证唯物主义,即信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不遵共产主义而行动。然二者背后更有为之指导者实为共产党,惟共产党能暸然于社会性质之真理,而社会中之各部分,不离乎阶级性,即社会有阶级之分,卽哲学家之理论中,有党于贵族者,或党于中产阶级或党于无产阶级者。此哲学之所以有党派性也”。

 

“哲学党派性之论,以列宁氏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流传较广,世人每推之为列氏所首创,实则此言早已发自德国青年黑格尔学派之间。”

 

“第二、将哲学与行政政策并为一谈,乃以孟特尔定律为非,米秋林(即米丘林)主义为是,其结果为李森科之罢免。”

 

一个的说明。

 

凡是受大陆共产党灌过脑的人,在思考问题时必然在形而上的问题上有个难解的疑惑,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哪个对?哪个错?因为定义上讲了,唯物主义是认为,先有物质,后有思想。而唯心主义是认为,先有思想,后有物质,或认为先有上帝,后有物质。我从中国初到德国时也时有如此的疑惑。欧美国家许多科学家又都信奉上帝,难道他们连先有人类后有宇宙还是先有宇宙后有人类这样简单的问题也没有搞通吗?通过读了张君劢的书后才算彻底搞清楚了。原因出现于,我们将物质精神先后问题与知识如何构成问题,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而引起的。另外,一听到唯心主义,就马上想到这就是错误,是反动。请看看张君劢的文章吧。

   

“辩证唯物主义者所持以驳难唯心主义者每曰几十万年以前世界“未”(笔者所见的文本,为“本”字,百思而不解,上下文不通,后疑“本”为“未”之误写也,方能解释通也。故在此说明之。────笔者注)有人类,先有物质,又物质发展乃进而有生命有心灵,即已物质先在而生命与心灵后起,因此生命与心灵应凭物质以解释之。西欧认识论所讨论者为科学知识从何而来,其知识何以可靠,此项知识即为人所发现,自然其中一点一滴不离乎觉与心,意谓科学知识由心造成之也。倘考证物质与精神由来之先后,此为二者之历史问题,不在认识论范围之内,强以物质精神先后问题与知识如何构成并为一谈,此乃无的放矢之言也。况乎生命即属后起,而此后起之现象,又自有其规律,非物质所能解释,因此西方学者认为生命源始乃一种不易揭穿之秘奥。倘苏俄共产党就物质先在之说,进而证明生命如何由物质而来,且受物质规律之支配,乃至心灵活动中知、情、意三者,亦能作同样之解释与证明。”

       

四、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本文重点是讲述和论证这样的命题,张君劢是康德意义下的近现代中国唯一的一位世界概念的哲学家。

   

张君劢以康德所提议的世界公民身份自居,自称为世界室主人。他的一生行动以“负起四千年重担,辨明全世界向力”为淮绳,去践行理性,能为人类理性之立法。

       

已经告别了的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发展有三件大事,一是全世界的人权的普及和发展,各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二是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发展、暴虐,直至全部灭亡。三是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叫共产主义的兴起、发展、暴虐全球,直到其主帅及大部分主力全面崩溃,现残仅存中共等几个,已经群龙无首,也不辨方向,再也不成气候了。在中国与中共毛泽东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张君劢是最早站出来、旗帜最鲜明的一位哲学家,在与两个既有共同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程度不同的党国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他最全面、最激烈、最深刻、最富有理性、最讲究策略。

    

张君劢一生推荐,中国应该走如同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张君劢一生推荐,中国应该实行宪政主义。

    

张君劢一生推荐,中国应该复兴新儒学。

    

张君劢曾在印度讲学两年多,与日本、印度、缅甸、印尼等各国社会党均有密切交往,1967年以八十二岁高龄还应李光耀之邀,赴新加坡讲演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张君劢不亏是一位康德意义下的世界概念的哲学家。  

    

由于本人的学术水平有限,加上掌握的资料极为可怜,此命题的论证远远尚未结束,但本文只能到此搁笔。

  

 

 

关键字: 孟泳新 张君劢 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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