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2017              

朱欣欣:中国为什么需要“共同体精神”

作者: 朱欣欣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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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精神(网络图片)

 


 

岁末年初,前所未有的雾霾笼罩中国,但回望2016,越来越清晰的是官民对立日益加剧的局面。雷洋之死,让无数装睡的人惊醒;贾敬龙之死,显示中共对民间反抗决不妥协地“亮剑”;而继续上一年709以维权律师为重点的迫害,中共完全撕下了“依法治国”的所有伪装;《炎黄春秋》的夭折,粉碎了许多人残存的一丝改良幻想……

 

2016年,是当政者向国人全面开战的一年,从精英到底层,从体制到民间。全面的危机导致当政者的全面恐惧,全面疯狂。

 

2016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具有标志性的一年,推墙而不是修墙,已成为普遍的“革命”共识,中共“亡党”已成为普遍的精神事实。

 

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唯一最大的红色帝国,其死亡的倒计时已进入加速阶段。值此关键时刻,无论推墙的需要,还是对于后共产时代的建构,在中国尤其是民间社会培育“共同体精神”,显得愈发重要。

 

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使中国缺乏多样化、跨阶层的民间自主组织,精英与底层相分离,民众个体碎片化,呈现出或草民式的一盘散沙,或暴民式的洪水恣肆,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文化心理、规则意识、行为方式是同构的,都共同奉行暴力与厚黑的政治规则。即使是某些民间组织,也是囿于血缘、地缘、行业、阶层等熟人的同一体,其封闭性、等级性难以培养平等合作精神,无法孕育和发展宪政文明。

 

上世纪下半叶,随着大陆沦陷极权社会,民间传统的同一体也不复存在,代之以官方奴役性的“集体主义”。毛后时代,随着自由空间的有限扩大,个人意识觉醒,官方几十年来倡导的所谓集体主义走向衰败。但是,一方面,许多人的主体意识尚未完全树立,更多的是下半身的“解放”;另一方面,集体主义衰败后留下的真空,虽然使当局失去了社会动员力,但社会也缺乏有机化,民间的组织程度很低。这样在政治高压和道德腐败的双重影响下,学者所称的“社会溃败”在所难免。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引进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生活方式,是西方民主宪政的结果,但被包括知识精英在内的国人误以为是实现民主宪政原因。这种所谓中国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由于缺乏制度保障,无论精英还是底层的个人抗争,甚至八九民运的一时群起,都无法完全与自保,更多的变相成为许多人犬儒主义的伪装,难以承担民间社会的整合与建构。

 

如果说在原生宪政的西方,基督教教会等自主多样的民间组织,通过传承信仰、整合思想和民间自治,在孕育和巩固民主宪政中发挥了基础作用;那么在希望通过模仿实现派生宪政的其它国家,尤其是缺乏制度性宗教传统的中国,除了进行普世价值的启蒙,在具体实践中,各阶层更多地应通过寻找利益共识,在法制层面围绕实现“公平正义”进行博弈,培养合作共赢的规则意识,超越成王败寇的传统,这就需要通过发展自主性、多样化的民间组织,培养“共同体精神”。“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的一切学问的发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640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与压迫和牺牲个人权益的“集体主义”不同,以自愿自主为基础的民间组织“共同体精神”,对内应体现为平等性、合作性的民主精神,即组织成员目标一致、寻求共识、遵守制度、民主管理、权利平等、分工合作。对外应体现为独立性、包容性的共和精神,即自主组织、平等交往、求同存异、互惠互利、适当妥协、合作共赢。

 

“共同体精神”能够完善个体自由。任何个体自由的社会实现都离不开人际关系,只有在团体中,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才能深入,个人自由的自控能力得到操练,个体自由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展开,个体自由与共同体命运相互依存的关系得以建立,理想主义与现实精神相结合,走出徒具精神审美的个人英雄主义政治浪漫。

 

“共同体精神”能够培养公民意识。一个自主平等的共同体是培养公民意识的良好平台,在自主管理、互助合作中,认识人性的有限和幽暗,能够谦卑和审慎,从而警惕人性中的专制因子,防止任何激进的乌托邦冲动,避免将民主理想化、偶像化。同时,克服自我的狭隘自私,增强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公益心。在共同体中学习公民结社,为参与地方自治和国家治理打好基础。

 

“共同体精神”能够培养规则意识。一个社会法治公正性的确立不仅与制度相关,更需要坚实的民情基础,法治精神背后的规则意识是文化传统积累的结果。相比专制社会的人治,民主社会由于国家治理和民间自治的广泛性,决定了其“高法治要求”,需要精英和民众都具有很强的规则意识(这是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度夭折的原因,是许多派生宪政国家遭遇坎坷的教训,中国民运组织的内讧也是反例)。而在缺少实践机会的当下,通过“共同体精神”培养民众的规则意识,不失为一种选择。民间组织培养起来的规则意识,有利于社会转型和未来的宪政治理。这个过程虽不能一蹴而就,但不可或缺。

 

应当说,近年来,互联网等现代科技对官民双方都提供了支持,但官方在博弈中明显居被动的守势。目前,自主多样的民间共同体尚不发达,尤其是的政治性共同体尚处于初级阶段,有虚拟松散的网络组织,有半组织化的团体,也有少数公开的结社组党。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其它性质的组织,民间组织的专业性和丰富性都与快速发展的形势极不适应。伴随一个腐败体制的崩溃,更艰难缓慢的的是新制度、新社会的恢复与重建,我们首先要有发展自主多样民间组织、培养“共同体精神”的紧迫感,可以说,任何有志于参与未来民主中国建设的人们,都应从现在开始,主动通过建立自主多样的民间组织团结起来。

 

习近平上台以来,企图通过“中国梦”包装民族主义,复活“集体主义”,重新扎紧国人的精神牢笼,事实已经证明其破产。新年伊始,习近平赤裸裸地提出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并强调要“放在第一位”。大限将至,其言也哀。从中可以听出赵家人日益孤立的焦虑。为此,我们更要积极发展自主多样的民间组织,培养“共同体精神”,在专制的缝隙中培育民间社会,如同当年东欧的“第二社会”、“第二文化”。这样,无数民间组织以独立的“共同体精神”进行非暴力不合作,必将形成强大的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力量,中共无论怎样穷尽中外厚黑,终将葬身于孤立、腐败与维稳崩溃之中。

 

2017年1月15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关键字: 朱欣欣 中共 雾霾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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